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公元684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混乱之年，先是刚刚继位不久的唐中宗李显被废，接着是登基没有几天的唐睿宗李旦遭软禁，再之后，武则天临朝称制，一年之中出现了“嗣圣”“文明”和“光宅”三个年号。在中国古代，年号蕴含着帝王君临天下、宣誓正统的特殊意义，往往也代表着时运的转换。而如此频繁的年号更替，若非统治者的草率，就意味着朝政进入到了焦头烂额的无序状态。一时之间朝堂熙攘，纲常紊乱，各种权谋的背后均可以看见一双大手，在悄然助力。据史书记载，这一年，唐朝上空出现了一颗彗星，巨大的光焰扫过天宇，能照见黑暗中一张张惊恐万状的面容。
在飞蓬丛生的乱象之中，一篇题为《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后改为《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骈文横空出世，迅即传遍了大江南北。这篇檄文或许是唐朝历史上最具政治攻击性和蛊惑性的雄文，堪与五百年前陈琳所作的那篇《为袁绍檄豫州》相媲美，不仅辞藻华美，而且从头到尾句句诛心：“……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据说，武后是强忍着怒火读完的，但读罢之后，竟也禁不住盛赞作者雄健的笔力。《唐才子传》记载：“为敬业作檄传天下，暴斥武后罪。后见读之，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其时，这篇檄文的作者骆宾王，刚刚弃下临海县丞之职，投入到叛军英国公李敬业幕下。这位七岁时便以《咏鹅》一诗名世，四十九岁那年写出了名动天下的长篇歌行体长诗《帝京篇》的诗人，一生仕途不顺，后来他索性投笔从戎，戍边塞，平蛮夷，由西域而巴蜀，终于，硬生生地将自己活成了大唐历史上少有的骨骼奇骏的文人。
南宋诗人魏庆之在《诗人玉屑》里说道：“骆宾王为诗，格高指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这无疑是极高的评价。文学史上，一般将骆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为“初唐四杰”。但若是我们细究骆宾王在人世间留下的足迹，就会发现，这些足印时而清晰有力，时而却戛然而止，踪迹难觅，这个人的人生线路实在与多数文人相悖了。骆宾王早年因文辞出众而顺利入仕，但他“耻于自炫”，不仅主动放弃了晋进的机会，而且始终主动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走向，其忽隐忽现的身姿，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和想象空间，而他后来的每一次出场，一定都会不同凡响。“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不学燕丹客，徒歌易水寒。”（《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在骆宾王之前，也有许多诗人下笔书写边关风云、塞外烽火，但大多数诗都停留于外在景物的描写上，充满了愁苦悲情，缺少坚实可靠的细节作为支撑，而在骆宾王笔下，边塞则完全呈现出了另外一番气象，他笔力雄浑，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尤其是他对细节的精准把控，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首著名的《在狱咏蝉》，有一种孤绝之美，显示出骆宾王的诗，已经完全摆脱了齐梁文士咏物游戏式的写作范式，突破了南朝诗人“缘题设境”式的写法和低沉消极的格调。总而言之，骆宾王是那个时代的异类，其赋辞藻华丽，抒情与叙事夹陈，形式灵活多变，讲究对仗和韵律，朗朗上口；其歌行通过抒发兴衰之感，改造了传统的帝京、艳情题材的写法，呈现出阔大和昂扬的精神风貌，具有开疆拓土的文体意义。汉语诗歌在从齐梁走向盛唐的发展脉络中，骆宾王无疑是一位伫立于最前沿，又承前启后的过渡式人物，深刻影响了唐代近体诗歌的走向。骆宾王一生都处于理想与现实、怀才与不遇的矛盾冲突中，由此形成了他耿介正直的性格和汲汲进取的人生态度，诗文中贯注着饱满的激情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是其作品有着刚健风骨的根本原因。
在汉语世界里，“风骨”一词，最早是用来评价人物的精神面貌而非文风的，特指人物的风神骨相。刘勰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了文学评论中，在《文心雕龙》第二十八篇，他仔细探讨了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美学特征：“《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源于“六义”之风，即风雅颂赋比兴的“风”，有风化之意；“骨”，犹如体之骨干，强劲有力，所谓风吹骨立，谓之气节。刘勰将作品的风骨与风格区别开来，探讨了风骨与文采之间的关系，首次将风骨定义为一切文学的总体面貌。此后，“风骨说”就成了人们品评文学的核心标准之一。