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儿子从小酒铺喧闹的人群中钻出来，像一缕泡沫从啤酒瓶里冒出来——他递给我的，是一小瓶打开瓶盖的啤酒：“老爸，这是入门酒，酒精含量最低。”他知道我酒量差。我喝了一口，有淡淡的麦芽甜。与儿子碰一碰瓶子，像拥抱。
这些年，我和儿子不多的几次拥抱，发生在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口或出口。“迎接和送别”，从他十五岁独自越过重洋留学开始，到现在工作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家企业，我们都熟练掌握了这门艺术。最初，我会望着他的小背影流泪。现在，他长大了，我加速衰老，身高缩水，和他的一次次别离已经适应。在珠海参加完一个交易会后，儿子回上海短暂停留，邀我来这里喝杯酒，体验长乐路上的夜生活。
几个滑板少年，鸟一般低低掠过街道，双臂展开，像在赞美天空、排斥重负。
多次穿越这条上世纪二十年代建成的法式街道，略略知悉两侧弄堂、花园里的旧事前情。不过，没有注意过这一家名为“公路商店”的小酒铺。小酒铺的前身是十多年前的水果摊，一对夫妻，把寻常生意做出大动静。前几天，儿子的童年玩伴邀请他来这里相见。于是，此刻，我也站在这里了。
上海甚至世界各地的酒徒，慕名而至，站在小酒铺内或街道边，独自喝，或三两个人丛聚在一起边喝边谈，关于生意、未来与流言。汉英法日，俊颜鲜衣，咄咄逼人的青春，让夜晚的长乐路完全不同于白昼的幽静。他们似乎在宣示：这街道，这座城，这时代，完全属于又一辈新人。如果不是儿子陪伴，我毫无勇气站在这里，像新人们的一个参照。“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头已白。”欧阳修这两句诗，适合我——一个满头飞雪的人，与少年们，像存在时差的两个国度。我已经不适合再进入酒吧、KTV这些场所和环境，在身体的边防线内，感受日益加剧的暮色——似乎有一个倒计时的钟表，滴答滴答作响，指向什么时间、什么事件?我不知道。
夜色里，我和周围酒徒的酒意酒色，被酒铺和旁边咖啡馆招牌上闪烁的霓虹灯光映照着，灯光时而加强，时而减弱。举着一瓶酒，就似乎多占有一个瓶子的空间，多了几分侵入者的霸气，可以缓解种种懦弱和自闭。酒，“诱惑着一个有需要有欲望的肉体，他便失魂落魄地回到致命的纵情里去”(卡瓦菲斯)。我大抵上总是保持清醒，这意味着肉体和情感的衰败?
一个女孩蹲在路边放声痛哭。大概是失恋了?一种年龄，对应于某一类型的哭声。多年后，她会发现，为失恋而哭还算美好。通过酒，能让失去的生活卷土重来?但也面目全非了吧。像啤酒中的麦芽含量，不再是青青麦田，不再有“春鸠鸣不停”。老板娘给女孩端来一杯热茶，喂她喝，低声说着劝慰的话。
路对面，有一男子在夜色的掩护下，冲着法国梧桐树浇灌起来。周围人毫不在意。那几棵树，的确比周围的树肥壮，应该是酒鬼们的磅礴功劳吧。
一个外国人突然倒下去，酒瓶在地上汩汩喷吐泡沫。大概是个美国人。他朋友蹲在旁边打电话。很快，一辆急救车哑着嗓子急奔而至。两个医生把担架摊在地面。醉酒者拒绝被急救车拉走，大喊：“Shanghailetmedown!(上海让我倒下来!)”像一个诗人、一个情人在诵唱咏叹调。
“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这是巴金的话。感情就是才华。小酒铺内外有这么多才华洋溢的人。
小酒铺内部空间狭隘，四壁货架，层层叠叠堆积着来自五湖四海的酒瓶。货架上贴满老板用拍立得抓拍的饮者的照片，许多明星、大腕、模特的脸，杂陈其间，无尊无卑。引领风尚者，也像风，一阵阵吹荡这座城市，然后消失。酒便宜，没有佐酒菜，老板给每人赠送一包爆米花。从我所喝的入门级啤酒，到能让人喝得不省人事的烈性威士忌，每个人都能在这个酒铺找到对应的沉醉和虚无。来得早的人，在酒铺内坐着喝，来得晚的人，在酒铺外的街道上站着喝。长乐路上这一景象，从傍晚开始，延续到日出——那一轮太阳也像红脸醉汉，从长乐路尽头醒来、站起来，俯视这个世界。
公路商店，据说来自一个教授的命名。他肯定是资深酒徒。面对这一小酒铺的招牌，手持酒瓶和老板赠送的爆米花，我也恍惚进入一条公路逶迤穿越的旷野，身心解放，获得了某种依据和必然性。
我喜欢看公路电影。在这种电影类型里，人物的冲突与和解、命运的毁灭与重生，大多发生在公路上，或公路边的酒馆、旅馆、加油站。需要旷野与公路，这冲突、和解、毁灭、重生，才能获得种种的转折和动力。今夜，小酒铺内外的人们，互为一部公路电影的主角与配角?酒精把身体内的动机，像发动机一样发动起来，奔向各自的地平线。许多男女就相识相恋于这酒铺内外。了断情事，则去位于长乐路中段那家名字叫作“不约”的小饭馆。
“约”和“不约”，贯穿所有人的一生。暮年、泥土、草中虫鸣，终将不约而至。
二
长乐路紧邻新乐路，东西方向，两者大致平行，像新欢乐渴望转化为长久的欢乐。
它的确比新乐路漫长，西起于华山路，东至淡水路，约四公里。长乐路并非一条僵硬的直线，它微微波动，微微起伏，洋溢出美感和召唤力。
