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车厢里空空荡荡的，人们在昏昏欲睡。我靠在窗户上，感受玻璃的震动。过了一会，有个人拍我的肩膀。他捂着胸口，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我准备寻找列车员。我知道火车驶出藏区的腹地，正往高海拔地区行驶。没等我站起，他摁住了我说，不打紧，我就是想跟你换个座位。火车是往东开，我背对着坐就不舒服。我侧过身子，感觉到他身上一股寒气。他就是刚上车的那批乘客中的一员。
放下皱巴巴的双肩包，他安心坐了下来。没大碍吧？我问了一句。他没有说话，而是拿出装着鸡蛋糕的塑料袋。他像饿急了的人那样匆匆吃了几口鸡蛋糕。慢慢的，脸上的气色又恢复了。他看向我摆了摆手说，习惯了。他摘下帽子，露出灰白的头发。我感到惊讶。他大概有七十了吧？我说，你这么大年纪，还到高原来？他笑了笑说，我喜欢到处看看。我跟家里老伴也说了。我要是没了下落，也不用找了。反倒省心。他拍了拍塑料袋说，我这一路上，就靠这个东西补血糖。
外面一团漆黑，我们闲聊了一阵。他告诉我，他就住在泰山脚下的小城里。原本在市戏曲协会里当研究员。看到我疑惑，他又说，说好听是研究员，其实就是个档案管理员。不过，这几十年我可没白过。他眼角露出老顽童似的神气。他用一只手挡在身前，一只手在桌上写字。他说，我专心搞我的创作。写戏曲？我问。他赶紧摆摆手，像是要驱赶不祥之物。他说，我搞的创作，只有小说。我笑起来，也说出自己写作的经历。是吗？他一下子立起身体，仿佛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他紧忙关切地问，你发表得怎么样？我摇了摇头说，只在市级的几个杂志发过。他抬起胸脯笑着说，那你要努力啊。你发表的地方肯定多。我说。他缩回身子说，那当然了。他摊开双手说，全国各个省，我都发了一圈。我羡慕地看着他。我像你这么大时，给自己定的目标。他说。这就跟打仗一样。一个省一个省地投，步步为营。您不会是大作家吧？我说。我这一问，他脸上洋溢的神情暗淡下来。不不不。他说。我心目中的大作家，只有一位。他一顿一顿地说，那就是孙犁。我给自己定位，就是个爱好者。
到这会儿，我才想起问他的姓名。他说，他叫刘建生。我没有听说过。他说，我一直使用笔名。我叫原野。我还是没听说过。他说，我写了那么多，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书。你不知道很正常。普鲁斯特才出了一部书，我们这样的没有资格出书。我给自己定的要求，就是绝不出书。我说，有机会也可以出的。他低下头说，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但我就是这样的。
沉默了一阵。说起投稿的不顺利，他来了兴趣。他说，当初我也是这样。投出去，过几天又退了回来。他神秘地说，后来我发明了一个诀窍。我苦笑着说，这还有诀窍？他说，你肯定想不到。我把身体凑过去。他小声说，诀窍就是……米饭……煮熟的米饭。我不知他在说什么。把一些米粒黏在稿件里，这样你就知道对方有没有看，或者看到哪一页放下的。如果退回来的稿件，纸张都黏在一起。那你下次就别给这个地方投稿了。要是翻开了几页，那你就要注意了。大概在这个位置，对方有不满意的地方。修改就有章可循了。我真是开了眼界。这是把投稿做成了情报工作。
见他对这方面的事很有经验，我又说起缺少经历写作的困难。听了之后，他沉思了一会说，这不一定的。经历少的人不一定写得不好，经历多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写得好。但不管怎么样，都应该从感受比较深的地方去写。这不是我说的。他看了看我说，这是孙犁说的。我读过孙犁的作品，但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话。他说，他写信跟我说的。他补充说，当初我冒失地给他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给我回信了。后来我就经常给他写信。每封信他都回。你想不到吧？我家里收藏了他十多封信。前几年，有人出价十几万来买。他呵呵笑起来道，我理都没理。
夜很深了。他起身去接了一杯开水。回到座位，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小撮茶叶，放进嘴里。他咀嚼一会茶叶，喝一口茶。他说，这是我发明的旅行喝茶法。我看着笑起来。见他没有话要说，我从包里拿出一本海因里希· 伯尔的小说。借着头顶的散射灯光，我翻了几页。这本《一声不吭》我一直带在身边，但是从没读完。读到那对中年夫妇准备租一间房子时，疲倦袭上来，我放下书靠在玻璃上睡着了。
等醒过来，天色大亮。远处能看到低矮的房屋。火车驶出了青海地界。还没睡醒呢？对面那个熟悉的声音问。我揉了揉眼睛。他又说，是不是在构思创作啊？我笑起来，身体一下子有了精神。此刻，老先生换了一件灰衬衫，戴上一副眼镜，手里捧着那本《一声不吭》。他嚼着茶叶喃喃地说，这样的小说我一辈子也写不出来。以前我听人分析别的作家，都喜欢挑一些毛病。这样的坦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说，每个人能写的不一样。语气里流露出傲慢的态度。他摇了摇头说，不是的。这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一个人的创作，不管怎么样，不可能大于自己。他朝我瞥了一眼说，也不可能大于时代。我想到文学理论中“作品超越时代”这样的句子，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见我不同意他又说，时代是复杂的，创作只是呈现作者看到的那一部分。见我还没有点头，他不再说了，继续翻看书的后记。
