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雅，1987年生于广西南宁，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钟山》《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出版小说集《少女与泰坦尼克》《单纯》。
这不是正确的场景。
正确的场景应该是沉默的，有条不紊的。大家或紧凑或分散地坐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独特的、令人略起醉意的香气。火星在烧火盆中上升然后又渐渐落下。寂静的屋子里，偶尔能听到火星炸裂的声音。渐渐地，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人们低声交谈着、询问着。有人打开了窗子。深夜的冷风如同流水一般游进了房间。空气湿漉漉的，盆子里的火被吹斜了。可能会有人劝她去休息，毕竟她是丧主，而且年纪也不小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她甚至没找到一张合适的照片来给邵老师做遗像。她想起邵老师刚患病时，有一次他们外出散步，走到离医院大约四五百米的距离时，他们看到了一间照相馆。很小的一间，在一条T形路口的转角上。邵老师对她说，走，过去看看。她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死拽着邵老师的手不放。两人在大街上拉扯着，过往的行人都朝他俩看了过来。或许是觉得羞耻，邵老师冲她大喝了一声。她呆住了。她从来没见过邵老师对哪个人大声说过话，更遑论像刚才那样对着她大喊了，好像她是他的仇人。随后，邵老师甩开了她的手，一个人过了马路。她看见他走进了照相馆，十多分钟后，又看见他从里面走出来。但邵老师没有朝她走回来。她站在原地不动，看着邵老师向与她相反的地方走去。一股羞辱感侵入了她。马路上四顾全是车流。她站在马路边上，感觉耳畔嗡嗡作响，而她的身体正随着那些怪异的声波逐渐消失。她愣了愣神，在路基上坐了下来。
又过了一刻钟，邵老师回来了。用手臂轻轻碰碰她，说，阿娣来吃，我请你吃冰淇淋。她看了看邵老师的手。邵老师的两手各握着一支巨大的冰淇淋甜筒。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甜筒。锥形的冰淇淋高高地直立着，像一座宝塔。邵老师说，来，吃冰淇淋，我走了好远买来的。
看样子的确是走了很远的路。她注意到冰淇淋的脆筒部分已经开始软化。原有的纹路也已消失，那一块锥形的冰淇淋像是烛泪一样堆积在脆筒上方。烛泪，白蜡烛，遗像。她想着想着就落了泪。邵老师以为她还在为自己刚才抛下她的事情生气，于是也在路基上坐下来。他用肩膀轻轻地去撞她的肩膀，柔声说，阿娣莫生气了，请你吃冰淇淋。他对比了手中的冰淇淋甜筒，将融化得不那么厉害的一支递到她的手上。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直到她接受了它。他们坐在马路边上吃冰淇淋。彼时那条路的北面正在施工，不时地传来挖掘机吭哧吭哧的声音。车辆从他们面前飞驰而过，带来一阵质感粗糙的飞尘。他们对面是一棵巨大的榕树。榕树就长在马路中间，根部外围被水泥紧紧裹住。阳光正烈。她和邵老师坐在榕树投下的阴影中，丝毫没感觉到热。那天下午，应该有许多人都看到了他们。她低头舔舐冰淇淋时能感觉到有人在街对面用手机给他们拍照。如果在他们眼中她和邵老师没有被视为疯子的话，那么，也一定会被认为是一对浪漫的老年夫妇，即使她比邵老师小了十二岁。到了五六十岁的年纪，时间就不太可靠了。十二岁的差距在同样的皱纹面前就如绢一样薄。
