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占平，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大学期间开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评论，至今共有300多万字的理论评论、传记文学、散文问世。出版有评论集《文学创作探秘》《面对市场经济的文学》《山西文坛30年作家掠影》《文学的出路：关注民生》，理论专著《电视剧创作、欣赏与评论》《中国文学与山西》《马烽评传》，传记文学《赵树理传》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新文学史料》《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章100多万字;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奖、中国文联理论评论奖、山西省文艺创作奖、山西省社科成果奖等奖项。
从“山里娃”到“人民作家”
——西戎的生平与创作
杨占平
二十世纪中期，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裹挟下，生活在吕梁山中的少年西戎(其时本名席诚正)，义无反顾地告别父老乡亲，参加了抗日部队，当了一名普通的宣传战士，转战晋西南、晋西北。读过高小，读过传统文学作品，并且有着家族文化氛围影响的西戎，在宣传与战斗间隙，尝试着笔耕的味道。那个时候，战士西戎对文学仅仅是一种爱好，或者说是一种文学青年的理想。从他1942年10月31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掉了队后》至今，已经整整80个年头了，他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在现当代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力，成为享誉中外的“山药蛋派”骨干作家，《吕梁英雄传》(与马烽合著)《扑不灭的火焰》(与马烽合著)《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等经典作品，留给人们记忆，留给人们话题，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西戎曾担任过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并且长期主编文学刊物《火花》和《汾水》，为山西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培养中青年作家的健康成长，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做出了特殊贡献。1992年5月，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西戎“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2001年1月，西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9岁。
一、热爱读书的放羊娃
西戎，本名席诚正，1922年12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蒲县化乐镇西坡村一户普通农家，几代人以务农为生，父母亲都是没有读过书、不识字的地道农民。西戎出生时，前面已经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因此，父母给他取乳名“末娃子”。西戎在回忆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散文《我是山里娃》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家境：“有平坡地共三十六亩，喂着一头牛，一头驴，还有二十多只羊。凭着父亲的勤劳，母亲的节俭，虽然家口大，而日子过得还算村里比较瓷实的人家。”父母亲没文化，却懂得文化的重要性，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们念书，“末娃子”六岁时就送进了学校。
西坡村是一个仅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山区小村庄，没有条件办学校，西戎入的是五里路外的化乐镇上的初级小学。为了少花钱，他每天往返十里路走读，虽然辛苦，却是特别珍惜能够上学的机会，走在路上总是背课文，这就客观上让他不太喜欢算术，偏爱语文，尤其是作文成绩突出，常常被老师当范文表扬。可以说，他后来成为作家，而且是成就很大的名作家，与小时候的兴趣不无关系。由于兴趣使然，西戎读书期间，除了完成课业外，有空闲就去听书场说书人讲《包公案》《济公传》 《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经典小说，尤其喜欢看传统戏曲、木偶皮影，听说哪个村里有演出，十里八里山路不当回事，锣鼓不停不离开场子;看完回家还要给家人模仿表演。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文化，对他后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有着一定的影响。
1933年9月，西戎考取了蒲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住在县城当教师的堂兄席道正家就读。堂兄席道正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思想先进，教育理念开放，在他的影响下，西戎课余阅读了大量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一些古典文学、外国优秀小说。鲁迅先生关于故乡的描述，尤其是《社戏》中的情景刻画，深刻地感染了西戎，正如杜学文在 《人民作家西戎》一文中所说：“虽然他幼小的心灵对鲁迅犀利深沉的文笔还缺少理解，但闰土、祥林嫂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幸的人们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他感到这些人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许多村里的人就是他们的化身。”而古典小说中关于人物性格的经典描摹，让西戎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
两年后的1935年夏天，西戎高小毕业，考中了设在平阳府(今临汾市)的省立六中，他为即将成为一名初中生而兴奋，做好了上学准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年雨季，西坡村山洪暴发，西戎家里的牲畜都被冲走，房屋倒塌，欠下一大笔外债，父亲不得不卖掉土地，渡过难关，此后家境一下窘困，西戎在《我是山里娃》中写道：“原来还过得瓷瓷实实的一个家，顷刻之间牛、驴没有了，土地没有了，家里来钱的路彻底断绝了。”他尽管非常期待入初中继续读书，但是，家里拿不出学费的现实，只能让他忍痛放弃，回到村里跟上羊倌上山放羊，羊吃草，他看书，成了一个放羊娃。
二、投身革命队伍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震惊全国，中华民族到了危急时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尽管西戎所生活的西坡村是偏远山区，却也能听到消息，已经接受过新思想的他，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为国家和民族命运担忧。这年12月，由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蒲县宣传抗日，对西戎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他在《我是山里娃》中说：“我出于好奇，听到消息，便从村里一口气跑进县城，住在堂兄家里，想知道这支有男有女的队伍，究竟是干什么来了。”堂兄席道正给他介绍了丁玲的文学创作背景以及这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还让他读《丁玲杰作选》。每天，少年西戎情绪高涨，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听抗日演讲，看节目《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战歌曲，这些活动激发起他一腔保家卫国热情。
