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自己生命中的贵人。所谓贵人，并不一定是达官显贵。只要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过你点滴帮助的人，比如在你饥渴时给过你一杯水，在你心情沮丧时给过你一个微笑，在你跌倒时拉过你一把的人，这些都算是贵人。那些在人生的重要当口，给过你温暖和帮助的人，更是前世修来的贵人。我在当新兵的时候，就遇到过让我终生难忘的几位贵人。
第一位是到我的老家太和县坟台区(后来的镇)接新兵的排长，他叫王春根。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从九月初开始报名，经过体检和政审，等到我如愿以偿的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书，已经是十一月中旬。在新兵起运前，我们区的新兵需要先到三十里外一个叫原墙的地方集中，在那里住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再和原墙的新兵一起，坐汽车赶到阜阳火车站，转乘运送新兵的绿皮火车，前往徐州的军营。
当晚住的地方，是一个大仓库。空旷的仓库里没有床铺，几张大芦席就直接铺在地面上。我们每个新兵除了发的一身新军装，就只有一床新军被和一副背包带。王排长让两个新兵一组，在芦席上打地铺睡觉，一床被子当铺的，一床被子当盖的。我们区总共有十一个新兵，这样就会有一个人落单。我也正准备解开背包，王排长说：“关震，你的背包不用解了，你和我一起睡，省得明天早上再打背包。”王排长的背包是从部队里带来的，有被子，也有棉垫，还有一件军大衣。我心里很激动，那么多新兵，王排长怎么就对我格外的关心呢?
家乡的初冬，夜已经很凉。仓库里还透着风。我躺在被窝里，感到很暖和，却一动也不敢动。腿也不知道怎么放才好，生怕碰到了排长，影响他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王排长就喊大家起床。穿好衣服，大家就开始打背包。这些刚换上新军装，还没走出家门口的新兵，都没有学会打背包。原来的背包，不是当过兵的堂哥帮助打的，就是村里当过兵的民兵连长帮助打的。我的背包是区武装部的刘部长亲自帮我打的，他在帮我打背包的时候，还给我讲了许多革命的大道理。尽管王排长做了讲解和示范，大家手忙脚乱的忙活半天，背包打的还是歪歪扭扭，松松垮垮。在整个队伍里，只有王排长和我的背包是三横压两竖，结结实实，最标准也最好看。
王排长的“特殊”照顾，不只是让我省去一早起来慌慌张张打背包的麻烦。他让一个刚刚走出家门、还没迈进军营的农村孩子，就已经感受到来自部队首长的关心。他给了我自信，让我在未来漫长的军旅岁月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坦然面对，一步一步不断前行。
第二位是新兵连的班长王维冠，江苏扬州人。不知道部队从哪年开始，一个地方的新兵一到部队，就被分散到各个新兵连去。这样更便于管理。我们那时候还不是这样，整个阜阳地区包括阜阳、太和、临泉三个县一百六十多名新兵，都分在一个新兵连队，叫新兵三连，集中住在一栋用石头盖的大平房里。房子很大，大到可以住下整个连队。房间里没有床，沿着南墙和北墙，在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稻草，除了在中间留有一条长长的通道，排与排、班与班之间也留出相应的间隔。后来听班长讲，那些石头房子，还是五十年代初期，仿照苏联的样式建造的。
我们到部队时，已经是深夜。新兵连提前给各排各班划分好位置，大家就跟着各自的班长，到自己的地盘上打地铺睡觉。当天晚上还是两个新兵合作，一人一床被子，合睡一个被窝。第二天上午，亲兵连就给每个新兵发了一条新棉垫，一条白床单，一件军大衣。按照班长的要求，大家铺好自己的“床铺”，班长就开始教我们如何叠被子，整理内务。
我记不清自己开始是睡在哪个位置，也始终没有在意自己睡在哪个位置。到了第三天，班长要我把铺盖搬过来，挨着他睡在他的旁边。当时部队的条件没有后来好，每天的伙食，早饭顿顿都是咸菜和大米饭。午饭和晚饭，一般都是大米饭和萝卜大白菜粉丝烧肉。这比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不知道要好多少，但是天天吃，顿顿吃，也会影响人的胃口。