“路，是彼此之间要穿越一定距离的、一段关系的物质化表达，是持续的沟通和有目的有方向的、始于足下的邀请。”用法国诗人克洛岱尔的话来阐明上海原法租界内这些街区道路，非常贴切——“物质化表达”，大致恒定;“足下的邀请”，则持续更新着各种款式的鞋子和各种节奏的足音。时代巨变，长乐路各个弄堂门口，一直都有穿着青色围裙的鞋匠。他们戴着眼镜看路人，低头端详鞋子的时候，取下眼镜，像准备去爱。被擦拭的一双鞋子，像鞋匠的情人。
长乐路建于1914年，原名“蒲石路”，是为了纪念一名法国律师、军人。这条路最西端，是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的旧居别墅。紧挨着的是华山医院，前身为1910年建成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1908年春，上海瘟疫流行。经士绅沈敦和、朱葆三等人联袂倡议，上海在华山路与长乐路交汇处“建造高大洋房一所”，“其间冷热水管、解剖房、割症室、蒸洗器械房、爱克司电光房、配药房、储药房，无一不备”(《中国红十字会杂志》民国三年第二号)。这一医院以及其他时疫医院相继建立，使上海得以应对1912年、1914年、1919年、1926年等年份相继爆发的霍乱、脑膜炎等流行病。
我进入过华山医院，为外地朋友代取一张X光片、一份病历——身体的某种疼痛表达方式，涉及隐私，呈现给我，缘于朋友信任。我也曾经来这里，看望进行脑部手术的诗人江一郎。他本来像山中道士长髯长发，因手术而被剃尽，光头闪烁，如同崭新的少年。有俗语：自古华山一条路。华山医院也只有一条路，手术刀的刀刃就是绝壁悬崖，掉进深渊，或绝处逢生。脑部神经被修改后的江一郎，眼神恍惚，差点把我错认成另一个人。他的一双手，握成一个冰凉的句号。我很伤心，但坚持微笑着看他、安慰他。2000年，我们在广州鼎湖山召开的《诗刊》第十六届“青春诗会”上初识，深交多年。我喜欢江一郎的《快乐》这首诗——
一个背着一袋草籽的人
千辛万苦背一个空口袋回家
他的草籽，一颗一颗
从塞满希望的破袋子漏下
春风的脚印里长叶开花
——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人
在沮丧中，被背后的快乐
突然死命抱住
但这“在沮丧中”来自“背后的快乐”，突然松手了。一年后，江一郎长眠在东海边的故乡温岭镇。
那一天，出华山医院，我沿长乐路低头走很久。直到最东端的延中绿地，才停下脚步。绿地旁，一木质标牌说明：此处原来是名为“安庐”的弄堂，周围曾经有竹器店、地段医院、幼儿园、早餐铺等。当下，这些烟火景象，一概消失于绿地里开阔逶迤的花香虫鸣。孩子们在绿地里奔跑、放风筝。野餐的人搭起帐篷，小寐，闲聊，像法国电影导演侯麦作品中的场景。玉兰初绽，类似于少女们萌动肿胀的小乳房，这是中国才有的景象。
需要一块绿地，推迟医院里的疼痛与临终。华山医院内，向野外过渡的人，无法减速，迟早化身为草根和花香，去支持孩子们的脚尖和飞奔。
三
自西而东，有华山医院、上海第一妇幼保健院、新锦江大酒店、向明中学、兰心大戏院、锦江饭店……长乐路的空间气质，由华贵向朴素次第嬗变。
从黑色铁门紧闭的深宅大院，到异国风情十足的洋房，再到各色人等杂居的弄堂，长乐路上栖息过汤恩伯、汪精卫、周佛海、陈群、吴铁城、陈赓、钱锺书、丰子恺、周信芳、上官云珠、沙飞、田汉、潘序伦、叶景葵、江庸、顾祝轩、张嘉璈、董竹君、郭琳爽等知名与无名的人。一个时代一批人，“众鸟高飞尽”，这些鸟笼、鸟巢般的公寓、阁楼，等待新羽毛、新鸣啼、新鸟粪——这些居住空间“华贵与朴素”的区别指标之一，就是看它们是否拥有独立的卫生间。平民们只能依靠塞在床下的暗红马桶，排解体内的压强。清晨提着马桶下楼的女子，坦然得像提着一篮鲜花。
在上海，基本上可以通过居住地的名字，辨别一个人所处的阶层。
某某别墅、某某花园一类豪宅之外，“弄”(如番瓜弄、杨家弄等)，是低微者的居所，矮小平房内挤满焦灼的面孔和身影;“里”(渔阳里、步高里等)，比“弄”雅致许多，两到三层的石库门建筑，可以容纳更多市民;“坊”(尚贤坊、淮海坊等)，房间内配置抽水马桶、淋浴;“邨”(如陕南邨、四明邨、梦邨等)，则有了打蜡地板和钢窗。与“邨”音同意不同的“村”，工人新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持续出现，到八十年代，已多达数百个。那一排又一排平行、长条、多层、没有电梯的军营般建筑，像勇毅、忠诚、排斥个性的士兵。一个工人新村，居住有数千甚至上万工人，浩浩荡荡，支撑起这座城市的棉纺业、海运业、钢铁业……
无论过往还是当下，在上海，“别墅”“花园”“弄”“里”“坊”“邨”“村”，这些汉字，彼此抱持妒意和紧张感?栖息其中的爱、怨、情、仇，必然与这些建筑物的形态、功能相关涉。
这是一条适宜资本家、官僚、异国侨民、地下党人、多面间谍、汉奸、银行家、交际花、作家、画家、魔术师、电影导演等人物隐身的小街，有可能生发出种种传奇与情仇。弄堂内部与淮海路、巨鹿路等周边道路，隐隐有小门暗自相通，以利于交游、投机、逃亡，转化危机和改变前程。
