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世的时候，堂内兄弟共有6人，父亲最小。三个堂哥生活在泗洪城头的新集村，另外两个堂哥一个生活在泗洪双沟的骚洼村，一个则和我家一同生活在泗洪双沟的西湖村七组。
大伯家居住的三间主房，与我家毗邻。中间只隔着一堵土砌的墙，属于两户人家共拥一座“山墙”的那种。房子里说话，若是声音稍大些，那边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因此，我家和大伯家几乎没什么秘密可守。大伯家在我家的东面，我家则在大伯家的西面。正因为和大伯家近在咫尺，所以才屡屡有“舌头和牙斗”的现象发生。
印象中，大娘一辈子与母亲没少争吵。只是吵了好，好了吵。有时吵一次一年半载互不搭理，有时吵一次没过十天半月就和好如初了。当然，每次争吵都会让我们两家的其他人沉浸于一片伤感中。不知道母亲与大娘是否想过，她们两人心中的“火”是吐了，“气”是撒了，但却给我们兄弟姐妹的心中添了多少苦，塞了多少痛?
每次母亲和大娘吵架时，总会吸引很多的村民纷纷赶来围观，像是围观一场精彩绝伦的杂技表演。围观的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少，有时甚至连生产队长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围观的人群中。围观的人有的是纯属于看热闹，有的是来打听大娘和母亲因何事而吵，有的是前来调解充当和事佬。也有少部分村民是来煽风点火、添油加醋的。怎么说呢，因为部分村民中间有的是对我的大娘有偏见，有的是对我的母亲有意见。因此，想利用母亲与大娘争吵的机会为自己解解气、出出恨。
母亲与大娘之间，好像有吵不完的架、怄不完的气、结不完的怨。她们俩每次争吵，父亲只能在一边暗暗地生闷气，大伯只能手持工具去做别的事，躲得远远的。我们做子女的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吵闹，直到倦了、渴了，才各自回家歇息、安顿。第二天，蓄了一个晚上精气神的大娘仍旧不依不饶，坐在门口的石臼上没完没了。骂骂咧咧时还时不时地把手中的拐杖在面前的地面上指指点点、捣捣戳戳。这个时候，我总劝母亲装作没听见，不要和大娘继续争锋相对了。母亲听了我的劝说，便不再与大娘计较。大娘在村中被村民们普遍称为一张“老鸹嘴”。大娘即使不与母亲吵架，一个人坐在门口也能自言自语一箩筐的话。
大娘比母亲年长三十多岁。因此，论年龄，即使说大娘和母亲形同母女，也并无不妥。她有一条腿患有严重的残疾，出出进进总是要拄着一根拐杖，如若脱离了拐杖的支撑，是寸步难行的。每当看到大娘拄着拐杖，身负重荷，步履艰难的时候，我的心都疼痛得揪起来。可是由于当时年龄小，身子矮，而心有余力不足。大娘一辈子育有四儿两女，大儿子即我的大哥，几岁就夭折了;小儿子即我的小哥，因家庭生活困难，出生不久就送给一户姓黄的人家抚养了。小哥由于心生记恨，几乎与我们不相往来。大伯、大娘离世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来，我回忆不起来了。大娘的大女儿，即我的大姐比父亲要大上五六岁，哪怕是二姐也比父亲大两三岁。
由于力量和年龄的天悬地殊，所以每次争吵，大娘总是躲在家里或是躲得远远的，自认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与母亲挑唇斗嘴，从来不敢近距离或是当着母亲的面争吵。母亲也从不“盛气凌人”，凭借自己年轻气盛、体力充沛，肆无忌惮地欺负大娘。其实，大娘多虑了，即使站在母亲面前，也不会把她怎么样的，因为母亲也格外担心把大娘推搡出个好歹来。争吵的原因有很多：有因为我家的狗把大娘家的鸡咬死的，有因为大娘说母亲故意用洗锅、刷碗的水把大娘家厨房的后墙泼湿的，有因为晒粮食谷物晒到大娘家场地上去的，有因为我家的鸡把大娘家菜园里的菜吃了的(大娘为了报复我家的鸡，在菜园里撒上了农药，把我家的鸡药死了好几只)，有因为大娘家的猪把我家菜园里的山芋拱了的……现在有记住的，也有忘记的。母亲和大娘不管如何争吵，都影响不了父亲和大伯兄弟俩之间的关系，也影响不了我和大伯家大哥、二哥、大姐、二姐的关系。总之，不能让上一辈的恩恩怨怨影响到我们下一辈的和和睦睦。
