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国民党“抬轿子”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除了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他们手里掌握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和实力。一方面，蒋介石有反帝反军阀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对中共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建立秘密党组织等举动始终耿耿于怀，害怕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势力。由于其羽翼未丰，因此还不敢公然与共产党决裂，表面上仍旧继续表示支持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实质上则以限共的形式反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脱离一切党派，只做单纯的国民党党员。
在错综复杂的实际斗争中，陈延年特别注重从实际出发，不受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左右，也不百分之百机械地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令，注重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斗争性。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们讲：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为国民党“抬轿子”，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
当时，在党内有些领导人中流行着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只能处于帮助国民党的地位，只能充当革命的苦力。对此，陈延年严肃地批驳：“苦力主义是要不得的！”
在陈延年、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广东区委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斗争策略，同国民党左派保持密切合作，对国民党中派则想方设法地团结，而对国民党的右派则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出卖革命的罪恶行径。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势力暗杀。这是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一次严重事件。
事发后，陈延年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明确指出，这是帝国主义与右派势力破坏革命的阴谋，要求严惩凶手，追查幕后主使，同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国民党内一批老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等决议，妄图开除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职务。12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中央党部”，派人四处活动。
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行径，中共广东区委在陈延年领导下，积极团结国民党左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中央的行径。
事后，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决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由于广州和广东充满了反对右派的革命气氛，吓得西山会议派分子和戴季陶等新右派分子都不敢回广东参会。
1925年12月，中山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召开集会，宣布改称“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大会的预备会议，阴谋破坏即将于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要求凡国民党员均不准加入其他政党。
针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的破坏，陈延年旗帜鲜明地提出：绝对不能妥协让步，一定要对他们进攻。
于是，中共广东区委迅速召开会议，针对孙文主义学会破坏分子的举措，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受过军事武术训练的工农骨干组成特别保卫大队，保护国民党二大的顺利举行。
12月29日，孙文主义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参加者只有1000多人，而且多为教会学生和军人。而同时由中共广东区委发动的元旦大游行，参与群众达到了10余万人，声势浩大，极大地震慑住了反动分子。
由于中共广东区委及时采取对策，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派的嚣张气焰，保障了国民党二大的顺利召开。
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共256人，其中共产党员占2/3。
陈延年、周恩来同前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决定在会上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势力，开除西山会议派分子及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在国民党中央监委选举时使共产党员占1/3，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因为当时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中，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占绝对多数，所以实现这一计划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却不同意这个计划，认为在革命统一战线方面应实行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右派选进国民党中委去。
对于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等都非常愤慨，难以接受。
在大会开幕之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书》，指出：“国民党中旧有之反革命势力在被淘汰之列，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与革命相反的”；“大会的责任，是要规定发展工农运动的计划，确定对于工农运动的正当态度及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予严厉的处罚。”
由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国民党二大最终决定，接受孙中山的遗嘱和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基本纲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承认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共同革命，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一全中国的纲领。