长乐路乃至上海同类型建筑的格局与灵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剧变。各阶层人士杂居共处，原来单门独户的多层私宅，涌进数家男女，滋生、促成只有这样的空间才能包容的恩怨悲喜。比如，四层一个生有肺病的独身男子，夜晚赤脚走下楼梯，在三楼发现那一个右派分子低声给孩子讲授英语，依稀有咖啡气息渗出门缝;在二楼，听见室内老胶片旋转出的交响乐和压抑的喘息;来到底楼，一对夫妻为谋生而踩动缝纫机、烫熨衣服;门厅里，出现一张折叠床，躺着一个潦草入睡的外地客人，清晨须早早起身，免得惹来白眼……
“我们不爱我们的女人，但她们怀孕。”布罗茨基这句诗，像弄堂里穿睡衣、戴粗大金项链的中年男子，一边低语，一边晃荡。脸上留着午睡的枕席造成的粗糙痕迹。
人物关系复杂，缘于建筑物产权、居住权的复杂。新时期以来，临街大部分宅第和被商人、富人集中购置，开设为时尚门店，长乐路成为一条“潮街”，新潮涌动，日新月异。往往半年间，街景就有变化。店铺倒闭，悬挂大锁，门上贴着招租或出售的联系人电话，甚至被美术青年乱笔涂鸦——像乌鸦叫，宣告一个店铺主人梦想的破灭。不久，新店铺登场，油漆味强烈，类似于初次洒香水的中学生，对未来充满想象。
弄堂深处，部分老旧房舍的窗玻璃图案不一，显出拼凑的、过客般的态度。梅雨期，墙壁霉斑丛生，像老人患了皮炎，忍耐着，等待炙热夏日涂上一层光辉来止痒——来来去去的居民、租客，是这老人身体内沉浮不定的心?
我在老城厢孔庙旧书店里淘到一本日记，其中，记录了1979年末某个夜晚，南华新邨内一次家庭生日聚会：主人动手制作的蛋糕、西餐，色彩温暖;规格不一的高脚杯装着红酒、陶瓷茶杯装着茶水;诗人白桦与作家肖马在谈电影《今夜星光灿烂》的创作过程，话语流畅，像不需要修改的散文;钢琴伴奏，大家朗诵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一代人》;迟到的陈逸飞带着新完成的画作，向师友展示;歌声笑声像解冻后的冰河，哗哗啦啦奔涌;因刚刚上映的电影《小花》而成名的陈冲，起舞助兴，紫色的裙子旋转翩飞，如同上海春风里怒放的玉兰花。
也是这一年，上海电视台播出我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补酒。中断三十年的中美海运业开始恢复，“柳林号”远洋货轮首航美国。在这之前，1978年，复旦大学一年级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张贴在校园板报，引起师生共鸣，被《文汇报》全文发表，当日报纸加印近两百万份仍供不应求，“伤痕文学”概念由此出现。宗福先编剧的《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首演，后进京演出。上海籍知识青年张泉龙冒充北京某将军之子行骗，要求某位领导把其知青伙伴“张泉龙”调回上海，最终事败入狱。
一年后，1980年，上海服装公司成立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专业队，首批模特从工人中挑选培训。不久，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风靡上海滩，公寓中、弄堂里都是“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的旋律与歌声。佐田雅志音乐会在瑞金宾馆旁边的文化广场举行，《男子汉宣言》等流行歌曲由此风靡中国。《文学报》创刊。大众桑塔纳轿车在上海汽车厂组装成功，直到2012年停止生产这一车型。上海开通第一家寻呼台，BB机进入日常生活……
显然，1979年末南华新邨内的这一私人聚会，只能属于新时期开启的日子，才能包容如此生动的景象，只能是一幢花园洋房底层客厅的巨大空间，才能展开一个细节纷繁的局面。
四
长乐路788号，周信芳的私人花园。一座临街三层建筑，原为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草地阔大，鸽子起起落落。
我多次路过这里，大门紧闭。据说，周信芳后人正陷入对这一遗产的纷争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无法登台，就在家门口搭起小戏台，自拉自唱。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俞振飞，时时加盟演出。早年，他们在美琪大戏院联袂演出《四郎探母》，周信芳饰杨四郎，俞振飞饰杨六郎，都是正气盎然的角色，名动上海滩。巴金也时常被周信芳请到家中一坐。他们三人都住得很近，步行二十分钟左右就能见面，低声相互勉励。
