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沙发与锅包肉的故事，听起来毫无关系的两样东西，在我脑海里无数次出现、组合，就像沙发上的那根钉子反复冒出来。沙发就摆在客厅的正中央，在冰箱旁边，我爸从鞋架上抽出锤子，端详那根钉子。他又把钉子砸了回去。他没想过换掉这个沙发。可最后，客厅还是有了新沙发。至于锅包肉，是我成天念叨的一道菜，也和我爸脱不了干系。
1
我是在饭桌前长大的，一个可折叠的圆桌。从我记事开始，我就跪在椅子上大口舀饭吃，那时爸妈就坐在一旁吃饭，没人管我，我也不会像其他小孩那样撒娇似的求父母喂我，因为自己生怕少吃一口。掉在桌上的饭粒我就用手指捡到嘴里吃掉，掉在地上的饭粒就被我家老母鸡吃掉。后来我能摇摇晃晃走路了，就跟着老爸走路去了奶家。那是我第一次对烧烤有了记忆。
奶家的院子里有一小截墙垛子。它大概半米高，两边一面是屋门的入口，一面是院子里的菜地。在它头顶上是个从院子一头拉至另一头的铁丝晾衣绳，上面挂满奶奶做的木质衣服夹。它的一年四季当中，有三季我们都会把烧烤架放在墙垛子上，一大家子人围着吃烧烤。夏天烤着烤着下雨的时候，四大爷就把糊窗户的塑料布一头搭在晾衣绳上，一头掩门缝顶上。那些雨水就顺着这不足三十度的斜坡，路过四大爷的头顶，一滴一滴滑到菜地里。
东北烧烤最主要的食材就是肉。我们叫羊肉串，羊肉串……但其实有好些是牛肉做的。我爸说：“之所以这么叫，那是因为羊肉串儿顺口。”我不信，偏偏叫牛肉串。后来牛肉串叫着叫着，我也改口到了羊肉串。
家庭聚会前，老爸会给他的四位哥哥打一遍电话：
“张老大你来不来？”
“张老二你来不来？”
“张老三你带点馒头来。”
“张老四你过来烤串。哦，行，我买一百块钱的肉。”
这哥五个凑到一块儿就是喝酒，一喝多了我那些大爷就会用胡茬蹭我脸。我需要找些帮手阻止他们，我的大娘们管得了他们，但她们那时应该在外屋地帮忙。我只能求助姐姐们，她们一声令下我那些大爷们老老实实的。于是我开始在旁边催着我爸：
“快问问我三姐来不来！”
“快问问我四姐回来了吗？”
“她们去了又能咋地？”我爸拿着电话说，“你还不是有补习班去不了。”
是的，我晚上有补习班，我与我那些同样被饭局抛弃的、孤独的同学一起去老师家补英语。只能在周末才去奶奶家吃烧烤。
周末能约起来的时候，下午两三点我就和拿着大包小包肉的爸妈一起去奶家。在我和我奶客套的时候，爸爸去外屋地把牛里脊切成一片一片的放进搪瓷盆里，然后再把牛油切成一块一块的也丢进去。
菜市场卖肉的都认识我爸。我爸每天都要推着自行车在他们面前溜一圈，他一会儿问问这个鱼咋卖，一会问问肉涨没涨价。这些摊位里，顶数牛肉摊和我爸最熟。
“来啊五哥。”他打招呼。
“里脊咋卖的？”
“便宜给你，我不差钱。”老板说。
“行，来一斤，明早我来取。再送我一块牛油吧。”我爸笑嘻嘻地继续说。
“小意思，明早给你留一块，今天的都卖没了。”
于是我爸就拥有了烧烤最主要的食材。
通常这一大盆肉我们能串一百多串羊肉串，如果是烧烤店里，它们还有各自的学名——一串全瘦的叫瘦肉，一半瘦肉一半牛油的叫肥瘦。但可不是所有的肥肉都是牛油，有的是肉筋，有的是胸口油。自己家做烧烤的时候，往往不会搞什么板筋、胸口、大筋皮子之类的，肥瘦就足够味儿了。
我拿着一片瘦肉，从签子尖进出两次，像是缝衣服一样。然后再把一块牛油插进去，之后再捅上一片瘦肉，以此类推。然后再把大蒜、辣椒、卷了香菜大葱的干豆腐串成串，还有涂了蛋液的馒头片。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妈就在旁边唠叨着注意事项：
“签子头得留够两三厘米，串肉的部分也要与烧烤架的宽度契合，这样才能保证每串肉都是恰好被放在炭火顶上。然后就是手握签子的部分，不能太短，不然手握不住。也不能太长，不然肉太少。如果肉串得太密，容易烤不熟，如果肉串得太稀，会烤得干巴硬。”
头两天三大爷把长条的烧烤架子搬了过来，一同搬来的还有近两百个铁签子。我爸问他从哪里搞得，他也不说，像是个秘密。老张家的男人都神出鬼没，从各种犄角旮旯淘来乱七八糟的破烂儿。今天四大爷不知道从哪搞来了一麻袋炭，他说这玩意越来越贵，以后得去邻居家偷了。我爸今天除了拿了肉，还带过来一把新扇子，那是他走在道上被塞的生殖保健医院的扇子，他说有扇子才能生火。
夏天晚上七八点才天黑，所以四五点的时候，正是开始烤串的时间。
我爸换了套脏衣服，从麻袋里取出几块木炭放进烧烤架子里。然后拿着打火机把几团报纸点燃，塞进架子里木炭的空当，再新拿出几块木炭往上堆，堆成个山的形状。
我在旁边看着，边看边拿着扇子给自己的脸扇风。我说你那么堆我也会，我来。我爸不让，他说这木炭不能堆得太严实，不然空气进不去，也不能太松，否则火烧不起来。然后他就把我的扇子抢走，对着木炭扇起来。
等个五六分钟，我就看到青烟从里面散出来，味道由报纸的煳味变成木炭的烟熏味时，奶奶就会跑到窗户口叫嚷着：“太呛了！烟都进屋了！赶紧把纱门关掉！”
我爸大声答应着，因为奶奶耳朵背，有时对着她耳朵喊她都听不见。然后去关上纱门，等他看到奶奶离开窗边，他就再把门打开。
“张老四！烤串了！”我爸大声喊着四大爷。他先把木炭分散开，没点着的先放两侧慢慢熏着，点着的就摆在面前等着烤串。然后把阵地转移给四大爷，他跑去厨房为他妈烧菜。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嘱咐我一些事：
“把厨房的调料和肉都拿上来，现在没灰了，抓紧啊。”
早烤就是早进嘴，我一接到指令就跑去厨房，把用得着的用不着的都捧在胸前，拿到墙垛子上。
有时我比较快，四大爷就会赶在我后面。来这里前，他先是脱掉他干净的外套，一定得光着膀子站到烤架前。他从我刚刚抱来的搪瓷盆里攥两把肉串放在烤架上，大概五十串上下。随后一只手翻滚着肉串，一只手拿起扇子灭掉那些不该燃起的火星子。等到肉色由红变白，他就拿起一边油碗里的刷子在这些变白的肉上抹一层油，然后一手攥住一把，将两把互相叠一叠蹭蹭油。等个一分钟不到，肉的血色看不见的时候，抓一把咸盐往上一撒，再把孜然面、辣椒面、迷茴香往上一撒。最后再左右开工，两把串叠在一起互相沾一沾咸滋味。不一会儿，牛油的油便冒起泡泡，渗进周围的瘦肉里。接着，油顺着肉的纹路滴落在木炭上，木炭上冒起火星子，并发出“嘶”的声音。四大爷拿着扇子扇了扇，然后转头看向我：
“来个盘。”
肉串出炉了。刚出炉时最香，香到能抵抗疼痛。哪怕我烫得牙龈破皮，也能再来二十串。四大爷烤完三大把串，就回屋喝酒了。这时候烤的速度就跟不上吃的速度了，我就和四姐轮番上阵，边烤边吃。
每到这时我就感叹，不知是不是自己的手艺问题，总觉得自己烤的比不上店里烤的。虽然都是烧烤，但自己烤的串就比烧烤店的差点儿意思。
家楼下的市场里，有家名叫姐妹烧烤的铺面。去不了奶家的时候，每到周五我馋了爸妈就会带我来这吃烧烤。
“二十肉筋二十肥瘦、十串板筋十串胸口，再来五串腰子、一串鸡头、一碗牛肉辣椒打卤面、一碗冷面。”老爸往这一坐都不看菜单，直接点起菜。
这家店铺有年头了。我五岁刚搬到这儿的时候它就在了。铺面不大，凑合凑合能坐下五桌。墙壁是发黄的白墙，桌子与地面是四四方方连起来的，外表皮就是白色的瓷砖，像是公厕的地砖。每张桌子中间有个长方形的凹槽，冬天的时候，那里就放上炭，边吃边热。
