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变形记
那天在黎明到来的时候，我突然像只公鸡一样打鸣。我打鸣的声音，从喉咙发出后，听上去显得格外嘶哑、沉闷，但因为力度在那里，也还算响亮。所有听到的人，都觉得今天公鸡打鸣的声音，和昨天有点不同。不过他们也只是有些迟疑而已，不敢肯定也没时间去思考今天的鸡鸣，为什么会和昨天有点不同。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太阳从凤岭和江对面的城市新区升起来之后，他们就要起床忙碌。洗漱完毕之后，开始做早餐，开车送孩子上学，吃完早餐收拾完毕之后再准备去上班。所有的人在急匆匆的早上，都在各自忙碌着，不会去注意一只公鸡打鸣的声音，到底和别的公鸡有什么不同。
到了上午，八点钟过后，阳光已经充满了树林。人民公园里人来人往，但很多都是退休的老人，他们锻炼年迈的身体，为了不生病，少去令人感到不愉快和空气沉闷、压抑的医院。鸟儿在飞，麻雀和斑鸠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穿过公园树林的阳光，缓缓地扫过前面的草坪。几个公园里的园丁，在给灌木丛和鲜花喷水，紫金花、大丽花和三角梅盛开得格外鲜艳。看到公园里这么美妙的一幕，我忍不住摇身一变，成为一只灰色的羽毛带花纹的斑鸠。我张开翅膀，在树林里飞来飞去，有时飞到小广场和喷泉的上空，看着锻炼的老人和不停尖叫的孩子。我停在枝头的时候，为公园里热闹非凡的一幕感动，忍不住发出一声鸟鸣。因为不够熟练，我模仿斑鸠的怪异叫声，让树木下几个正在聊天的老人纷纷抬起了头。
发现他们在树木下寻找我的时候，我就躲在树冠里，一动不动。我知道，我躲在树冠中间不动的时候，他们就看不见被一大群树叶遮蔽的我。
接近中午时分，很多老人买菜或者回家做饭去了，公园里的游人，比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少了不少。
我开始扇动翅膀，悄悄地飞出路边的树林，去不被人发现的角落寻找吃的。但我不吃虫子，我只啄那些挂在树上的熟透的水果。那些甜美的水果，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和异常的甜蜜与满足。
到了下午，太阳猛烈地照耀大地，知了的叫声因此变得更响了。它们在树枝上集体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喳喳声，简直让人晕了头。我不愿意变成一只不停嘶鸣的知了，这种长时间鸣叫，会引起一些人的憎恨。这不，几天前，我去鲁班路坐地铁，看到一个退休的老人，拿着一根竹竿，粘上一些胶水，伸到梧桐树高处，在粘知了。他拿着那根竹竿，在树叶和树枝之间寻找知了的身影。当他发现，哦，当围观的人们一起帮助他发现趴在树枝上的知了时，他就悄悄地把竹竿伸过去。有些警惕性高的知了，会突然飞起，然后像闪电一般飞到其他树木上面。迟钝一些的，则被粘住，然后一只又一只，被装在一个很小的竹笼里。笼子里已经关了十几只不断鸣叫、抗议，但却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所知、一头雾水的知了。我问周围的人，抓知了来干吗，一个男人跟我说：“拿来喂鸟。”我听到后，立即发出一阵质疑和抗议。旁边一个长得有点胖的中年女人扭过头，很奇怪地看着我，然后说：“知了是抓不完的，太多了，抓一些没问题的。”
好吧，知了是抓不完的，我心里说。
在我离开围观人群，从扶梯下去坐地铁4号线的时候，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去变成一只知了的。
那天下午，天气特别炎热，太阳自己也晕了头，像一只旋转的陀螺，一直不停地在空中发出低鸣。它持续不停地向外辐射让人无处可逃的热力，让我忍不住张开翅膀，从树上飞落到地面，然后蜕变为一条蛇。哦，我的属相就是蛇，成为蛇，真的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开始伸长脖子，贴着地面滑行。不，我是迅速地，沿着小路，钻进了路边的草丛。我把自己的身体左扭右扭，努力避开人多和热闹的地方。在安静的草丛里，我终于感觉到了一阵特别的凉快。没人会注意到我，我在微风吹拂下正缓缓摇摆的草丛里，保持着自己一贯的敏感、灵活与怀疑，并在下午散漫的光线中，抬起我警惕的、注视世界的头部。