邵老师被收殓后，有人提醒她应该去找一张照片以便做遗照。于是，她想起了那天下午的事。她回到家里，翻遍了家中每一个可以收纳的抽屉、盒子甚至塑料袋，但没找到照相馆的发票。她这才意识到邵老师那天可能根本没有照相。既然没有照相，为什么要进照相馆去呢?但现在这些都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是她翻遍了整间屋子，没找到一张合适的照片。
她一一看过，邵老师的照片大多是合照。唯一的一张独照，应该是去海边旅游的时候拍的。一九九九年，他四十五岁。照片上，邵老师穿了一件夏威夷风格的大花短袖衬衫，头上的草帽帽檐宽大得惊人。他戴着墨镜，脖子上挂着一个圆形花环。面对着镜头他哈哈大笑，笑容甚至有些扭曲，一点也不像他平时的做派。她把照片给帮忙办丧的邵老师的学生看，一个叫做李钧的年轻人接过照片，扑嗤一下就笑出声来。但他很快又把笑容收敛回去，说，师母，这张恐怕不行，看起来不太庄重。什么是庄重?大约是邵老师平时的那副模样吧。沉默寡言，鲜有笑容，也很少有其他表情，看起来像一块金属。她又看了一眼照片，不知为何也笑了。在场的学生都笑了。气氛很愉悦，愉悦得不像是一个与他们有着密切关联的人才刚刚离开。不过与她相比，那些学生的笑声中多了一层轻松的味道，仿佛他们已经确定她不会因为过度悲痛而追随邵老师而去。
他们把照片扫描进电脑，先用修图软件把草帽、花环这些累赘物去掉，然后给邵老师换上西装打上领结。最难弄的是笑容。李钧试了几次都不太成功，接着又换了好几次人。每个人都试图让邵老师的笑容收敛些，更符合他大学教授的身份，应该是微笑，或者不笑;虽然眼睛会因为笑而产生弧度，但是平整的嘴角会让人感觉不怒自威。但无论他们怎么调整，只要把嘴角合上，邵老师看起来总是一副阴阳怪气的模样。若单单去看嘴，似乎又没有什么问题。那张嘴像入侵者一样占据在邵老师脸上，没办法和其他五官构成一体。后来她说，算了，就这样吧，没关系。
于是照片就这样定图，送洗。照片送回来时邵老师笑容依旧，只是图像变成了黑色。照片已经加框，开始有了些悲伤的味道。她鼻头有些发酸，但没有眼泪。邵老师的学生们依照她的指示将照片放在客厅里的一张小方桌上。桌子正中有一只香炉，香炉的两侧各有一只黄铜色烛台。一夜过去，烛台上渐渐堆积了厚厚的一层烛泪。她想起邵老师递给她的甜筒冰淇淋。如果她当时跟邵老师说，冰淇淋融化的样子看起来像烛泪，不知他会怎么说?他或许会说，你这个比喻很好，很有新意。现在想来，当时在脑中一晃而过的蜡烛，仿佛成了某种预兆。
作为邵老师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李钧几乎扛起了所有大小事项。她没操什么心。他将门下的师弟师妹安排得紧紧凑凑，每个人人手一份时间表，时间到了就来家里报到。算下来，这段时间里她好像只做了三件事：领取死亡证明，给邵老师穿寿衣，然后找照片制作遗照。
家里每天人来人往。头两天工会的领导来过，给了她慰问金，交代李钧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到了第三天，来到家里的就只有学生了。他们进门前通常会先和她打声招呼，然后就开始忙活。没有人问自己需要做什么，好像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房间安静得令她心慌。每个人手上都有活，所有人都像机器一样沉默而有秩序，除了她，好像她是这场丧事的外人。鲜少有说话的声音，甚至动静也很轻。偶尔有脚步声来到她的门前，通常是来问问她有什么需要，比如需不需要喝水或者吃点东西什么的。她房间附近有一个厕所。但除了她自己，她从没听到任何人使用过它。一屋子的男女至少有十多个人，他们却都只在厨房隔壁的那间厕所里解决问题。那间厕所很窄，人站在里面甚至连伸直双臂都很难做到。也不知道那些学生是怎么忍的。没有人看电视，手机也不见响。她告诉李钧其实他们可以看电视也可以说话，这样并不会打扰到她。其实她是期盼这些学生们能够讲讲话，甚至开点玩笑什么的。什么都好，只要房间里能多一些除了脚步声之外的声音。
