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一九五一年出生，现为《书城》杂志执行编委。四十年来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著有小说《不二法门》《小故事》《大风歌》，评论随笔集《文学的当代性》《寻找手稿》《话语之径》《闲书闲话》等，以及古典小说研究专著《老读三国》《三国如何演义》《水浒十讲》。
新笔记叙事(节选)
李庆西
历史书写往往有一种误导，偏让你记住某些不重要或是干脆不存在的事况。如，曹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常被讲史者作为如何跋扈而藐视朝廷的例证。《魏志·武帝纪》是这样说的：“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这是建安十七年(212)正月，曹操平定关中后返回邺城，献帝遣使前往嘉慰。所谓“剑履上殿”，是一份悬拟的待遇，实际上曹操已久不入朝。自建安十年拿下冀州，他就一直居于邺城，并不与献帝同在都城许昌。所以，献帝的诏命要派人送往邺城。第二年册封魏公的典仪也是在邺城举行，如《武帝纪》所述：“(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此回由专人“持节”前往，亦可证明曹操不在许昌。越明年，魏公的待遇又加码了，“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玺、赤绂、远游冠”。裴注引《献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持节印授之。”这回还是派人去邺城。自从曹魏的政治中心迁往邺都之后，许昌这座都城便是备受冷落。寂寞无聊中的献帝倒是巴望着老曹常来自己这儿走走，也就不断弄出这些讨好曹操的娱乐节目。献帝不是高祖，曹操也不是萧何。他老曹固然藐视献帝，既已“挟天子”将之玩弄股掌之上，何须“剑履上殿”让自己扮演成一个武弁。从《武帝纪》看，官渡之战后，曹操就再也没有回过许都。顾炎武《宅京记》备载历代都城之制，倒是偏偏不列许昌，大概在亭林先生看来那儿根本就不是朝廷，只是献帝囚居之所。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是以一小节一小节的思想片断写成，行文带有日常口语特点，完全没有一般哲学著作的晦涩与枯燥。他开头先从语言的表意功能说起，借助浅显易懂的事例引出意义的概念和某些哲学命题。在某一节断想中，他举述教师训练孩童识字的情形：“例如他用手指着石板的形状并说出‘石板’这个字词。这种指物识字法可以说是要在字词与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但这是什么意思?唔，可以有不同的意思……”他是说，当孩童念出“石板”这个语音，脑子里可能想到的是该物的图像，也可能不是——或是进而转换成书写的概念。这里作为举例的“石板”，是从前小学生用于练习书写的一种工具，读维特根斯坦这一节，想起自己刚上小学时还用过那种文具(那是六十多年前)。大约当我升至三四年级时，石板就被淘汰了，所以比我年龄小几岁的人恐怕就没见过。在那种打磨成薄片的石板上写字，当然是为了节省纸张，用滑石笔写上去的字迹很容易擦掉，可以反复书写。石板四边镶有窄条木框，大小跟我现在使用的iPad(mini)差不多，我最初使用iPad时也想到幼时用过的石板。只是我那块石板用了没几天就摔碎了。简爱在石板上解算术题，想避开校董和老师的视线，把它举高遮住自己的脸，却不小心掉在地上摔成两瓣儿。我是怎么摔破石板的，竟想不起来了。反正那种石材很脆，一摔就碎，也像iPad的液晶屏似的。我上一个iPad就是掉在地上摔成了黑屏，那一瞬间我想到了碎成几瓣儿的石板。好在我摔破石板不用像简爱那样被罚站，只是没敢跟家里说。可是，此后我就成了班里的另类，课堂上当别的同学都拿出石板写字或演算的时候，我只能埋头看课外书，或是迎着老师犀利的目光一味发呆。我好像被排除在班级这个团体之外。这时候若是听到维特根斯坦喊同学们念出“石板”这个词儿，我脑子里浮现的肯定是一个破碎的形状，那图像后边则是一颗被疏离的破碎的心。
四十年前在黑大念书，我们中文七七级是最捣蛋的一拨，课堂上爱给老师取绰号。不过，虽是玩笑戏谑，称名亦颇雅驯，不能说是对老师不敬。教现代汉语的吕教授自创一套语法体系(其中引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许多人整了两学期未得要领，乃谓“春秋繁露”，而吕老爷子就被称作“吕氏春秋”。哲学课讲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师一副寒士派头，手里连个拎包都没有，就用一块破布裹着讲义进了课堂，被唤作“哲学的贫困”(借用马克思书名)。另一位哲学老师，讲课正气十足，满嘴江湖四海，便有“马列大哥”之称(套用李季长诗《石油大哥》之名)。七七级纪律涣散屡被校方斥责，系里主持教学的刘老师整饬教学秩序，立种种规矩，欲举新政却无法推行，大家戏称“探春理家”。写到这儿，突然想起，本年级还发明了一个特殊词儿。刚入学时，正恰北京举行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热情洋溢的讲话，“科学的春天”一语顷刻传诵南北，见诸各色报刊标题。而转天学校教学楼前出现了一大幅标语，具体内容已记不真了，但中有“迎科春”如何如何之类的词，引得中文系七七级同学面面相觑。