但是，由于陈独秀等人的一味让步，结果，当选的36名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只有7名，而国民党中派和右派却占了15名，连本来应当被开除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也被选进了中央执委。蒋介石这个新右派也入选执委。在中央监委中，右派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
1926年3月18日，宝璧舰、中山舰发生了驶去黄埔又被调回广州的事故。蒋介石认为，这是汪精卫调来黄埔准备扣押自己的，于是决心借机发动反击。3月20日，他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由，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同时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认为，这一事件表明，国民党新右派已经抬头并篡夺军权，转向反革命。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在分析了当时广东的形势后认为，蒋介石政治上很反动，应该予以反击。陈延年甚至提出：“我们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工农联合的力量确实已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谁要是反对革命，我们就能够组织和联合一切革命力量打垮谁。”“今后，我们更要整顿和统一职工会组织的阵容，准备武装工人阶级队伍，整顿和普遍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组织，组织和发展革命青年和妇女的队伍，把这些组织紧紧掌握在我们党手里。只要广大的工农群众掌握在我们手里，跟着我们党行动，进行革命斗争，任何反革命派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革命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然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依旧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对蒋介石采取友好态度，以维护汪精卫和蒋介石合作局面。
4月，陈延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指出：“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
看到中共中央一再妥协退让，蒋介石又步步紧逼，进一步实行其限共、反共的策略。
5月15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以避免“党内纠纷”、“消除误会”为借口，炮制了四个“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不要在其中谋取领导权、不要独立领导武装，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出。
针对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广东大部分共产党人都不同意这个议案。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的代表张国焘仍旧决定妥协退让，结果使得蒋介石提出的这一议案得以顺利通过。由此，实现了其限共、反共的目的，完全将共产党置于被利用的附庸地位。在涉及国共合作采取何种组织形式继续进行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为了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接受了国民党右派所谓的党务整理案。
对此，陈延年和广东区委许多人都纷纷指责陈独秀、张国焘主动向国民党右派投降。
陈延年甚至说：“老头子（指陈独秀）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要他来广州看看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依靠组织和发展工农群众的力量，不仅不能团结更多的革命左派，而且会使现有的革命左派不敢跟共产党走，不敢跟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
他还特别指出：“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得知延年“特别偏激”的意见，为了避免其违反党纪，陈独秀苦口婆心地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并且引用“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劝说延年委曲求全，“顾全”国共合作大局。
“千里修书”的典故讲的是：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有一天收到一封家书。信中说，老家的人因为三尺宅基地，和邻居起了纷争，请求张英利用职权，疏通关系，打赢这场官司。张英阅信后，提笔回复：“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里人看完张英的回信后，不仅不与邻居争了，还主动让出了三尺宅基地。邻居看见后，也主动让出了三尺宅基地。于是便有了之后“六尺巷”的美谈。
收到父亲“语重心长”的来信后，陈延年对同事说：“当初在去法国求学的问题上，我们不听老头子的，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但这次，我想是他错了。”
为了使同志们了解党中央对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政策精神，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了一次广州各机关、团体、学校党的活动分子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陈延年讲话。他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没有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和制裁，却通过决议对共产党加以各种限制，对此他非常气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左派有许多人反对蒋介石的提案，主张严厉制裁右派，并要求中共给予支持，但是党中央没有采纳这些意见，而是为了顾全大局，联合蒋介石，维护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团结，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对蒋介石的提案做了重大让步。他个人认为：对蒋介石提案的让步有些过头，对蒋介石过于迁就，对蒋介石的错误言行该批评的就应该批评，对其权力要有所限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根据“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言行，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当然，中央既已决定，我们应当服从和执行。
陈延年的这一番讲话，含沙射影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陈延年的讲话。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介石加紧逼迫共产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撤出。结果，已经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迫辞去了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黄埔军校党组织请示中共广东区委，是否要按照“整理党务案”规定，将该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给国民党。