到了第四天李钧打来电话，说因为手头的项目需要验收，接下来几天他没办法过来帮忙了。不过他已经安排了一个女孩过去接替他工作。在电话中她没听清那个女孩的名字，李钧说那女孩是他女朋友。
女孩来的时候是上午八点。那时候她刚刚起床，留下来守夜的学生也刚离开没多久。她简单地洗漱过后到厨房里准备早餐，刚要开火时门铃就响了。她以为是值夜的女生忘了什么东西。打开门一看，发现外面站着的是个陌生女孩。女孩可能注意到她在发愣，于是主动自我介绍说：“师母您好，我叫朱辛夷。辛夷花的那个辛夷。”随后她又补充说，“那个，我是李钧女朋友。”她哦了一声，让出一条道好让女孩进来。
“我应该早点来的，”朱辛夷的话中有股抱歉的味道，“但是前几天实验数据总是不对，我也不敢离开实验室。”
“不好意思，还让你跑一趟。”
“应该的，师母。”朱辛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仿佛停顿很有必要，“我听过邵老师的课。他讲戏剧史讲得特别好。上他的课都得提前占座。”
她们的对话几乎就是在走廊里完成的。朱辛夷要脱鞋，她告诉她不用，但她还是坚持把鞋脱了。她一边往里走，一边拉开了羽绒服的拉链。一股软香的热气从朱辛夷的衣服里溢了出来，溢到她的脸上，让她打了个激灵。她问朱辛夷有没有吃早餐。她满以为她会像其他学生那样谎称自己吃过了。他们通常会等她回到房间，然后悄悄自己吃买来的牛奶和面包。但朱辛夷说：“您做了早餐吗?太好了，我七点就出门了，根本来不及买早餐。我怕找不到地方。这地方实在太远了。”她说着吐了吐舌头。
朱辛夷不是邵老师会喜欢的那种女孩，烧水的时候她这么想。邵老师招的女学生都是一个类型，安静、听话、懂事。所以她从来分辨不出谁是谁。朱辛夷是她们的反义词，至少看起来是。她来到一个正在办丧的人家，却穿了一套粉红色羽绒服。她还精心地化过妆。但她没从这姑娘身上感觉到冒犯。朱辛夷凌乱的丸子头有股俏皮的味道，那件粉红色羽绒服看起来也很适合她。
在烧水的空当，她打开电饼铛加热抹油，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两个手抓饼依次热上。这段时间她都用手抓饼一类的食物做早餐，很油腻，但吃起来很有满足感。邵老师习惯清汤寡水，所以他们一直吃得很素。做保姆的时候还好，那时她可以自己另煮一些喜欢吃的东西。但结婚之后再这么做似乎就有些不近人情。况且她年纪大了，清淡饮食对健康也有好处。于是，她也跟着邵老师一样吃着寡淡的一日三餐，日子长了，也就习惯了。邵老师过世后，她像是报复式地买了许多速冻手抓饼和鸡蛋灌饼，几乎每天都吃。那种脂肪的香气刺激着她的大脑，让她感觉幸福。
饼热好之后她又煎了两个鸡蛋，然后装在盘子里端进饭厅。朱辛夷就站在离她大约三四米远的地方。她吸着气，羽绒服抱在手上。她问朱辛夷：“冷吗?冷的话我把空调打开。”
“谢谢师母。”
她打开空调，招呼朱辛夷坐下。朱辛夷把羽绒服放在饭桌的椅子上，进厨房洗了手，洗完手直接把水抹在了毛衣上。她在饭桌前坐下后对着盘子端详了一会儿，前后调整着盘子的位置，旁若无人地给手抓饼拍照。直到拍得满意了她才拿起筷子。若邵老师还在，即使嘴上不说，他也一定认为这女孩没有教养。但她觉得这姑娘挺可爱。她甚至好奇朱辛夷是怎么成为李钧的女朋友的。他们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李钧和邵老师有点像。邵老师的每个学生都和他有点像：模样斯文，彬彬有礼，说话总是轻声轻气的，似乎带着些许谨慎意味。而朱辛夷看起来，怎么说呢，对，像一颗跳跳糖。
“这地方很难找吧?”她问朱辛夷。
朱辛夷咀嚼着食物，含混不清地说：“真的挺难找的。我从市里过来，越走越荒凉，还以为自己走错了。您为什么不住学校里呢?学校里多方便。”
