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和往年一样，我到父亲的坟头祭祀，不同的是没有先前鞭炮的炸响，而是多了一些绿色的行囊。
攀手一算，父亲已离逝三十多年。他的一生逆多顺少，幼年亡父，中年丧偶，进入不惑之年，还受组织重托，去到邻村当村书记。
那时的村上条件艰苦，由于没有通路，工作全靠步行，父亲凭借一双草鞋，走东串西，爬山涉水，两三百号人的村子居住分散，或隐于崇山峻岭之中，或露于边角深峪，东西狭长二三十里。村民开会最有效的通知便是听广播喇叭，吃饭更谈不上一日三餐。土豆、玉米、红薯是当时的三大主食，工作的强度由此可见。而正是那段艰难的日子和磨砺铸造了他与村民一道共克时艰、休戚与共的思想品格。至今，一件救人于危急关头的事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正躺在村上的床头睡觉，忽然接到一张氏家人的求救，家中老人因患急症，痛得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父亲健步如飞地来到他家，立马背上老人，一路小跑几里路，直奔村医务室，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抢救，老人终得以苏醒获救，父亲却因被雨水淋湿，得了重感冒，在家躺了好几天。
在村里当干部，父亲最焦灼的是两件事：一是防汛;二是防火。记得有一次过端午节，雨老是下个不停，几个小孩放学回家，望着那摇摇欲坠的便桥，哭得直跺脚;父亲路过此地，毫不犹豫的脱下外衣，冒着齐腰深的洪水，一个个地把他们背上了对岸。到了秋冬季，父亲又绷紧着一根弦，希望山上不要失火，一旦发生火灾，那将是不堪设想。但是人的愿望与实际有时是两码事，有一次，村上的一个老农在做生产时，由于不按规定用火，还是发生了火灾;火灾发生在一个与村部较远的地方，父亲一边组织人员，一边往山上赶，等到把山火扑灭时已到了第二天早晨。
在那个年头，父亲既是村上的领头雁，又是家里的脊梁柱。因为几岁时母亲离世，姊妹们各自未成家立业，年长的大哥在外地当兵，我上高中，两个妹妹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家中唯有智障的二哥，洗衣做饭便自然属于父亲的主业。为了兼顾好二者的关系，忙时他早起晚归以村事务为主;闲时在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家事。有一次，我回家较晚，朦胧的月光下，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父亲正在挖菜地，此时的我凝望着父亲，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走上了社会。心想有着父亲当村书记的那顶帽子罩着，定能在村里谋个一官半职。而令我匪夷所思的是，他不但不帮说好话，反而还叫我到离家很远的茅溪河修水库。那可是份重活粗活啊，不是挪石头，就是搬钢筋水泥;有一次，天下起毛毛细雨，在挪一块大石头时，由于路滑，被摔个底朝天，所幸的是没伤到筋骨。那时我很少回家，后得知他又从邻村辗转到本村当村主任，成为氏族长辈的搭挡。他们配合默契，励精图治，修村道、盖村房、垦荒山、办林场、筑水坝，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卸下村干部的父亲，压力并未感到轻松。计划经济的时代，乡里的农村供销社要在我村设立一个分社。因为父亲的条件符合代理的要求，即成为当地分社的销售代理人。乡社之所以在我村设立分社是考虑到周边有四五个村子，好几千人，既方便群众，也搞活经济。店子位于村部的主路口，用的是村集体的三间砖木房， 既收购农副产品，又经营蓝杂食品、布匹和农药化肥，商品可谓是琳琅满目。从分社到总社进货，靠的是人力挑夫，父亲一担萝筐，风雨无阻，每三五两天需进一次货。长期的肩挑，胳膊红肿，腿脚酸痛，忍不住时就贴几块膏药而已。那时候，供销社属独家槽门，无人竞争，每天到父亲店铺购物的人较多，他戴着老花镜，手不停地拔动着算盘珠，为了防止错账，每一笔交易都要锱铢必交。人若太多时就要我到店里帮忙。他告诉我必须遵循一个理念，那就是童叟无欺，不短斤少两，在乡亲们的口中要树立好的口碑。一次有个买布匹的妇女，父亲回忆算账时多收了他几元钱，晚上就忐忐不安，睡不踏实，即将子夜，他还是爬起床来，找上门去，把钱退了回去。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供销社体制面临重大改革风险，计划经济不再是一枝独秀，个体经销户在乡村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壮大，此时的父亲激流勇退，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上。他经常讲给我们听的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巴茅溪盐局劈贪官，拉起红军队伍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故事。他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溺爱子女，但又不偏袒子女的错误行为，他叮嘱我们，不要有依赖思想，吃老祖宗饭，天下没有掉下来的馅饼，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他还要求我们学会做人，明辨是非，对任何事物，任何问题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见风使舵，做墙上一根草，风吹二面倒之人，更不得打着他的牌子办利已之事。记得修水库回来的第二年，村里要招聘一个民办教师，论条件我是合格的，凭他的人脉，说几句话问题是不大的，然而他则告诉我:要凭自己的能力公平竞争，不然别人会说闲话的，后来我因成绩与同村的另一个报考者相同，考虑到父亲的影响，还是没有走上教师岗位。
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发现父亲的头由先前的青丝变成了雪亮的白发，脚步蹒跚，身子也疲惫弯驼很多，脸色如黑豆一般，肌肉时常酸痛，咳嗽不止，姊妹们预感情况不好，送他医治，却被他婉言拒绝，我想这都是他不愿给子女们带来经济负担的主要原因吧!
令我感到痛心的是，父亲坎坷的一生并没有印证先苦后甜那句话。九十年代初，我有幸地调到城里去工作，不久便买了房子，他也有了孙女，我和妻子多次要他来家里住几天，过过其乐融融的日子，可他却犟着性子，一直到死都没迈进家里的门槛。
后来当儿女们一个个走出乡门，事业有成，生活充满阳光之时，他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享受到半点清福。
父亲虽没有留给子女们宝贵的财产，但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我的心中，既是一个严父，也是一个慈父。对他的纪念我想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把他的执着、勤劳、无私铭记于心，传承后代，做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有贡献之人。
父亲，你就在那边安详的躺着吧，下辈子我还想再续前缘，做你的好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