我以前的一个朋友，特别喜欢在下午临近傍晚之前，去池塘里钓鱼。那个池塘，离他所住的地方不远。他提醒了我，于是，我迅速地钻出草丛，顺着倾斜的堤岸，潜入水里，变成了一条鱼。
我知道，他现在就坐在岸边，沿着池塘的边缘，插入一排钓鱼的渔具。他戴着帽子，留着长发，抽着烟，围着他转的，除了一只猫，还有几条狗。他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傍晚来临前的时光。他是个厨艺很好的手艺人，除了厨艺，还练习篆刻、书法、绘画，甚至也会干一些木匠的活，比如打造一个柜子、书架，一张喝茶的桌子，或者也帮朋友搭一个种菜的阳光棚。他还写诗，喜欢四处流浪。他想象着钓到一条大鱼后，今晚该如何烧制。他看着对面的一棵枫树，望了望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然后吞咽了一下口水。“我是绝对不会上他的当的。”我替昨天那些被钓起，然后被去鳞、破肚、切割，被清蒸、油炸，或者红烧，然后被一群人吃掉的几条鱼，诅咒这个戴帽子的男人。我游动着，摆动着尾巴，一条鱼一条鱼地去提醒、通知，告诉它们别上他鱼钩的当。那根弯曲的鱼钩，以及安静的诱饵，对于我们这些善良的鱼来讲，意味着冰冷的死亡。
“离开岸边，向池塘中间游去。”
“远离那个男人的引诱和死亡的威胁吧。”
我一次又一次提醒那些不自知的鱼。
结果这一天傍晚，那个男人，真的是没钓到一条鱼。然后我们开心地，在池塘的深水里，快乐地摆动各自的尾巴，庆祝我们还能够在一起玩耍。那个戴帽子的男人，失落地扔掉烟头，嘀咕了一句：“今天一条鱼都没有钓到，怎么回事?”然后转过身，收拾渔具、凳子，拍拍屁股，返回他不远处的房间，去客厅的冰箱，翻找别的肉食。
晚上，月亮升起来了，星光从苍穹深处一颗一颗冒了出来。它们和月亮一起，在夜空中不停闪耀的景象，打动了一个在路上散步的男人。在城市西郊，一个叫罗文村的村子里，开始涌出狗的吠叫。唉，狗总是非常的夸张和神经质。它们只会讨好喂养它们的主人。主人去哪里，它们就紧跟到哪里，太没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了。它们低声下气，趴在地上，吐着湿润的长舌头，毫无骨气;或者装腔作势，借着主人的威力，向周围的人发出狂吠。人们纷纷远离，并极其讨厌那条伸长脖子的狗。因此我下定决心并发誓这辈子，甚至下辈子都不会去做一条狗。
我想起不远处的西郊动物园，哦，我也不愿意变成狮子、河马、大象，甚至大海中的鲸鱼。这一类动物，要么凶残，要么丑陋，要么体形庞大、笨重。它们不是我认为的那一种优美的类型，超出了我对自己体态优美、行为优雅的预期。而太幼小、太微不足道的一些，我也不想变成它们。比如一只蚂蚁、带硬壳的幼虫，通过显微镜才能看清的一切生命，它们，太容易被一双皮鞋，或者拖鞋踩踏成粉末了。
我想了想，继续做回一个人确实也挺痛苦的(就像尼采所言)。清醒的思考，日常的各种困阻，不那么理想的现实，充满了各种辛苦、艰难与不易。而波澜不惊、日复一日，没有一点新意，以及重复、拖沓的生活，看上去总是那么令人沮丧，甚至窒息。街上匆匆行走的人们，他们很多时候看上去也是心事重重，总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角落，无法到达广阔的自由的原野。要在各种磨难中，培养出一颗强大的自由的心脏，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时间的一次次捶打。我躲在局门路一间五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思考了很久，还是没想好下一步，我到底应该变成什么。
就在这时，夏天，我身后一台一直不停转动的“艾美特”牌电风扇，用持续的吹到我身体的风提醒了我。
在窗外那笼罩一切的黑夜里，我脱掉衣服，赤身裸体，张开双臂，我慢慢地奔跑起来，终于变成了一阵可以缓缓穿过城市、乡村、山脉、甘蔗林和原野上的风。
站在石埠郊区一幢住宅楼上的陌生人，此时看到了楼下不远处的竹林，在河边，正在随风摇摆，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只是，没人会知道，这一阵从原野上吹来的风，最终，会停留在哪里。