她也不知道邵老师为什么不住学校。邵老师在学校里有房子。她和邵老师决定结婚后他就搬到了这里。这一片是城市的高新开发区，房子建了不少，但鲜有人居住。早些年这地段的房子像是雨后春笋般从空地上成片地长出来。当时卖房的噱头是高新开发区即将成为新的城市中心，政府、医院、学校、图书馆，都会陆续搬迁至此。正因为如此，买房的人蜂拥而至。但政府最终并没有搬。医院和图书馆倒是有了，不过都是分院和分馆，资源上没得到什么倾斜。楼盘于是渐渐失去了热度，一些开发商跑了，很多人开始亏本卖房。开发区里未完工的房屋四处可见。不少楼盘自暴自弃般地裸露在这片土地上。远远看去，那些未装玻璃的窗子像是一个个不可预知的黑洞。
她第一次来这里时是邵老师接的她。她说她可以自己去，但邵老师担心她找不到。那天傍晚，邵老师在约定的地点接她上了车。他们从市中心一路往高新区开过来，路程越远，道路两旁的房子就越黯淡。她的心跳莫名地加速了。邵老师专心致志地开着车。车里没有音乐，也没有广播。他们就这样一路向夜的深处驶去。在黑暗中，楼房像是团团黑云，而住户则像是浓云之后的寥落星光。不知道开了多久，灯光越来越少了，她只能借助着偶尔过往的车灯去辨认房子的形状。她问邵老师还有多久才会到，邵老师说快了。车内只有她和邵老师的呼吸声。她觉得胸口憋闷，于是打开了窗。空气里有尘土和露水的味道。清新和浑浊独立成两个并不交融的个体。等到了邵老师家时她看了看表，从出发到抵达，大约是三十分钟时间。比她感觉的时间要短得多。
这附近没有商场。小区里有两个面积很小的便利店，可以满足基本的日常需要。不过，从小区出来开车大约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市中心和高新开发区分野的十字路口，在那里有一个大型商场，商场负一楼是全市最大的超市。他们通常会三天去一次，一次性买好几天的菜。其余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就待在家里。吃过晚饭，他们会在小区里散步。小区里种满了高大的植物。由于住户稀少，杂草就恣意生长，茂盛一些的地方甚至能没过脚踝。傍晚时分，寥落的灯光渐次亮起，让幽暗的小区看起来像是郊区寂寥的天空。她和邵老师默默地走在石子路上。邵老师很少说话，似乎沉默让他感觉自在。在那短暂的半小时路程里，她觉得时间像是拉面店师傅手上的面团一样不断延展开去，长得有了形状。渐渐地她出了神，开始想到许多事。比如至少还有十多年的时间，她将如何在这样的沉默中度过?如果邵老师先一步离开人世，那么她应该去哪儿，做些什么。想到这儿，她悲从中来。她希望邵老师身体健康，长长久久地活下去。她是独自一人，邵老师也是。两个人没有语言的生活要比那种无望的日子要容易得多。
“住久了就习惯了。”她回答道。
“您不考虑到学校里去住吗?”朱辛夷问，“您去了的话，大家都在，照顾您也方便。”
她笑笑：“等忙完了这阵再说吧。”
她给朱辛夷倒了一杯热奶。她自己的手抓饼和牛奶已经吃完，她有些饱了，将煎蛋留给了朱辛夷。她招呼她慢慢吃，自己端着空盘走进了厨房。她把盘子放进水槽里，洗了手。走出来前，她抬头看了一眼厨房对面墙上的时钟，已经快九点了。
是吃药的时间了。她最近才开始吃药。其实药早就开了，就在邵老师住院的那段时间。那时候她每天给邵老师送饭，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待邵老师吃过晚饭，她会在医院待到最后一班公交才离开。公交是九点半发车，到达医院是十点，到家的话已经十点半了。她进了屋，关上门，却总是能听到回声。待她仔细去听时，房间里却总是安安静静的。窗外偶尔会传来挖掘机作业的声音。有许多事一一地进入她的脑海，让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邵老师出院休养时医生顺便给她开了安定，但她一直没吃。她担心邵老师在她睡得太熟的时候突然离开。