陈延年和周恩来斩钉截铁地指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身份的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在该校各部门工作。”
随后，陈延年领导广东区委对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共产党员进行安置，举办了特别政治训练班，由周恩来任训练班主任。结业后，周恩来将大部分学员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加强北伐军的政治工作。
由于蒋介石新右派的进攻，广州地区一些立场不够坚定的党团员开始产生了畏缩情绪，个别人甚至请求退出或改名。陈延年指导区委和团区委及时开展清党、清团运动，把那些动摇分子全部清除出组织。
同时，他指示各地党组织，普遍发动农民运动，加强农民自卫军。他特别强调：要发动工农运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要加强工农武装，如果国民党右派损害工农利益，就同它斗争。
弟弟的恋爱
为了应对反动势力对上海和中共中央机关的进攻，共产国际主张中央机关迁移。于是，1926年2月1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陈延年、任弼时、瞿秋白、谭平山、李大钊等12位代表出席了这次特别会议。周恩来留在广州没有出席。这次特别会议的议事事项，主要是讨论政局与党的任务、中央地址问题、国民党问题、北京的军事政治工作问题、巩固广东根据地问题等。
能够到北京开会，陈延年自然非常高兴。他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弟弟乔年。
当时，在中共北京地委领导人中，不足24岁的陈乔年是最年轻的一位。赵世炎比陈乔年大一岁，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
在北京，延年欣喜地听说弟弟恋爱了。但是，当他得知弟弟是和史静仪恋爱，他又觉得不妥，怕影响不好。
史静仪是湖北人。1924年下半年，经组织推荐，从国内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与乔年同学。她和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都是最早到苏俄学习的女共产党员。
到前苏联学习前，史静仪已经和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同为湖北人的刘仁静确立了恋爱关系。刘仁静是李大钊的学生，被称为“党的理论家”，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曾代表李大钊和北京支部出席了党的一大。他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
在前苏联学习期间，史静仪就喜欢上了生性活泼乐观又英俊帅气的陈乔年。1925年，史静仪从前苏联被选派回国后，被党组织分配到北方区委工作。这正合她的心意，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和陈乔年朝朝暮暮都在一起了。她不愿意到上海去，因为刘仁静在那里，他在共青团中央担任中央局委员长。
延年觉得乔年的做法不妥，因为史静仪毕竟原先已经有了恋爱对象，乔年的“介入”似乎有点横刀夺爱的意味。夺人所爱，非君子所为。
可是，爱情这件事又有谁说得清呢？两个人相互吸引并最终走到一起，是缘分，是异性相吸，还是志同道合，这绝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释得清楚的。因此，乔年也没法向自己敬重的兄长说清自己的恋爱关系。
他当然知道，哥哥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人，而且直到现在，他都还没有谈过恋爱，甚至对婚姻和家庭一直都是采取一种抗拒、排斥的态度。而他自己，此刻正沉浸在热恋之中，感受着爱情的无限美好。因为有了两心相知、两情相悦的爱情的照亮，生活也都处处充满了希望、梦想和阳光。
诚然，兄弟俩在革命理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恋爱和爱情观上却截然不同。
这一年，乔年和史静仪经自由恋爱后结为夫妻。
打倒列强除军阀
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陈延年、谭平山坚决赞同和拥护中央推动北伐的决定。
会后，他们回到了广州，积极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带动广东全体党员参与推动北伐工作。
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阅兵典礼，誓师北伐。各路大军10余万人，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工农学兵，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的雄壮歌声，出师北上。
原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北伐顾虑重重，认为应先蓄积北伐的实力。在北伐出师后，在既成现实面前，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下，于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四届三次扩大会议。
陈延年在会上主张，广泛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作为北伐的坚强后盾。不应因国共合作而阻碍了农民的斗争，应不顾一切地使农民运动得到发展，以求土地问题得以更高阶段的解决。为了动员农民起来支持北伐战争，他甚至主张，在北伐军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口号。
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思想与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无疑是相左的。它代表了党内的另外一种意见和声音，后来却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主张。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对北伐战争积极响应支持的决议。
对于广东的工作，中央指出，一方面应鼓动民众赞助北伐，同时应指出，不可因北伐而牺牲民众的自由与利益。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陈延年领导广东区委日夜奔忙，指导两广地区的革命工作，从各方面推动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
为了表明对北伐的支持态度，广东区委主动提出，由共产党员担任主力的叶挺独立团充当北伐先遣队。并从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中挑选出一批精壮的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独立团，加强独立团的战斗力。
同时，广东区委在《人民周刊》等发表文章，阐明北伐进军的意义，强调要支持拥护北伐，动员广东民众起来赞助北伐。同时还从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动员了3000多名罢工工人，组织成运输队、卫生队和宣传队，随军出征。
陈延年又调派党员到长江流域北伐必经之地，配合当地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
他马不停蹄地日夜奔忙，领导革命力量一面支援北伐，一面对国民党右派以及豪绅地主破坏北伐、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各种活动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