稍晚于骆宾王出场的诗人陈子昂，在其《修竹篇序》中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主要是有感于六朝文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状况而发，他推崇的是建安时期的文学体貌，是那种情思蕴藉与华丽壮大相互结合的文学，或磅礴，或清癯，或俊逸，总之，都充满了“骨气”。钟嵘在《诗品》里曾这样评论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讲究风骨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体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这是建安文学的始作俑者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的长喟，音色高古，音质若钟磬绕梁。而比照一下，齐梁时期宫体诗的代表人物萧纲，所作《咏内人昼眠》：“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泾渭之别，无论是情思、体态，还是气韵、脉象，建安文学之后数百年间的六朝文学，一直都被盛行的华丽绮曼、感情苍白的文风所笼罩。因此，这才有了后来杜甫的醒世之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其五》）
公元696年，身为右拾遗，一直爱在朝堂上挑刺的陈子昂，被武则天任命为她侄子武攸宜的随军参谋，前往北地征讨犯境的契丹人。诗人没有想到，这既是一次断送他个人仕途的旅程，同时也是成就他伟大诗人之名的荣耀之路。自古中国文人大多具有这样一种绝处逢生的能力，即，只有当他们的政治生涯遭遇挫折，政治理想彻底破灭时，才会惊觉过来，发现自己活在世上，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诗人。而正是这个或隐或现的身份，在绝望中唤醒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活力。穷途末路的尽头才可能是诗歌诞生的地方，反过来说，诗人总是站立在他原以为光鲜敞亮的道路尽头，在接受过失败者的命运之后，才会服膺于命运的击打，觉悟出了顽强的反抗志念。正是这样一种绝处逢生的志念，催生出了庸常生命中的灿烂之花。
这种隐秘而伟大的力量，在陈子昂身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和体现。我们可以假设，倘若陈子昂没有这番经历，假如他素来就不是一个性格倔强、直言极谏的臣子，现实生活也就不会将他抛向那种孤绝的境地，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登幽州台》这首诗的出现——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在此之前，陈子昂已经写出了大量的咏古抚今之作，这些诗有的被统摄在《感遇诗》这一总题之下，有的独立成篇，它们无一例外都充满了苍虬高古的力量，业已具有相当鲜明的辨识度：“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感遇诗·其十一》）；“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岘山怀古》）；“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度荆门望楚》）……这些诗呼应和赓续着陈子昂一直以来极力推崇的建安风骨，“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无论是从理念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陈子昂都是继“初唐四杰”之后，真正的诗歌革新者，而革新的动力，来自于他狂热的政治热情，济世、恤民，以及对国家社稷深刻的危机意识。在陈子昂看来，诗歌的“风骨”绝非空穴来风，更不是媚言软骨，诗人只有以充沛而高尚的情感和德行，来书写现实生活，传达现实生活里的刚健之声，他笔下的文字才能够获得与心灵相匹配的情貌。然而，造化弄人，也只有当《登幽州台》出现之后，世人才终于真正听清楚了诗人的心跳和脉动。《登幽州台》以一种久违的高古之音，奏出了一曲慷慨悲歌，其中蕴含的旷世悲怆与哽咽之情，以及苍茫遒劲的宇宙观，不惟诗人独有，更是世世代代中国文人郁积于胸的情愫写照，博大、深沉，而且格外悲壮。因此，这首诗的出现，满足了一直以来人们对“风骨”之说的几乎所有期待，成为唐诗风骨的典范之作。《新唐书·陈子昂传》载：“唐兴，文章承徐庾之风，天下尚祖，子昂始变雅正。”六朝之音也只有到了陈子昂这里，才真正发生了变调。“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愈后来在盛赞陈子昂的同时，力倡“古文运动”，其实也是在进一步衔接陈子昂留下来的这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有“孤篇横绝”之称的《春江花月夜》，出自于初唐至盛唐过渡时期的诗人张若虚之手。实际上，这首诗在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当时的诗坛风气，正在力倡刚健雄迈的精神气象，而《春江花月夜》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为当时世风所摒弃的宫体诗名，魏晋以来曾有不少诗人用过，梁简文帝、陈后主、隋炀帝等都曾以此为题写过诗。