那天她是真的太累了。她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她在迷迷糊糊中听见响动，艰难地睁开眼睛。她看见邵老师把自己从床上撑起来，然后打开了夜灯。她问他：“邵老师，你要去厕所吗?你等等，我陪你去。”邵老师说不用了。他说，不用，阿娣，你继续睡。我可以的。她在朦胧中感觉他的步子很稳当。最近他已经好多了，也许他用不着帮忙。她这样想着，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等到起夜时她才惊慌地发现邵老师不在床上。灯光一路亮着。她从床上跳了起来。跑到厕所门口，她看见邵老师躺在那里，嘴已经歪了，嘴旁边积着一摊白色秽物。她打电话给120急救中心。第三天凌晨，邵老师死了。主治的女医生说，邵老师是突发脑溢血。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医生安慰她说，突发脑溢血人过去得快，应该没有什么痛苦。这比一直熬着要好得多。
朱辛夷面前的牛奶杯子已经空了。她问朱辛夷要不要再来一杯，朱辛夷说不用了。她站起身将自己吃剩下的东西端进厨房里倒掉，随后洗了盘子。这姑娘表现得熟门熟路，仿佛这就是她自己的家。不知道她是性格如此还是家里人没有教过她。但她并不反感这女孩这么做。有一个除了她之外的人在厨房里走来走去，那种感觉很亲密，仿佛朱辛夷不是一个学生，而是她一个久违的朋友。邵老师和她结婚的这几年来她几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幕。邵老师没什么朋友。仅有的几个，他也从未邀请他们来家里做过客。他排斥别人到家里来。有那么几次，她想过邀请做保姆时的朋友到家里来，但最终还是算了。她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更重要的是，她不希望她们来到这里会摆出一副乡下人进城时那种大惊小怪的神态，那会让她觉得很丢脸。
“师母，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朱辛夷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我可以打扫卫生。或者陪您说说话。”
以往这时候她已经服药睡下了。邵老师离开之后她开始服药。有李钧这群学生操持一切，她无心可操，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休息。她也是时候休息了。每天早上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睡觉。一来是因为无事可做，二来，也不知道是不是药物的作用，她总是感觉困。
但她今天不想吃药。
她走在前面，把朱辛夷领进客厅，招呼朱辛夷坐下，自己则走到落地窗前将窗户打开。一股清冷的湿气立刻挤了进来。房间里暖气带来的那种霉味被冲淡了些，困意消失了。朱辛夷没有坐，她站在沙发前面，像是在等她。她在沙发上坐下，朱辛夷也跟随着坐下。她将桌上的果盘推向她，说：“想吃什么就随便吃。”朱辛夷连连摆手，笑了：“师母，刚吃饱呢。”
这姑娘不太安分，坐下来就开始四处打量。她追随着朱辛夷的目光看过去。这套房子和她搬进来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客厅一头，木质沙发摆成一个U字形，在U的肚子里是一张大得有些不太协调的方形茶几。整个客厅的家具都是红木材质，年岁已久，颜色很黯淡。这种家具让她想起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宅门场景，有种阴森森的味道。她曾经想要添置一组米色的软皮沙发，但邵老师拒绝了。整间客厅里只有电视机旁边的一个花瓶是她买的。花瓶里插着几株橙红色的仿真石榴，算是整个房间里唯一亮色。
“房子就您一个人住吗?”朱辛夷问道，“师兄呢?师兄不回来吗?”