转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蒲县，烧杀抢掠，西戎和全家老小流离失所，跟随村里人四处逃难。一个多月后，日本军离开，他们回到家里，面对的是被侵略者焚毁的家院，西戎的母亲气病交加，没几天就过世了。失去母爱的西戎，立志要消灭日本侵略军。于是，他跑到县城堂兄家。此时，蒲县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已经成立并且开展活动，16岁的西戎感到找见组织了，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牺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由于西戎读过高小，而且有文艺特长，被分配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他年龄不大，但革命热情高涨，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参加演出，刷写标语，受到领导的赞扬。半年后，西戎所在的宣传队，合并到新军决死二纵队所属“吕梁剧社”。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西戎和剧社人员不辞辛苦，连续演出《中华儿女》《农村曲》等节目，使他受到了很好地锻炼。
1939年底，西戎所在的吕梁剧社，被敌对势力加强控制，处境困难，再加上日本侵略军对革命根据地扫荡，失去与上级的联系，经费中断。剧社领导决定，西渡黄河，到陕北去。在抗日群众的帮助下，吕梁剧社人员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到了陕北绥德县，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时任八路军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的王震将军，热情接待了吕梁剧社，并且根据形势，介绍剧社去延安，进行短期业务学习和休整。
西戎和吕梁剧社成员被安排驻在鲁迅艺术学院所在地桥儿沟，于是，他们能够旁听鲁艺的课，并接受鲁艺老师的辅导，能够观看鲁艺等文艺单位的演出和电影，还有幸参加了由中央党校举行的五百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这次延安之行对西戎来说，是一次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机会。只是机会仅有五个月，之后就随着剧社奉命重新回到晋西北首府兴县，继续从事文艺活动，投入了当时为庆祝晋西人民反顽固斗争胜利和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举办的“红五月文艺汇演”。据杜学文《人民作家西戎》一文介绍：“在林杉同志主持下，剧社排演了话剧 《胜利》《小叛徒》等剧目。西戎曾在《小叛徒》中扮演政工干部。此外，吕梁剧社还首演了由傅东岱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牺盟会大合唱》。这部作品是傅东岱同志在延安时期，根据我党领导的牺盟会工作能力情况创作的。歌词写成之后，他交给冼星海同志去作曲。仅用一天时间，冼星海就完成了这部作品，被人称为冼星海的四部大合唱之一。这部作品几乎同时在兴县和延安上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期间，西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五月文艺汇演”结束后，西戎随剧社离开兴县，赴临县等地继续演出，给广大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鼓劲。毕竟是战争时期，当他们到了临县木前塔村演出时，遭遇了日军和伪军的大扫荡，平时作战不多的剧社成员，都拿起枪投入激烈的战斗，西戎年轻，又是男同志，自然是勇敢冲锋。战斗结束后，他却与战友们走散了。在当地老百姓帮助下，才找到了大部队。这场生死战，让西戎难以忘怀，两年后，他开始文学创作，以这次经历为素材，写出了短篇小说《我掉了队后》，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成为他的第一篇公开问世的作品。
木前塔遭遇战不久，西戎所在的吕梁剧社人员和物资损失很大，奉命与同属于决死二纵队的另一个抗日剧社——“黄河剧社”合并，仍然沿用“吕梁剧社”名称。这次合并，也是日后被称为“晋绥五作家”的首次汇合，即原吕梁剧社的西戎、胡正和原黄河剧社的马烽、李束为、孙谦聚到了一起。当时的这五个人，都是不到20岁或者20岁出头的年轻战士，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宣传员，目的就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都没有想过日后要以文艺创作为职业，并且当作家，当名作家，还能成为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山药蛋派”;然而，相似的经历，共同的志向，让他们聚到一起，开启了山西文学史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值得书写的一个文学现象。
新的吕梁剧社的任务还是和原来差不多，主要是排演剧目，话剧、歌舞剧、小节目，当然也有《黄河大合唱》《新征程》一些大剧;同时，继续刷写标语，宣传抗日;休整时，还请一些文化教员，给他们讲时事政治，讲国际形势，讲历史地理知识，更讲文化基础知识，让西戎他们这些年轻宣传战士提高素质。
三、延安学艺
1940年冬季，在晋西北一带，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及伪军的作战频繁，吕梁剧社作为非战斗机构，不适应形势，于是，上级领导决定再一次安排吕梁剧社赴延安学习。这次学习，在西戎的人生与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在《我迈出的第一步》文章里详细讲述了延安学习的经历：
1940年冬季，吕梁剧社奉命从晋西北回到延安学习。剧社领导很想让我们这批“骨干”都能进鲁艺学院深造。有如此良好的机会，我当然是巴不得的。可是测试结果大失所望，年龄小当然也算未能录取原因之一，更主要的还是基础水平太差。一个高小毕业生，只在宣传队跳跳蹦蹦干了两年，怎么可能一下子跃进高等学院去呢!幸好，上级考虑到培养人才的急切，便在鲁艺学院附设了“部队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学习了半年，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主办的“部队艺术学校”成立了，部队干部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便并入了部队艺术学校。从此，我才真正获得了从头学习文艺基础理论、提高艺术修养的深造机会。年龄稍大了一点，便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在部艺学习的两年里，我不敢懈怠，上课认真听讲，课外认真读书。白天坐在山坡上，夜晚趴在油灯下，我贪婪地读着我所能借到的中外名著，逐渐地眼界开阔了，懂的东西也多了起来。但是越学，反而越感到自己的知识浅薄，因而学习更是倍加卖力。这当儿，我也暗自考虑将来的前途问题，该向什么专业发展?当演员，我的个头矮小;学美术，缺乏素描基础;学音乐，嗓子也变坏了，光会拉二胡，也算不上什么能耐。思来想去，自觉对文学比对其他专业兴趣更浓。于是，我便练习着写歌词、诗和小故事。这些习作，有的发表在自办的《生活》墙报上，有的送给音乐班的同学谱曲。我的一首歌词《送公粮》，由张朋明同学谱成曲子，曾被边区政府选用。这件事又给我搞文学创作增添了一点信心。于是，我便日夜地趴在被子卷上写呀写。有一次，我竟然写成一篇反映敌后反扫荡斗争的小说，大胆地送给我的第一位文学老师——天蓝同志，意外地得到了他的称赞。从此，我对写作更爱得入迷。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除《生活》墙报和《连队生活》上用了几篇外，还没有一篇能够在大报刊上发表，因为我还鼓不起向外投稿的勇气来。