撞击事故
K先生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有一天下班走在街上的时候，他被一个匆匆忙忙迎面走来的男人撞击了一下，在马当路与陆家浜路交叉的十字路口那里，就突然碎裂了，碎片掉得满地都是。撞击他的人，因为没想到他会发生碎裂这一幕，也可能是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赶着去做，需要快速地越过马路，赶往别的地方，所以没有回头，只是快速地越过了路口的斑马线，转眼消失在了马路不远的拐弯之处。
被撞击的K先生，发现自己突然被撞碎之后，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穿过路口、已经走远的男人，然后瞬间崩溃地蹲下来，慌乱地在地上捡着自己的碎片，包括摔裂的心脏。在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慌张、尴尬、脸红，甚至悲伤与无助。这时有人走过来，递给他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子，让他把碎片先装到袋子里。在落日的照射与街头的喧嚣中，有几秒钟，他突然感到自己碎裂的身体，有一种皮肤裂开后撕扯的疼痛感。不过，他完全顾不上这些了，他蹲在地上，低着头，不停地捡着身体掉下来的碎片，把碎片放到袋子里。不远处的一个警察，注意到了十字路口斑马线上的这个行人，正在地上捡着什么，但路口有序并且准时亮起的红绿灯，暂时让他无暇顾及。他只是转过头，看了看，用力地吹着口哨，不停地做着手势，指挥因绿灯要通过路口并且小心地躲避K先生的汽车。
K先生的周围，有一个中年男人也蹲下来，帮他捡着碎片。在生活的一次次击打中，他了解被撞碎的那种绝望感。一个妇女，也站在旁边，捂着胸口，她被掉到地上的那颗有裂纹并且还在跳动的心脏震惊到了，惊愕地张大了嘴巴，久久没有回过神来。而另一个路过的孩子，也蹲下来，帮K先生捡着更小的一些碎片。一个开着小车的年轻人，把车停在路口靠道牙的位置，不顾警察的口哨，跑过来询问K先生，要不要马上送他去创伤医院进行缝合。
我站在人行道上，看到那个男人，流着眼泪，说要的要的，我捡完碎片就去。我不知道为什么K先生会突然地破碎成了一块一块，仅仅只是因为一次陌生人的意外撞击，还是他饱受生活击打的内心，已经经不起任何一次轻微的碰撞，哪怕是稍微力度大一点的碰撞。而我知道他叫K先生，是因为第二天本地的早报、互联网，报道了马当路口的这一起事故，以及多位热心市民对他的帮助。我之所以对这一幕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在路边，目睹了一个人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刻。
现在，之前有点混乱的大街，下班时分的马当路与陆家浜路路口，在一阵意外的忙乱之后，已经慢慢恢复了之前的秩序。被意外撞击的K先生，在那个青年的帮助下，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了制造局路的创伤修复医院。环卫工人走过来，在警察的指挥下，打扫了一下事故现场地上的其他垃圾，然后离开。之前因云朵裂开而发生形态急剧变化的天空，此时重新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看啊!晚霞就要降临了。”
我迈开步，走过刚才发生撞击事故的现场时，一个拉着他妈妈的左手，一路蹦蹦跳跳走过马路的小男孩，仰着头大声地讲。
从周围涌过来的空气，在傍晚时分，又一次吞没了我身体向前移动时身后的那一片虚空。
猫与人
1
我说过，我挺讨厌阿龟家里的那只猫的。我这么说当然是有道理的，原因是有一次，它在客厅里突然跳上我的身体，自那以后，我一直做一些奇怪的梦，并且我的身上，老是去不掉那种猫的气味。好几次我在床上躺下来，又梦见被那只猫扑倒。
“它挺大。”那天我去阿龟家，阿改站在旁边，对我说。