王班长在吃饭的时候，会到炊事班舀一勺辣椒酱出来，每次都分半勺给我。半勺辣椒酱，能让我多吃半碗米饭。他知道皖北人喜欢吃面食，如果哪个老兵连队吃包子或者馒头，他也会悄悄的给我拿回来几个。晚上从炊事班打盆热水洗脚，也会倒给我半盆。
在训练休息的间隙，他总是跟我开玩笑，说我的脑门长得像个当官的，他有个长得很漂亮的妹妹，将来嫁给我做老婆，问我愿不愿意。他每次这样说的时候，我的脸上总是感到火辣辣的，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害羞的傻傻笑着，一声也不敢吭气。
我知道我的脸肯定红到了脖根。我在心里想着，班长都已经是班长了，怎么还自己骂自己呢。因为在我的老家，是不能拿姐妹开玩笑的。如果谁说要人家的姐妹当老婆，就等于是在很严重的骂人家。
我害羞归害羞，王班长的玩笑，以及生活上对我细致入微的关心，都让我感受到军营的温暖。在新兵连那一个多月里，作为班里年龄最小的我，竟然没有因为想家哭过一回鼻子。
后来，我真的当了军官。每当想起王班长，就会想起那半勺辣椒酱和半盆热水，还会想起他开的玩笑。我不由自主的想：班长到底是跟我开玩笑呢，还是真的想把他的妹妹嫁给我?班长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妹妹呢?自古扬州出美女，如果班长真有个妹妹的话，以班长的英俊模样，他的妹妹也自是一位美人。如果班长只是说笑倒也罢了，若班长是认真的，我岂不是辜负了他的美意。
本来睡在班长旁边的新兵叫闪强，是个来自县城的城镇兵。在跟闪强互换铺位的时候，我只是服从命令，并没有想过这中间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闪强当时也没说什么。等班长不在跟前，他推我一把，说：“你一个从乡旮旯子里出来的半拉厥子，退伍后还是回农村搬坷垃头子，也配睡在班长旁边，小心老子揍你。”
闪强带着城里人优越感的普通话里，又夹杂着很土的家乡方言。这里有必要做个翻译。“乡旮旯子”是指偏僻闭塞的农村，含有对乡下人轻蔑的意思;“半拉厥子”通常是指男孩或青年男子。当指代青年男子时，也带有轻蔑和不屑的意味;“坷垃头子”就是土块。
我当时十七八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加上才到部队也不懂事，听他这样说，感觉是在明目张胆的羞辱和欺负我。我虽是一个农村兵，但在我眼里，像他这种素质的城镇兵，并没有哪一点比别人高贵。城里比他更牛的半拉厥子，我也见识过。
那还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我跟着父亲进城，住在张爷爷家里。张爷爷是县里的一位领导，在我童年的心里，除了毛主席，就是张爷爷伟大。张爷爷的小儿子我叫小叔，比我大几岁。他带着我和一帮男孩子玩的时候，要我们比赛谁跑的快。一帮孩子当中除了我，都是县委大院里的干部子弟。结果我跑了个第一。
有个孩子就不服气，像闪强的口气一样，骂我是乡下来的小半拉厥子。小叔说：“不服气你俩摔一跤。”小叔之前暑假去我老家关庄的时候，曾和我一起跟着关庄最有名的拳师学过打拳，他当然知道“摔一跤”的结果是啥。那个城里孩子根本没把我这个乡下来的小半拉厥子放在眼里，当然也更想把我摔倒出一口气。没等我想好摔还是不摔，他就直接上来摔我。结果刚一挨边，就被我一别子撂倒在地。
想起那次经历，我的胆气就更加壮了起来。于是我就以更加不屑的口气回敬闪强道：“你不就是一个小市民，街痞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退伍后还不知道去搬啥呢。”没等我俩过招，就被几位老乡拉开了。
我当时心里的想法非常恶毒，“去搬啥”的意思，是想说像他这样蛮不讲理，将来很有可能到劳改农场里去搬坷垃头子。但我并没有恶毒的说出口。这次小摩擦过后，我也没有太往心里去。我处处小心着，对他尽量客气，他也就没再揍我。之后的一个月，倒也相安无事。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分到团后勤处汽车排学开汽车，闪强分到团机炮连驭手班去喂骡子。这要是搁在乡下，也算是让人羡慕的把式活，可闪强当时却哭了鼻子。在不同的单位，我和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一年多时间只见过闪强一面，还没能说上一句话。那天我开车给通信连骑兵排的战马运送饲料，路过机炮连的驭手班，看见闪强正跟着老兵在训练骡子。骡子的耐力好，性格温顺，专门用来往阵地上运送炮弹。十几匹骡子站成整齐的横队，老兵喊一声卧，它们就迅速卧倒在地。等闪强把特制的驮架一只一只搬到它们的背上，老兵喊一声起，它们就又迅速的站立起来。我从小就喜欢生产队里的马和骡子，这些骡子像训练有素的士兵，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动作整齐划一，看的我入了迷。
