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男，197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中短篇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获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个奖项。2014年，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同名小说集获中国好书奖；2019年，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意、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二十个语种。
《瓦尔帕莱索》赏读
徐则臣
瓦尔帕莱索之旅无论在地面上还是文字间皆没有尽头。
——聂鲁达《我坦言我历尽沧桑》
“瓦尔帕莱索是神秘的，地势起伏，道路曲折。”
这是聂鲁达说的。神秘不神秘还不清楚，地势起伏、道路曲折倒是真的，从圣地亚哥到瓦尔帕莱索，在听见大海涛声之前，我们就不知道翻越了多少道冈、拐了多少个弯。老宋开车带着我，一路聊中国文学在拉美。老宋是智利大学的教授，邀请我来给学生讲讲中国文学和写作。眼看三个月已满，我还没去过瓦尔帕莱索，老宋觉得是他失职，无论如何要带我来一趟。智利的文学之旅，这一项是规定动作。聂鲁达在智利的故居有三处，圣地亚哥和黑岛的我都去过，就差一个瓦尔帕莱索。
翻过一个丘陵，大海在前方闪烁，五月的阳光在海面上撒下一层金片和银箔。又拐几个弯，我们就进了古老的瓦尔帕莱索城。
跟旅游指南和网上介绍的区别不大，这是一个让你见了就会喜欢的城市。穿行在老城区的石头街道上，以及半山腰层叠错落的民居之间，你的确会有地老天荒之感。那些大大小小的房子被刷成五颜六色，像一堆散乱的魔方，正等待一双神秘的大手来整理妥当。房屋的山墙上布满涂鸦，用的都是颜色奔放的大红大绿，我敢打赌，漫山遍野的涂鸦中，至少有一百幅聂鲁达的画像。素描的、水彩的，写实的、漫画的，半身的、全身的，单人的、集体的。这是一座致敬聂鲁达的城市，这也是一座属于文学、属于诗歌的城市。唯一意外的是，聂鲁达故居因修缮临时闭馆。
故居在山上，每人三百比索，缆车把我们送到半山腰的一处平台。老宋做向导，我们上台阶下台阶，再上台阶下台阶，在那些缘山而建的错落房屋之间穿行。根据越来越密集的聂鲁达主题的涂鸦，我知道大诗人的故居要到了。
那是一栋主体为三层的小楼，漆成艳丽的太阳红，三楼上建了椭圆形的小阁楼，门前有棵树。院子不大，但在半山上，这样一个平台已是相当难得。门上挂着“因修缮谢绝参观”字样的牌子。工作人员在玻璃门内对我们做抱歉的手势。老宋很愧疚，说要早点带我来就不会吃闭门羹了。我说留点遗憾挺好，这是世界上离中国最远的国家，没个念想，来一趟还真不容易呢。我俩就围着故居转圈。我开玩笑，在外围转十圈总抵得上在里面看一回吧。聂鲁达挑了个好地方，向上有拾级而上的房子，向下，是更多层层下落的民居，一直铺排到海边。碧蓝的海面再过去，是山和城市。聂鲁达站在他的阳台上，抽雪茄、喝茶、构思诗歌时，目光可以像鸟一样倾斜地滑翔出去，童话般五彩缤纷的人间和一个浩茫辽远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
从山上下来，去老城逛。瓦尔帕莱索在西班牙语里，大致意思是“去往天堂”，相当于咱们中国的苏州和杭州。好地方当然少不了，随处是景。但好景多了等于没有好景，一桌子全红烧肉，看着你都觉得饱。我邀请老宋到索托马约尔广场抽根烟。我们坐在普拉特将军雕像前的台阶上，智利的五月已然深秋，石头开始冰屁股了。普拉特将军当年指挥了智利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海湾战争，以少胜多。此刻，这位民族英雄的肩膀上停着两只海鸥，更多的海鸥在他头顶上飞来飞去。第一根烟刚掐掉，来了三个中年女人，一例是在海边或高原上长久地风吹日晒的棕红肤色。海风吹散了她们的头发，一张脸支离破碎，分不清谁是谁。两个女人穿着下个月就能磨穿的旧短皮靴，一个穿一双绣花的布鞋。她们集体向我们伸出手。