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发觉自己就有点不对劲。我身上有一些东西，开始不停地往地板上脱落。开始是一些头发。头发，我知道每天都会掉一些。以前掉得少，现在会多一些。但这也没什么，我一直都非常习惯。现在，除了掉一些头发、头皮屑，我发现，我的皮也开始掉一些，这让我非常紧张、害怕。我突然觉得，我的皮肤是不是会一块一块一直掉下去，直到……直到……我不敢再想下去。我赶紧跑到书房，在一个抽屉里，翻找那些治皮肤发炎的药。
妈妈站在窗口，跟我说，她看到一团很奇怪的烟雾，从济南路交易场那边飘了过来。夏日的空中，有一朵奇形怪状的云。
我走到窗口，伸出脖子看了一看。
那朵巨大的云，正在空中缓慢地移动。
晚上，我又坐车去了江南，到阿龟那里。我在楼下的小卖部，买了几瓶啤酒。手上还拿了一本诗集。到门口的时候，阿龟给我开门，我从他的身后，又看到那只猫。它站在门口，一直死盯着我，我不敢进去，我怕它什么时候又扑到我身上。我出门之前，刚用舒肤佳香皂洗了个澡。我不是说，我有洁癖。但事实上，我确实有洁癖。我是想洗掉空气中到处弥漫的那种猫的气味。
“这可能吗?”阿改坐在书房的一侧，拿着酒杯，这么问我。
2
那天下午，朋友小张从外地过来，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我们在房间聊到很晚，也喝了很多酒。因为住的地方离家太远，我没回家，就住在朋友下榻的酒店。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床，一床被子，我们挤在了一起。关灯之后，我突然发现，那只猫又出现了，并且身体和爪子似乎还很大。
我跟小张讲，我看到一只猫。小张说，猫有什么啊，不就是四只脚嘛。
那几天，我开始有点咳嗽。我担心自己会被一些病毒传染，它们也许来自猫的身体。这些病毒上蹿下跳，四处爬行，并且在窗口，在空中的每一个地方，一直盯着我。
窗户的玻璃上，突然又出现了一只猫的脸。
我的身体开始发热和盗汗。也就是前两天吧，天气还不算热，我洗完澡，只穿一条短裤，吹着风扇，但汗还是不停地，从身体的各个地方冒出来。妈妈在过道里，看着我说，你皮肤上怎么那么多水珠，拿毛巾擦擦。擦擦。
我发现我开始学猫叫，并且不自觉地学猫叫，我止不住，在三更半夜，我一直叫了很久。
直到我把门窗全部关死，楼上突然往院子里砸下几个酒瓶，并且哗啦一声，泼下一大桶水。但我还是在叫，不停地叫。我怀疑，这一切可能是阿龟家那只猫传染的。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趁着城市里大雾弥漫，我弓着背，身体贴着地面，从一层的楼梯，像黑色的闪电一样，蹿了出去。
那天晚上，阿龟和他的妻子，正在房间里看新闻。福建路一带，有一家人，走失了一只猫。毛色为黑色，有一些白点，比较肥。
我伸出手，看到手腕上长出了很多毛。我担心那些细菌，已留在我的鼻腔里。
第三天，新闻又播，福建路一带出现很多只猫，街头花园到处都是。
晚上，我又去阿龟那里，那只猫又回来了。不过这一次，它站了起来，在洗衣机旁边，它一直死盯着我。我倒没什么好害怕的，我说了一句：“看什么看，肥猫。”我推开门，走了进去。我知道，此刻的我，体形也很大，并且毛色发亮。
阿龟的书房阳台对面，是一些单身青年，他们突然往楼下跑，大声地说，我们看到一只猫，很大，很大，长得像电视里走失的那只。我和阿龟，相互看了看，我们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啊。我们坐在电脑前聊天，讨论诗歌，讨论艺术的变革，我们拿着杯子，喝金龙泉啤酒，偶尔抽烟。
阿龟的妻子，从客厅走进来的时候，说了一句：“我们那只猫怎么不见了。”
那天晚上，从阿龟那里回来，我又觉得不对劲。我的指甲开始变长，并且越来越锋利。我儿子看到后，就去书柜里找了一把指甲钳给我。我剪了很久，很久，地上掉了很多破碎的指甲。后来，我把它们一一捡起来，趁黑夜和老鼠出没的一刻，扔到了窗外的花园。
第二天，阿改打来电话，说：“阿龟家里那只猫，确实不见了。”
晚上，我哪儿都没去，我一直待在房子里，后来去厨房，吃冰箱里的鱼，我吃了一条又一条。
半夜，我偷偷溜出去，街上没有什么人，我弯着腰，蹿过福建路，在亭子糖厂的一根烟囱下，我停了下来。我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爬上去，拿起高倍望远镜，看看阿龟家里，是不是没有猫了。我怀疑他们说没有猫，纯粹是一句谎话。