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更是祸从天降。释放后，妻子裘丽琳已去世，儿子周少麟两次被捕入狱，孙女被剪成秃头后疯了。他常常用京剧念白的声腔节奏，自言自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这是屈原《离骚》中的句子。1975年，周信芳因心脏病去世，享年八十岁。1978年，巴金在周信芳平反大会上致悼词，泣不成声。
我探访过巴金花园。书桌上，摆着萧珊和托尔斯泰的照片。
晚年，巴金喜欢怀抱一只猫照相。夏衍、冰心也喜欢怀抱一只猫，沉思或聊天。文人与猫之间的关系意味深长。陆游为自己一只名为“雪儿”的猫赋诗：“似虎能缘木，如驹不伏辕。前生旧童子，伴我老山村。”借猫言志抒情。猫有老虎、马驹之外形，又能接受春风般的抚摸，使主人产生一种尚能控制局面的幻觉——连绵无尽的群山，怀抱虎啸与马嘶。这怀抱，也算是马马虎虎的群山。
巴金坐在妻子留下的缝纫机前，完成《随想录》。双脚踩在踏板上，他会想起萧珊的那双脚吧?他反复写道：“讲真话。”他一再提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我只担心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后来，他在轮椅上添加一块写字板，伏身写作。那姿态就像是要用真话和苦难的力量，推动轮椅前进。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1936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1938年和1941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1944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岁。”萧珊去世六年后，1978年，巴金写下这些文字，篇名为《回忆萧珊》。他自责，是写作和文学连累妻子。但如果没有写作、文学，这世界上就不存在一个巴金，也就不存在萧珊这一个读者的爱了。
巴金在郊区劳动的时候，已入古稀之境。海风吹乱白发，像满头涌动的云团。用竹席围成的宿舍，雨打风吹，床下竟长出一丛丛芦苇，像在鼓励床上的老人：要活下去，要生机勃勃。
俞振飞同样咬紧牙关，活下来。俞振飞之妻言慧珠，没经得住折磨，用白绫结束生命。遗体运出华山路上的家门，还光着一双脚。俞振飞拦住不放，为她穿上丝袜。一个进入剧院、走在街头总是引发惊叹和骚动的美艳女子，如此烟消云散。
昆曲小生这一类型，由脂粉气而剧变出书卷气，功在俞振飞。
俞振飞文章也很好，写过昆曲中的两种主要乐器：笛子和小锣。他说，最好的笛师在伴奏时会扔掉自己，跟着演唱者的气口和尺寸，紧密回应，锦上添花，“但若唱得没有交代，又怎能埋怨笛子配得不好呢”?小锣也能打出气氛，“为演唱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他回忆，苏州河沿街一家响器铺里有位老师傅，极有本领，“买客需要小锣定什么调，他手里的榔头‘呯’地一下，就能打出什么调，真是‘一锤定音’”!一代代人的气口、尺寸、音调，各自琢磨，交相应答，成就种种喜剧、悲剧、闹剧，在上海滩上尝不止不休。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剧本和音律，即兴演出，等候高潮。
《徐策跑城》是周信芳代表作之一。尽管没有芰荷、芙蓉一般的绚烂戏服增辉，他在门前小戏台上唱念，举手投足仍像是蒸腾着夏日芬芳，来安慰草地上冷意周身的巴金、俞振飞。长乐路边的过客，也隔着栅栏侧耳倾听一个老生的高亢吼啸：
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五
长乐路上各个花园或弄堂内部，大都种植身材修长的玉兰树、水杉，在有限空间里，向高远表达礼赞。路边，则是一棵又一棵阔大粗壮的法国梧桐树，大多有了上百年树龄。临街房屋内的人，从一楼到二楼、三楼、四楼，爱着街道边同一棵树，各自从根部爱到树梢。走出家门，在路边仰头，他们才能完整把握一棵树的结构和感染力。
门内的人，来来去去，生生死死，路边的树，则一动不动，供那些回味往事的人站在树下缓解孤单，获得一些旁白和物证。
骑自行车或摩托车的少年，来到长乐路某一窗下，车铃有节奏地叮当数次，或者摩托吼叫两声。楼上某一女孩听明白了，心跳着，找借口下楼，坐上自行车或摩托车迅疾而去。父母赶忙从窗口伸出头，不见女儿背影，就看看窗前这一棵似乎属于自家的树。那树在风中哗哗啦啦说闲话，对少女的秘密，一声不吭。长乐路上更远处一棵树，知道这一对少年少女进入了兰心大戏院，或者在向明中学操场上牵手游荡，直到月亮升起。
长乐邨里的丰子恺，也爱着他窗外路边的一棵树，在散文《梧桐树》里写道：
花的寿命短暂，犹如婴儿出生即死，我们虽也怜惜，但因关系未久、回忆不多，悲哀也不深。叶的寿命比花长得多，尤其是梧桐叶，自初生至落尽，占有大半年之久，况且这般繁茂，这般盛大!眼前高厚浓重的几堆大绿，一朝化为乌有!“无常”的象征，莫大于此了!