我正要下车跟闪强打声招呼，有匹骡子的动作慢了一步，闪强朝它踢了一脚。老兵马上过来，朝闪强狠狠的踹了一脚，骂道：“你个新兵蛋子，骡子是老子的无言战友，欺负骡子就是欺负老子，再欺负骡子小心老子揍你。”听着老兵一连串的骡子老子，我差点笑出声来。看着闪强讪讪的样子，我怕闪强觉得难堪，就加下油门，开着车走了。第二年我考上军校离开老部队，从此和他也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我也讨了个很有模样的城里老婆，在城里安了家，大概也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城里人。在回去探亲的时候，城里几位混的比较像样的战友给我接风，席间说起闪强，才知道他退伍后安置到铁路上，在外县一个离县城几十公里的小站，当了一名像《红灯记》里英雄人物李玉和那样扳道岔的工人。
他当时还很不情愿，羡慕那些被分配到县城各个公司的战友。也是因祸得福，那些分到不同公司的战友，后来大都下了岗，他在小站安安稳稳的干到退休。去年几位战友小聚，有位战友酒后打趣道：“关震你真行，当年你说闪强退伍后不知道去搬啥，结果他退伍后还真的去‘扳’了一辈子的‘岔’。”听着这话，回想往事，我心里满是羞愧。
第三位是团后勤处汽车排长程历祥。在新兵连训练即将结束的前几天，有天傍晚，班长通知我说：“外面的篮球场上，有个人找你。”我走向篮球场，远远看到有位个头不高的干部站在篮球架下。那时候干部和战士很好分辨，穿两个兜军衣的是战士，穿四个兜的就是干部。
我走到他跟前一看，原来是那位在我们训练时，经常在操场边上走来走去的干部。我向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喊了声“首长好。”
他问我说：“你是叫关震吧?”我说：“是的。”他说：“你为啥当兵呀?”我说：“保卫祖国。”他说：“你当兵想干啥?”我说：“干啥都行，服从命令。”我暗暗佩服老家的刘部长料事如神，干部问的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回答，在老家的时候，刘部长都已经提前教过我。
刘部长不但教了我那些话，还送给我一个有着漂亮塑料封面的笔记本。在笔记本的扉页上，他用他书法家的行云流水，亲笔写了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那一刻，刘部长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中老师，押中了全部的高考题目。
刘部长正在我的心目中伟大着，干部又接着问道：“让你去喂猪，你愿意吗?”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就更加高兴。因为刘部长对我说，到了部队，越是艰苦的工作越能锻练人，如果要是让你去喂猪，那就是部队首长在有意的考验你。我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非常愉快的回答道：“愿意。”接着，他话风一转，又问了一句：“要是让你去学开汽车呢?你愿意吗?”
这个问题，我倒是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在刘部长教我的问题中，并不包括这个问题。虽然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去开汽车，但也知道开汽车是个好差使。在营房里，每当看见有军车开来开去，总会听到有战友说，要是能让我去学开车就好了。不用像步兵连队训练那样辛苦，还能学到一门技术，将来退伍回家可以当个司机。可一个团就后勤处一个汽车排，十几辆解放牌卡车和两辆吉普车，能有几个新兵有幸去学开汽车呢?