我就往这一坐，不用自己动手。等上不到一刻钟的时间，滋着油泡泡的肉串就上桌了。它们盛在裹了保鲜袋的铁盘子上，牛油裹挟着调味料发出诱人的味道。肉串一上桌，老爸就会催促起牛肉面。他家的辣椒牛肉卤和烧烤是绝配。牛肉的香气被尖椒激发出来，再加上酱油、生抽……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调料，兑点儿水变成黏稠的酱汁，浇在刚煮熟、过了水的面条身上，端到我们面前。然后我爸就当着我的面开始拌面条，确保每一根粗壮的手擀面都被酱汁与卤汁包裹，然后插一筷子，秃噜进嘴里。
那时我觉着烧烤就已经让人很震惊了，可直到我在姥姥家尝到了另一款味道，才意识到这世上的美味有太多。
我住姥家那会儿，大舅从同学聚会上打包回来了一道菜。刚到家的时候，那菜还是热乎的。我隔着塑料袋摸了摸，凹凸不平。我又闻了闻，太好闻了，闻着就好吃。我急匆匆地打开袋子，哪怕自己刚吃完晚饭。
可能是几片地瓜，它们外面裹了淀粉，显得晶莹剔透。也可能是炸后用什么炒了炒，所以表皮都泛着淡黄色且透明的油光。它的上面，还挂着葱丝、胡萝卜丝。我用手拿起其中一块，手指先是感到有些黏腻，拿起的过程像是与底下那块分离的过程。但我稍一用力便拿了起来，在它与下面的那块间，甚至拉出了短暂且稍粗的丝。
“是拔丝地瓜片？”我问大舅。只有拔丝地瓜才会拉丝。
“哪有什么拔丝地瓜片？”大舅说，“人家叫拔丝地瓜。并且这玩意儿一看就不是地瓜，是肉，你塞嘴里尝尝。”
我不敢确定这摸起来硬邦邦的家伙会带给自己什么奇妙的口感，但当它刚接触到我的舌头时，一种酸甜的触感向我袭来。它不是番茄酱带来的浓郁感，也不是糖醋里脊带来的多糖多醋的厚重感，它是种淡淡的、像是被稀释了的醋与白糖的触感，但又不纯粹，一定还背着我加了些其他的味道。当开始咀嚼第一口，淀粉的劲道配合着细腻，包裹着稍有些粗糙的猪里脊。它们在我的口腔中融合，相互成全彼此缺失的味道。
我想，我一定要在饭店里吃到它。
2
冬天的东北天黑得早，基本五点不到天就完全阴着了。
各个学校为了保证学生放学安全，国庆收假回来，整个东北就更换成冬季作息表，等到五一过了再换成夏季作息表。冬天的午休时间比夏天少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下午的课整体往前移了一个小时，晚上就能早放学一小时。到了这时候，我就会选择留校吃饭，和那些离家远的同学一样。
上午最后一堂课开课前，他们把书包里背的铝制饭盒放在教室的炉子上，等到老师说放学，他们就直接捧着热乎乎的盒饭在教室吃起来。
我就不用背着盒饭，我也不用在教室里吃，因为我妈是这所学校的语文老师。
我的盒饭都在老妈的挎包里。午休的时候我直接到我妈的办公室，安稳地坐在她的椅子上，等待我妈把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我面前。
和我一起进餐的还有其他班级的老师，他们都是六年级组的语文老师。在我看来，六年级是整个小学的老大，只要在学校里你有个哥哥是六年级的，你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
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这黑色皮革的椅子上，皮革底下就是粗硬的弹簧，它们让我感觉自己在被向上推起，感觉自己正与老师为伍。吃饭的时候我的地位是神圣的，神圣到可以骄傲地站在讲台上，去考场抓别人打小抄。
中午有来打小报告的学生，他们看到我也在办公室的时候先是一愣，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坐在老师的椅子上。接着，他们老师就说：“有事吗？”然后，他们就摆着一副怕我告密，以及看到老师就胆怯的模样，开始和老师打小报告。那时在我的想象中，自己就像是个高空中的审视者，观察着他们的一言一行。
吃完饭有几个老师会趴在桌上睡一会儿，另外几个就会静悄悄地备课。这时，整间办公室陷入安静。
而我最受不了安静。我会溜回班级，约上一两个小伙伴，先陪她们一起上个厕所，再回来玩跳皮筋。
我们教室距离室外的厕所大概有一百米。午休出来晚的话，往厕所去的这条路上看不见几个人，出来早的话，我们就会赶上被压堂的六年级，他们从里面呼啦啦地跑出来。
今天我就遇见了我妈班的学生，他们又被数学老师压堂。遇见我的时候，那些好学生温柔地笑着朝我摆摆手：
“小芃芃（我的小名），去玩呀？”
我点点头，露出同样代表好学生的微笑回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会说王老师家的孩子一看就是乖孩子，懂礼貌。
但坏学生永远是和好学生一个班的，紧接着我就遇到了我妈她班的淘气包子。他们成帮结伙往我这边走，不知道他们是一起出去吃饭的还以为他们要去打架。趁他们还没见到我，我先把头扬起来，得摆出骄傲却又威严的姿势。很好，那些淘气包子看到我了，他们隔着老远就大声地朝我喊：
“老大家的老大！去哪啊？”
这时我就像校领导来视察一样，也朝他们大喊：
“玩儿！”
“他们为啥管你叫老大？”我同学问。
“因为我妈是他们班主任，她是他们老大。他们怕她，所以他们怕我。”我说，边说边保持我骄傲的头颅不下沉。
“怕你什么呢？”我同学问。
“怕我给他们告老师。”我说。
“哦，”同学说，“可我们的班主任又不是一个，他怕什么？”
“哦，”我说，“反正怕。”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在同龄人中塑造比他们更高一级的厉害人设罢了。或许这都不用靠我自己来吹牛，随便一个学生家长都能帮我实现。
比如我走在路上，她们就直接拽住我妈，嘴像连环炮一样发出声音：
“哎哟，王老师，我家儿子最近咋样？”
“淘气不？淘气就揍！”
“学得咋样？啊，还行啊，我得让他爸看着他点儿。”
“嗯哪，行，麻烦你了啊王老师，尽给您添麻烦了，有空来我家麻将馆坐坐。”
…………
我看到过那些淘气包被老妈叫到外头谈话，学生羞愧地低下头。那时候我心里除了一丝共情的恐惧，还有种莫名的骄傲。同样骄傲的还有在我们班上，所有的教课老师总是第一个认识我，以及有外班的老师进班找人，同学们也是第一眼望向我。
我带着光环待在班上，好似这世界是以我为首运转的。当然，我是因为我妈才能享受这些，只要她还是小学里最大的六年级班主任，我就啥也不怕。
3
当我和老爸说起锅包肉的时候，他先是一愣。
“什么？”他问。
“我想吃锅包肉。”我说。
“怎么突然想吃这玩意儿了？”他抽着烟望着楼下正在打架的一对情侣说。
“我前两天在我姥姥家吃了，好吃。”我说，感觉口水已经在嘴边了。
“等你过生日了给你做。”我爸说，他吐出了一圈白烟。
“你都不会做，饭店才会做！”我说。
“我那是懒得做，”老爸看了我一眼，“饭店的埋汰，用的都是坏了的肉。”
我盯着父亲看了几秒，试图分辨这话的真假，可我还是分辨不出：
“真的假的？”
“真的啊，骗你干啥。赶紧玩儿去吧，到时候你尝尝，绝对比饭店的还好吃。”