当然现在，我可以告诉阿改，猫没有看见，但看见有一个人，蛮像猫，有猫的气味，在房间里，一直玩一种扑食小动物的游戏。
小张从外地打来电话，说他也梦见被一只猫扑倒。他问我，应该怎么办。
我说，吃药。
我打算不停地吃，直到那层毛，从皮肤上脱掉。
17楼东北角的那套房间
1998年初春，肖唯从职工家属区的一幢4层的红砖房，搬到了另外一幢20层的住宅楼，在那里住了18年。那个外墙为马赛克贴面的公寓楼，有两个楼梯、两部电梯、一条开敞走廊。每天，肖唯通过楼梯或者电梯上下，会见到一些同事、职工家属，或者陌生人。那个有点矮胖、穿一件深蓝色工作服的送邮件的女人，每天上午会准时过来，往一楼电梯厅绿色的信箱，塞进各种邮件、广告和宣传品。肖唯平时上下的楼梯，一楼的下面，住着收发员阿黎的一家，他和肖唯算是老乡，他们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了。另一户人家，一个年纪和肖唯差不多的建筑师，后来搬走了，房子租给别人，做了小学的午托用房。很多原来住在这里的职工搬走后，很快又住进了一些新的租户，有本院新来的员工，也有来自外面的租户。小区的侧门，通向有各种店铺、私人房的南京路。这幢是一共20层、每层有6户的公寓楼，就像小区里的其他楼栋一样，在建成的这些年中，发生过一些事。每当夜深人静，这些事有时会涌上肖唯的心头，让他难以忍受和沉默。今天他要讲的这一个故事，就与这一幢楼有关。故事的主人，是一个死去多年后才被发现的男人，一个肖唯曾经见过，但叫不出名字的退休老工程师。
那个工程师的房子，位于17楼的东北侧，和肖唯住在2楼西北侧的房子，正好是对称布置的正对面，中间隔着两个电梯和一段朝北的开敞走廊，还有两户小户型的人家。死者是一位设备工程师，和他的老婆早已离异，退休后，他一个人住在这幢楼里。他的儿子远在美国，平时很少电话联系，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工程师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房子里。肖唯见过他，认识，但却一直叫不出他的名字。因为大家不在一个设计所里，无论是专业还是工作，也几乎没有交集。那个工程师平时出现在小区，或者单位办公楼时，总是微微地弯着腰，身材瘦削，衣着普通，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上衣，款式过时，松松垮垮，头发有点长，脸上带着一种在单位不受重用的小职员的表情。因为没有了妻子的照料，他的生活有点潦倒，外表看上去有点不修边幅。有时他在小区楼下出现，微微笑着，嘴巴似乎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有时他也会出门，离开地方并不宽敞的职工家属区，去交易场和南京路，看路边的小贩如何宰杀一条蛇。
那个工程师每次去交易场买菜，总是很喜欢站在路边看别人宰蛇。他退休了，也没什么事情可干，反正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四处走走。他知道蛇可以拿来炖汤、红烧、油炸，再撒上辣椒粉和椒盐。以前他去过吾州，到过那里的蛇仓，见到过很多蛇，也见过各种蛇酒、用蛇做的各种美食。因此，每次去南京路看路边的小贩宰蛇，每次看到一长条的蛇被切割成一节节的时候，他总是会想到自己以前在吾州品尝过的那些美食，总会不自觉地咂咂舌头。
那位工程师有时也会去离市中心不远的朝阳花园，在榕树、扁桃树和木菠萝树下面，看那些在街头跳舞、唱歌，或者下棋的陌生人。那个街头公园人员混杂，除了退休的老人，还有不少游手好闲没事干的陌生人，整日待在那里。外地来雍州的人，有时也会在那里出现。还有一些想寻找猎物的男人与女人，游走在各式各样的人群之中，一旦看上目标，他们就在那里搭讪、调情，甚至在夜幕降临之时，在花池边和树木下，做出各种大胆的举动。那位工程师在寂寞的时候，有时也会去那里寻找刺激，只是没有胆量成功过一次。他有时会去水街那一带，到码头转转，看看河面上的铁船，或者去水街菜市，买点有特色的菜，或者只是从小区侧门出来，在南京路的路边菜市，买点自己今天想吃的东西。他东看看，西看看，无所事事地闲逛上一圈之后，才从侧面进来，返回自己楼上的家里。