但是，张若虚的这个版本完全是旧瓶装新酒，彻底摆脱了宫体诗的束缚，一改以往宫体诗矫饰旖旎的面貌，在其中注入了苍茫博大的宇宙观，创造出了深沉、寥落、高远、静穆的艺术境界，非但不同于旧瓶之酒，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作出了全新的拓展。“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诗人通过对春、江、花、月、夜这五种情景的描述，将个人之情融进了亘古亘今的人类情感里，并赋予了其生生不息代代相似的情感渴望。所以，当这首诗后来如朗月一般，钻出厚重的云层，传至明清之后，才逐渐被更多的慧眼注意到，并很快就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里说它：“前半见人有变易，月明常在，江月不必待人，惟江流与月同无尽也。后半写思妇怅望之情，曲折三致。题中五字安放自然，犹是王、杨、卢、骆之体。”正是弥漫在这首诗里的强健筋骨，才使它摆脱了被湮没的命运，成为唐诗之林里响遏行云的又一绝唱。这个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风骨可能还不止存在于文学的面貌和体态上，更存在于文学内部的肌理和气息中。在唐代传之后世的无数诗篇中，除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还有一首是崔颢的《登黄鹤楼》，这三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博大深邃的宇宙观。这样的宇宙观作用于诗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某种穿透世相的孤绝力量，而这种力量恰恰是人类共同情感的某种见证，具有亘古亘今的内在驱动力。
如前文所述，“风骨”之说，虽然是从对人物的品评挪用到文学批评里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最终还是要回归还原到创作者的生命状态中去，从而在古今人物的精神呼应过程里，产生出直击现实的黄钟大吕之声。诗人在确立自我风骨时，必得找到某种情感参照物，然后，从中发掘出与自身精神相匹配的人生支柱，由此才能构架出个人的整体精神风貌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文学史上有无数作品以史为镜，通过咏史叹古来传达诗人的志趣。这里，我们仅以历史人物荆轲为例，便能窥见一斑。自从《易水歌》中吟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后，便引来了无数代诗人的唱和，由此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雄厚又悲壮的声音天团：
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阮瑀《咏史诗》）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骆宾王《易水送别》）
可悲燕丹事，终被狼虎灭。一举无两全，荆轲遂为血。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无道吞诸侯，坐见九州裂。（王昌龄《杂兴》）
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贾岛《易水怀古》）
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柳宗元《咏荆轲》）
蛟胎皮老蒺藜刺，鸊鹈淬花白鹇尾。直是荆轲一片心，莫教照见春坊字。（李贺《春坊正字剑子歌》）
班行想望岁空多，知有龙门未敢过。和近圣人师展季，勇为君子盗荆轲。三刀旧协庭闱梦，五腨今传里巷歌。复道谏书尝满箧，不唯诗句似阴何。（王安石《奉酬圣从侍制》）
贯日白虹可奈何，书生容易笑荆轲。美新伾党临遗冢，惭愧绝无狐兔过。（晁说之《过荆轲冢四绝句》）
我友剑侠非常人，袖中青蛇生细鳞。腾空顷刻已千里，手决风云惊鬼神。荆轲专诸何足数，正昼入燕诛逆虏。一身独报万国雠，归告昌陵泪如雨。（陆游《剑客行》）
……
不同的诗人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重新发现了自我，并整饬重建了个人的精神向度。这一现象清楚地表明，荆轲所践行的悲剧美学，蕴含着某种巨大的情感能量，能不断催生出崭新的生命光焰。“士为知己者死”，这一古老的人生准则，依然是固守在许多汉语诗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诗人们通过讴歌荆轲的壮举，唤醒沉睡甚或泯灭在自我内心深处的那种心力，以此砥砺人生。而在这震耳欲聋的唱和声中，有一位诗人的声音显得尤其特别，这个人就是陶渊明。