我就这样信了他的鬼话。在距离生日还剩两周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在脑袋里将锅包肉的味道回味一遍，生怕自己忘了这玩意本来的味道。
生日那天我叫了前桌的女生。我说我爸做了锅包肉，贼好吃。她说她没听过，以为是像锅巴一样的肉。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真的贼好吃。
就这样，我信誓旦旦、充满骄傲，怀着要给我这位同学大开眼界的心情，把她带回了家。
排骨炖土豆、地三鲜、锅包肉，还有两个卧鸡蛋，它们好好地摆在饭桌上，像是在等着别人大驾光临。
空气中飘着土豆与排骨的味道，甚至还有一丝鸡蛋的香气，可我愣是没闻到锅包肉里该有的酸中带甜的味道。
我牵着同学换了鞋，然后直接赶到了饭桌前。
“快坐快坐，”我妈张罗着，“你爸还在那儿做油炸花生米呢，你们先吃。”
我把脸凑到锅包肉的面前，如果它是的话。那是一盘红彤彤的东西，仔细闻的话有一股番茄酱的味道。肉片外裹的浆没有凸起，也没有变得酥脆与膨胀，反而紧紧地贴在肉身上，像是根本就没有裹浆。它们彼此紧张地贴合着，显得软趴趴且没有生命力。
“这是锅包肉吗？”我同学问。
“可能吧？”我说。
“对对对，”我妈抢过我的话，“她爸第一次做，快尝尝是不是那味儿！”
“没事，我等叔叔来了一起吃。”同学说，然后露出她标志性的笑容。
“吃吧吃吧！”我爸端着花生米走出来，“等我干啥，吃吃吃，我也吃！”
妈妈把一大块锅包肉夹到同学碗里，她害羞地点了点头：“谢谢阿姨。”
我瞧见她把锅包肉塞进了嘴里，开始咀嚼。我生怕出什么纰漏，也赶紧夹了一块塞进了嘴里，飞速活动牙齿，想提前感知一下这道菜会不会出错。
那是什么味道呢？一股厚重的番茄酱让整道菜变得沉闷，因为这厚重的酸感，也加重了盐的苦涩。我吃不出甜，吃不出肉的香气，更感受不到胡萝卜在这道菜之中的点睛之笔。
“咋样？”我爸问。
我看向我的同学，那样难吃的东西此刻正在她口腔中爆炸。我能看出她在细细品味我吹嘘过的“此种味道”。
“好吃。”我同学说。
“真的假的？”我瞪大了双眼，伸头试图仔细看清她的真实表情。
“真的好吃啊，”同学说，“我最爱吃番茄酱了。”
“可……”我迷惑了，“这不该是番茄酱的味道啊。”
“人家这锅包肉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番茄酱的，一种是糖醋的。”我爸说，边说边又夹起一块放进我同学的碗里。
“番茄酱的不好吃。”我斩钉截铁地说。
“好吃啊，我觉得好吃。”同学夹起我爸给她的锅包肉又塞进了嘴里。
“你看看人家多会说话。”妈妈说。
“是啊，”我爸又塞了口大蒜与排骨肉进嘴里，“你又没说你爱吃哪种。”
我哼唧一声，撇了撇嘴。我没再动过那盘锅包肉，父母也没管我，他们只顾着给同学夹菜。同学快把那盘锅包肉吃光了，而我只能吃着普普通通的排骨。
我后悔了。我不该带同学来的。
我看着父母与同学的互动，整场饭局更像是我们为她准备的庆生宴，甚至可以没有我的存在。让她来是错的，这道菜更是错的。我不该相信我爸，也不该相信他的厨艺，更不该相信家里会做出与饭店一样好吃的食物。
4
我在校园里依旧昂起我高傲的头颅。
哪怕当班主任站在班级的讲台上，宣告令人闻风丧胆的家长会时，我也仰着脖。
“周五下午三点，也就是你们体育课的时候开家长会。回家通知家长，让他们把手上的事停一停，你们才重要。有事来不了的让家长给我打个电话，父母都不在的亲属来也行。”班主任说。
在她扑搂完身上的粉笔灰离开教室后，整个班级陷入了莫名的恐慌。前桌转过头来，拽了下我同桌，他们的爸爸认识：
“你妈来？”
“我妈太厉害了，我让我爸来。”同桌说。
“你爸来的话，我就不能让我爸来了，不然他们扯起来我有些谎话就露馅了。我直接让我奶来算了，不告诉他们。”前桌说。
“老师问起来咋办？”同桌往前倾了倾身。
“就说都不在呗，多简单。”前桌挑挑眉，看样子对自己的慌扯得很自信。
“厉害，”同桌说着比起来大拇指，“那你呢？”同桌转过头问我，“上次我妈说她和你妈聊了半天呢。”
“我不怕，”我扫了眼他，“我妈和班主任认识，班主任要是想说我坏话早就和我妈说了，应该没啥事。”
“你能有啥事，”前桌又把头转朝我这边，“你妈教六年级，咱们才四年级。她比班主任厉害，班主任保证不能单独拉她谈话。”
“是啊，”我点点头，“至少我妈不会拽住老师问一堆傻问题。”
周五很快就到了，那天上午没几个同学正经心思听课，全都担心家长会后自己能不能活命。下午的课还没开始、午休也还没结束的时候，就有家长跟孩子一起进了教室。第一个这样走进来的是我们班倒数第一排的男生，我没和他说过几句话。在班上，通常特别淘气，或者个子很高的学生才会被安排到最末。
“坐哪，儿子？”他妈问。
“后面。”他指了指最后一排。
“咋那么靠后？”他妈问，然后又像是自言自语般说了下一句，“等会儿得找你们老师聊聊，给你往前调调。”
可能是看到教室里有家长在里头，后面来的两三个家长也径直走了进来。他们先是互相点头，然后便让孩子给他们指指座位。瞧见自家孩子同桌在的，他们还会和他们同桌聊上几句：
“你是他同桌吧？”
他同桌点点头，还没等说话——
“平常他爱不爱玩？有没有好好听课？”他妈追问。
他同桌呆了一秒，赶忙摇摇头，又立马点点头。
“上课时候你帮阿姨管管他，要是有不会的题就多带带他。”他妈继续说。
他同桌一直点头。
“下次来阿姨家吃饭，有啥事吱声。”他妈说完就走了。
我可怜的同学本想和阿姨问声好，可却只留给他点头的机会。
上课铃响了。
英语老师走进了教室，她看了几眼家长，然后礼貌地指了指门口。这些家长开始像刚刚那位同学一样，频频对着老师点头示意，然后灰溜溜地退回了走廊。
那节课老师讲的单词我一个词儿都没听进去，虽然我放出话说我一点儿也不怕，但心里还是有点儿担心。我一直盯着外面晃来晃去的家长，她们逮住了打扫卫生的阿姨，好像在打听班主任的办公室，然后集体朝阿姨指的错误方向过去了。
我没憋住，低头扑哧一声笑起来。伴随我抖动着的肩膀，一根白色粉笔打在了我额头上。我抬起头看老师，她给了我一个大白眼。不过这白眼还没翻完，下课铃就响了。
于是我又嘿嘿地笑起来。
下节是体育课。自从换体育老师后，我就没见过新老师长啥样。没有什么稍息立正，出去直接玩就行了，反正没人管。女生不是打台锅就是互相追着跑，男生不是玩跳马，就也是互相追着跑。有时男女生一起玩，要不就是老鹰捉小鸡，要不就是追着跑。
课间我出来的时候，我那些同学都还在教室里。他们稍稍低着头，脸对着书本，眼睛对着门口。
“走啊？”我拿笔戳戳前座。
“等会儿，我妈今天来，她还没来呢。”前桌说。
“你不是家长都不在了吗？”同桌说。
“别在那儿扯淡，”前桌白了眼同桌，“你不还是你妈来的？我都不知道谁告诉她的，她就知道了。”
后来她妈来了，再后来我妈也来了。
“走啊？”我又问。
“等会儿，老师来了再走。”她说，看起来一点儿都没有要走的意思。
她说完这话，老师也来了。
“同学们都出去吧，这是家长会。”班主任说。
“走啊？”我拽了拽她的校服袖子。
她瞅了瞅她妈，像是从出生就没见过一样舍不得。
“你又不是以后看不到你妈，干啥啊？”我说。
“不是，”她边走边说，“我是怕她开完家长会出来就是另一个人了。我这叫珍惜眼前的温柔。”
“你可拉倒吧，”我说，“还温柔，你这么会说咋不用在你那不及格的作文上呢？”