我把刚抽出的一根烟递给穿棕色短靴的女人，她接过了，说了句啥我没听懂，也没理会，继续给另外两个女人发烟。她们都接了，各自掏出打火机点上，站在我们面前抽，没要走的意思。老宋站起来，“走，看看智利海军部去。”说完汉语，他用西班牙语又重复了一遍。“走”和“智利”的西班牙语我听得懂。他可能觉得石头太冷了。斜对面的海军部我们已经看过了。出了广场，老宋说：
“吉卜赛人，她们要钱呢。”
怪不得她们抽上了还不走。
我要说的就是这几个女人，下午在老港口又遇到了。
午饭从馆子里出来，老宋把车停在港口旁边的空地上，我们俩得到海边醒醒酒。喝得不多，两人一瓶干露红酒。烤鳕鱼和火腿，瓦尔帕莱索人把它叫“船”，老板娘说，这道菜不配点红酒，就糟蹋了。当然不能糟蹋，这酒得喝。果然以酒佐餐，鱼和肉都不腻了。不能酒驾，没人查也不行，老宋觉悟很高。他也想趁醒酒的时间让我看看老港口。
港口闲人不少，石头更多。难以想象如此众多的奇形怪状巨石能聚到一起。海边层层叠叠的石头像瓦尔帕莱索山上扎堆的房屋，岸上摆满了高昂雄壮的水泥墩子，形如杂乱无章的丛林。年轻人躲在这些防汛的墩子后面接吻，流浪汉用风帽遮住脸，倚着水泥墩子，就着它们的弯曲弧度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我和老宋穿过这片丛林时，从某个水泥墩子后面冒出来三个女人。虽然分不清她们的脸，但我确定是她们没错，两双即将磨穿的短靴，一双赤脚，那双绣花鞋掖在扎腰的皮带里。她们伸着手。我从兜里摸出烟，每人给她们一根。递到第三根，我和老宋已经与她们隔了两个水泥墩子。安全了。我们从防波堤下到了海边的巨石上。海浪扑向黑色的石头，撞击出孔雀开屏般的雪浪花。远处有比石头更大的船，再远处还是船，然后是茫茫的海天一色。瓦尔帕莱索天朗气清。
海风吹了一个多小时，十来度的酒精消散殆尽。我们拍拍清醒无比的脑门，决定回圣地亚哥。上了防波堤我还特地环顾四周，没那三个女人的影子，我竟隐隐地如释重负。老宋开车。我拉开副驾驶一侧车门准备上车，一双赤脚出现在车旁。沿着那双女人的脚往上看，没有悬念，我先是看见腰间的绣花布鞋，然后是被乱发遮住的脸，最后才是她的手。手里攥着一副扑克牌。
我又到口袋里掏烟。她挡住我，随手把扑克牌分成两半，一手捏一半。我瞄了一眼牌面，以仅有的塔罗牌知识，认出那是伟特塔罗牌，因为每张牌上都有可以相互连缀起来的故事画面。
“你走不掉。”赤脚女人幽幽地说。她第一次开口，用的是英语，“这是它说的。”她两手对扣，塔罗牌撞击塔罗牌发出令人心惊的沉闷声响。
我一阵慌乱，把掏出来的半盒烟猛地塞到她两手之间，弓腰上了车，砰一声关上车门。我对老宋说：
“快，开车。”
那女人还站在车窗外，花白的乱发后面似乎露出了微笑。我们的车驶离老港口。
经过海边，进入丘陵。二十分钟后，老宋把车靠路边停下，我们决定下车看看。一路都在颠，像一直在过减速带。开始还不太明显，车偶尔跳一下，我们还以为是紧张的心跳带来的错觉，没当回事。蹦跳的频率变高，我们以为是马路的问题，我还打开车窗伸出脑袋，发现地面上的确有不少小石子。继续走。直到出现了有节奏的律动，我和老宋对一下眼，突然都不吭声了。
右后车胎瘪了。昨天他刚在家门口的洗车店检修过，经验丰富的洗车师傅拍着焕然一新的车头说，去蓬塔阿雷纳斯打个来回都没问题。蓬塔阿雷纳斯在智利最南端，也是世界上最南端的大陆城市，距离圣地亚哥三千公里。咱们只来了瓦尔帕莱索啊，一百二十公里，路况不能再好了。
车胎软塌塌地趴在路面上。“有人动了手脚。”老宋是个老司机。
“难道，”我说，“那三个吉卜赛女人？”