如此造词弄出不谐之义，这“科春”一词就成了大伙嘴里的嘲谑语，用以挖苦过度夸张、刻意和弄巧成拙，乃至一切不谐和的语言表达。比如，读到一篇矫揉造作的文章，就说是写得“太科春”，或是“有点儿科春”。后来，此语指涉逾出言语范畴，又引申为某种追逐时髦而实质上又是老土的审美品位，如，“你穿这身夹克还系个领带，不科春吗?”或又不限于审美之类，如行事高调唐突，或是有违世俗情理的事儿，也会被说成是“科春”。甲生在校外做好事不欲留名，乙生偏给校广播站写表扬稿，甲便阻拦说，“别给我整这科春事儿!”至于报纸和官媒的许多宣传，自然不乏“科春”之例，因为往往有违事物之本义。这个词儿实无明确定义，譬如说某人某事“科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也难以做出确切解释。可以定义的是，“科春”的反面正是事物本身，是自然、朴素与谐和。
如今唐诗宋词大热，诗经楚辞也快成了少儿读物，汉赋却备受冷落。在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中，辞赋可以说是当今读者最为陌生的一种，恐怕是因为其自身难以摆脱“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审美缺陷。然而，自汉赋初兴到唐宋赋体变调，这一千多年间，辞赋在士夫文人眼中一直是堂皇典丽的高端文体，甚至延至清代依然为文人看重。在《文选》辑录的各体创作中，赋被置于最高地位，所选篇幅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毛传》谓：“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作为文体的辞赋，不仅是一种文体，也寄附着一种表达理念。就文体而言，它是介于诗与散文的“中间物”，其铺采摛藻、体物言事的特点，体现了诗文演化过程中企图兼容抒情与叙事乃至言理言志的统辖性追求。因为在它勃兴的时代，朝廷需要这样一种能够承载宏大叙事的华丽文体。汉高祖刘邦创立的大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时已呈一派强盛之象;从开拓边疆到修筑宫殿，从巡游、田猎到泰山封禅，这一系列体现武功文治的大动作需要铺张扬厉的文字来讴歌。因帝国需要应运而生，所以它就成了言语表达的主旋律。从贾谊、枚乘将骚赋体推向散体大赋，到司马相如之时已是“诡滥愈甚”。之后班固、张衡赋两都二京，不再似司马相如之浪漫无边。汉末魏晋至南北朝，政权更迭，战乱不已，大赋衰落自是必然。辞赋由长篇变为短制，以后六朝骈赋和唐宋律赋和文赋，体物对象不再是宫殿苑囿和天子游猎之类，对人生世情亦有切实观照。但辞赋过度营造整饬的美感，与后世的审美意趣愈益相远，故渐而丧失一般阅读价值。但是，辞赋作为一种文字思维定势依然传递着浮夸的表达之欲。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话要看怎么理解，文体样貌的变革并不能真正隔断传统。
一九五五年，王元化因胡风一案牵连被隔离审查，离开了他主持的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据说该社是胡风案的重灾区，同时遭难的还有张中晓等人。这一年，德昭公从上海团市委调入新文艺出版社，自然是作为被信任的干部充实该社编辑力量。他担任民间文学编辑室主任，早年北新书局的李小峰时为编辑部负责人，工作上颇有交集，听他讲过李的一些故事。德昭公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工程，转入编辑岗位须从头学起。鸣放时他结合自己学习体会，给《文汇报》写文章，说到党员干部应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能满足于做“万金油”。因为这番言论，他被打成右派，然后调离出版社。上边安排他下放劳动，有两个选择：近处是上海郊县，远处是青海省。他选择了去青海。我问他为何舍近求远，偏去塞外苦寒之地，他说“想亲眼看看那片青色的海”。那年德昭公三十多岁，困踬之中不失“诗和远方”的浪漫情怀。王元化隔离审查后亦被下放，我听王先生说过，同样是远近两处选择。元化先生幸而去了上海郊县，我想，这是理性而痛苦的选择。先生的治学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的人文蕴藏(包括学界师友、图书资料、文化机构，等等)，六十年代初他还常去淮海中路熊十力寓所，请教佛学诸子学问题，当时他已经回到市内。倘若先生去了青海，很难说能否成就那一番学术事业。德昭公下放之日，就在青海湖东侧的湟源县日月山乡，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当地农牧民一起种地放牧。那地方距离“青色的海”只有六七十公里，可是他竟没能去青海湖看一眼，一次都没去过。雪泥鸿爪，人生歧路，真是世事难料。有时“诗和远方”是一种情怀，现在往往成为蛊惑性的人生教导，可是仅有情怀并不能带你走入理想之境。王先生特别理解张中晓《无梦楼随笔》表达的饱经患难的心路历程，他为该书作序，最后说道：“中晓既以‘无梦’命名，我想大概也含有抛弃梦想，向乌托邦告别的意思吧。”
……
节选自《北方文学》202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