西戎在延安学习期间，知识青年中兴起了一股改名风，以示与旧我决裂，开始新的生活。他也加入了其中，请当时吕梁剧社文化教员高羽为自己改名。因为他是山西人，出生地是西坡村，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参加了革命队伍，可谓是投笔从戎。因此，高羽为当年的席诚正改名叫“西戎”。从此，“西戎”成为他的正式名字，用于各种场合与文件档案中，也成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响当当的称谓。
1942年夏天，西戎结束了近两年的延安部艺学习生活，同吕梁剧社的其他同志一起被编入八路军一二○师所属的战斗剧社。战斗剧社人员比吕梁剧社多，分工详细，职责明确，专门设一个编辑股，把具备文字工作的人员集中起来，主要任务是编写剧本，兼做一些其他文字工作，西戎成为其中一员。由于差不多两年的集中学习，他找准了自己的专业，开始尝试创作文学作品。
在延安杜甫川兵站窑洞的山坡上，西戎想起了几年前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临县木前塔遭遇战，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素材，经过几次构思，写出了短篇小说《我掉了队后》。他知道好的文学作品都是反复修改出来的，因此，也是认真修改了好几次。定稿后，他大着胆子投给了延安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到10月底，稿子被登出来了。这篇作品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西戎继续创作的信心。因为《解放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能在该报发表作品，是不容易的;同时，这也是西戎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件事本不足为奇，但对我这个正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进的青年人来说，却受到了极大鼓舞;也可以说，影响了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从此我便盲目而自信地走进了文学队伍的行列，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路上五十春》)”
四、步入文坛
1942年冬天，党中央针对延安的生活困难环境，实行“精兵简政”运动，八路军一二○师也对战斗剧社进行人员精简，只保留下一部分搞戏剧与音乐的，做编辑工作的西戎和马烽、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多人，都被精简下来，离开部队，于1943年1月从陕甘宁边区返回晋绥根据地，等待分配。经过几年的部队生活和延安学习，他们都具备了军人的军事素质、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期待以后能够大展宏图。然而，却被精简出部队，大家情绪低落，对前途感到迷茫。据胡正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林杉与吕梁剧社》中回忆说：
我在工作能力无着落、人生走向的关键时刻，和原吕梁剧社的西戎等人，到黄河岸边的张家湾村，看望了当时是晋西大众剧社社长林杉老师。他先以黄河岸边的红枣亲热地接待了我们，然后又留我们吃饭，而且用他不多的津贴让伙房加了几样当时很难吃到的肉菜。他了解到我们遇到困境后，当即给原晋西文联主任、精简后合并于晋西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文化部长亚马同志写了信，推荐我们到文化部新组建的文工团。我们高兴地怀着新的希望，急匆匆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西坪村，亚马同志和文工团负责人、原晋西文协主任卢梦同志接纳了我们，使我们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西戎他们五个人都加入了边区刚组建的文工团。此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达下来，晋绥文艺界负责人便组织文艺工作者下基层去锻炼，西戎被分配到保德县四区抗联当文化部长。
在保德四区工作的几个月里，西戎换上当地老百姓常穿的藏青色棉袄棉裤，扎上腰带，套上牛鼻子山鞋，翻沟越岭，走村串户，努力工作，跟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除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外，还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家庭纠纷，特别是文化方面的琐事。虽然他也才是个刚满二十岁的小伙子，但几年的部队生活，已经让他成熟起来，处理事情很有一套，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人们都把他当作信赖的公家干部，谈心交流。这样，让他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晚上和空闲时间，就拿出纸和笔创作，写出了《头一次参加奋勇队》《受苦的日子算完结了》《二爹》等一批小说，这些作品素材来自于火热的生活，表现了当时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生存状态，富有真实性和现实性，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他还结合工作实际，写出了通讯报道《没有用过纺车的地方》《战斗者的农村》等，配合了当地的中心任务。他的这些小说和通讯报道，都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晋西北的《抗战日报》这些主流报纸上，使他的写作影响不断扩大。这一段经历时间并不长，但是，对于西戎了解农村，特别是了解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村极为重要，让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坚定了写农村、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信心。
1944年，是“七七”抗战七周年，晋绥边区开展了“七七七”文艺奖征文活动，西戎等文艺工作者都回到了文联机关，参加这项活动。他同卢梦、孙谦、常功合作，创作出了表现农村减租减息运动的多幕大型眉户剧《王德锁减租》(又名《减租生产大家好》)。由于几个人事先认真讨论剧本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核心人物、语言对话，并且反复修改，成为一部优秀作品，一举获得了征文评奖戏剧类甲等奖。这是西戎从事文艺创作第一次获奖，尽管是多人合作，毕竟他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因此，特别兴奋。