她白了我一眼，没吱声，不过她就算吱声了我也听不清。此时我俩走在走廊里，逆着那群赶着上课铃跑回教室的人流，周围嗡哇地直叫唤，一个听不见一个。
走出去后，教学楼的大门正对着升国旗的台子。台子中间是国旗，外头是四边铁链子。我们就走到铁链子边上，瞧了瞧附近没有大队辅导员。趁她不在，我们就坐在铁链子上荡起秋千。
“张君怡。”她叫我。
“啊？”我说。
“等会上课铃响了咱俩回去啊？”她说。
“啥？不是不让学生在那儿待着吗？”我问。
“哎，你是不是虎，”她往我身边凑了凑，跟间谍似的，“咱们趴门后面偷听呗。”
“可是……”我有点不敢确定，“咱们不是和那谁说好了等下一起玩吗？”
“你仔细看看，”她说，“这外头有几个咱班的同学，人家都在里头偷听呢。”
她说的有道理，除了那几个打篮球的，我一个班上的同学都没看到。兴许上课铃响了他们就一窝蜂地跑出来了，我心想。
“等会儿。”我说，“等会上课铃响一会儿咱们再回去。”
我是个乖学生，通常老师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一向很少做。当然，这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胆小，不敢违抗老师的意思。另外，在我眼里只有坏学生才不听老师的话。
被前桌牵着回教室时，我甚至在空荡的走廊里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它像是年轻的和尚敲击着寺庙的梵钟，每一击下去，我的心脏就跟着颤动一会儿。
前桌努力把脸塞进后门门缝里，她的脸像发糕一样快溢进教室。我在她身后，想象着她的脸越发下垂，继而黏稠地流淌到地面，伸进地砖里的样子。我感觉自己的脚下也被黏住了，我站在原地，就那么死死地站着一动不动，像是被牵制住了。我看见这门缝因为她的脸、同桌的脸、越来越多同学的脸而塞得越发大。我看见坐在最后一排的家长扫了我们一眼。
“快走吧，不然被发现了。”我拽拽前桌的胳膊。
“怕什么？”不知道是哪个塞在门缝里的发糕在说话。
脚下越来越黏了，心脏却还在撞击沉重且生锈的梵钟。伴随着钟声的余音，我把脚底板抬起来看了看，上面沾了块泡泡糖。我拿出手指在人群里开始抠鞋底，似乎只有这样的溜号才能躲避内心的钟声。
一下、两下，它像是在摄魄勾魂，它想让我把头抬起来，它想让我也变成一块发糕。
门缝里似乎在发出光亮，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飞蛾扑火里的飞蛾，在我理解的好学生与坏学生之间斗争。
在我寻思的时候，前桌一把拽过我，把我塞进门缝。这不是我自愿的，我想，我是被迫的。我还是好孩子。
血缘关系通常在人多的时候就很灵验。我好奇地去看其他家长，直接一抬眼就看到了我妈。她正坐在我的位置上，和同桌他妈说着什么。我看了眼班主任，她还在台上被一群家长围住。
“大家安静一下，先请各位家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班主任说，“等会议结束后咱们私下再聊，珍惜其他家长的时间。麻烦大伙了。”
我妈的嘴停了下来，她与同桌他妈互相点了点头，俩人一句话都不说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没注意听老师在说什么，我只关注我妈的一举一动。她像是个学生，不停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然后时不时抬头看着老师点点头。她像是在听数学课的我们，她太像班主任的学生了。
可她自己分明也是个老师。她教六年级，班主任教四年级，她应该比班主任厉害，可她为什么却还那么认真地听班主任说的话？
“你妈怎么不说几句？”前桌问我。
是啊，她怎么不说几句？
那些之前由她们班学生家长建立起的威严不见了，我妈的光辉在这一瞬间消失了。随之一同消失的，还有我的傲气与我高仰着的大脑袋。我知道，我要变回一个普通的学生了。没人会惧怕我，没人会关心门外的访客找的是谁，甚至没人会想知道那个在办公室里偷听别人打小报告的胖女孩是谁。
我的脸还塞在门缝里，我能想象它像个没发酵好的发糕开始往下瘪。
它不会再膨胀起来了。
5
2015年左右，我看到了让我一见钟情的儿童小蛋糕。
那是我们那边儿蛋糕店的时髦商品。它是个半圆形状的蛋糕，不像其他那些像两个穿插的圆柱体。它有红色、有紫色，但又不是混合了奶油后的淡红与淡紫，是很纯粹、很通透的颜色。在蛋糕的最外面，也就是这层颜色的外面，它像是涂了层透明的胶水，显得波光粼粼，像玻璃一样通透。
我把它叫作水晶一样通透的小蛋糕。
那是我与老妈逛街时发现的。当时我妈买了点儿老式蜂蜜蛋糕，怎么说都不给我买这个蛋糕。
我当场就哇哇哭起来，希望柜台后面的服务员会受我感动劝劝我妈。
“它太贵了，要二十五块钱一个，”我妈说，“你看我买这一斤才几块钱哪。”
我不管，我继续哭。然后我就被我妈掐着脸皮拽出了蛋糕店。
我没有钱的概念。但我知道学校小卖部的辣片一毛钱一片，板砖冰糕两毛钱一块。我还知道我妈就是不愿意让我花她的钱，因为她的钱都是过年给其他小孩做压岁钱的。就是没我的。
在脸盘子被扯着的几秒里，我先是将这种抠门理解为严厉，再进阶为是我妈不爱我的表现。我开始落寞、沮丧，但又突然充满希望。
我可以换个人试试，我妈不爱我，但总有人爱我。比如我大舅——帅气、高个、钱多且没地方花。
我将目标锁定在了我大舅身上，可我要下周才能见到他。在漫长的等待中，我将手伸向了家里的书架、鞋架与冰箱上的盒子，深信在这些犄角旮旯的位置能找到几枚钢镚。废旧的图书、落灰的鞋子、冰箱上的报纸，我都一一翻遍了，可愣是一毛钱都没看见。
不知为何，也许是电视上的谍战片看太多了，我开始幻想家中的零花钱是需要一套密码才能找到的，而这些密码是隐藏在许多纸上的被圈出的数字。家里的瓷砖一敲就会发出当当的清脆声，也许会有密码箱藏在下面。
我首先打开那些报纸，相比较书来说，我更愿意翻它们。因为报纸上有图，就当看连环画了。有的是彩色图，有的是黑白图。彩图通常是一些对着镜头招手的人，没什么蹊跷，就是几张照片。冒一阵我会翻到几页带着黑白漫画的，它们像是由同一个漫画家画的，因为看起来那些动物都长得圆滚滚的，都一个样。
漫画会令人着迷。
逐渐，我的密码破译工作被淡忘了，我开始寻找报纸上的漫画，试图把最近这一个月的都找出来看。这些漫画挤在报纸最左边的角落里，占据四个小格子。每个格子底部分别标着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我从第一个点的格子开始看，看到第四个格子，一个故事就算结束。
可能是上周的报纸，也可能是上个月的报纸。这次我没记得时间，我也没注意看格子里的点，我被一则不搞笑的漫画吸引住了：
画上有一个扎着围巾的鸭妈妈，它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它先是被池塘里的另一只鸭子赶走，成为无家可归的鸭子，然后便开始带着孩子四处找家。她沿路遇到了一只青蛙，问青蛙可不可以给它们一个家，青蛙拒绝了。它又遇到一只天鹅，问天鹅可不可以收留自己与孩子们，天鹅也拒绝了它。它们继续走在路上，最后一片枯萎的落叶从树上飘下。冬天要到了。鸭妈妈张开翅膀抱住了它的孩子们。