我写这些费了不少笔墨，但在当时，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我马上就非常警惕的联想到，这肯定是首长在故意的考验我，看我刚才说的愿意喂猪是否真正意志坚定。同时我也想起了刘部长教我的另外一句话，我没有直接说愿意还是不愿意，而是干脆的回答道：“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我的话音一落，干部就满意的笑了。他的笑容至今还时常在我的眼前浮现，是那种带着夸张，又带有憨厚的笑容。
那年因为部队扩编，全团征的新兵有一千六百多人，去学开汽车的，只有五个人，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五分之一。直到那时我才知道，那天在篮球场上找我谈话的干部，是团后勤处汽车排长程历祥。
在我准备报考军校的那段时间，程排长为了让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复习文化，安排战士把存放废旧器材的仓库专门腾出一间来，让我业余时间在里面复习。部队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晚上熄灯号一响，所有的连队都要熄灯睡觉，机关的汽车排也不例外。而我每天在熄灯之后，还能有一个地方继续专心复习，这在当时对一个新兵来说，是多么“特殊”的一种待遇。
汽车排的那些战友，无论老兵还是新兵，不但没有哪个嫉妒我，还热心的鼓励我，帮助我。他们之中老兵有班长刘友道，包尊先，王春华等。和我同年入伍的新兵王培勇，是领导干部家庭出身的城市兵，年龄比我大两岁，也像个老大哥一样的关心我。节假日或者周末我复习忘记了开饭时间，他们会帮我把饭菜打回来，送到仓库里去。
如果哪天晩上我在十二点之前回宿舍睡觉，尽管我尽量的轻手轻脚，但有时还是会吵醒他们。每回都有人说：“这么早就回来睡觉，不想好好复习考军校了?”我能听出这话里的真诚，没有半点讥讽或嘲笑的意思。我是在他们的鞭策之下，才取得后来那份好成绩的。
“不要在言语上和人争高低，要用行动证明自己。”相比程排长给我的那些关怀，这句话更是让我受益终身的宝贵财富。这也许是程排长的人生经验，也许是他看我的性格过于要强，才有针对性的给我的忠告。如果我早一天明白这个道理，在闪强“羞辱”我的时候，我会一笑置之，不会以牙还牙，说出那些伤人的话来。
第四位是师汽车司机训练队的教练班长赵剑尔。我和赵班长的故事，在《难忘那盆水》里已经写过。当时我睡在他的上铺，有天夜里做梦，想小便急的要命，却到处找不到厕所。跑了好多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墙角，正酣畅淋漓着，班长推推我的头，把我晃醒了。原来我尿在了床上，不仅尿湿了我自己的被褥，还从上铺淌下去尿湿了班长的床铺。班长一句话都没说，早上起床后还帮我遮羞。我感觉很丢脸，就躲到车库里不去吃饭。赵班长帮我把早饭端到车库，只说了两个字：“吃饭。”对尿床的事只字不提。
直到四十多年后，我和他又取得联系，电话里我主动说起这事，他还是对我尿床的事只字不提，他说：“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赵班长用他无言的包容，保护了一个新兵最为脆弱的自尊。这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可不是谁都能做的出来。
在我的《千载沧桑话涿州》一文里，写到了宋太祖赵匡胤。无意间得知，在杭州的赵氏族谱上，匡胤帝是赵班长的四十二世祖。将相无种，但善良有根。人无高低贵贱之分，可品质有。人的品质高低，多半都流淌在原始的血脉里。这一点，我一直都深信不疑。
第五位是团后勤处的政治协理员杨念恩。我分到团后勤处以后，经常被战勤参谋叫去帮忙抄材料。那个时候部队还没有打字机，更不用说电脑。平时首长讲话和工作计划总结之类的材料，一般都是手抄。只有正式的命令和文件，最后才用油印机刻版印刷。
我去的次数多了，和后勤处的首长自然也就熟悉起来。协理员是后勤处的最高政工主官，每次我把抄好的材料送给杨协理员，他都是在看完材料之后，先表扬我几句，然后再和我谈一会心，问这问那。可想家?家里几口人?皖北人吃贯了面食，吃米饭可能习惯?有什么想法?等等。问的都是些家常话，一点首长的架子都没有。面对和蔼可亲的首长，我也渐渐变得不那么拘谨。
有一天，杨协理员看完材料之后，鼓励我报考军校。他说：“现在部队进行‘正规化’建设，干部队伍开始实行‘年轻化’‘知识化’，今后不再直接从士兵中提干。要象高考一样，通过文化考试录取后，进入军事院校培养。你是棵好苗子，文化程度高，可以报考军校。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事队。今后部队的建设，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