鉴于广州国共合作形势日趋复杂，广东区委决定，在工团军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工人武装。在刘尔崧的具体领导下，他们从工人中挑选了1600多人，组建了广州工人自卫队。
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各地工农斗争也出现了火热的局面。工人通过斗争，提高了工资，改善了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初步尝到了斗争的甜头。这些胜利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参与革命战争的热情。
但是，在各地工农斗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过火的“左”倾错误倾向。在武汉、长沙等地，有的工人甚至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听闻的程度，缩短工作时间到每天4小时以下，等等。工会命令通行，变成了第二个政府，权力甚至超过了正式的政府。有些地方肆意打砸庙宇，毁坏菩萨，强迫妇女剪发，鼓动人们随便离婚、自由恋爱等。而在斗争土豪劣绅方面也根本不讲策略，不加区分，提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通通都要打倒。国民党师长何键的父亲是一个地主，也被戴上帽子游街。就连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也被一个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给处决了……
这些过火的行径引起了国民党内一些军官的强烈不满。他们很快便与反革命势力结合起来，共同反对革命。一些反动势力趁机利用工农斗争的这些缺点，大肆造谣，对共产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反动敌人和地主豪绅还利用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和落后思想，向工农组织展开进攻，有些地方要党员重新盖庙、修菩萨，离了婚的向党员要老婆，骂自由恋爱是婊子，不一而足。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陈独秀强调，民众运动是使国民革命成就为一个民主革命而不只是民族革命的唯一保证，因此极力督促国民政府支持和保护工农运动。同时，他又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对民众运动多有限制，要求纠正其中的过火行为。
陈独秀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态度，将自己陷于了孤立消极的境地。在党内看来，他是主动放弃领导权，片面讨好国民党；而在国民党看来，他是在煽动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
1926年8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指出，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动员各地农民反击地主豪绅的进攻。
会议期间，广东区委在陈延年主持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详细阐述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农民解放的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不把农民发动起来，国民革命绝没有成功的希望。
随后，陈延年以“林木”的笔名，在《人民周刊》上发表《忍不住了！》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广东最穷苦的农民，只希望有裤子穿，有粥喝，起来要求减租，但这对于地主残酷剥削的利益是有损害的，因此在朝的人便骂他们为土匪。一切劳苦群众，为稍稍改善其惨苦的生活而起来斗争，这是客观必然的事实，不管你赞成不赞成，需要不需要；为他们自身利益，为整个革命利益，即为推进整个革命运动，即为增加整个革命力量，他们必须做这种斗争，并且谁也限制不住。革命党只应而且只能领导这种斗争，不应而且不能反对这种斗争，不要这种斗争。”
10月23日，广东区委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提出：中共要及时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站在民众方面与政府对抗，并预备暴动。
中共中央收到这份报告，认为这种主张完全错误而且极危险，若不加以痛切地纠正，其所生的恶影响将至破坏中国革命运动的进行；要求广东必须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合作，必须联合左派以制李济深之反动，“不可由我们直接领导民众和李济深冲突，更万万不可有‘整个的C.P.（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冲突’，这是极错误的观念，这是极荒谬的企图”。
陈延年却认为，国民党左派已经产生分化，绝大部分已转为中派，他们对工农运动不满，提出对工农政策要求重新审查的问题。他不甘心地说：“我们同国民党一起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共产国际认为，在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加大攻击，特别是蒋介石新右派面目日益暴露的情况下，即使左派是软弱的、不稳定的，也必须将其推向前台；共产党人应该以助手的身份来帮助左派，这样才可以避免国共矛盾的加剧。
因此，中共中央致信中共广东区委，指出：“过去我们包办K.M.T.（即国民党）的工作已发生很大的错误，使党及革命的前途均受到许多坏的打击。一方面是不能使左派群众组织更广阔地发展，一方面是使斗争性质不扩大成为右派之争而变成右派与C.P.之争。这个历史是不能再重演了！现在左派对于我们的怀疑、畏惧、防闲，又有重演旧文的倾向，粤区须严重地注意此事。免除左派的怀疑、畏惧、防闲及避免右派的挑拨、构陷的唯一方法，就只是：我们不包办一切，赞助左派起来自负责任，尽量地让他们也到工人中、农人中去活动，让他们的自觉也有群众，也有力量能独立。”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局都把汪精卫视为左派，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希望，认为他的回归，国民党左派就有了主心骨。
然而，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派显然都低估了蒋介石的野心及实力。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1926年11月，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分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出现的各种危险倾向，制定党的斗争策略。
广东区委重申了依靠工农群众反对蒋介石的主张。湖南区委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然而，会议没有采纳这些正确的主张，而是继续沿用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否定了广东区委关于国民党内没有真正左派的观点，决定从各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
《中央对于粤区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广州发生国民党对共产党进攻风潮，是由于中共广东区委否认左派、忽视左派领袖的原因，决定在工农运动中我们对农运不能让步，因为现时农民所要求的都是生存迫切的要求，都是K.M.T.政纲所允许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然而在广东工人运动方面应大让步，因为广州工人群众多是手工业工人，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行动已经达到现时社会经济所能容许的顶点，不可盲目地跟着群众“左”倾。