“会有家的。”鸭妈妈说。
我站在冰箱前哭起来。窗外的夕阳就这样直直地照射在我手中的报纸上。似乎鸭妈妈的冬天多了束暖阳，冬天也没那么冷了。我想，它们最后一定会在阳光里找到一个安身之处。
我把报纸平铺到窗台上，好让它持续晒着太阳。然后自己回屋拿剪刀，将这个漫画从报纸上剪下来。
它们与我同病相连。我妈不爱我，她甚至连一个蛋糕也不愿意给我买。它们也是没人爱，我们都是被抛弃的可怜人。我想我可以给它们一个家，至少我可以把它们放到热乎乎的冰箱顶上。
也许我才放到冰箱上一分钟，我就又焦虑了。
我不想再看报纸，也不想再找钱了。此刻我坐在沙发上，脑袋里全是鸭妈妈的影子。我甚至觉得如果现在趴在窗台上，就能看到它们排成一列走在马路牙子上。
也许有太阳会没那么冷吧，我心想。可在北方，就算冬天有太阳，它还是冬天。
它会在太阳下飘雪。
说不定东北的冬天会把它们的脚冻掉，说不定那些小鸭崽还没经历冬天就掉进了下水道里被淹死。
我越发焦虑。我想起了今天新学的成语——如坐针毡。我站起来，踮起脚，从冰箱顶上拿出刚刚剪好的漫画。
我想起广场上放飞的信鸽，也想起放飞的氢气球。放飞是为了让它们回家，去追寻更大的自由。也许我也该将手上的漫画放飞，它的碎片可能会降落到各种地方，那样会有更大的几率找到家。我站到窗边，脑海里想起某段言情剧里男人将女人的骨灰撒向大海，男人边撒边哭着说：“下辈子找到回家的路。”
我看了看手上的报纸，那时太阳快要下山了。我想我要抓住太阳的最后一刻，将手上的四个格子撕碎，然后对着微弱的夕阳撒向窗外。
“祝愿你们找到家。”我对着窗外大喊。
接下来的一周，我像是活在鸭子的世界里，就连周末的烧烤都提不起兴趣。我想起烧烤店粗鲁的老爷们从鸽笼里拽出一只鸽子，那鸽子的翅膀被他紧紧扣在身后，依旧拼命扇动。然后他大手一挥，紧紧攥住鸽子的脖颈，只听到清脆的咔嚓一声。随着他的手离开，鸽子头就坠落在地。他没用刀，只是掰了一下鸽子的脖子而已。我盯着地上的鸽子头看过，也盯着还在扇动翅膀的无头鸽子看过。
老爸说这样鸽子死得快，不疼。可为什么杀鸡的时候却要拔光鸡脖子上的毛，然后割开小口放血，让鸡慢慢抽搐，放光最后一滴血，渐渐蹬不动腿。
我想，如果鸽子不疼，那鸡一定很疼。
鸽子、鸡、鹌鹑，那些禽类在我的脑海里最后都变成戴着围巾的鸭妈妈。它解下围巾，将围巾披到孩子的身上，然后一阵冷风刮过，鸭妈妈的头就被冻掉了。像是那个鸽子，头在地上打滚。
好冷，我大夏天打了个哆嗦。
也许是前桌看到了我的异常，她见我同桌出去打球了，便凑到他的位置坐下。
“你憋尿了？”前桌问。
“啥？”我问。
“你憋尿了？”她说，“我有时候在还没下课的点，憋尿憋久了就浑身一激灵。”
“哦，”我说，“我没有，只是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漫画，让我想起烤鸽子了。”
“烤鸽子？”前桌说。
她大概停了两秒。
“好吃。”她说。
听完这句话，我觉得鸭妈妈的头已经头也不回地滚到下水道里头了。
“我要和你说个秘密，你过来点儿，”她继续说，然后神秘地钩了钩食指，示意让我靠近点儿。
“这周末我爸妈要带我吃烧烤。”她把手内扣在我耳朵上，贴近说。
她带着充满骄傲与开心的笑容，不是炫耀，更像是要我和她一起分享喜悦。
我不知道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因为吃烧烤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我等了大概两秒，她依旧还在笑着。
“完了？”我说。
“完了。”她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又愣住了两秒。我想起老妈说笑容是礼貌的，是缓解尴尬的。于是我笑起来：
“你平常多久吃一次啊？”
“半年或者一年吧？不一定。”她说。
“半年？”我吓到了，我从来没想过还有人要这么久才吃一顿烧烤，这不是每周必备的事情吗？
“那岂不是放寒假或者暑假的时候才能吃？”我继续问。
“是啊，很快，”她说，“你上次啥时候吃的？”
是四天前，我想，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夜晚。可我似乎不该这样说，那样我就会丢掉这位朋友。
“上个假期，”我说，“也不近。”
她笑得更灿烂了：“可我这周末就能吃到。”
“是啊，”我说，“你真厉害。”
看着她的笑容，我想，我留住了这位朋友。
6
秋天的时候，我家的粉色皮革沙发终于退休了。它们是爸妈结婚时候买的，用了十多年了，怎么算岁数都比我大。以前不知道是哪个大人问过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是谁，我想都没想就说：“沙发。”
尽管现在我也没有多大岁数，但我每次想起他听后笑得不得了的样子，还是会感到疑惑。不过没错，我说的没错，就是沙发。在我刚出生的时候，阳光打过来沙发还会反射光，就像雪地上的阳光那么刺眼。那时候沙发上还铺着白色蕾丝的沙发巾，我随便抬起一只胳膊，分分钟沙发巾就掉在地上，不出一天它就变成了黄色蕾丝。
后来懂事了，记事了，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拿着牙签，对着沙发皮革的纹路挖泥。那时候沙发已经用了五六年了，虽然我爸没事会擦擦，但纹路里的泥总是擦不干净。我寻思那我就帮他挖，这样我就是帮父母干活的好孩子。于是我挖了两三年，老爸训了我两三年。他总说：“再这样挖下去，沙发就完犊子了！”
可它愣是一个洞都没出现，依旧好好的。
但有时质量太好的东西会让我妈生气：
“这破沙发十来年了，咋还不坏？该换新的了。”
“哪有那么久，才几年。再说这不还能用吗？又没坏。”张老五说。
张老五，也就是我爸，他是个贼细（俭省）的人。不想要的东西舍不得扔，想要的东西挑最便宜的买。有时我妈心一狠，趁他不注意把家里没用的装进阳台的麻袋里。可等他发现东西不见了，便又从破烂堆里把它们翻出来。
我想，我妈要像我三娘一样更狠心点儿就好了。我妈应该直接扔到楼下，那样扫大街的会比我爸更快一步，我爸就捡不回来了。
三娘是三大爷的老婆，三大爷是我爸的第三个哥哥。他们都姓张，和我一样。三娘被三大爷养的仙人球扎过几次，于是便叫三大爷扔掉。三大爷舍不得扔，和我爸一样啥都舍不得。于是他答应完我三娘后依旧像没事人一样把它摆在家里，甚至比之前对它更好。
“他们老张家男的，抠搜都是祖传的，”我三娘说，“不过没啥事儿，我有办法治他。”
说这话的第二天，三娘往三大爷的花盆里浇了壶开水。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三娘天天趴在花盆边盯着仙人球。她琢磨着这刺头应该就快完犊子了，可它却越长越好。
三娘失败了，她以一己之力战胜老张家的遗传基因失败了。可我每次想起来这事都觉得三娘是我课本里的女性楷模，和电影里那些不畏强权的斗争者一样厉害。我让我妈学学三娘那股狠劲，可我妈却好像很泄气。她本想三娘会开个好头，可现在看来，啥用都没有，这沙发一时半会儿是换不了了。