一个人独居的日子，他常常会对着镜子发呆，或者胡乱捣弄着一些手工，修理一些坏了的家具与用具。他不太喜欢看书，回到家有时就打开电视，或者开收音机，电视机和收音机的画面和声音传递出来时，他就感到自己不至于那么难过。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家里的家具也是简单陈旧。他平时也没什么亲密的朋友可以联系，或者一起喝茶、聊天。退休在家，年迈的工程师有时会感到自己真的是孤独至极，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不知道如何排遣自己内心没有人交流的孤独与苦闷。他经常站在阳台那里，眺望火车站、友爱路和白苍岭方向。有时早上起床后他会出门，去楼下转角的“阿六米粉店”，吃一碗桂林米粉，之后去菜市场买点菜，见到熟人就打打招呼。有时中午就简单地做个番茄鸡蛋面。傍晚的时候，就在厨房里做一顿简单的晚餐。黄瓜炒瘦肉，加蒜蓉炒菜心，或者蒸鲈鱼，或罗非鱼，加一份炒节瓜。他的儿子因为他和妻子的离异，对他多少有一些怨言和成见，平时几乎很少会电话联系他。工程师觉得自己很对不住孩子，内心既希望能接到孩子的电话，又害怕电话里和孩子无话可说。在很少联系的儿子面前，他日益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犹如一件多余和无用的物体，虽然掌握了一些技术，但退休之后，似乎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这个，他也很少去打扰孩子，或者主动地给孩子来一个越洋电话。
工程师在单位里，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职工大院里平时进进出出的人，也很少注意到这个老头。即使他几天没有下楼，没有出现在职工家属区的空地，似乎也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在设计院的办公大楼里上班，在楼下的空地见面时打打招呼，或者彼此聊上一会儿。他对面那幢30层的住宅楼，一楼理发室那里，因为位于家属区的中心，加上房东除了理发室，还开了一家小卖部，所以经常会聚集一些设计所的女职工，她们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有一段时间，大院里的人们很少再看见工程师出现，大家似乎也没注意到他已经很少在大院出现这个事情，总是以为他又去了哪里旅游，或者回了外地的老家，也或者出门去了哪里溜达，深夜无人的时候才会独自回来。日子就是这样，在司空见惯的平常中一天又一天地度过。季节的转换，时光的流逝，也或者更多的其他事情，让人们彻底地忘记了这位工程师的存在。
直到很多年之后，突然有一天，他儿子因为银行的一件事需要找他，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最后只好托亲戚上门，去南京路的职工家属区找他的父亲。亲戚到了17楼那里，敲了半天门，却一直没有人在里面回应。亲戚也问了家族里的所有人，并没有得到“他回了老家”的答复，大家这才想起，工程师确实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消息了。最后迫不得已，亲戚跑到楼下的济南路，找来开锁的人，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把房门打开。房门打开的瞬间，展现在亲戚眼里的，是满满一屋子的灰尘，交叉的蜘蛛网，与房子没人居住的那种荒凉感，让人惊觉某种不祥。
房间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主卧室的门也都打开着，客厅里摆放着电视机和沙发，茶几上放着杯子、茶叶罐和一只茶壶，一切都是曾经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样子。进门右手边的那间房是主卧室，灰尘看上去到处都是，被子、枕头摊放在床上，似乎是有人在这里睡过，但却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房间。亲戚看到卧室内没有人，就喊了一下，依然是没有任何人回应。他穿过客厅，走到中间的小饭厅，旁边小卧室的房门敞开着，餐厅的窗户也向外打开，并没有关上。当亲戚穿过饭厅，来到过道的卧室和卫生间的门口时，扭头突然发现卫生间的地板上，竟然躺着一副遗骸，他顿时大惊失色，惊叫着连忙跑出了门口，在门口外面的走廊，拨打了110报警。