公元405年冬，在彭泽县令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陶渊明，终于不胜其烦，索性辞掉了他人生仕途中最后一个职位，开始了他心心念念的隐居生活。“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其一》）从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到后来陆续辗转于桓玄、刘裕、刘敬宣几个幕府，我们的诗人一直在过着“违己交病”的窝囊日子。萧统编《文选·陶渊明传》里载：“岁终，会郡谴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兮辞》。”向来坚守“素志”“任真”“固穷”的陶渊明，自然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这位生性淳朴的诗人，平素不惯以文字事人，其作品也极少涉猎重大题材，但他所有的诗文必定发自肺腑，充满真情实感，即便是劳作躬耕，也必得亲力亲为。由于生活在晋宋交迭之际，政治漩涡此起彼伏，诗人不被裹挟已是万幸。然而，即便身处险境，诗人仍然有感于纲常的沦丧，写下了一些借史咏怀、托古喻今的作品，《咏荆轲》就是其中之一：“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这是一首真气饱满的长调，笔墨酣畅，慷慨昂扬，其笔法也是陶诗里极为少见的。这首诗取材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等史料，按照事件的经过，描写了荆轲出京、饮饯、登程、搏击等几个场面，尤其着力于人物动作的刻画，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的除暴英雄形象，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荆轲刺秦这一历史典故，诗人以豪迈的诗笔赞叹歌颂了荆轲的壮举，抒发了诗人内心中无限的感慨。
发思古之幽情，其实都是为了观照现实，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给眼前的生活找到某种可以借鉴的人生模板，不让自我迷失在现实的迷雾中。就像诗人所言：“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陶渊明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其实早已具有豪放、侠义的色彩和气质，他的血液里沉淀着他祖父陶侃的豪情，只需轻轻摇晃，便会澎湃汹涌。这一点，似乎与我们大众印象中的那位“田园诗人”形象略有不同。对于陶渊明来说，避世只是假象，他真正要回归的是“自然人”状态。这一状态也是同时代的“竹林七贤”们的选择，既然无法随波逐流，那么，洁身自好，在佯狂或傲世的表象之下，选择做一个真实的纯粹的人，这无疑也是风骨的另外一种体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发生在屈原身上的悲剧，被魏晋时代的这批文人一再改良、变通，其根本目的也在于保全他们各自的“素志”。而这正是刘勰所说的“骨气”之本：“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文心雕龙》第二十八篇）
五百年后，苏轼在充满劫难的宦海途中，重读到了陶渊明这首诗，又作《和陶咏荆轲》：“秦如马后牛，吕氏非复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满，积恶如陵京。灭身会有时，徐观可安行。沙丘一狼狈，笑落冠与缨。太子不少忍，顾非万人英。魏韩裂智伯，肘足本无声。胡为弃成谋，托国此狂生。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杀父囚其母，此岂容天庭。亡秦只三户，况我数十城。渐离虽不伤，陛戟加周营。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废书一太息，可见千古情。”诗人用几乎与陶诗相同的音韵，唱和着同一个主题，两位隔代知音在这里找到共通同享的情感界面。又过了数百年，龚自珍再作《己亥杂诗·其一百二十九》相和：“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这或许就是好诗的品格与力量，其中蕴含着一个强大的内核，吸引着不同的诗人不断去靠近它，发生感应并引起裂变，催生出一代代灿烂夜空的光焰。而获取这种感应的途径，不外乎是通过培育自我的精神定力，获得强大自如的心力。这样的定力从何而来？肯定是诗人的骨力在发挥作用，惟有强健的骨力，才能让你始终固守住本真之气，保持住元气不被纷乱的世相所侵扰，如此，你的文采才不会被挥霍，你的笔下就是心目中的山河莽川。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晚唐诗人曹松有感于唐末频仍的乱象，创作了这样一首《己亥岁》。这位才华横溢却又屡试不第，直到七十一岁时才考中进士的诗人，面对着战祸、饥馑和人生的反复挫败，在乱世中承继了前辈诗人的风骨，为一个垂危的王朝吟诵出了一首绝妙的挽歌，歌声里充满了悲情、血泪和控诉，尽管早已没有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瀚《凉州词·其一》）的高蹈和豪迈，但依然让人涕泪涟涟。也许，风骨就应该是这样一种矢志不渝的情志，在旁人眼里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但当曹松或曹松们终其一生为一役，以蹇驴为战马，一次次发起对科举考场的冲锋，终于，在古稀之年荣登“五老榜”（另外四老为王希羽、刘象、柯崇和郑希颜）时，世人才能从他们身疲力竭的身影上，看出人之为人的端倪。成功者的喜悦里总是会不时闪现出失败者的面貌，当这两种面容重叠在一起时，悲欣交集就成了人生的底色和本质。所以，历史的真味从来只在“功成”与“骨枯”之间游弋，最后思来想去，我们只能用涩苦来形容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