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正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与二哥去看望堂舅。
回家的路上，兄弟二人边走边聊。突然，有人用纯正的“普通话”尖叫：“九满!这不是九满吗!”那声音就来自我们的正后方，引得我们回头张望。我看见一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那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妆化得相当端庄，耳朵上挂着亮闪闪的耳坠，围着一条色泽斑斓的红丝巾，显得气质很好。初看之下，我并没有反应过来她是谁。直到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时，我这才蓦然回过神来，“喜珍!”此时的她神色平复了下来，双手交叉在浅色西服套装的前襟。虽然多年未见，但我并未露出久别重逢的惊喜，只是向她点了点头，浅笑着打量了她两眼。
分别的时候，我给她留了我的电话，而她则递给我一张头衔相当繁复的名片。我们相约回到深圳后在国贸大厦再见。
别了喜珍，二哥告诉我，喜珍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抹口红的，第一个打粉底的，第一个穿耳孔的……这些年，她简直把自己的脸当成了一块“试验田”，什么新鲜的事物都敢往上招呼……
那一刹那，我的记忆被拉回到十多年前。
小时候的喜珍，长的清纯、丰满、白皙，一头乌黑的秀发，看上去既健康又充满活力。因为她是家里的独生女，这让她比我们大多数乡下孩子的条件略高一等。
那天的我，见证了喜珍少年生命中一场难以描摹和重述的奇遇，也许连她自己也不曾察觉。那天，她穿着白色上衣，一件白色的大围裙，步入村尾的荷塘，入水之后，围裙初始还没太沾水，整个就浮在水面上，好像一片睡莲的大叶片。在村尾的那个荷塘里，十一岁的她，宛如一朵含苞欲放的睡莲。
那天割稻，我刻意与她走在一起。我弯着腰，奋力往前割，原以为可以将她远远地甩在身后，以显我的能干，但一回头，却发现她就在我身后，保持着一米的距离。我更加奋勇地往前割，心想这会总能甩开她了吧。但一回头，她依然在我身后，保持着一米的距离。而且，她在我身后，不时地直起腰来，不停地看风景，看日出，仿佛她不是在割稻而是在休闲娱乐。当我回头看她时，她总是显出无限温情的样子，微笑着，她的那两只黑色的眼珠子里喷射出美丽的光芒。
当我们终于割到地头时，太阳已经爬出了地平线，田野里一片血红。队上的会计挨个儿检查割稻的质量。会计训斥我留下的稻茬太高，割下的禾把子太乱，落下的稻穗太多。喜珍割下的稻捆，稻穗整齐，稻茬儿紧贴地面，地下几乎没有落下的稻穗。此刻，我看到喜珍的眼珠子里露出一闪而过的傲骄。
后来，我去县城上高中，去省城上大学……而喜珍只身前往特区深圳打工，成为深圳一家电子厂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女工。于是，我与喜珍在尘世之间各自流离，多年不相见。
我回到深圳时，与倒春寒不期而遇。那天傍晚，深南路沿线那些紫薇落尽了叶子。北风像飞溅而来的冰碴，吹在脸上，似有什么东西融化。在深圳国贸大厦西餐厅，我刚落座，喜珍就到了。夕阳的光辉以几乎平行楼面的角度投射进来，将她的脸与长长的脖子照得金光璀璨。
我向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片刻，主菜端了上来，开始吃饭。气氛颇为融洽，我主动举杯，说了些恭维的话，她也回敬了我。
几杯小酒下肚，我的话也多了起来，人也特别地激动。喜珍则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她们厂派系斗争的云诡波谲与惊心动魄，而我似乎没有什么兴味，只是不好意思打断她。她还聊到了她的股票。起初她投资五万，前段时间飙升到三十万，后来又跌到二十万，她果断清仓，用挣来的钱在她上班的那家工厂入了一点股，我既替她惋惜，又为她高兴。
她说，她找人看过，她并没有“官运”，所以后来果断放弃厂里那些明争暗斗。从“官运”聊到“财运”，她倒是有点财运的人，但只有“小”财，没有“大”财，而且，都是“偏”财。所谓偏财，就是股票、彩票之类的。她讲了她的一次购彩经历，她准备了三十六个纸团，上书三十六个数字，然后，她双手合十祈祷，每祈祷一次，选一个数字，这样选了六个数字。她左右端详，觉得有个数字不顺眼，就换了一个，然后，照这组数字填了一组彩票。开奖后，她傻了眼，如果不换那个数字，她就中了大奖。她说，这就叫财神给你钱你都得不到。从这个经验，她得出自己此生也只会有些“小” 财。我说你股票挣那么多，还叫小财吗。她说缩水近半才抛出，可见仍是小财。
喜珍告诉我，通过多年的摔打滚爬，她现在终于走上了总经理助理这个岗位。后来，她还告诉我，在她的帮助下，村子里有不少的年轻人相继来到她们厂发展，努力赶超外面的世界。
渐渐的，我的灵魂仿佛出窍，越升越高，透过重重雾霾俯瞰着我长年混迹的城市。这座城里，我看到青春老去，也看到美梦成真;我看到无数豪杰归于落寞，也看到无数像喜珍这样的村姑民妇变成了豪杰。人们甩掉了过去的悠闲碎步，大踏步地迈出了时代的步伐。
夜深了，我挥手与喜珍作别，慢慢地往回走去。晚上喝的酒有点上头，我的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深一脚浅一脚的，有两次险些滑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