《王德锁减租》获奖后，剧本交给边区“七月剧社”公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很短时间演出就超过了一百场，观众达数十万人次，这种盛况在当时的晋西北根据地是少见的。一些文艺评论家对这部作品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比如远在延安的冯牧，专门写了《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读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获奖作品》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说《王德锁减租》的：
这个剧本谁都会看出它是为配合当地的减租运动而写成的。但是，不论谁看了它，都会承认，这个戏不但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着不下于前者的艺术标准的。这是一个艺术品。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在减租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和顽固地主做斗争的鲜明图画，它不借助于任何抽象政治口号来说明主题的中心，而是通过了人物的形象来表现出当前现实，通过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来说明减租运动的重要及其解决的道路。
晋绥本地的《抗战日报》更是专门刊发评论家杨戈的文章《关于〈王德锁减租〉》，全面评述了这部剧本的价值：
《王德锁减租》是一个很好的剧本，应当说在我们边区的文艺创作中，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收获。它很全面地反映了减租政策的整个执行过程，及边区人民在民主生活中的丰富的斗争事迹。它表现了民主政权的政策的群众性，群众怎样掌握了这个武器，怎样组织了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又如何改造了动摇者，巩固了自己的队伍，争取了对方的力量而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伟大的群众斗争中，如何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它没有一句抽象地提出共产党如何伟大，但它无处不是具体而且生动地表现了用怎样深入的领导力量，去改造社会和人类。所以它给人的感奋，不是抽象的几句话说得出的，而是一种要求行动的力量的鼓舞;因此它每一个情节的出现，都能给观众以深刻的教育。剧中贯穿着一个斗争性不强的农民王德锁，如何在群众斗争中，在农会的教育帮助下坚定起来。因此，它首先可以使王德锁类型农民得到教育。王德锁类型的农民，在我们根据地曾是很不少的，他们是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但他们常具有旧社会所给予他们的软弱性和散漫性。作者的确抓住了王德锁的思想深处，而且把它用具体行动和人物之间的斗争，明显地表现出来。
完成了《王德锁减租》后，西戎被调到《晋绥大众报》做编辑，从此，走上了专业从事文字的道路，也成了他一生的职业。刚到报社，西戎先是被分配做农村新闻编辑，过去，他是作者，写好稿子投给报社就行了;现在，他做了编辑，要从记者或者通讯员的来稿中进行选择，根据报纸要求，确定所要发的稿件后，必须进行认真修改，有时候几乎是重写;之后，还要编辑、校对、印刷，最后才能出报。这些工作具体琐碎，但西戎一丝不苟地做每一道工序，遇到问题就谦虚地向老编辑请教，用了不长时间，他就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在当好编辑的同时，西戎结合工作，还写出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和通讯报道。他努力向群众语言学习，把稿子写得通俗易懂，为进一步提升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五、《吕梁英雄传》
这个时期，西戎最突出的成果，是跟马烽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相传于群众当中。西戎和马烽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创作“冲动”。正好，1945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西戎和马烽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便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从1945年6月5日开始，《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面世，每周一回，到次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共95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山味，人物与情节经过西戎和马烽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
《吕梁英雄传》在报纸上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民兵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西戎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在后来回忆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时，有一回他到一个乡村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西戎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鸡叫，故事里把敌人“挤”走，大家才算满意了。
《吕梁英雄传》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其原因正像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评论员解清的介绍文章所概括的：“是因为它所写的晋绥人民杀敌保家的事情，都是当地老百姓熟悉的事情。‘七七’以后，晋绥军仓皇溃退，吕梁山脉桦林山康家寨沦入敌手，无辜人民遭敌烧杀、抢掠。一直到一二○师东进，组织民兵，反掉‘维持’，实行劳武结合，战胜敌人的‘扫荡’和破坏，而创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晋绥人民都是亲身参加，亲身体验过的，他们不仅从书里看到自己走过了怎样艰苦、崎岖、危险的道路，经历了如何惊心动魄的残酷复杂的斗争，而且从书里认识了自己，肯定了自己，也教育了自己。”
1946年，西戎和马烽整理了前37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跟国民党和谈时，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好评。
《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刚开始连载时，西戎和马烽并没有想到要写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且，稿子是两个人分头执笔，无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一气呵成，故事中出现漏洞，人物活动有时矛盾，文字显得粗疏不整等缺憾就是在所难免的了。据马烽后来回忆，有一次他去采访，西戎写到敌人来“扫荡”，一位老太太藏到山药蛋窖里，被敌人用手榴弹炸死了;到他写以后的故事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结局，又写了那位老太太提上鸡蛋慰劳八路军去了。发表出去，被一些细心的读者发现，给他们来信指出这个细节的矛盾，他们才知道，作了修改。根据这种情况，两个人抽时间坐到一起，在已经写出的基础上，列出比较详细的大纲，画出一张人物关系表，设计了故事情节。这样，才没有再发生差错。
