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乡下国立学校甚少，也没有多少人读书，即使有读书的，也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读书，民间也有读私塾或请私塾读书的，那是有钱人家才有的事。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穷人翻身解放，大队办起小学，公社办起初中，县城办起高级中学，省城才有大学。后来读书的人多了，大队也办起高级中学，使普遍的人都有书读。
那时候，政府十分关心儿童上学读书，每年六月至九月，学校派老师挨村挨户下乡摸底，做通家长工作让适龄的儿童上学读书。学费不多，小学一年几元钱，中学一年十多元钱，入学时交不起学费，可拖延到学期末。那时人们很不富裕，有的家庭穷得叮当响，孩子大了，特别是家庭有几个孩子的，不能全部上学，家长只安排部分读书，部分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不能读书的只能受屈当文盲。那时，还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所以一家当中，做女孩的就没书读了。家里穷的即使上学读书，很多读到一二年级便退学回家耕田。
那个时代，学校是农村的文化中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学校都要带头配合：如动员青年参军，学校要组织下村夜呼，喊“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保家卫国是公民的应尽义务”;那时候农村通讯设备很差，没有广播、电视、电话，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传下来时，就靠学校的学生传送下去;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校阵地，学生上学和放学回家，要列整整齐齐队伍，不但高举红旗，而且还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学雷锋做好事，帮“五保户”捡柴火、担水，学校风气正;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建设，学校给学生下达拾狗屎和堆积土杂肥给生产队;农村筑水库、改农田，有时学生也参加突击劳动;有一段时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代表派驻学校，一方面忆苦思甜，另一方面学校有劳动场所，每周有一个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把学生培养成为一支强大的农民生力军。文化大革命开始，国家取消大学，所以那个年代学生读到高中，再没有升大学的机会了，读多少书都要回农村耕田。那时，“读书无用论”盛行，学生读书松懈，不够认真，知识学得少，文化水平不高。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恢复高考制度。
我家里穷，但父亲思想开放，知道旧社会的苦，知道没文化的艰难，不管家庭有多大的困难，也要送子女上学读书，所以我才有机会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回顾起来，那时的校园生活太有趣了。
我九岁才启蒙上学读书，学校设立在一个东门庙里，环境不算很差，清静，当时我读书很不错，纪律好，学习成绩好，团结同学，很听老师的话，所以年年评为“三好学生”，说真的，那时读书很积极，起得很早，还经常催促本村的同学起床上学，从来不迟到早退，学习上也积极，按时完成作业，老师经常表扬我，还拿我做学习标兵。记得读到三年级时，学校办画展，老师指定我参赛，在老师的启发下，我画了一幅美帝国主义侵霸全球的野心，一个美国佬张开个大嘴巴，伸着两个长长的手托住地球，想一口吞掉大地球，这画太形象了，很有时代感，受到师生们的好评，我获了一等奖。
我读初、高中时，还未恢复高考，但我当时读书勤奋，上进心强，读初中时，我已出了名，当上班长，入了团又当上团支部书记。
一九七二年我考取高中，学制两年，我又当上班长兼团支部书记。任学生干部不轻松，要做学生工作，工作量大，为了做好工作，有时上课思想不够集中，影响学习。虽然做班干给学习带来一定影响，不过也能锻炼自己，提高管理水平，对走向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高中时期，我不断成熟，掌握了一些管理学生的方法，学会组织开会，学会发挥其他班干的作用。比如学习委员专抓学习、宣传委员专抓宣传、劳动委员专抓劳动、文体委员专抓文娱体育活动、生活委员专抓后勤保障工作。班长管全面，时时事事要带头，有许多工作班长不出头，他们做不了。所以班长角色难做，麻烦事多，管得多。如，星期日学生回家了，班长要安排人留守学校，夜晚还要值班;高中快毕业阶段，学生有的十八、九岁了，有人谈恋爱，学校要班长做工作，找那些有苗头的同学谈心，防止学生早恋，影响学习;有的学生吵嘴打架，你要介入处理;有的同学有这样那样的思想情绪你要开导;有的同学病了，你要探望;有的同学吸收为新团员，你要下大队、农村搞政审调查;早上叫起床，晚上叫睡觉，有的学生不听话，要想法制止，管学生纪律，有时也得罪个别学生。
当班长不严肃不认真不行，该说的要说，该管的要管，不怕得罪人，这才能做好工作。我好就好在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俗话说“身正压邪”，所以管理学生有一套。我也结交了一批好友，平时支持我的工作，使我得心应手。有几位同学经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开会晚了，给我打回饭，冬天时帮我打回热水冲凉、洗脚。同学的感情是纯真的，只要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互相体贴，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体会最深刻的是，同桌莫春荣，对我十分好，我有困难，他给予帮助，支持我的工作。还有我的班主任梁善德老师，视我为知已，启发我如何做好工作，学到了做班长的本领。
我离开母校已50周年了，每想到今天的进步，就想起学校，想起老师，想起同学，想起我当时做班长，想起校园的所有生活，为此，我感谢母校和老师昔日对我的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