关于贾谊，毛泽东写过两首诗。一是《七绝.贾谊》：“贾生才调更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意思是：贾生的才情、才气、才能在当时无人可比，他以极其哀伤悲痛的心情写下吊屈原的千古文章。梁王坠马而死不是特别了不得的事情，哪里用得着哀伤至死的地步。萧飞则认为，也许，梁怀王不死，贾谊同样会早早地死去，他是因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不到实施而死。坦率地说，在中国古代，像贾谊这样性格的人是很不适合为官的，不知变通，不会观色，太过直率。但不能为官，又如何做事，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结。结不解，沉积在胸，死期也就不远。(香港《大公报》)
毛泽东对贾谊“世无伦”的才华十分赞赏，对其怀才不遇、仕途受挫、未获重用、早亡，非常惋惜;同时对贾谊那种自伤、脆弱、愚忠、迂腐的性格作了委婉的批评。毛泽东对梁王坠马而死认为是平常事，对才华绝世的贾谊因“梁王堕马”而哀伤早逝则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之情。
毛泽东还写了一首《七律·咏贾谊》的诗：“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在这首诗里，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
毛泽东25岁那年，写诗送罗章龙东行，诗中有这样两句：“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这里的屈即屈原，战国楚人，遭谗被放逐时写出的《离骚》，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抒情诗，是楚辞的代表作。贾指贾谊，西汉初年洛阳人，汉文帝时任太中大夫，遭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迁梁怀王太傅，所著《治安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策论，所著的《惜誓》《吊屈原赋》《鸟赋》成为楚辞的一部分。
毛泽东崇尚屈原、贾谊的才志，终生赞扬。他对屈原、贾谊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以诗表达了对屈贾的惋惜之情。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以历史人物为题的，仅有四首。其中，写屈原、贾谊的占了三首，为贾谊写了一首七律、一首七绝，这在历史人物中乃是仅见的殊荣。他大概是看重这位英杰政论文章的气度、才略之不同凡响吧。毛泽东不仅仰慕屈原、贾谊的才志、人品、情操，而且对屈原投汨罗江而死、对贾谊英年早逝，倾吐了深深的惋惜。
贾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十八岁时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年二十余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诸律令所更定，乃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后来，贾谊还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就是《七律·咏贾谊》中所写“少年倜傥廊庙才”，“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如何评价贾谊?贾谊仅活33年。22岁时被汉文帝召为博士。这是备皇帝咨询的文官，虽无实权，却能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皇帝。同年升为太中大夫，这是更高级别的议政官员，可以和周勃、灌婴等一批重臣同朝，在庙堂之上纵横捭阖。也许因为发展得太顺，造就了贾谊敢说敢做、自信天真的性格，从今天看来似乎很缺少城府，不够含蓄。每当文帝议事，博士们大多语塞，唯贾谊对答如流，这给沉闷的朝廷带来一股清新之风。23岁，他写下了《过秦论》这一千古名文，全方位分析秦朝过失，作为巩固统治的借鉴。鲁迅评价文章是“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贾谊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改革方略，极为文帝赏识，数度欲让贾任公卿高位，但终因群臣妒忌而不用，反倒被贬至长沙。毛泽东认为贾谊之才史上少有，“《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在长沙渡湘江时，有感于屈原忠而见疏，写下了《吊屈原赋》，实际上也是在写他自己。所以毛泽东在《七绝·贾谊》中咏道：“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但是，毛泽东对梁怀王堕马而死，“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而死，深为惋惜。“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上谈到历史上年轻有为的人物时，又评说了贾谊。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给他的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据张贻玖先生在《毛泽东读史》中介绍，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旁批注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对贾谊、马周之文，喜就喜在一个朴实，“切中当时事理。”毛泽东诗惜贾谊，语评贾谊，文接贾谊，志扬贾谊，可见贾谊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
苏轼认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不懂韬光养晦，不能自用其才。而历经宦海沉浮的王安石比苏轼更为洞明，在《贾生》诗中他提出了自用其才的标准。他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意在表明，君王待臣厚薄，臣子是否自用其才，评价的标准不在于官爵高低，关键要看臣子的谋议是否得到采纳和施行。这是很有见地的经验之谈。刘禹锡在《学阮公体》诗中曾言：“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知，安知室可欺?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己?”，可谓一语道破了古代有才华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即贾谊们的痼疾。他们往往多愁善感，情绪多变。遇有顺境，就激情满怀，意气风发;而遇到逆境，就心怀愤懑，一愁莫展且自感怀才不遇;有的甚至义气用事，自暴自弃，于事无补，于己有害。古人早就告诉我们：“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毛泽东也批评了贾谊“才大量小”的缺点。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才，不但要具有贾谊无与伦比的才能，更要具备不纠结于小事，能胸怀宽广的大气与从容。
2022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