那时候我还觉得有个可以抠泥的沙发没什么不好，我也没觉得沙发的新旧会给我多大的困扰。至少在新的沙发出现之前，我没觉得。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老爸的一位开五金店的朋友相中了家里的破沙发。他说：
“你这旧的给我呗，我放店里，你买个新的。”
我爸同意了。他居然同意施舍他的破沙发了！
粉色沙发搬走的那天下午，老爸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个新沙发。它的扶手与底座是涂了灰色的铁，看起来很高级，就连座椅和靠背也是当年流行的豹点。它看起来软极了，坐垫的厚度至少有我文具盒那么长。
我与这张沙发的纠葛发生在这天放学后。
见到沙发的第一眼，我欢呼雀跃，然后像是掷铅球一样用力地把书包摔到沙发上。没见到它前，我没把这当作虚荣心的一部分，可当我终于拥有了与其他同学家一样好看且时髦的沙发时，我恨不得也趴在前桌的耳朵边，告诉她一个秘密。
我听到书包与沙发接触的时候发出一声响声，一种闷闷的巨响。
一定是撞到了铁扶手上，我想。我在像掷铅球一样发射自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的半空中想。
当我的屁股落地时，我发现我错了。我应该在刚刚书包落在沙发上，它发出响声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沙发有多硬。
我的屁股快摔成两瓣了。
“啊！”我大叫着，“啥啊，咋这么硬？”
原来我眼里有格尺那么高的垫子里塞的不是棉花，不是海绵，更不是席梦思，那是一个由木板钉起来的空心长方体，它之所以看着厚，是因为除了木板，中间都是空气，是空的。在这长方体的顶端，也就是我屁股坐下的位置，抛开外表的豹点绒布与下面的木板，兴许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一层像短袖那么薄的海绵吧。
“加点儿小心，”我妈闻声赶来，“你爸啥都挑便宜的买，买个沙发都硌屁股。”
“沙发买那么好的干啥，凑合用呗。”我爸从厨房拿了盘花生米放在饭桌上。
“有多便宜？”我问。
“一百八。”我爸说。
“你别在那儿给我加价，”我妈说，“也就不到一百块的玩意儿，说什么一百八。”
“那正常沙发得多少？”我侧身揉着屁股问。
“你那些姐姐家，沙发得四五百吧。”我妈说。
四五百，我心里嘀咕着，怪不得她们家的更暄乎。
“沙发就用几年，等她们买新的了，我就把她们的拿回来。”我爸说，听起来理直气壮且有理有据。
“有你爸这么抠的人可咋整，”我妈嘟囔了一句，“没摔坏吧？站起来我看看。”
大概半个月后，板凳沙发已经被我和老妈接受。只是那些头次来串门的人会遭罪一点。
“慢点儿啊。”我妈朝准备坐下去的人说。
“没事儿。”他们说，然后一屁股坐下去。
“哎哟……真硬。”他们哼唧着。
还是一天放学后，我将书包扔到沙发上，然后自己慢悠悠地坐下。屁股下的沙发我早就当它是学校的小板凳了，没抱希望就不会失望，年纪轻轻的我已经参透了生命的真谛。
我以为我已经适应它了，可当我的小腿肚子碰到沙发侧面时，我那条晃动的左腿却被一股陌生的力量刺中。
“妈你把针放沙发上了吗？”我问。
“啥？我最近没做针线活啊。”我妈从厕所里喊。
“那这沙发怎么扎人呢？”我弯起腰看向刚刚扎我的那一块儿嘟囔着，边嘟囔边用手在上面摸。
“啊！”我喊，“我知道了！这儿有根钉子窜出来了。”
“等会你爸做完菜你让他给你钉一钉，让他净买便宜货，质量多次。”我妈说。
当我爸端着猪肉粉条从厨房出来的时候，我给他看了看我刚刚稍微扎了个小洞的裤子，还有那处凸出的豹点。
“没事。”我爸说，然后从鞋架里找出锤子，对着那个豹点就用力砸了一下。
“完事儿。吃饭吧，它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
我信以为真，屁颠屁颠地坐到饭桌前大口吃着粉条，像没事人一样。
这事没过多久我就忘了。毕竟都钉进去了，我觉得，那么用力，它怎么会再出来呢。
可它还是出来了，再一次。
夏天的时候，我穿了条小裙子。当我一屁股坐上沙发的过程中，裙子恰好被空气兜住，比我慢一步降落到腿上与沙发上。在裙子降落的过程中，我会拼命晃动双腿，那一时间，我会觉得自己的双腿是两根船桨，它们会搅动空气，让裙子更慢地降落。
也就是在这一迅速且兴奋的过程中，我忽视掉了小腿的疼痛。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左腿肚子已经被刮出血了。
还是那根钉子，我摸到它了。
“老爸！”我大喊着冲到厨房门口，推了推门发现老爸把门锁了，“你这破沙发把我剐出血了！”我喊着。
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哭出声了，迟来的疼痛似乎比第一时间还要剧烈。在我守在厨房门口的时间里，耳朵听到厨房传来油烟机的轰鸣、铁铲与铁锅碰撞的响声，还有隐约听到老爸哼着的小曲。
“老爸！”我哭着喊了一嗓子，透过比我高的、充满油烟的玻璃窗看着我爸，他根本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他哼着“望望头上天外天”，歌声与那些噪音混合在一起，与脏兮兮的玻璃融为一体。它们让我变得越发无助与暴躁，老妈还在加班，老爸听不见我说话，他们都隔绝了我的存在。
我就这样站在门口，那些油烟透过门缝的犄角旮旯往外冒，像是怪兽一样在侵蚀我的伤口。我的伤口疼得更剧烈，是油烟让我的伤口疼得更剧烈。我就站在门口，掉着眼泪，感受着无助与疼痛。
“咋了？”我爸打开门，端着昨天的剩菜出来。
“我腿被沙发那根钉子剐破皮了。”我憋着一股子气哼唧道。
“我看看，”我爸蹲下去，对着我的小腿看了不到一秒，“没事儿。”
“可这都出血了。”我说，我感到不甘，就凭我等在门外的这些时间，就值得被双倍关心。
“没啥事，就出点血。你那么胖，这点儿血不算啥。吃饭吧，等会儿我再把它钉回去就行了。”我爸说。
我爸就这样在我眼前走来走去，我看见他去厨房拿了蘸酱菜放到饭桌上，又拿了米饭放到饭桌上。最后他一人坐在凳子上，一手打开电视，一手拿根大葱蘸了蘸大酱塞进嘴里。
“凭什么我都这样了你还在那吃！我都出血了！”我喊，“你都不关心我，给我用最差的沙发。我妈也不想给我花钱，她只想给其他小孩花。我一定不是亲生的！”我哇的一声，哭声收不住了。
老爸转头看向我，他对我突然的大吼表示莫名其妙。
“凭什么我从小就捡我那些姐姐的衣服穿？”我被鼻涕噎到，干咳了几声，然后用断断续续且沙哑的声音尽量喊：“班上同学都穿的是商店里的新衣服，只有我都是旧的。你看我现在穿的，是大姐穿完给二姐捡剩的，二姐又给了三姐，三姐给了四姐，现在才轮到了我。我那些同学，他们家里都装修得特别好看。他们还有自己的小房间，自己的公主床。可我那床是用不要的柴火木板拼的，翻个身吱吱嘎嘎就算了，响一阵木板有一块就掉了，我屁股就陷下去了。”我用手背擦了擦流出的鼻涕，看了眼我的腿肚子：“还有沙发！别人家的沙发都贼软乎，只有咱们家的梆硬。它硬就算了！它还把我的腿剐破了！剐了一次又一次，都怪你贪便宜！你就是想让我流血而死，然后我妈给我办的保险就能让你受益！”