对于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西戎和马烽都要认真阅读，妥善保管。1946年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在出版《吕梁英雄传》上册时，晋绥边区宣传文化系统负责人、曾是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有影响的作家周文，在“序言”中写道：
河曲邬守信的来信这么写道：“自从《吕梁英雄传》在大众报上登出来，我就把它选作公民课的辅助教材，给学生们读，并加解释，把里面有些话改成河曲土话，更能引起学生们的注意。每次读完还让大家讨论。自出版到现在，从没间断，它大大的帮助了我的教育工作。(一)旧日学生下午下了学，除个别学生干部外，来校的很少，由此后，学生们回去，一吃完饭就跑来哩，怕误了听《吕梁英雄传》咧;不只是团结了学生，又巩固了学生的学习;不但多添了学生，旷课学生也少了。(二)旧日学生们看报，认不下去，就不看啦;由此后，遇上认不得的字，问上别人也要看下去。就是不注意看报的人，也抢着要看报了。(三)旧日有些学生，在爱惜报纸上还差，由此后，对每期报纸只怕缺下一张，如来的迟了，好像儿子想亲娘的一般。(四)自读了它，学生们大有进步，认字真不少。现在能看下大众报的有八个学生;在政治上，教员学生都提高了一步，现有四个学生能写简报的通讯。(五)在宣传上，也起了很大作用。学生们回到家里，睡在被子里还给大人们谈，讲英雄故事，使得大人们也注意了报纸。小先生们有时忘了给他们谈，大人们还追的问。特别是纺织妇女们爱听，经常叫学生们给她们谈，更鼓励起她们的识字。以后，就先读报上的重要文件，最后读《吕梁英雄传》，几乎成了习惯。《吕梁英雄传》给我帮助真不小，我希望它永远作为我的好朋友好助手，并把它的功劳，用笔写出来，作为我的感谢吧。”
对于专家和文友们提出的每一个建议，西戎和马烽更是反复思考，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不能采纳的，也要分析研究。连载完以后，他们把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归类，准备作全面修改时，恰逢根据地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他们都被抽调去作工作队队员，修改的事只能暂时搁置。到1949年初土改结束后，他们才集中了一段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95回压缩为80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先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数次重印，并且被翻译成日文、俄文、朝鲜文、匈牙利文、罗马尼亚文、波兰文等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1951年，日本学者三好一先生在《吕梁英雄传》翻译后记里写道：“我在读这部作品时，便想到一定要尽快让日本国民读到这本书，理由之一，是想让日本的同志们再一次认真地反省一下我们日本军过去在中国大陆上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再者，是想让日本的同志们知道中国人民过去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做了如何英勇的斗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现在我们日本人民在亚洲所处的境地——翻译着这部作品时，我也深深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日本民族的一员，能够选择表现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翻译给日本人民进行反省，可以看出三好一先生的勇气，也说明了《吕梁英雄传》的价值和影响。
“文革”结束后，西戎和马烽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又集中一段时间对全书作了校阅、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以后，这部作品被出版社列入“红色经典”之一，隔几年印刷一次，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正如西戎和马烽在《吕梁英雄传·后记》中所说，当时，他们并没有计划要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全书的结构上，在故事的发展上，都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尽管如此，《吕梁英雄传》仍然堪称全民抗战的一部不朽的史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思想意义在于：第一，形象地反映了人民大众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第二，真实地描述了人民大众觉醒的过程;第三，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
六、初获丰收
四十年代中期的西戎，正是年轻力壮、干劲十足的人生黄金时代，他在跟马烽写作《吕梁英雄传》的同时，必须要完成报纸的日常编辑业务，遇上稿子不够，就自己上阵写通讯报道。《吕梁英雄传》基本完稿后，他的文学创作激情依旧，空闲下来就写小说，两三年时间里发表了《兄弟俩》 《好夫妻》 《喜事》《抽约》《麦地里的水桐树》《调解》《谁害的》 等近十篇作品。这些小说取材都是农村，主题思想都是表现农民如何翻身，如何过上好日子，如何同邪恶势力作斗争，也有解决家庭琐事，邻里纠纷之类，最终结局一定是正义战胜邪恶，矛盾化解，每一篇都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每一篇都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语言文字通俗易懂，是他后来逐渐形成自己小说风格的基础。这些作品中间，尤其是《喜事》和《谁害的》比较成熟，在读者中反响热烈，《喜事》在晋绥边区的《人民时代》杂志发表后，远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作了全文转载;而《谁害的》敏锐地鞭挞了农村包办婚姻现象的恶习，在深受其害的广大农村青年中引起很大震动，对推动新的婚姻法的实施，起到了形象化的宣传作用。
这几年，除了小说，西戎还配合中心工作创作了一些适合演出的剧本，主要有快板剧《参军》、秧歌剧《刘拴拴参军》《防奸自卫》《夫妻转变》等。这些剧本的主题都是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鼓舞解放区人民群众踊跃参军，支援前线多打胜仗。关于这段时期的创作和生活，西戎在《节日话当年》一文中有详细的回忆，其中的快板剧本《参军》只用了一夜一天就完成了：
一九四六年的春节，正是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和平的希望在人民的心中刚露端倪，蒋介石便手提屠刀，急匆匆地从峨眉山跑下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挑起了全面内战。尽管炮声隆隆，解放区的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一面积极奋战，一面依旧从容不迫地准备着一年一度的新春联欢。