警察很快过来，一番侦查后，最后证明卫生间的遗骸，正是那位工程师本人。死者已经死亡了几年，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由于房间的窗户是开启的，加上所在的楼层较高，死者死亡后肉体散发的臭气，也因空气的自然流通，没有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事后警察的描述大致是这样的——死者应该是半夜上厕所，突然摔倒，或者因为心脏问题，昏迷在了卫生间里。因为无法呼叫，或者呼叫了邻居都没有听到，家里也没有其他人，最后就晕倒在卫生间里慢慢死去。
几年之后，在时间的作用下，潮湿的卫生间，只剩下了一副尸骨的残骸。
这个事情出来后，震惊了设计院和职工家属区，并很快传遍整个城市。人们没想到那位工程师竟然死在自己家里，这么多年了所有人都没有发现。女人们聚集在楼下的空地，议论纷纷，她们既感慨工程师晚年的凄凉和人情淡薄，也怪罪其在美国的儿子对父亲漠不关心，包括其身边的亲戚朋友，平日也没有人去过问、关心工程师的生活，人们不免感觉到了世态炎凉和感同身受的悲哀。事情曝光后，迅速地在互联网上传递，也引发了本地媒体的关注。市民们在震惊之余，不免对独居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了各种各样的联想。
作为居住在这一幢住宅楼的职工，很遗憾，肖唯和小区里的职工一样，都没有觉察到身边这个工程师突然消失不见的事情。他旁边的邻居，平时也没注意到那个大门紧闭的房间已经很久没有人进出的事实，也没有聆听到死者临终前发出的呼叫。也许他发出呼叫的那个子夜，所有人都已经沉沉睡去。肖唯能够想象死者生前那种无人救助的痛苦，他在退休之后，仿佛慢慢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割断了与社会、与亲情、与他人之间的关联。每天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人面对着一面又一面墙壁，和冰冷的、毫无表情的各种生活用品，在晚年的岁月中，没有任何人的关爱与交谈，来回应他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交流渴望。在日复一日孤独的生活中，在一种突然降临的意外中，工程师最后在自己的家里，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人们悲伤的是这个事件的残酷性，和亲情断裂的不可思议性。职工家属区的老人们在议论的同时，也不免心有戚戚。大家都说到年老的时候，如果家里没人照料，应该选择去养老院，或者请一个陪人，而不是一个人生活到老。那个工程师也许没有预料到自己的晚年，最后会是这个结局，在他还能自理的时候，没有对未来突然到来的意外做出过任何预案。也许在他晚年孤独的生活中，他有一颗强大的心，去消化这种孤独，甚至他也乐于一个人去享用这种孤独。也甚至，所有晚年面临的问题，对他来讲其实都不是问题，一切仅仅只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不断重复的某种人生轨迹而已。因此，当他一个人在家里时，他只是平静地生活着，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晚年时光。他可能从来没有发出过任何内心的感慨，肖唯平时看到他在小区里嘟嘟囔囔，其实不过是他晚年生命中的自言自语而已。
那位工程师被人发现死在家里之后，在日复一日的时间流逝中，职工家属区的人们似乎也慢慢淡忘了这一件事，甚至不再有人提起。几年之后，互联网上再也搜索不到有关这个事件的任何信息。至于那个房子，大家都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似乎也没有人去关心。那扇朝向电梯厅的17楼东北侧的房门，刷着灰色的已经有些脱落的油漆，一直都关闭着，也从来不见有人进出。大家都不知道房子是否已经腾空，转租给了其他租户，还是一直就那样空着。