不论在故乡石门镇，还是战乱离散途中，以及最终定居于长乐路，丰子恺都把书房命名为“缘缘堂”。窗外，一棵梧桐树叶子从初生到乌有，就是丰子恺内心的缘与缘。毕竟繁茂盛大过，这无常的悲哀，尚可化解。
街角的树，承载的记忆和情感更广大复杂。人流在街角汇合又离散，带来转机、商机或危机。街角建筑比其他路边建筑重要。街角店铺生意好于其他店铺，租金就贵一些。长乐路，与南北方向的乌鲁木齐路、常熟路、陕西南路、瑞金二路、成都南路、重庆中路，次第相交逢，形成一系列街角，为街区的种种偶遇、冲突、分道扬镳，提供足够的转折点和意外。我常看见某个老人面对某棵树发呆。他患有失忆症?也可能早年的哀伤，正在身体里卷土重来。这些树，年年初夏被剪伐树梢，但身姿基本未变，完全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年代的秘密替身，被少年、少女、丰子恺们各自爱着。
一个中午，在长乐路与陕西南路交叉口等红灯，无意抬头，我瞥见树上有一行小刀刻画的字：“燕子，我在这里等过你。”没有署名。这棵树就像一个名叫燕子的女人，身上携带着一行慢慢放大的胎记，无声无息老去。“街角的一棵树，永远不会知道它是一棵树，把自己的阴影慷慨地赠予人们。”诗人博尔赫斯也热爱街角。他甚至写了短篇小说《玫瑰色街角的汉子》，关于刀子、血和拥抱中的舞蹈。其中有一句话：“居住的地方越是卑微，就越应该有出息。”长乐路华美，但不乏寄身其中的卑微者、多余者。即便如花似锦之人，失魂落魄后，苦难更深重。
“长乐”，显现出空间上的扩张欲，也表达了时间性的吁求——既要漫长，又要持久。有着中国式大红大绿的吉祥感。这命名，显然源自一种清醒的认知——吉祥匮乏稀少，危险与不安如影随形。
和合坊弄堂口，像嘴巴，进进出出的人、自行车、宠物犬，是不断更新的言说与修辞。弄堂口上方悬空的一处公寓，有两个铁质窗口，平行、修长，顶部呈圆弧形，如同巴黎风格的一双眼眸——室内灯火明灭，是不断变幻的目光，辨认这剧变中的人间。
六
长乐路的书写与言说者序列中，金宇澄、吴亮的出现，自然而然，势所必然。
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宇澄出生于临近长乐路的陕西南路。吴亮，出生在长乐路东端弄堂的底楼，家对面就是目前的延中绿地。
少年金宇澄手持一根五寸长的铁钉，一路走，一路划拉着墙壁，从陕西南路转向长乐路，留下一道“L”形的漫长划痕——“在转折中增强表达的力量”，这隐秘的欲望，催促一个少年发育、成长。当然，一场雨水就会把这些练笔、试笔，冲洗无痕。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街角遇到过同样背着书包、表情恍惚的少年吴亮。后来，他们同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入，分别负责《上海文学》和《上海文化》。那一个位于巨鹿路上的院子，有著名的爱神雕像，喷泉像水花织成的睡衣，吸引着楼上楼下两个同代人偶尔从纸墨间抬起的目光。
在长篇小说《繁花》和《朝霞》中，金宇澄、吴亮分别把一系列人物、行动、命运，安排在长乐路及周边街区，生发、延展、达到高潮。“任何事情，我都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以便赋予它生命，让我跟随它。与我写的东西有关的景物，是童年的大地。”拉丁美洲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如是说。长乐路、陕西南路、巨鹿路、富民路、思南路……这些纵横小街构成的卢湾区，就是金宇澄、吴亮的童年大地。每一个作家及其表达，都是故乡、风俗、气候的产物。上海其他区域，对于这两个作家，已经是异乡和远方了。
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眼前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南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三十年代俄侨建立，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打雷闪电阶段，阴森可怕，太阳底下，比较养眼。蓓蒂拉紧阿宝，小身体靠紧，头发飞舞。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阿宝对蓓蒂说，乖囡，下去吧，绍兴阿婆讲了，不许爬屋顶。