晋绥分局党委，要求通过春节联欢，充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鼓舞人民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我们报社驻地北坡村的春节军民联欢，由《晋绥大众报》社负责组织筹备。因为我们是搞通俗读物工作的，会编节目。是的，我们《晋绥大众报》每年春节都要发表几个自己编写的小剧本供群众演唱。现在是不但剧本要自编，编出来还要自演，这可把大家难住了。当时我们晋绥大众报社，直属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周文同志领导，报社的总编辑是马烽同志。他接受任务以后，大家都议论纷纷，说这差事，无疑是要打着鸭子上架。老马对此有点发愁，不过他还是满怀信心地说：“先编剧，把剧本写出来，再考虑下一步。”他分配让我担负写剧本的任务，并且规定了剧本的内容和交稿时间。我说时间太仓促，恐怕写不出来。他说：“你是才子，不要推，我给你到总务科领灯油，开个夜车，明天一定得拿出剧本来。”我还能再说什么呢?那时候，每个同志的组织纪律观念都是很强的，也很自觉，只要接受了任务，必然会全力去完成。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根据地农民迫切要求得到土地。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各解放区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精神，迅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了能够顺利地推动这次运动的进行，根据地把中心工作转到这上面来，从各单位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土改工作团，深入到村庄协助工作。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暂停，人员全部参加了不同的土改工作团，他被任命为一个团的团长，去了临县李家湾，从1946年6月到1948年5月，整整工作了两年时间。作为农民的儿子，西戎非常明白土地在农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土地改革政策会让许多贫苦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彻底改变生活状况，改变几千年来的农村生产关系。因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跟农民群众吃住在一起，细致深入地调查了解村里的土地现状，一家一户地走访农民群众，并且也走访土地所有者。他带领工作团成员，既严格执行党的大政方针，又在实际做法上有自己村的特点。虽然他们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公正，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他总是认真解决问题，细致做人的工作，使得他所在的李家湾村的土改运动按要求顺利地完成。
1948年6月，西戎圆满完成土改工作团的任务，回到晋绥边区，调整休息一段时间。这时，他原来所在的《晋绥大众报》已经停刊，根据大形势发展，中心工作转到解放全中国上面，报社人员虽然回来了，但上级领导决定不再复刊，一部分调到其他部门，而西戎作为骨干编辑，跟马烽等人转为《晋绥日报》编辑。《晋绥日报》原名《抗战日报》，是中共中央晋西北分局的机关报。抗战胜利后，晋西北分局改为晋绥分局，《抗战日报》也随之改为 《晋绥日报》。西戎原来在的《晋绥大众报》与《抗战日报》本来就是一个单位，只是编辑有所分工。成为 《晋绥日报》编辑后，他主要负责文艺副刊《大众园地》，实际上也就承担起原来《晋绥大众报》的一部分功能，内容还是文艺作品阵地。
这时候，报社不少人员转到其他部门，西戎一个人要承担过去几个人的工作，既要编稿，又要采访文化新闻，还得处理许多报社的日常事务，非常繁忙。但他并不觉得累，总是全身心投入工作，白天晚上连续干活，因为，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即将迎来彻底解放，老百姓要过上新生活，这正是他当年参加革命的目标。在创作上，他也抽时间，配合工作任务写了一些散文、小剧本、故事等，艺术上有些仓促，但主题思想积极向上，很有时代感。
西戎在《晋绥日报》副刊部工作刚刚半年，大形势快速变化，中共晋绥分局奉命到晋南地区领导建立新政权，创办起《晋南日报》，原《晋绥日报》暂停，部分人员成为《晋南日报》的主要力量，西戎也是其中之一。《晋南日报》社在临汾，离西戎故乡蒲县不远，离家十几年，他自然思念亲人，工作之余回老家探亲。这时，他已经27岁，还没有结婚成家，家人自然要关心他的终身大事，堂兄席道正把自己的同窗好友李在树的女儿李英，介绍给西戎，之前，他并不认识李英，但他信任堂兄，就同意了这门亲事，于当年4月在老家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成为一辈子的伴侣。晚年的西戎谈起自己的婚恋，常说：“这是一种幸福的包办婚姻。”言语间不失幽默与真诚。
在《晋南日报》工作的几个月期间，报社人员太少，不再分部门，大家既当记者，当编辑，也当校对;不管是时事政治，还是民情、文艺，各领域都参与，西戎是晋南人，对当地许多事情熟悉，因此，他担负的任务更多一些，结婚也没有休假，第二天就又返回报社，继续做繁忙的工作。
七、南下四川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举行的非常重要的一次文艺界盛会，是中国现代文艺史上的重大事件，来自国统区、解放区以及海外的知名作家、艺术家济济一堂，回顾几十年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展望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辉煌前景。熟人相互诉说思念之情，不熟悉者结交为朋友。西戎作为一位从事创作不久的青年作家，以晋绥解放区的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意义非凡的会议。他主要是广交朋友，尤其是许多以往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得以认识，让他非常激动，也激励着他要在以后的创作中能更上一个台阶。
西戎参加完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回到临汾，继续做《晋南日报》工作，迎来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心情无比激动，期盼新中国能够让全国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11月，根据党中央的号令，人民解放大军南下，展开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而地方党委则组织大批工作人员随军南下，接管地方政府。西戎被编入南下接管政府工作队伍中，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筹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筹备了很短时间，《川西日报》于1950年元旦正式出版。报纸初创，主要人员是从山西来的，头绪纷繁，事务众多，西戎没日没夜工作，因劳累过度，患上肺结核病，但他只是去医院开些药，一天也没休息，带病工作，半年后才好转。
1950年10月，西戎又调任新创办的《川西农民报》社长兼总编辑。他用多年办《晋绥大众报》的经验来办《川西农民报》，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据西戎的侄女席新梅在《我的叔叔西戎》一文中回忆：“初创社时，熟练的采编人员很少，除原地下党员芦集干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外，其余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娃娃。……在他的言传身教和环境熏陶下，学生娃们大多成了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就是闻名中外、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