她知道朱辛夷所说的师兄指的是邵老师的儿子邵祺。她笑笑，说：“我们是二婚。邵祺是你邵老师的儿子。他在美国，现在回来很麻烦。”
“哦，”朱辛夷一边接话，一边假装不经意地往别的地方看过去。她不会知道这件事，李钧他们也不会知道，邵老师不是那种会说自己私事的人。
如果邵祺现在在国内，他一定会立刻赶回来。平时邵祺和他们联系得很少。电话像是例行公事，过年过节，说个两三分钟就挂断。邵老师去世后她打了电话给邵祺。他看起来倒是丝毫不意外，也感觉不到悲伤，嗯，爸爸的病也有一段时间了，他要离开，是上天安排好的。“您不用太难过，安心在家里住着。”邵祺这么说。她注意到，邵祺一侧的太阳穴上方浮出了一根青蓝色血管。刚打电话的时候她没看到这根血管。邵祺跟她说不用操心，其他事他会找律师来帮忙处理的。她点点头。她知道邵祺是在说邵老师的遗产。其实他不用担心。邵老师早就安排好了遗嘱执行律师。古董一类的是婚前财产，邵老师像是有准备似的，每一件都精心地留存着发票。房子登记在邵祺名下，她只能暂住。邵老师账户上的存款不足三千。她觉得不应该那么少，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么多。
邵老师是做家政的朋友介绍给她认识的。那时候她刚从乡下进城来。在老家她不太受儿媳待见，她也不想儿子作难。她有个年轻时的朋友在市里做家政阿姨，告诉她可以挣不少钱。她于是决定要来，想攒点钱给孙子。头几份工内容都差不多，照顾的都是即将离世的老人。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患老年痴呆且半身不遂的老人。从老人的长相上看，她年轻的时候必定是个美人。但人生的最后几天，老人终日躺在浸透了屎尿味的床上——她每天更换床单，但始终没办法赶走那种味道。除了她，没有人在房间里久待。老人去世的前几天突然容光焕发。她第一次开口叫她，甚至叫出了她的名字。她对她说：“阿娣，窗子上应该放几株桃花。”那是个暖春。从过年起天气就开始转暖，桃花早早就开遍了整个城市。小区的桃花也已盛放。老人无法出门，她不知道她是怎么发现桃花开了的。她答应她等买菜回来的时候会给她带几株桃花。那天下午，她把桃花插在一个粉色的磨砂花瓶里。老人示意她把花瓶放在窗沿上。老人对她说：“谢谢你啊，阿娣。”三天后，她过世了。
“后来我没有再接这样的活儿。”她说。
“一定很累吧。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早就不干了。”朱辛夷说。
“不是那种身体上的累，”她继续道，虽然她觉得这么说似乎有点儿不道德，但她觉得这团话在胸中翻涌，即将喷涌而出，“是觉得没希望。照顾这样的老人，生活都没有希望。后来我就再也不接这样的活儿了。虽然这样的活儿挣得钱多。我年纪也不小了，我还想多活几年。”
“这样啊。”
后来她接了几个月嫂的活儿，再接下来就是邵老师。朋友对她说这是个好活儿，雇主是大学教授，身体健康，只是缺少个做饭和打扫卫生的人。大学教授这名号一听就让人向往。朋友说起邵老师时感觉很浪漫：茶，咖啡，字画，古董，满屋子的书，房间里都是书本的味道。她几乎没怎么考虑就同意了。
她不否认自己来邵老师家做保姆有种满足虚荣心的意味。她从小没读过什么书，家里太穷，她还有一个弟弟。母亲说读书是男人的事。她觉得反正自己成绩也不好，但弟弟成绩不错，不如让弟弟去念。她十五岁时谎报了年龄报名去当地的国营园艺场做了一名工人。几年后园艺场改制，她又被调到供销社去当服务员。工资不多，一个月三十块。除了买些日常必备的生活用品之外，剩余的钱她都寄回了家里。二十六岁时她结了婚，对象是中专老师。在家中他排行老二，不大受宠，属于可有可无的人物。一年冬天，他约她出门看电影。到达电影院时，她发现他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衣。她觉得他可怜，预支了半个月工资，买布料给他做了一件棉袄。后来他向她求婚，说得还挺浪漫的，他说学校迟早会给他分房子，然后再多攒一些钱，有钱了之后就可以买电视，买收录机，买自行车。他描绘房子时的神态仿佛是在那里住了很久似的。就这样，他们结婚了。
朱辛夷看着她，嘴唇微微张开。她能感受到这姑娘的困惑，但她还是决定继续说下去。几乎是脱口而出，无法阻止自己。“但他看不起我。”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坐在她面前的是个陌生的女孩。她们认识的时间只不过两个小时，而她却在对她说前夫，一个死人的坏话。但她感觉愉快。“他看不起我，因为我没上过几天学，而他是中专老师。他觉得我是个没用的女人，当然了，他没有亲口这么说，但有些事情不用说你也能感受得到。孩子刚上小学那会儿我想读电大补习，他却冒出来一句，你什么样难道心里没数吗?”
