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联系、交往，就少不了叫人。称呼是社会的一种味道，也是一个人身上的味道。
我刚懂事那会儿，行走的直径没有超过五公里，再远一点，就是我的天边了。那时问个路，找个人，打听个什么事，都习惯称对方为“同志〞。当然，也有叫官衔的，但大都是自己熟悉或认识的人。比如，我们大队的民兵营长吴正国，我们就叫他“吴营长〞。再比如，我发小的父亲是公社书记，大人们都喊他“和余书记〞。当时，我们能与这位农村“高干”的娃在一起玩耍，也算荣幸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参军入伍。当时正掀起“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热潮，“解放军叔叔”的称呼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光孩子们这样叫，就连一些大人们也跟着这样喊。有一年我们部队拉练，经过一个偏僻村庄，一群孩子站在路边，可着劲地喊“解放军叔叔好!”听到这叫喊声，我们心里高兴，脚下也有了力量。当一队女兵走过来的时候，喊声却嘎然而止。静默了好一会，他们才又扯着嗓门大喊“解放军婶婶好!”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这些农村娃大概是没有见过女兵，所以才一时乱了方寸，闹岀了笑话。
后来，我还经历过另一种称呼。一次，我和分队长张立志巡检通信线路，走累了，坐在离村庄不远的田头歇息。不一会，就围拢了许多群众，有的还拿来了开水瓶和喝水用的碗。他们看张队长年纪较大，就叫他“黄师傅"，见我年龄小，是个新兵，就叫我“小黄师傅〞。他们向我们问这问那，聊了好一阵子。不过，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叫我们“黄师傅”。
要说称呼，还是部队最纯正，不仅有专门的条令条例进行规范，平时执行起来也非常严格。我在部队的时候，对干部的称呼，一般都是姓后面加职务，或者直接喊职务，正规场合，在职务后面加同志，如“司令员同志”、“政委同志”。是什么职务就叫什么职务，“正职”就是“正职”，“副职〞就是“副职〞，尤其叫“副职〞干部，决不能把“副“字省略。
一次，我随首长到基层调研，在一个连队，听到一件有趣的事。这个连队指导员姓付，副指导员姓傅，为了称呼问题，两个人曾经有过不愉快。一天，指导员对副指导员说，我姓付你姓傅，但我是正的你是副的，不能正副不分。副指导员有点个性，回答说，咱怎不能改姓吧。指导员知道他不高兴，又说，你别不服气，这可是条令上规定的。“那就让大家叫你付正指导员，叫我傅副指导员好了。”他又撂岀了一句。后来，营首长来连队蹲点，了解到这个情况，还专门召开一次军人大会。营首长在会上风趣地说，你们连指导员、副指导员都姓付(傅)，是不大好分，也不太好叫，不好分也得分，不好叫也要叫，大家还不能稀里糊涂地叫，这样吧，从今往后，再叫他们都把姓拿掉。
前不久，我又听到一个真实的笑话。一名大学生考上了公务员，刚上班时接了一个电话，对方问他“贵姓?”他即回答:“免贵姓‘桂’。”对方很纳闷，又连问几遍“你贵姓”。他也连续回答“免贵姓‘桂’”。对方感到好笑，只好直接与他讲事情了。事后才弄明白，小伙子姓“桂〞。
我当了大半辈子兵，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起初，我傻里吧唧的，仍然按照部队的习惯去称呼人，一些人嘴上不说，却一脸的不高兴。后来我也学乖了，再叫人的时候就朝大的叫，往好听的喊，“副职”不带“副”，“虚职”叫“实职”。比如副厅长、副县长、副局长等，把“副“字甩掉，直接叫厅长、县长、局长。再比如，巡视员、副巡视员，一巡二巡，一调二调三调包括四调，虽然都是虚职，就叫厅长、处长。叫了这么多年，还真没有人给我纠正过。
退休以后，闲暇时间多了，前两年忙着装修房子，经常去一些门店选购材料，平时也少不了应酬，有见我叫领导的，也有叫老板的。开始我还不太适应，叫领导手中没了权，叫老板口袋里没有钱。后来想想，现在领导和老板吃香，人家这样叫，是尊重你，也是讨好你。像我这样一个老头子，给一顶好听的帽子戴戴，或许一高兴一激动，花钱也就不那么抠门了。
我也叫人，但我的原则是以礼相待，真诚交往，不谄媚、不出格、不伤人。我平时叫的最多的是“兄弟”和“丫头”。就我的年纪和经历，叫“兄弟〞的覆盖率很高，也不失亲切。叫“丫头〞，是女孩子服务员的专利。这些孩子和我女儿年龄相仿，如在父母身边，恐怕也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如今出来打工当服务员，就要听客人使喚来使喚去。有一次聚会，是分餐制，两个女孩围在桌旁，一边口口声声地叫着领导，一边又忙不迭地给我们拿碗換盘，我悄声对一个女孩说:“丫头，我怕碗筷污染，习惯一副碗筷吃到底。〞一声“丫头”，拉近了与她的距离，在斟酒的时候，她每次总是给我少倒一点。饭后，我把她俩叫到一边，我说，我想做个小调查，你们要对我讲实话。她俩点点头。我说，我喜欢叫你们丫头，你们反感吗?她俩即刻回答:“不反感，感到好亲切。”她俩还告诉我，最讨厌客人叫她们小姐，也不喜欢美女这个称呼。离开时，她们把我送到电梯里，一个女孩还面带微笑，向我摆摆手，喊了一声:“叔，你慢走。〞
对人的称呼是有味道的。它应当成为人间情味，人们舌间上的“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