在完成大量报社的业务和行政工作之余，西戎不忘初心，继续挤时间创作文艺作品，发表了从事文艺创作以来的第一篇关于创作观念的理论文章《在改造的路上——谈文艺工作者的下乡与创作》，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表达了对文艺创作与深入生活关系的看法，他写道：“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是确定无疑的。许多朋友所想要去的‘下面’当然无疑是工厂、农村、部队了。这种‘下面’，对大部分朋友说来，都是新环境。新环境生活起来，自然要与旧环境不同，碰到的人，不熟悉;碰到的事物，生疏得很;可以说格格不入。要行动，难免有许多钉子碰，碰了钉子，又不能灰心，还必须坚持，但能不能坚持，恰是考验我们是否真正有决心实践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因此，我觉得首先打通思想，精神上有一番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他也重新开始创作文艺作品，发表了鼓词《许亲案》，小说《安家庄的故事》《秋收季节》(与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记》，儿童故事《查夜》，散文《万岁，中国人民志愿军》《谷子黄了的时候》(与流沙河合作)，评论《评〈牛角湾〉》《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自己》等等。
1952年6月，西戎归队到了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培养和发现了一批文学新人。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虽然也挤时间写作;但是，感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语言不通，很难得心应手地体验生活，写作总是不顺畅，因此而陷入苦恼中。他把这种苦恼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况转告了时任中央文学研究所负责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于1952年11月把西戎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是从事创作。西戎在后来一篇文章中谈到了那段经历：“一九四九年我随军南下。解放了四川成都后，便留在这座城市又干了报纸编辑，一干就是三年。凡是和我认识的新老朋友，都视我为作家，岂不知自从南下以后，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写出好的文艺作品了。我很着急，试着下了几趟乡，因人地两生，语言不通，还是不行。……为此，我苦恼极了，给组织送上请调报告，想去北京丁玲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学习，领导不让去，没办法，只好写信给北京的马烽同志。马烽把我的苦恼与焦虑转告了丁玲同志，是她这位关心青年作家的前辈，直接找了中宣部，才把我从四川调回北京。从此，我才真正回到了文学队伍的行列里。”
八、重回熟悉的生活
1953年初夏，西戎为了获取生活素材，创作新作品，回到了山西汾阳县深入生活，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村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他在《文学路上五十春》一文中记述了那段经历：
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夜晚开群众大会宣讲总路线。干部会、党团员会经常不断，研究扩社、并社、转社、土地入股、牲畜作价，事无巨细，上级布置下来什么任务得干什么。因为群众听说我是作家，制定村民公约、起草转高级社的章程，都要我来起草。我的住处就在农业社办公的天龙庙里，整天房里人来人往，不是来谈公事，就是来说家事，有说有笑，有哭有闹，有时为了调解一件家庭纠纷，闹得我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每天挨门吃派饭，这也是接近群众，了解民情最好的途径。每到一家，边吃边聊，可以听到会议上听不到的意见，也可以知道村里许多的逸闻趣事。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从早忙到晚，我仿佛忘了疲劳，天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做。农村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人是那样的百人百性，看到学到了书本里得不到的东西。对我这个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来说，这里，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找到了创作的源泉。我十分庆幸能获得这样一次兼职深入生活的机会，心中已不再为缺乏生活素材而焦虑不安。回到北京以后，接连写出了六个短篇，都比较成功。
西戎所说的六个成功的短篇，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从内容上看，涉及到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纠纷》表现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讲述的是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激烈冲突的故事;《麦收》突出了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进城》表现的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盖马棚》和《行医事件》则反映出干部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作风问题。从形式上看，主要是着力于塑造具有高度个性化性格的人物形象，刻意创造浓郁的乡土情调，注重生动的细节描写，使用质朴的文学语言，强调充满情趣的喜剧效果。
这六个成功的短篇小说发表之后，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权威的 《文艺报》 在1954年第13期刊登了署名“秋致”的评论文章《读〈纠纷〉》，文章说：“西戎的《纠纷》(载1954年4月号《人民文学》)，是一篇比较好的短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评工中实行‘男女同工同酬’而发生的纠纷，展开了新旧思想的尖锐斗争。作品着重批判了某些男社员身上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歧视妇女的封建意识，并且歌颂了妇女们用自己的劳动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所进行的猛烈的冲击，显示了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作品在描写张老五所受的封建思想时，也恰当地表现了这种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一部分男社员对他的支持和拥护，这就使我们对于这种思想的严重性有了更深的理解。……《纠纷》的作者忠于现实、大胆地反映生产中新旧思想斗争的精神，是很好的。”