这是《繁花》中的文字。金宇澄甚至手绘一张地图，标志出书中人物居住的位置。阿宝的家，在长乐路以南的皋兰路上，屋顶瓦片，目前应该依旧温热。沪生家位于长乐路与茂名南路交叉处。我在这一街角晃荡，无法判断临街一幢三层公寓的哪一扇窗口，露出过沪生的脸。这一街角对面，就是兰心大戏院，有力推动过众多市民命运的转折——邂逅与背叛，往往发生在剧院这一类空间里。有批评家认为，阿宝，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孩子，原型就是金宇澄。蓓蒂的原型是谁，后来过得怎么样?这只有金宇澄自己晓得吧。
对于长乐路，作家吴亮拥有独属于个人的经验和幻象。
1938年，上海处于孤岛时期。祖父在法租界内徘徊观察，买下长乐路一居所，全家从日本人控制的虹口区搬出。吴亮初中毕业，进入上海饮食冰箱厂当检修工。父亲热衷于在小饭桌上谈论托洛茨基，少年吴亮就爱上了俄罗斯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吴亮开始写作，语言浓丽丰赡，充满长乐路上的声腔光影。从祖父无意间决定的一条路、一种角度，吴亮切入属于自己的上海童年时代。写作工具从最初的毛笔、钢笔、圆珠笔，演变为目前键盘、墨盒、打印机三者的组合。张爱玲如果活在今天，会替吴亮、金宇澄乃至一切当代写作者说：“我们这一辈用的都是电脑。”这话语，从前的文人听见了会有些惆怅。
一辈人又一辈人活在这里，一年又一年到来，长乐路永远未完成。旧欢乐与新悲伤永远未完成，彼此混同，或格格不入。
被上山下乡等运动裹挟往边疆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相继回到陌生化的上海，成为这座城市的客人，震惊而又委屈。像奥德修斯回到家乡一样，卧室和客厅都被陌生人占领，妻子已认不出他剧变后的面容。希腊神话，中国现实，两种“震惊而又委屈”，大致相同吧。这些还乡者中，小部分人又以留学之名出现在纽约或巴黎，一去不归。大部分人在这条小街、这座城市，挣扎着、消磨着，尝试重建一个家乡。
即便始终生长在长乐路、陕西南路的吴亮、金宇澄，童年时代熟悉的人物与景象，也渐次消失。楼梯上噔噔蹬蹬闪现的陌生女子，街道上掠过的新一代少年，咖啡馆里出现的蛋挞、奶茶，屡屡提示：在异乡。时间也是空间，衰老也是一种漂泊。金宇澄去法国访问，回来后感叹，在巴黎看见从前的卢湾区了。“卢湾区”这一名称，目前消融于“黄浦区”，像一条小河消融于大河。而异乡感强烈，恰恰是一个作家表达欲望的发生学原理。
长乐路通向淮海中路的隐秘街巷有许多条，太阳初升的时候，脑子里可以想许多事，老住户偏爱穿近路弯弯曲曲走弄巷，休息日稠密脚步杂沓，心无旁骛仍然惊觉四十年前遗韵犹在，呼啦发一声喊，纠集几个同学去复兴公园抓知了捕蜻蜓爬篱笆墙，注意了后窗吗，后窗，里面悦耳声声，温柔甜蜜的迤逦意象，寻常、不引人注意、易被忽略，尚未受到惊扰，后窗浪漫传说，这个城市物资供应匮乏，连刑事犯罪都缺乏想象力，以至于小偷都忘记了它。
他与她要告别了，房间很暗，他会一直记得她那天穿的齐膝布裙是什么颜色吗?至少他不会忘记她底下的白色长筒袜，他们都有点手忙脚乱，空气里弥漫咖啡氤氲，他们闻到了对方浓稠汗味，灼热接吻浑身颤抖接吻慌乱饥渴吻个不停透不过气，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他们的暧昧关系必须结束了，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年啊。
社会青年马立克卧室没有窗，这是一间嵌在走廊转弯处的储藏室，房间里的房间，给了马立克一种小时候躲迷藏的幻觉，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这里曾经是第一商业局所属糖烟酒公司一个造反司令部，大联合后这个造反组织解散了，马立克一家回到这里满目疮痍，被抛弃的司令部像摩天岭指挥部那样遗留一些来历不明的苏联海报和五十年代各种宣传画。
江南园林中有“借景”手法，通过一扇半月形或圆月形窗子，借来周围景象而不必还本付息。我从吴亮长篇小说《朝霞》中借来这些片段，以丰富对于长乐路的认知。其笔下，哪些是虚构，哪些是非虚构?无法区别。就像阿宝与金宇澄，谁更真实，谁更虚幻?难以分辨。或许，幻象本身就是真相的一部分，类似于梦境，构成一个夜晚的秘密。
