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耳蜗，在我30岁前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却不知，它将陪伴着我度过30岁后剩下的所有日子。
2023年五一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为我儿子唱了一年的歌，他一个字也听不见，我给他放那么多音乐，他一个音符也感受不到。那段时间我睡下就会惊醒，醒来就觉得这如果是梦该多好，从不能接受耳蜗到医生和我说做不了耳蜗，这又是另一重的打击。庆幸的是我找到了同样遭遇的家庭，他们给予了我方向。于是，6月份，我又带着儿子去了北京，看遍了北京耳鼻喉权威的医生，最终我们决定赌一把耳蜗。8月份，我的儿子进行了耳蜗手术，只有当过父母的人才了解看着自己年幼的孩子手术有多么的心痛。当他被护工从手术室推出来，头上包裹着厚重的加压包，小小的身体套在大大的病号服下面，脚上还挂着点滴和几个明显的针眼，因为挣扎嘶吼而沙哑的嗓子，还在隐隐的啜泣，我有多爱他，就有多恨自己，恨自己不能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
回到病房，盯着生命监护仪，6个小时的监护，仿佛过了一个世纪。还好他也许是因为麻醉劲也可能是晕眩，一直断断续续，迷迷糊糊的睡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天一早，他又有了活力，虽然他的头沉的甚至抬不稳，连坐起来都需要我抱着他的头，但是他精力好了很多。终于我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我把孩子交给我的妈妈，我就在他旁边睡了很久……
孩子自从生病后，我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哑巴。我几乎关闭了所有输出情感的应用，同时我像个偷窥狂，我总想找到别人不幸福的证明。我总是在问上天，为什么一定要选我，选择我的孩子。我不想被别人知道我的不快乐，但我却想了解别人的生活，她们应该是没我这般苦恼，她们也许真的那么幸福，只是这些快乐和幸福都与我无关，苦闷是我的，苦难也是我的。我应当像一个黑洞，吞噬生活，就像生活也吞噬了我一样，这样的情绪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更为显著，再多的快乐也好像不属于我。
我们在今年6月份搬来北京，找了一个权威的康复机构，在给孩子康复语言，因为听神经细，内听道窄和窝孔几乎闭锁的先天条件太差，比起正常耳蜗但是听不见的孩子。我们康复的进度可以比喻为乌龟和兔子，耳蜗正常但听不见的孩子。做了耳蜗之后，在家里附近找个康复机构康复1年就可以追得上同龄孩子，而我们的孩子康复需要2年打底，甚至更久，因为听得不好，后期还需要不断的揪音，才能让他们可以和我们对话，还需要他们会看口型，我们这样的家长常说，我们是牵着蜗牛在散步。
别人的孩子2岁的时候都在玩耍，而我们的孩子1岁甚至更小，就被带来康复。上课，不停地上课，家长们背负着严重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耳蜗手术就要几十万，在京康复一年学费生活费租房子费用又是10万打底，后期耳蜗外机还需要升级，配件坏了还需要购买，一根导线就是580块。
这就是我们这种群体的现状，唯一欣慰的就是孩子在慢慢变好。我哄孩子睡觉时，孩子爱用手摸我下巴的那颗痣，我想可能是他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靠着这颗痣从人群中找到了我。为母则刚，这也许不是作为母亲必备条件，但绝对是作为耳蜗母亲必备的条件。这附近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来京康复的比比皆是。天南海北，为了孩子，我们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