在汾阳期间，西戎听说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英雄蒋三与当了伪军的哥哥蒋二智斗的故事，于是两次去到唐兴庄蒋家，与健在的蒋母促膝交谈，深入了解了蒋氏兄弟的事情。他萌生了以蒋氏兄弟为原型创作一部电影剧本的想法，并写信与在北京的马烽交流。马烽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专程来汾阳与西戎汇合，两人再度合作，进一步采访了相关人员，讨论写作提纲，设计故事情节，然后分头写作。不久，创作出了名为《扑不灭的火焰》的电影文学剧本。剧本的故事梗概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蒋三，接受党的指示，回到家乡山西汾阳县唐兴庄发动群众，展开武装斗争。蒋三的哥哥蒋二，投敌当了伪军中队长，在唐兴庄附近的仁岩堡据点，仗着日寇的势力欺压乡民。蒋三根据上级指示，争取蒋二改邪归正;蒋二则想骗蒋三投降日寇，给自己添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在蒋母生日那天，蒋二以为能骗蒋三投降，哪知蒋三一点儿也不动摇，蒋二拔枪要逮捕蒋三，经蒋母阻拦，蒋二愤然离去。蒋三继续组织群众，展开抗日斗争，游击队的队伍不断扩大，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汾阳县的日军司令见此情况，限期蒋二一定要抓住蒋三。蒋二逼母亲供出蒋三的行踪地址，被深明大义的蒋母痛骂。蒋二为了升官发财，竟将母亲扣押。不久，蒋三的游击队接到任务，掩护一批我党干部通过封锁线。蒋三正在筹划，恰好蒋二来信劝降，蒋三便借此机会闯进仁岩堡。蒋二以为蒋三真的来投降，忙着与蒋三商量如何投降日寇。到了约定干部通过封锁线的时间，蒋三的枪口对准了蒋二。蒋二到底怕死，只得打电话命令撤走岗楼警戒。蒋三出了仁岩堡，发现日伪军在追赶，返身射击，乘势逃走，可他的妻子刘玉梅被敌人抓住。敌人对刘玉梅严刑拷打，但终无结果。蒋二想出鬼主意，将蒋母和刘玉梅放回去。这时碉堡里的伪军给蒋三送来情报，蒋三识破了蒋二的诡计。蒋三先诱蒋二带兵包围唐兴庄，自己则带领游击队攻进防守空虚的仁岩堡，待蒋二发觉上当，回头来援救仁岩堡时，便落进了蒋三预先撒下的天罗地网。蒋三的游击队和八路军一起，高举旗帜，汾阳城头上浓烟冲天，敌人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影片公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一年以后，西戎和马烽对剧本又作了较大修改、加工，以文学剧本形式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这部电影成为红色题材电影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表现抗日战争的经典电影，观众通过《扑不灭的火焰》，形象化地看到当年全民抗战的景象，也看到了战争对普通家庭的直接影响，艺术地再现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道理。至今六十多年，这部影片一直常映不衰，说明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九、故乡情结
1953年秋天，西戎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这次会议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为中国作家协会，西戎是首批会员之一，次年，他从文研所转到中国作家协会，任驻会作家，从事专业创作。有了时间专门从事创作，西戎考虑到必须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想到之前回山西汾阳深入生活，收获很大，感觉继续留在北京，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毕竟有距离。于是，1955年他向中国作协领导提出回山西的愿望。领导非常重视、尊重他的愿望，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在这年夏天调回山西省文联，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
西戎原来想着，回了山西主要是从事创作;但是，省文联决定创办文学刊物《火花》，考虑到他当过多年文艺报刊编辑，经验丰富，影响力广泛，因此让他任主编。西戎只能服从任命，把主要精力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从1956年初筹办、10月出版创刊号，到1966年7月停刊，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尽职尽责，广泛组织稿件，除了对准备发表的作品认真审阅、修改外，还阅读大量自然来稿，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文学人才。对于许多来编辑部的青年作者，他总是耐心辅导，真诚帮助。在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发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达到12万份，成为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火花》办刊十年，为推动我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尤其是对于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都作出了突出贡献。1958年，中宣部曾派《文艺报》副主编陈笑雨带领工作组到山西省文联，了解、研究、总结《火花》的办刊特色和经验;全国各地的文艺杂志也纷纷派人前来学习取经。
《火花》作为文学传统深厚、革命根据地文艺思想主导的山西省文联的文学期刊，在创刊号的前言里，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办刊方针是为了大众化文学，提倡“独创性而反对公式化的写作”;提倡“认真生活，认真研究，认真工作的风气”等等。这是一条创作思想的主流，被始终贯穿在办刊的全部过程里，西戎作为一直的主编，自然是这种宗旨的忠实执行者。在具体编辑中，所发稿件选材上强调农村题材为主，艺术表达上倡导为农民写作，风格上希望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此同时，《火花》非常重视刊物的文艺理论建设，旗帜鲜明地提出短篇小说创作的新、短、通，这个观念集中体现在1960年6月号的“社论”《为短篇小说的新、短通努力》中，其主要观点如下：
我们希望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首先要为短篇小说的新、短、通而努力。
一、什么是“新”呢?这就是我们的短篇小说，要大力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群众、新的生活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新的精神面貌，歌颂今天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共产主义风格。只有表现这些，才足以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精神面貌，并给它以积极影响。……
二、什么是“短”呢?这就是我们的短篇小说，要名副其实，定得短小精干。顾名思义，短篇小说应该写得短些、精干些，便于群众能够很方便地阅读。如果写得空洞冗长，既浪费读者的时间，又失去了神马都是浮云的特点。……
三、什么是“通”呢?这就是我们的短篇小说，要写得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结构顺当，语言能念出口，听得懂。我们的作品是写给群众看的，要时刻记住读者对象。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即文风上，要使群众喜闻乐见，要使群众易于接受。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系统而完整的创作思想，是一种自觉的追求，为短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这个新、短、通理论，对当时山西省以及全国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也是《火花》杂志能够在众多文学刊物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所有这些观点，西戎作为主编，都是主要推动者。
……
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