作家笔下的人物，使一方地域、一座城市拥有灵魂。巴黎街巷的众多门牌号里，居住着莫里哀、司汤达、福楼拜、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供一代代游客徘徊寻访。上海的弄堂、外滩、苏州河，也需要王莲生、吴荪甫、方鸿渐、白流苏、王琦瑶、沪生、马立克、陆焉识们的身影，次第闪现，组建一个幽深迥阔、亦真亦幻的上海。
不被言说的童年大地，没有存在感。我们这一辈的电脑键盘啪啪啦啦敲打声，像雨声，催促一切有难度的表达去更新四季和万象。
七
美国作家罗伯特·施密茨的非虚构作品《长乐路》，中文版封底印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总是心怀大梦，无论处于中国哪一个角落的个人梦想，或者是宏大的中国梦。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我希望能捕捉这个时代的细微感受。
这部书封面上，有一个孩子举着纸风车张嘴欢笑。小小身子后面，是弄堂深处杂乱堆积的自行车、婴儿车，凌空晾晒的床单伸出窗子，洋溢出鲜艳的世俗欢乐气息。
在长乐路西端一幢公寓楼内居住六年后，罗伯特·施密茨试图通过书写这条街道上生息沉浮的若干人物，表达上海乃至中国的变迁和种种梦想的重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文艺青年CK，湖南人，在靠近常熟路口开了三明治屋，为客人即兴演奏手风琴，在网上卖手风琴。少年时代，父母离异，他随祖父生活。他研究多种自杀方法想借此逃离孤绝，未果。来上海，寻找拯救自我的途径。当他展开右臂，徐徐拉开、收缩那一台波罗维尼牌手风琴，能感受到呼吸的解放和自我的存在。
冯大叔，家住锦江饭店与新锦江大酒店之间的弄堂，在长乐路边卖葱油煎饼。上世纪六十年代，冯大叔作为知识青年，去新疆塔里木河边开拖拉机，认识了四川松潘籍的傅大婶并结婚。上世纪八十年代回上海后失业，两人开早餐铺谋生。
山东乡村女子赵小姐，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上海，才发现这座城市并没有浮动在大海上。年龄大了，被工厂辞退，来长乐路与成都南路交叉处的街角开花店。挣钱后，在家乡县城为两个充满身份焦虑的儿子买了婚房，两个儿子却迟迟娶不来“昂贵的儿媳”。赵小姐晚上睡在花店，不知道归宿在哪里，梦想在上海为自己挣一间小房子……
一个美国作家来观察、表达长乐路，多了局外人横看侧视的冷静、理性，但也少了局内人如鱼饮水的冷暖自知。
读完这一部书，我有意识来长乐路游荡。CK的店已经关门，不知道他消失在上海哪一街区，或已入寺修行?在长乐路生活的时候，他已在研读佛经、食素。
冯大叔的煎饼铺子依旧红火，食客天天排队。“曾经当过农民的人，习惯留很长的小指甲，以证明他们不再需要靠双手劳动。”这是罗伯特·施密茨观察到的一个上海细节。冯大叔指甲很短，白大褂上油迹斑斑，像一个画家在创作。他娴熟、热情地拨弄煎饼，如同新婚时期对待妻子。打鸡蛋，撒葱花，卷起来装进纸筒递给我：“微信支付，省事!”我没看见傅大婶。
我最喜欢罗伯特·施密茨笔下赵小姐的故事。在一个冬日，我去那个花店买一束百合花，告诉女主人：“我看了美国人写长乐路的书了。”她一下子笑起来：“不好意思啊，萝卜把我家里的烦心事都写了，没秘密了呀，不敢回山东老家了。”她称呼罗伯特·施密茨为“萝卜”。“好多记者来采访，问东问西。有外国人读了书，也好奇，从国外飞过来聊天，让我在那本书上签名。家里亲戚，不敢让他们知道这本书，怕招骂。特别是我老公。”我笑了。她身穿西装和绣花毛衣，嘴唇涂有淡淡口红，脸色疲倦，像一束傍晚以后需要补充水分的花。每天凌晨，她独自去曹家渡花市批发花卉，运回来，剪裁，插花，忙到深夜。
花店开张于2003年春。非典疫情汹涌来袭，房租便宜，赵小姐看中这一街角。后来房租不断上涨，也舍不得搬走。“长乐路，名字多好，念一遍就快乐!”她的普通话藏有山东口音中的刚毅。我问生意咋样，她说：“现在送花的人少了。情人节，女孩子爱的是微信大红包，或者首饰、名包，实惠——先生，您买花送谁呀?”我笑了：“带回家，自己看。”
那一天，花店的音箱里，传出男女对唱的歌曲，记得有几句反复出现的歌词：“爱你一万年也不算长，长乐路很长。长乐路也不算长，我和你更长。”
赵小姐的花店对面就是延中绿地，吴亮家就在旁边。不知道他来买过花没有。
八
我不知道儿子给哪一个女孩买过花。不论上海的花、美国的花，把具体的花朵献给一个女孩，比在微信中送一些抽象玫瑰表情，有力得多、美好得多。这些年，他从来不讲自己与花朵有关的事。我不知道他遇到过哪些障碍和疑难。一个人只能独自面对新时代，父辈怀揣失败的记忆和羞惭，如何能言传身教?