会议指出：我们同志的观点之错误极其危险，他们以为我们党之独立即是组织工农小有产阶级群众，在我们的直接领导之下，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抗（各地方都多少有此倾向，在广东最甚），这样解释我们党之独立，必致走向和国民党脱离而危及整个的民族革命运动。
可见，此时中央对于陈延年和广东区委的决策及做法基本上是批判的和反对的。
受到中央批评
中共中央局和广东区委的分歧其实早就公开化。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由于陈延年、周恩来为首的广东区委和中央局、共产国际远东局意见有分歧，未能形成关于广州问题的最终决议。但是，大会最后的决议间接地批评了陈延年。
决议写道：去年（1925年），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意见是以我们留在国民党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帮助他们发展巩固国民党，并且反对右派，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广东区委却认为，我们以自己代替国民党左派，因为国民党左派的社会性发展不够，没有我们的领导就不能立起来。
会后，中央派瞿秋白、彭述之等前往广州调查情况。
9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三位委员和瞿秋白、彭述之回到上海，花了一个星期撰写了《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集中谈到陈延年等人在“中山舰事件”前后所犯的错误。在肯定广东区委在发展党组织方面、坚持在艰难环境下斗争和工作的不易之同时，指出了陈延年等人犯的错误。
一年前广东的中共党员只有400名，在中央局会议批评后，广东区委发展了大批党员，到1926年9月已经有5000多名，占当时全国共产党员总数的1/4多。
这份报告写到了广东同志的政治错误：3月20日以前，他们在广东加强了“左”倾空谈的政策，他们打算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彻底夺取整个政权机关，认为除了继续执行进攻方针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办法来防止三二〇事件，但这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陈延年等人所犯的“错误”，概括而言，就是：国民党不存在，国民党已经死亡；国民党左派不存在，只有共产党人在工作；我们可以退出国民党，因为革命斗争中最坚实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维经斯基看来，陈延年等完全不懂国民党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他还批评了陈延年1925年12月27日发给中央的一份电报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平分给共产党人和左派”。
因为涉及自己长子所犯错误，所以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发言后首先表态：“广州人的错误是他们孤立地看待广东，而他们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作用，他们只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需要角度来看待国民党。广州人根本否认有必要对国民党做出让步，他们希望有一个左的国民党，他们希望恢复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但，这是全国共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他明确地点出了广东区委所犯错误的实质，同时委婉地替延年他们做了一些辩护。
随后，彭述之发言说：“我完全同意老头子的意见，广州的同志有两种有害的倾向，虽然可能他们已经纠正了。他们不仅否定大资产阶级，也否定小资产阶级，他们只考虑工人和农民。对国民党他们是这样想的，要么应当占据他，要么他们应当退出国民党。”
中央对陈延年为首的广东区委的这些负面评价，直接影响了后来对他的职务调整的安排。
和鲁迅的交往
1927年1月，鲁迅先生离开厦门大学，接受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
得知鲁迅即将来广州后，陈延年立即召集李求实等开会，对如何团结鲁迅做了周密的商量和安排。陈延年提出，鲁迅先生到广东后，要帮助他尽快地了解广东情况，了解当前的政治局势，他是能够判断决定何去何从的。
鲁迅到达中山大学后，1月31日，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毕磊和徐文雅等登门拜访了鲁迅，并将共青团广东区委出版的《少年先锋》一套12册送给他，以便帮助鲁迅了解广东共产党的情况。
毕磊等也及时将鲁迅到达广州后的情况向陈延年做了汇报。陈延年对毕磊说：“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多陪鲁迅到各处看一看。”
按照陈延年的指示，毕磊、徐文雅等和鲁迅愉快地交流，帮助他接触到广东的真实的情况，增进了对共产党的认可。
2月7日，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创办了《做什么？》周刊。次日，徐文雅便将新出版的刊物带去送给鲁迅。鲁迅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徐文雅来并送《为什么？》三本。”此处的《为什么？》指的应该就是《做什么？》这本杂志。
读了杂志发刊词《我们应该做什么？》这篇陈延年撰写的文章，鲁迅回忆起了大约10年前在北京见过的这个陈独秀的儿子，便向毕磊打听：“你们的负责人是陈延年吗？我在北京时曾见过他，他是一个有出息的青年。”当时，陈延年在党内和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
毕磊将鲁迅的话转告了陈延年。陈延年让他带话给鲁迅，近日就去看望他。
3月下旬的一天，在毕磊的陪同下，鲁迅来到了中共广东区委二楼会客室，和陈延年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鲁迅亲切地称陈延年为“老仁侄”，而陈延年则尊称鲁迅为“父执”。两人谈得很愉快，直至深夜，鲁迅才告辞离去。
这次面对面的交流，让陈延年进一步了解鲁迅的政治立场是完全站在革命阶级一边的，是拥护无产阶级的。他对毕磊和徐文雅说：“鲁迅是我们党真正的朋友，要继续做好团结鲁迅的工作。”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史称“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毕磊等200余名进步学生被捕。鲁迅当天冒着大雨出席了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并在第二天捐款慰问被捕学生，并积极参与营救。但是最终萧楚女、熊雄和毕磊等还是惨遭国民党杀害。毕磊受尽酷刑，最后被装进麻袋，扔进了珠江。
目睹了这许多青年的血，鲁迅几乎出离愤怒。他在悲悼烈士的同时也无情地解剖自己，悲壮地提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相信，只有代表无产者利益的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4月21日，鲁迅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三次退还中山大学的聘书。他对许广平说：“一同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9月，鲁迅携家带口前往上海，随身还带着登有陈延年文章的《做什么？》和《少年先锋》杂志。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著有《最好的时代》《国家书房》《梦想照亮生活》等。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庄重文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