“好了，快吃饭吧。”我爸用大葱点点我的饭碗。他也不知道说啥，只是把电视的声音调小了一点。
“我不吃！我绝食！”我喊着，冲到沙发前背起书包，“你做的菜一点儿也不好吃！我那几个大爷里头你做的最难吃！上次还让我同学来吃你做的锅包肉，难吃死了，我都嫌丢人！”
“可你的同学没觉得难吃啊。”我爸说。他居然还为自己难吃的厨艺狡辩。
“她当然觉得！只是她有礼貌，没好意思说，”我说，“我要离家出走！我要去我姥家住！啥时候沙发换了我再回来！”
我气冲冲地背着书包就出门了，气到在楼道里遇见楼下的老头老太太我都没打招呼。我恨不得现在下场大雨，这样我就可以把凉鞋踩进水泡里，把过路人的衣服全都溅湿，这样才够撒气。
去姥家的路我记得最清楚，不用担心迷路。姥家也有我换洗的衣物，更不担心没衣服换。路上离家越远，我越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分明已经把情绪发泄完了，但我却没什么优越感，反而有一种顶撞了家长的愧疚。
我拖着这条受伤的腿在夕阳下走着，走着走着逐渐奔跑起来。
这一路我没数自己回了多少次头，哪怕我已经走到姥家门前，距离我家十万八千里的时候，我还是假装不知期待什么似的回了一次头。
身后没有传来我爸的挽留。
7
大舅就是我的财神爷。我带着小目的，和大舅说起了那日在蛋糕店相中的蛋糕。
“等我开支了带你去。”大舅说，没带一丁点犹豫。
我信他的话，因为大舅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为我花钱。平时周末我在这儿住的时候，大舅一下班就会在单位门口买两根烤肠。冬天死冷寒天的时候，他还会叫老板在烤肠外头套个塑料袋，然后放进大衣怀里。那样步行回到家，烤肠的芯还是温的。
大舅发工资是在那天以后的四五天，我没仔细数，因为心里有期待就觉得时间过得贼快。
那天他刚到家，就笑嘻嘻地在当院儿喊我：
“小芃芃！走啊！”
当时我还在院子的另一侧，正拿着苍蝇拍打苍蝇。我沉浸在一拍一个准，然后苍蝇的尸体掉在地上被老母鸡吃掉的事业中。大舅的呼声就这样消失在了啪啪的苍蝇拍响声中。
“问你话呢，”大舅大跨步地从院门那一侧穿到我面前。他一米八的个子匹配的大长腿，总让我觉得他随时在跨步。
“走不走？买蛋糕去？”他说。
“啊？你开支了吗？”我手拿着苍蝇拍，不敢相信钱来得这么快。
“开了，”大舅笑着点点头，“走！一会儿再打苍蝇。”说完他就牵起我的手往门口大跨步。
我被他拽住的一侧身体是在半空中的，另一侧在地面上跟着他的大长腿小跑着。或者，我两条腿其实都在空中小跑着。我听见姥姥从外屋地闯出来，对着我们大喊：
“干啥去？不吃饭了？”
“不吃了！”大舅说，“给小芃芃买蛋糕去，一会我回来自己热热剩菜就行。”
我没听到我姥后面嘟囔什么，因为她刚张开嘴我大舅就把门带上了。他的速度就像踩了风火轮，等我再反应过来，人就已经在蛋糕店了。
“买啥？”柜台后面的服务员问。
我看着玻璃后面最显眼的两个我心心念念的半圆形蛋糕，在思考自己是买紫色还是红色。
“想买这俩啊？”服务员说，“这孩子眼光真好。这俩都是新款，一个葡萄味，一个草莓味，看你相中哪个了？”
草莓的红在那片反着光且透明的“液体胶水”后，显得比较普通。相对来说，那片波光粼粼的紫色反而更加诱人。
我将手指按压在玻璃上，隔着玻璃指在紫色的蛋糕身上。
“来个紫的。”我大舅说。
“来个紫的啊？”服务员说，边说边拿起柜台底下折好的盒子，然后从玻璃柜台里拿出仅有的这份紫色，“这蛋糕老好吃了。外头是果酱，里头还有一小层奶油，最里头是蛋糕，贼软和，好吃。”
“看样子你这是吃了不少啊。”大舅笑着说。
“这玩意有限，我还没吃过呢。”服务员说。
大舅笑着点点头，他应该只听到了前面那句话，于是对这款限量版蛋糕很肯定。而我，自然更肯定。
“再来一个不？大舅有钱。”我大舅低下头问我，他应该是看到我还在盯着另一个红色蛋糕。
“不了。”我摇了摇头。这蛋糕太贵了，我还是得懂点儿事。
“孩子不要了，那就来一个吧。多少钱？”大舅问。
“二十五。”服务员说。
大舅开始掏他的裤兜，从里面拿出一个被磨秃噜皮的黑色钱包。又从中取出一张崭新的一百元递给服务员。我没看找回来多少，我也看不明白。反正服务员拿给大舅一堆，看着比之前那一张要划算。
购买完毕，我就等着回家赶紧上嘴开动了，恨不得接下来的时间都过得像一眨眼那么快。
可我在推门的时候，撞见一个进屋的阿姨。那阿姨我见过，但我想不起来她是谁了。
“哎哟，这不是王老师家那大胖闺女吗？”她笑着说。
我看了眼我大舅。他和我妈一个姓，他也是老师，也被叫王老师。不过看他呆住的表情，他应该不认识。
“你妈呢？”她问出了下一句。嗯，是认识我妈的人。
“在家。”我说，顺便露出不该与陌生人说话的神态打量着她，我以为这样会让我快一点脱身吃到蛋糕。
她似乎意识到了我的疑惑，但她却没意识到我的急促。
“哎哟，瞧我这记性。我是你妈班上那个淘气包子他妈。家长太多了，你这小脑瓜可能都记不住。没事，阿姨不怪你。来买蛋糕啊？”她话锋一转。
我想起来了，她就是拽着我妈能说一下午的阿姨。她家孩子就是我妈班里最淘气的那个。有时候我都不想搭理她孩子，怕搭理他其他人就会觉得我也是个坏学生，但我又对他叫我老大而感到神气。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只跟好学生打招呼，像好学生那样有礼貌地点头与微笑，才会显得我也学习特别好。
“嗯。”我简洁地回应了一句。
“哎哟，这不巧了嘛。这家店我老头开的，买了啥？蛋糕吗？再来点别的吧，随便拿，阿姨不要你钱。”
我脑袋第一时间想到了柜台后面的草莓蛋糕。但我在刚要张嘴的时候又意识到，为啥这家店是她开的？一个我不想和他扯上关系的淘气包子家开的店，却有我最喜欢的蛋糕。我一直以为只有厉害的人才能做厉害的事，可那个淘气包也没见他有多厉害。
可能是他爸妈厉害吧，我心想。然后抬头看了眼大舅，大舅还在微笑着点头示好，我只好自己开口：
“不要了阿姨。”
她看起来很开心，然后话又说个不停：
“哎哟真懂事。那你买哪个了？多少钱？给没给呢？小王，你快点把人家钱退了，别要啊！”她张牙舞爪地说话，我一时不知道哪句话是在和我说。
“不用了不用了，”我大舅这时说起话来，“买都买了，正好我刚开支，给孩子买个蛋糕。不用这么客气。”
然后还没等那女的说话，大舅就拽了我一把，“咱俩赶紧走。”
我再次飘在半空中。身后传来老板娘的喊声：
“哎哟，这样多不好！那就下次再来啊！”
大舅一手牵着我，一手拎着蛋糕。在回去的路上，所有的思路都围绕着距离我两条腿远的、跟着步伐晃动的蛋糕盒，我甚至想在上面插上几根蜡烛来弥补之前的生日。我想这蛋糕一定会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它也一定是班上同学都没拥有过的美丽食物。
我到家了。到的是我自己的家。
大舅趁我不注意，在我满心思蛋糕的时候把我送到了家门口。他说：
“拿着你的蛋糕回去吧，你爸给你换新沙发了。”
家里的沙发还摆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沙发的样式也和以前一样。只不过沙发变了个模样，它现在是粉红色的，上面还带着小兔子的图案，有些地方还是毛茸茸的凸起，看起来像玩具似的。沙发的一头还摆了个粉色抱枕，看起来可爱极了。