除此之外，找不出第二种可能。我们简单地复了一下盘：港口的空地上停了不止一辆车，但只有我们这辆SUV块头最大，且白得耀眼，完全是羊群里跑出来一匹马。她们一定看见我们从车上下来。我们在海边的那段时间里，足够她们把车子大卸八块再拼装到一块儿。对着车胎扎一刀两秒钟足够。
“这种事常出？”
老宋说：“一切皆有可能。”
好吧。可是老宋没带备用轮胎。我们站在路边，眼睁睁地看着车向右后方塌陷。这是一匹总想后坐的白马。退回瓦尔帕莱索肯定不行，车轱辘受不了；带伤继续往前跑，老宋心里也没底，他记不起前边多远有修车的铺子，如果太远，跟返回瓦尔帕莱索一样不现实。老宋先打了道路救援电话，打到第三次才接通，回复说，今天事故较多，几队人马都在忙，赶到出事地点预计在三个小时以后。老宋气得要摔手机，三个钟头，请圣地亚哥的救援人员过来也可以打个来回了。但没办法，这地方归瓦尔帕莱索管。给瓦尔帕莱索的修车店打电话，人家没这业务。再说空口无凭，要是“逗你玩”，这费用算谁的？我自责也无益，要不是我的惊恐和抠门，那三个女人也许就不会下此狠手。老宋让我别着急，方法总比问题多。
下午四点半，智利的阳光大不如前。时不我待，商量的结果是，老宋搭车返回瓦尔帕莱索，拿着钱直接把修车店的师傅带过来。我留下来守车。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
老宋搭了一辆奥迪。在此之前，我们俩把车推到距路边五米开外的一处安全的斜坡上。坡上荒草枯黄，几只智利窜鸟在灌木枝上跳跃。我挑了一块平整的石头坐下，读完五六首聂鲁达的诗，困意从诗集《大地上的居所》里升起来，我爬上车，把座椅放倒，躺了下来。
醒来时天上了黑影，看手机，屏幕也是黑的，没电了。老宋百密一疏，临走时没把车钥匙留下，想在车上充电不行，看看车上的时间也不行。我到车外伸了个懒腰。眼看夜晚如黑幕垂天而降，老宋联系不上我，一着急，很可能油门一踩就错过去了。我爬上车，坐到车顶上点着烟。在这荒郊野外，一辆车和坐在车顶的人你看不见，明明灭灭的烟头还是容易发现的。果然，在这个平缓的拐弯处，偶尔经过的车辆大都把速度放得更慢，以便弄清楚半空中为何突然亮了一盏小红灯。还有一个哥们儿打开车窗对我喊：
“Goodjob.”
天彻底黑下来，不知道晚上几点。两道车灯打过来，显然没走正道，灯光直直地奔着我来了。我一下子没站起来，盘腿坐久了，腿麻软跟酥了似的。灯光定住，我遮住眼。我知道不会是老宋，它是从圣地亚哥方向来的，我还是问了句：
“老宋吗？”
车窗降下，一个女声，西班牙语。见我没回话，改用英语又问：“要帮忙吗？”
“谢谢，那就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吧。”
对方一定觉得这要求有点怪异，她笑了一声，说：“智利时间，晚上六点二十六分。”
“谢谢。”腿脚恢复了知觉，我跳下车。
对方也从车里走出来。在车灯的余光里，能看出是个漂亮的姑娘，高挑，长头发，穿一件黑色的皮夹克。
“车抛锚了？”
“算是，我朋友去找修理工了。”
“打不着火了？”
“钥匙被带走了。你怎么知道车打不着火了？”
“大冷天，谁会坐在车顶靠抽烟取暖？”
遇到聪明又有意思的人了。我缩缩脖子原地跳了两下，把烟盒递过去，“要不一起来一根？”
她没客气，抽出一根，夹到噘起的上嘴唇上闻了闻，说：“中国的？日本的？我猜是中国的。”
“为什么是中国的？”
“味儿像。”
我向她伸出手，“老革命。”
她愣一愣，立马回过神，笑起来，握了一下我的手。“我在古巴待过半年。”
我说：“同志。”
她又笑，“同志。”给她点烟时，她打了个哆嗦，吐出一口烟，说，“下露水了，到我车里抽。”
宝蓝色的雪佛兰。她把车开到斜坡上，停在老宋的尼桑旁边，我坐到副驾驶座上。表盘上方有一瓶香水，我喜欢的薰衣草味。她把瓶盖阖上，“抽完烟再让它工作。”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