肖唯在设计院那幢大楼，前前后后住了18年。2016年夏天，他和家人离开了设计院，搬到了青秀山附近靠江边的一个小区。肖唯从大学毕业开始，在那个职工家属区，生活了整整29年。在将近30年的日子里，肖唯经历了身边一些同事的离职、调动、搬迁、退休，甚至衰老与死亡。他在22岁那一年，毕业分配到这个位于华东路的国有设计院，在那里经历了学徒期的懵懂和成长。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被派遣到外地设计分院工作，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抚育孩子成长，以及忙碌的设计生涯，也经历了和国外事务所的设计合作，设计院的改制，以及人员、机构的各种变动。与肖唯一起来到这个国有大院的年轻人，很多年之后，大家都各奔了东西，甚至彻底地失去了联系。职工家属区篮球场旁边的那棵龙眼树，后来也被砍掉了。老办公楼的另一半在拆除之后，建起了一幢崭新的办公大楼。肖唯也在孩子考上大学之后的2019年，去了另一个更远的城市从事建筑设计。
假期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肖唯有时也会在夜晚，回到华东路，在院子里停好车，然后去杭州路口旁边的“发艺美发廊”，找多年来一直给他剪发的师傅修理头发。之后肖唯会回到设计院，从侧门进去后，再回到以前住的那幢楼。那幢楼入口的平台，靠电梯外墙的位置，放有一张钢木椅子，仿佛是为了让出行或者回来的人们，可以有一个临时歇息的地方。那个平台，很多很多年前，曾有一个年轻人，因为家庭纠纷，从亲戚家的楼上跳了下来。出于一种忌讳，肖唯后来很少再走那个平台，要么走旁边的坡道，要么绕过去，从另一边的台阶进去。
一直放在一楼电梯厅里的信报箱，肖唯曾经在那里取出过无数的信件。现在，属于肖唯的那个信报箱，在肖唯搬离设计院之后，几乎已不再打开。斑驳、脱落的油漆，让那个金属信报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陈旧的物品，或者现成品装置。肖唯位于二楼的那个房子，门口的信箱，经常塞满一些免费寄来的刊物。他住的那套房子前面，就是设计院的办公大楼。有一年夏天，肖唯突然听到有一个年轻人，从办公大楼16楼的楼梯间那里跳了下来，那一摊从年轻人身体流出来的血，就流淌在平台一侧的台阶上。
在这幢楼和这个职工家属区，发生过很多生与死的故事。肖唯以前设计所的一位空调工程师，退休没几年，就无法行走，只能依靠轮椅出入，然后某一年，那位曾经和他合作过设计的老工程师突然就去世了。而与他一起分配来设计院，住在他房子对面的一位工程师，前些年因为癌症，在春节期间突然去世，留下妻子和一个9岁的孩子。另一位比他大几岁，曾经共事过的很有才华的建筑师，后来也因为癌症突然去世了，他家的房子，正好就在那位死在家中的老工程师的楼上。还有一位肖唯敬仰的、曾经在设计所一起工作的老建筑师(他有两个子承父业的儿子)，退休后去了审图公司，后来有一年，肖唯在设计院的大楼见到他的大儿子，问起他的父亲，才突然听到他已经去世的消息。
在那幢20世纪80年代末期竣工、外墙镶满了白色马赛克的住宅楼，肖唯见到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太多的世事无常，与光阴的默默流逝。
肖唯想起很多年以前，自己住在二楼的那间房子，有时在厨房的窗口，会经常看见物业部门的一位女工整理楼下停放在窗口旁边的一排自行车。肖唯写过一首诗，把那些自行车称为“怪兽”。现在，那里已经很少有人再停放自行车了。那一排当年肖唯从窗口看见的自行车“怪兽”，已经变回了一块安静的水泥地。
肖唯想到以前，那个在设计院进出的年轻人，转眼已经人到中年。进出小区和12栋楼的那个诗人，现在也已经离开了华东路，去了另一个城市生活。
而17楼东北角的那套房间，那个无声无息告别世界的老工程师，就像一缕青烟，轻轻地飘过这个城市上空，并且早已彻底地消失在这个车水马龙的世界。
【作者简介：非亚，诗人，建筑师，小说写作者。广西梧州人，湖南大学建筑系毕业，著有诗集《倒立》《戏剧》，2019—2022年在上海工作、生活和写作，现居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