父子两人在长乐路上喝啤酒，这样的夜晚，以前没有出现过。很美好，转瞬就消失了。我记着，写下来，这美好就获得了永恒性。
夜深了，酒徒越来越多。我和儿子捏着酒瓶，沿长乐路向东散步而去，像把一本旧书在一页页翻过去，读出新意味、新感慨。许多知名品牌孵化于这条小街，再蒲公英一般，随风四散于中国的南方与北方。无数建筑设计师、衣饰设计师、化妆师、厨师、调酒师、景观设计师、发型师、瑜伽师、钢琴师，云集于此。
冯大叔的早点铺，自然已经打烊。旁边，古玩店的橱窗内，一盏小顶灯照亮的那个小木头士兵，不知道会让多少路过这里的孩子，挂念久久。
犹太人本雅明在散文集《柏林童年》中，写过德国童谣中的“驼背小人”，代表厄运、恶作剧。本雅明就是被驼背小人盯上的人，终生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但也因此造就他语言的失意和诗意。他同样喜欢观察、书写街道，从柏林到巴黎。如果来到长乐路，他也会喜欢这一个代表勇气和远征的小木头士兵。“我转到商店橱窗前，让自己在这里被琳琅满目的旧货商品撩拨得热血沸腾。”“存在对不存在眉来眼去。当月光闪亮时，海洋和大陆并不比我的盥洗池更领风骚。”长乐路上的橱窗、盥洗池，上海周边的大陆与海洋，也在等待着同样杰出的表达吧?
站在一家写着“古着”字样的服装店前，我困惑：“古老的衣着?”儿子笑了：“就是‘二手服饰’的意思。现在流行穿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服装了，混搭——上次，我在公路商店前看见窦靖童了!她腰带上挂一个搪瓷缸，当作腰包。那就是‘古着’。这是一个从日本引入的词。”“窦靖童是谁?”我茫然。儿子嘲笑我：“她妈妈是王菲呀!”我嘿嘿着，把空啤酒瓶扔进路边的可回收垃圾桶。终究有一天，时代落伍者，连一丝回收的价值都没有了。幸好大地宽厚，接纳零一般空无、负数一般欠债的人。在怀旧中逐新追异，又恐惧于种种未知的不可掌控，这是我、王菲、窦靖童乃至全人类的最大公约数，多么难，就多么需要破解。
一辆红色摩托呼啸着掠过。伏在摩托上的是一位姑娘。“杜卡迪，一种新潮摩托。只有红色的杜卡迪才吸引人，其他颜色效果就差了。”儿子给我补时尚课，一个时代的风尚。那个杜卡迪女孩突然在路口停下来。“是绿灯啊……”我困惑。儿子推测：“大概座椅发烫了，姑娘停下来凉快凉快。”
面对新世纪少女，儿子口气竟然也有了苍凉感。他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热衷于足球。常用开玩笑的语调，反对我作品中的伤感气息。他在美国度过青春期，独自面对地平线的无限后撤和落日的壮烈，喜欢咀嚼口香糖，像在咀嚼我未曾体会的一切。2014年夏天，他驾驶一辆满载行李的汽车从洛杉矶出发，自西而东穿越美国，走走停停用一个月时间。抵达纽约后才发来一条短信：“入学了，放心吧。”六个字，写实，简洁。我看着，心里一松，眼睛一热。
长乐路，像不断更新灵魂和衣饰的老者与少年。公路商店、古着店、刺青店、杜卡迪们，也许会在未来渐次消失，正如这条街道上的黄包车、马车、叫卖声、红旗、锣鼓声渐次消失一样。但街道的宽度、两侧树木与房屋的轮廓，未更改，酷似一脉青山，承载无限的旧事前情与可能性，供文人墨客持续润色、勾勒。直到开花结果。
关于上海，金宇澄、吴亮等本土作家的表达，有一种“童年优势”，像本雅明表达柏林一样。但在剧变的时代里，我们都是过客，也一概都是主人。我的青春与这一街区无关，恰恰能因此获得某种异质的、个人化的表达角度和价值?谁写出长乐路、上海，谁就拥有它，在身体的哀凉晚年里，重构破晓的清风与少年。
与儿子并肩走到长乐路东段。街角处，赵小姐花店的灯依然亮着，像早年的某人，回头看了我一眼。
忽想起作家废名的一句话：“自己还是今夜之身，但诸事都是明日的光景了。”
(本刊发表时有删处)
【汗漫，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一卷星辰》《南方云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