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骨气的文人，不论是他们的才华还是人品，往往都被后人敬仰。正是他们的优良品质，形成了民族文化的脊梁，同时也影响了无数人。文人一旦丢掉了骨气，即便再有才华，也会遭人谩骂、令人不齿。
可是当今，中国文人的骨气哪里去了?
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权贵被查，然后追溯出他的过去，不外乎积年作恶、利益输送、道德败坏、为所欲为。可搜索一下有关这些人的既往报道，全是八面威风、歌功颂德，劣迹竟然不见一斑。他们的坠落，仿佛突然间从高山跌入深谷，颇显突兀。
不少民生报道也一样，已沦为某些阶层的传声筒，争分蛋糕者多，为民批评呐喊者少。
现实中，一些父母官开口为人民服务，闭口以身作则，背后却是贪赃枉法、积金如山。一些道貌岸然的知名人士，开言必先贤明哲，闭嘴则道德法规，人后却唯利是图、走穴拜金、蝇营狗苟、私德败坏。
更有一些文人，见风使舵，在一些人得势时卑躬屈膝、趋炎附势，极呈谄媚之态，尽显添花之能;在失势时便纷纷上前打一棒子，俨然站在道德高地，雪上加霜、落井下石。
这些文人在创作内容上大同小异，在创作主题上千篇一律，或回避现实，尽写些风花雪月、莺歌燕舞、太平盛世;或迎合主流，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繁荣、大唱幸福，如同出自一人之笔。好像不这样创作，就是胆大妄为，就是公然抵制正能量;好像不是这样的作品，就是居心不良，就是在传播负能量。
还有些文人自始至终陶醉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表现得十分冷漠，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对百姓遭殃熟视无睹，对强权霸道置若罔闻，对倚强凌弱习以为常，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写山写水写风光，写花写月写流水，写尽浮华，却从来没写过“大爱”两字，从来没抒发过“为民”之意，从来没想到过家国情怀。
唉，当今中国文坛，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了?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勇气哪里去了?文人的骨气哪里去了?
追古溯今，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得以不断，文明历史得以延续，得益于一批秉笔直书的文人。正是他们的铮铮骨气，不折不挠的负责任态度，才使得后人可以对历史略窥全貌，才使得我们可以吸取兴衰更替的经验教训。
文人气节的丢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也腐败了官场习气。
做官的都是有权有势之人，强压之下，文人只能谨小慎微，或者相互倾轧。
文人没有节操，没有秉持，没有信仰，这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近些年，文化交流碰撞加剧，时代变迁在提速。对比发达国家，追溯以往历史，经济好转了，国力雄厚了，但我们没有找回以往的文人骨气，没有勇于自我批判、勇于剖析自己的胆量。
中国从来不缺乏有才智的、投机钻营的聪明文人，只是太少屈原、文天祥、方孝孺这样有气节的文人，缺少关心民生疾苦的悲天悯人的济世思想，缺少敢于直视自己勇于直言的钢骨铁胆。
在这样的文化体制下，培养出了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承的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作家所创作的有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却难以面世。
《人民日报》曾发表《文艺创作症结何在? 十大恶俗阻碍文艺健康发展》的长篇评论，列数“回避崇高”“情感缺失”等文艺创作的“十大恶俗”，并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其用语之激烈和篇幅之长，实属罕见。
比如文章指出：“中国的文学艺术，不缺少故事，而是缺乏表达;不缺少能力，而是缺乏责任;不缺少资源，而是缺乏灵性;不缺少资金，而是缺乏生命。文学工作者对重大问题失语、无语甚至胡言乱语，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
作家的社会责任是与作家的创作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他干预社会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权利，特别是揭露时弊、批判现实、对权力说不的权利，他又如何能够尽到作家的责任?
因此我要问：作家们到底是缺少责任感，还是没办法尽到责任?或者不让他们尽到责任?努力尽到责任的作家如果有，他们的声音能够顺利发出吗?
还有，文人为什么总是回避“重大、深刻、严峻的现实主题”?直面现实的作品可以发表或敢于发表吗?如果言论审查机关定期和文化部门打招呼，这个现实问题不能创作，那个现实问题不能发表，到处是雷区，那么，谁敢不回避现实?谁能不“失语、无语甚至胡言乱语”?他们不回避现实行吗?
其实大多不是回避不回避的问题，而是允许不允许的问题。
纵观历史，任何时代都有一条铁律，那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民族如果有希望，首先得凝聚人心。凝聚人心需要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以民为本、泽被苍生的奉献精神，敢于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
我们要找回文人的骨气，找回文人的精神依托，不再浑浑噩噩，卑躬屈膝，奴颜媚骨，随声附和。我们要鼓起勇气，担起责任，敢于剖析自己、直面阴暗，敢于仗义执言、揭露现实，让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