记得有一次，大娘和母亲又横眉怒目吵起来了，争吵得还很激烈。罪魁祸首就是那棵生长在我们两家菜园子里交界处的洋槐树。这棵洋槐树不是大伯家栽的，也不是我家种的，而是自生自长的。起初这棵洋槐树没引起大娘和母亲的注目，可是，这棵洋槐树一年一年长大了，大娘和母亲的目光就不由得被它吸引过去了，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了。有一天，大娘找来收购洋槐树的人堂而皇之地给卖了。母亲下田干活回来，发现那棵高大粗壮的洋槐树没了，于是问大娘：“那棵洋槐树哪去了?”大娘理直气壮地说：“卖了!”母亲听说洋槐树被卖了，怒气马上就迅速地升起来了，据理力争道：“那棵洋槐树是自己生的，不是你家栽的;洋槐树是长在我们两家菜园的交界处，并没完全生长在你家的土地上，你凭什么说卖就卖了!你要把卖的钱分一半给我们家。”
大娘问心无愧地说：“谁卖谁先得，别说分一半，就是分一毛也没有。”
大娘和母亲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起来。
有起因，就要有结局。这件事最终在父亲的劝说下平息了。依稀记得父亲大概是这样和母亲说的：“二侄子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至今还没有成家，卖树的钱就让大嫂拿去给侄子成亲用吧!我们孩子小，不急着用钱，你把问题看开些，就过去了。”想到二哥的婚事，母亲的气立马消了干净。
后来菜园的交界处又陆陆续续自生自长出了多棵洋槐树，为了不让这些树再长出“怨气”，再生出“争端”，父亲吩咐我趁母亲和大娘不备的时候，用镰刀把细小的洋槐树砍掉了;粗的，砍不动，就让我用菜刀从根部把树皮刻成一道环形的刻痕，使刻痕上面的树皮与刻痕下面的树皮断开、不连接。父亲这招真管用，不久，那些洋槐树就泛起了黄叶，耷拉着脑袋死掉了。洋槐树的死去彻底断了大娘和母亲的念想，也彻底让她们俩丧失了争吵的机会。
大娘和母亲之间虽然有很多尖锐的矛盾冲突，但从没有影响大娘对我和妹妹的疼爱，尤其是我。大娘只要做好吃的，总是惦记着我。她把好吃的饭菜盛在碗里或是放在碟子里，然后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端过来送给我，送过后随即转身离开。有些时候，她不愿意到我家，就待坐在门口巴望着我出现，然后把我喊过去。大娘疼爱我，我也敬爱着大娘。每年过年的时候，我总是第一个到隔壁的大娘家给她拜年，而大娘也总会掏出口袋里那块使用多年的手帕小心翼翼地展开，把早已准备好的钞票拿给我作为拜年的红包，乐得我心里开了花。还吩咐我别声张，那意思我最明白不过了。当然，大娘的吩咐我的话也是谨记于心的。
一天清晨，大娘又把积蓄在肚子里不知多久的絮聒，断断续续地张罗出来了，使得正在做事的母亲突然凝心静气地停了下来，她想听个究竟，弄个明白。从大娘接连不断地话语中，母亲厘清了事情的原因：大娘家丢了一只喂养不足月的鸡仔，并认为跑到我们家被母亲藏起来了。母亲岂能平白无故地被大娘冤枉，于是跑到院门外对大娘说：“你怀疑鸡跑我们家来了，到了晚上鸡进圈的时候，你来找，看看有没有你家的鸡。”
结果是：大娘家的鸡根本没跑到我们家。
母亲为了洗清身上的冤枉，还帮着大娘房前屋后寻找鸡仔。母亲左寻右找的工夫没有白费，最终在我家院前厕所的粪池缸里，找到了大娘家那只被溺死的鸡。母亲用铁锨把溺死的鸡仔捞出来，让大娘过来辨认。经过大娘的辨认，那只被淹死的鸡正是她家的。至此，大娘才打消了先前盈胸的、深信的认为。
有一天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母亲突然把我叫到身边，关切地说：“快到隔壁你大娘家看看!我今个一下午没听到你大娘在棚子下‘呱呱’了(大娘和大伯居住在厨房里。厨房靠南面的山墙留门，门前用木棒搭建一个简易的草棚子，夏天可以在下面纳凉、吃饭、休息)。”
听了母亲的话，我暗想：大娘总是和你吵，你怎么还如此惦记着她呢?真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没走几步就来到了大娘家，推开虚掩的门，发现大娘躺在床上。我问大娘怎么了，大娘说：“中午可能吃了变质的饭菜，身体不舒服(大娘有吃剩菜、剩饭的多年习惯)。”
我把大娘家饭桌上吃剩下的饭菜端起来闻了闻，果然是馊的。
我急急忙忙跑回家，把大娘的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听闻后立刻显得紧张起来，说：“你大爷(大伯)到小河滩你二姐家去了!大哥、二哥又到外面的村庄扒河去了!家里没人，你赶快到下店请朱医生!”母亲口中的朱医生是指在双沟医院上班的朱瑞泰。此人在内科方面有着名噪一时的医疗水平。
“后面王松表哥不是大队卫生室医生吗?近的不找，干嘛要找几公里外的?天都这么晚了。”
“哪来那么多废话!别磨蹭了!快去!”
想到大娘躺在床上痛苦的表情，我不再犹豫了，飞也似的朝几公里以外的下店村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