我换完鞋拿着蛋糕坐了上去。为了以防万一，我坐得很缓慢，缓慢到我能感觉屁股逐渐陷进了沙发底下厚厚的海绵里。
“咋样，软和吗？”我爸问。
我开心地点点头，将之前的破沙发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开始左右晃荡自己的双腿，开心地打开蛋糕盒子，从里面托出我的“紫水晶”蛋糕：
“妈！你看，我大舅给我买了。”我骄傲地朝卧室喊。
“嗯！你大舅最惯着你了。”我妈哼唧一句。
我笑嘻嘻地把蛋糕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又从蛋糕盒里找到那一把小小的透明刀叉，小心地在蛋糕光滑的表面上划破一刀，然后再划上一刀，用叉子插起来塞进嘴里。
我在口腔中感受着眼前的蛋糕，嚼了几口后我开始盯着它看。蛋糕的紫色表皮与下面的奶油加起来应该都没我的指甲厚，我想。我感受着嘴里的味道，感受着嘴里四散开的葡萄果酱、糖葫芦外头的糖衣，以及干瘪的蛋糕。
我从未吃过这么难吃的蛋糕。怪不得柜台后面只有两个。
我想，原来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垃圾蛋糕。
8
大概是小学四年级之前，每逢过年我都要提前半个月开始兴奋。
我会追着问我爸今年年夜饭有没有大虾吃，又追着问我妈今年的新衣服啥时候买。我会期待那天与四个姐姐一起打红十，会期待大人们给的压岁钱，也会期待十多个人一起脱鞋上炕，坐在烫屁股的炕上吃饭的场景。
后来这种期待淡化了。
因为我逐渐发现东北的年夜饭总是那几道家常菜，永远不会变化。而正月里来串门的亲戚总是会说起南方的年夜饭：“都是海鲜盛宴，”他们说，“年年都没重样过。”
排骨炖豆角、猪肉酸菜炖粉条、小鸡炖蘑菇、饺子、炖鱼……我已经可以把过去每年的年夜饭菜单背下来，甚至还可以预测到未来每一年的菜单。
大概就这样反感自家的年夜饭，反感了七八年。在我大学放假回家时，当我盘腿坐回炕上时，一道道端上来的饭菜突然引着我的视觉与嗅觉开始满足——
夏天把土豆切成片，放在阳光下暴晒。这是老一辈人怕东北到了冬天没啥吃的时候做的准备。想要做菜的时候，用水泡个半天。这时土豆中间变得如新鲜时一样饱满，外圈却有如烤制过的棱角，更有嚼劲。它们与排骨混合到一起，在外屋地的大铁锅上，用柴火炖上俩小时。再出锅，此时的排骨软糯，外头裹挟着一层土豆干熬出的精华，像是包裹了一层绝美的调味剂。经由筷子随便一挑拨，排骨便脱落在了饭碗里，十分下饭。
还有那些摆在地窖里，蒙着两层塑料布后又盖上几块砖头的酸菜缸。它们从秋末就开始散发出恶臭。秋末，也就是快入冬的时候，各家各户都会囤个一百多棵大白菜，几十棵放缸里腌制，另外几十棵就是冬天做菜能用的菜霸子。
我是讨厌酸菜这股味道的。特别是当老妈从缸里面取出一棵发黄且透明的酸菜时，那股味道会直冲头顶，让我这半年都不想尝一口酸菜。那时我会想，不如都囤起来好好做菜算了。虽然做出的菜都是土豆炖白菜、白菜炖土豆，但也总比这恶心人的味道强啊。
后来我在南方待了几年，吃惯了南方米线里的腌菜。再回到东北，酸菜猪肉饺子也变成了令人惊叹的美味。
东北的酸菜与南方的腌菜味道不同，颜色不同，使用的菜也不同。在它们二者之间，我至今都没能分出胜负。
想到曾经我讨厌猪肉炖酸菜里的酸菜，讨厌酸菜猪肉馅的饺子。可我现在却成了酸菜水饺的爱好者。有时隔了很久才回家后，父母问起我想吃啥，我第一句永远是：
“酸菜饺子。”
奶奶在年三十那天是不让吃酸菜馅饺子的，因为她说：“酸菜酸人，没有好兆头。”她还说过年那天得拿开水烫两个一毛钱，分别包进饺子里：“能吃到这俩饺子的，今年都有好兆头。”
于是我们过年在奶家吃的都是芹菜馅饺子，幸运人大娘总是被钢镚硌到门牙。
每年年夜饭在我奶家吃完，我们一到自己家，老妈就会把冰箱里已经包好的酸菜饺子和猪蹄热热，她要就着零点的钟声再吃一顿。
一开始我没能明白她为什么会饿得这么快。后来，直到我也坐在桌前跟着她一起吃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事无关饱饿。是这种扎在骨子里的感官让我对它们无法割舍，闻到就得来一口。
也是那年，小学的班级群热闹起来，不常说话的人都在群里问候。
有人在群里艾特我，是我当时的前桌。她问我：
“方便告诉我你生日的时候，你爸当时的锅包肉是怎么做的吗？”
“什么？”我回，我已经快忘记了那次生日，甚至与生日相关的那道菜。我已经不记得老爸做出的口感了，我只想起那道菜在当初让我觉得难吃和丢脸。
“我问问，”我回，“等会私信你。”
我没问过老爸当年的锅包肉是怎么做的，因为这么多年我打心眼里瞧不上家里做的这些饭店专属菜。在我的固有认知里，饭店厨师的厨艺是各家掌厨无法超越的，无论家里怎么做都不会有外头好吃。我以为前桌只是当时因为懂事所以附和着夸赞老爸的厨艺，却没承想那道我看不上的菜却让她惦记了那么多年。
“你那道难吃的锅包肉怎么做的？”我拿着手机问正在琢磨自己做个小板凳的老爸。我依旧不想认输地承认这道菜不难吃。
“锅包肉？我啥时候做过锅包肉？”我爸头也没抬地问。
“就小学二三年级，我过生日你给我做的。”我说。
“小学……”我爸停下手上的木头，抬头对着屋顶眨了眨眼睛，似乎是在打开尘封的记忆，“啊，那道菜啊。你不是不爱吃吗，问它干啥？”
“我那个前桌问的，我才没问。她说她这么多年都惦记你这道菜呢。”我说。
老爸笑起来，是那种被人肯定了的喜悦的笑容：“啊，她真觉得好吃啊？”
我没说话。
“那道菜你说你不喜欢，后来我就再也没做过。当初我做的时候，对着咱家那台台式机研究了快一周。那时候不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当初那菜谱网上没几个，就算有，大家说的也都不一样。我当时对照了几个，然后总结了一下记在纸上。我看说是小孩儿都爱吃番茄酱嘛，像那种糖醋里脊，还有炸薯条，不都用番茄酱嘛。于是我就用淀粉裹着猪肉，把它们炸完了，用番茄酱兑水做个汁就浇上了，”老爸说，“没多难，不像现在工序那么复杂。头两天说你要放假回来，我还又查了查。现在的做法比以前难多了，还不如去饭店吃呢。不过我寻思，要是当初用现在那种做法，估计你能喜欢。”
我没说话，听完只是把这个步骤简单地敲了几个字发给了前桌。
我没说老爸的其他话，因为那些话是对我说的。可能是对几年前的我说的，也可能是他这么多年因为没得到我的理解，而对他自己说的。这么多年，我居然才意识到，饭店的菜才是最好超越的。而家里的味道各家只有一个，是独一无二的。
此时，我依旧窝在那张粉红色沙发上。沙发坐垫里的海绵已经被坐扁，压得梆硬，就像当初那个木板沙发一样。我轻微一动，就连晃动的响声也变得相似。
我伸了伸腿，想从为自己感到愧疚的情绪中出来。在我小腿碰到沙发边缘的时候，一种熟悉的刺痛向我袭来。
我认识这张沙发。
【作者简介：张君怡，1995年生，吉林德惠人，现居北京。建筑学专业毕业。曾做过助理建筑师、建筑编辑等，做过编剧，拍过短片。文字作品见于《滇池》、“one·一个”App及深焦、和观映像、剧本君、看电影看到死等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