杨协理员的话，说的我热血沸腾。这也正是我的愿望。但我又知道自己的底子，虽说也是高中毕业，因就读的是老家镇上的农村中学，参加高考的成绩并不理想。现在要和那些来自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的战友一起参加军校招生考试，胜出的机会就更加渺茫。杨协理员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有志者事竟成。我看你行。”
后来，为了帮助我更好的复习，杨协理员又安排我到团政治处文化教员培训班参加学习。面对杨协理员的关心和鼓励，我没有理由不加倍努力。我翻出带来的高考复习资料，把业余时间全部用来集中精力复习。就连周末和节假日，我都不再和老乡一起去玩。
在我到师汽车司机训练队参加培训的那几个月，杨协理员每次去师部开会，都要顺便去汽训队看望我，了解我在汽训队的工作表现和学习情况。我不敢懈怠，在完成专业学习任务后，也没有中断过文化知识的复习。
第二年，在全军统一组织的军校招生考试中，我以全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蚌埠汽车管理学院。这是全军唯一的一所为部队培养基层汽车指挥军官的院校。
去军校报到的时候，接站领导的一句话，让我受宠若惊。我刚报上自己的名字，对方就惊喜地说：“你就是关震?”原来我的考试成绩，不但是全团的第一名，也是我们那届学员中的第一名。
在部队百万大裁军中，杨协理员在营级的位置上，转业回到家乡宿县，就是现在的宿州，安置在地区五交化公司工作。后来在国有企业的改制中，他以军人特有的战略眼光和超人胆识，勇立时代潮头，毅然下海经商。从一家商业零售公司起步，经过多年的奋斗，公司逐步发展为以商业贸易、大型商场、连锁超市、物流配送、宾馆酒店、白酒酿造、房地产开发等为主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并获得业界认可，成为中国商业联合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理事单位，商务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企业。
作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杨协理员也获得许多荣誉。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军转干部，省商务系统劳动模范，省企业营销先进工作者等，并当选为省商业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荣誉会长，省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宿州市企业家协会会长，省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等。他麾下的华夏集团，也先后荣膺全国商业诚信企业、省商业系统先进集体、宿州市纳税先进单位等称号，被省政府连续三次确定为商贸十强企业，两次受到省政府通令嘉奖。在杨协理员的身上，不仅印证了“是金子总会发光”这一朴素的道理，也让我看到了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些最崇高的品德。
杨协理员对我的关怀，不光在我当新兵的那段时光，几乎延续了我所有的军旅岁月。我军校毕业回到作战部队以后，部队经过几次整编，我又被调到集团军直属工兵团。也是和老首长有缘，工兵团的驻地，就在杨协理员的家乡宿州。他一如既往的关心我爱护我，一直关注着我的成长进步。每逢人生低谷，他都给我最温暖的鼓励。
在我当团副政委的第四个年头，与接替政委一职失之交臂。他得知消息后，专门打电话给我，鼓励我继续好好干，不要在意眼前的得失。还和当年给我谈心时一样，夸我是棵好苗子，争取在部队再上一个台阶，转业早了有点可惜。如果实在上不去，就转业去他那里，给我安排个副总干。
听着老首长关切的话语，我孩子气的掉下泪来。不是委屈，是感激。那时的我尚未不惑，却对一些东西，都已经过早的淡然。但在老首长跟前，不管我长到多大，都永远还是那个新兵。
人老了，就更容易怀旧。年过花甲的我，怀念最多的，还是新兵时期遇到的那些人和事。每当想起他们，我也就想努力的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尽己所能，给身边需要的人一点光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