“有些男人就是那样，他们从骨子里就瞧不起女人。”朱辛夷说。
她拿起水壶往杯子里倒水，但是水壶是空的。朱辛夷见状，站了起来，把水壶拿在手里：“师母，你坐着，我去烧水。”女孩手脚伶俐、敏捷，像年轻时的她。她看着朱辛夷的背影流出客厅，走进厨房。她似乎不怎么费力地就找到了电热水壶。接着，她听见旧水壶发出了开始加热时的那种锈一般的声音。
她一开始没想过要和邵老师结婚。保姆和老年雇主结婚，在社会上看来可不是什么好事。有太多那样的例子了。即使你不是那样的人，但别人会用既有的例子来打量你。谁在乎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只在乎心中所想所带来的那种快感。说实话，邵老师彬彬有礼，为人体贴，是个不错的结婚人选。每次她到了邵老师家里，他总是提前准备好茶水。她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他也会帮忙，帮她剥豆角、花生、大蒜什么的。两个人不怎么聊天，更准确地说，两人都没有多余的话，但他们都享受于这样的沉默，至少她从来没感觉过不自在。饭桌上，她做的每一道菜邵老师都说好吃。一开始她并不上桌吃饭，后来在邵老师的要求下，她开始和他一起用餐。有好几次，邵老师很自然地把菜夹到她的碗里。这时候，她脑子里就会突然飘过一个声音对她说，这才是真正的婚姻，这就是你要的婚姻。安详，自然，时间就在宁静中慢慢流走，而他们毫无知觉地老去。即便如此，邵老师第一次向她求婚时她还是拒绝了，说自己要考虑考虑。她不想答应得太快，仿佛自己有什么预谋似的。过了有快半年的时间，邵老师没有再提这件事。第二次再提时，她答应了。邵老师说，她将要住进远离城市的大房子，她可以尽情在阳台上种植花草;她可以把户口迁到市里，这样孙子也可以到好学区里读书。
“我朋友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结婚，她们说如果你不结婚，一个月可以有六千多块的收入，雇主还得对你客客气气的，生怕你甩手走人。一旦结了婚，你就成了免费保姆。他要是死了，你还不一定能分到财产。城市户口算什么?小孩户口不跟爸妈，根本划不到学区去。”
“每个人对婚姻的看法都不一样，我能理解您。”
“可能人孤独的时候就会想结婚。那时候我很孤独。”她这样说，“我也说不明白是不是孤独，但就是觉得两个人过要比一个人好。”
她们的谈话还在继续。两个人把话题岔开，说了一会儿学区房的事，然后又说到前几年邵老师在学校评什么学者的事。是紫荆学者，朱辛夷提醒她。能够评选上这个学者，似乎能拿到政府的特殊津贴。当时这件事闹得很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以为邵老师是绝对人选，显然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结果公布，获得者是一个年轻得多成果也少得多的老师。事情好像就是从那时开始变化的，她对朱辛夷说。他闷闷不乐，整天待在书房里不出来。他甚至幻想申诉会有用，即使公示期已经结束。他到学院申诉，还去了校长办公室。后来学校里的人见到邵老师都躲着他走。但他还要拉住别人问他们为什么要躲着他。
“其实那个评选我们都觉得有问题。”朱辛夷说。
“有没有问题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抓住不放有什么用呢?他也不缺那点钱。”
“您这就错了，”朱辛夷纠正了她，“不是钱的事。邵老师肯定觉得这是对他的侮辱。”
也许是吧。他像是自暴自弃了一样开始什么都不管不顾。没事的时候就坐在某个地方看着她。她在厨房里忙，他就在书房里不出来。一天夜里他忘了关上书房的窗子，一只老鼠飞了进来。后来老鼠把空调水管咬坏了。空调一直漏水，墙被浸得长了霉。后来她不得不穿着水鞋捉老鼠，丁零咣啷的，他坐在客厅的一角看着她，一动不动。她让邵老师把老鼠扔出去，他仿佛没听到一样，站起来就走了。
“也许是受的打击太大了吧。”朱辛夷说，“但也没必要这么折磨自己和家人啊。”
她看到朱辛夷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困惑，怀疑，不解，或者兼而有之。她知道某种神话——关于邵老师的神话——正在渐渐被打破。她决定冒险一试。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吐出来。“后来他就开始砸东西，”她说着，恰到好处地落了一滴泪。
……
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