看了一会。他一转先前严肃的神态，笑呵呵地说，因为你这个小友，我知道了海因里希这个作家。以后我们得多交谈呀。他看了看窗外说，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留个地址。这样我们可以经常通信。我站起来，准备找背包里的一支笔。没想到，他又笑起来，从容地拿出裤子口袋里的小本子，掏出别在衬衫口袋里的派克钢笔。他小声说，搞创作的人，随身都带着笔的。他狡黠地看着我。我只好跟着笑。我知道他在故意逗我。他说，你看这小本子，我差不多写满了，都是这一路上的所思所想。他翻看本子给我看。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有的地方还画了简笔画。有的是一座山峰，有的是一道围墙，有的是一个小孩子的脸，还有的是茂密的草地。他撕下一页，郑重地在上面写了地址。写好之后，又将小本子递给我。我接过有些沉的钢笔，写下家庭住址。
快到晌午时，火车驶进兰州站。他站起身，利落地收拾好背包。没等火车停下，他快步往站台处走去。等我看到出站的人群，已经不见了他的踪影。只那么一瞬间，对面落座一位长胡子的大叔，我感到有些落寞。这时，车窗被敲响了。我转过身去，看到他正朝着我微笑。他冲我摆摆手，咬着手里的鸡蛋糕悠闲地离开了。
二
回到南方，我对工作提不起兴趣。在传媒公司混了半年，便辞职赋闲在家里。我一面埋头看书，一面想写一些东西。有一天傍晚，我在一家旧书店买书。出门时，见到一个老年人在跟服务员讨价还价。等他离开后，我跟服务员抱怨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没想到服务员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有些同情地讲起这个人早年的经历。旁边一个买书的人，也讲了几句，说他是镇上有名的教师。
后来，我把它写成了一篇小说。用几个人物讲述的方式，拼凑出一个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的遭遇。构思归构思，写的时候，我又犯难了。二十岁刚出头的我，对那个年代知之甚少。看一些资料，也缺乏切实的感受。写完小说，我心里没底。之前写完小说后，内心的踏实之感这一次怎么也没有到来。我想找个人帮忙提提意见，但是身边的人都跟这行无关。思来想去，我决定把稿件打印出来，寄给原野。
大概一周的时间，回信就收到了。信件没有任何寒暄，开门见山指出了小说中的问题。他坦言，这个人物看不出个性。另外，对那个时代的理解也很浅显。他用着很重的笔迹写道：主观的赞美批判，都会遮掩理性的光芒。这个“理性”是指人在时代中的行为逻辑和真实的内心。这句话一下子说中了要害，让我很有挫败感。我一下子体会到火车上那句话的分量了。他吃鸡蛋糕的模样，又模糊地出现在眼前。在信的另一段，他鼓励我，应该像海因里希那样，把主题和看法都放在人物身上。
这封简短的信，给我了很大的冲击。我回信承认自己的怯懦。在写作中遇到困难，我都选择的绕道而行。我提出了几个修改意见，然后一条一条进行解释。写到后面，我感到非常沮丧。我直接说，算了，不修改了，这篇我重新写。
过了几日，他的信寄到了。信中的口吻很温和。他让我不要介意，他提意见比较直接，而且没有考虑到我的年龄。接着，他写了很多鼓励的话。我没有当真。那些话完全是世俗中的客套，跟那个真实的他不是一回事。我回信称，想看一看他的作品。他的第三封信里夹着一份小说发表的目录。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一直到二零零九年，有上百篇小说。
第二天，我赶早班车来到市图书馆。在阅览室，我找到了目录中提到的一些旧杂志。翻看了一上午，我发现他的创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用宋人笔记的手法，去写见闻和掌故；一是以人物的核心，写各种各样的人。
他的小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仿佛前几年一直在混沌中摸索，到了此刻，才摸到了向上攀援的藤蔓。回到家里，我删掉那篇小说，放弃了花里胡哨的视角运用，转而用平实的语言去讲述一个普通人的遭遇。
我把改后的作品寄给他。他的来信什么也没写。只写了三个感叹号。
得到他的认可，我写起信来从容了许多。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出游的计划。他回信说，准备去一趟海南。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一张五指山寄来的明信片。从海南回来后，他寄给我一篇游记。游记中写道，他回程时，在琼州海峡遇到了塌方。火车在铁轨上停了两天两夜。一碗泡面卖到了十五块。有的人跳火车跑掉了，有的人为了车厢连接处一丁点的空间跟人大打出手。
他写道，这段困在火车上的经历，让我有了新的看法。以前我觉得人要出去看世界，才能长见识。但是我发现有的人去过很多地方，观念还是狭隘的。而有些大思想家，一辈子也没走多远，反而思考着人生的终极问题。
我写信，赞同他这个观点。同时，推荐了他几部关于旅行的电影。
这一次，他没有回信。我们之间的通信，从此断掉了。
待在家总不是个长久之计，第二年，我便跑去上海，在一家培训机构报了名。六个月后，我在上海一所院校读起了研究生。读研的前两年，我借着导师的关系，在一家影视公司里干起了剧本策划。到了第三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个在文化公司实习的工作。刚进大门，我就被震撼了。公司有一面墙竟然是用书籍堆成的。
毕业之后，这家文化公司有心留我，之前那家影视机构也给我打了邀约电话。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打电话问父母，他们也给不出切实的建议。到了一个周末，我回家吃晚饭。临睡前，我打开抽屉，看到一沓信件。信件用橡皮筋绑在一起，最外面的已经泛黄。我抽出信纸，一封封读了起来。那些信的内容，仿佛是很遥远的事情。在这个犯难的时候，我很想听一听他的建议。
站在窗户前，我给原野打了一个电话。漫长的提示音过后，有人拿起了话筒。我说，我找原野老师。对方说，我就是。我沉默了一会，说出我的名字。他呵呵笑起来说，我们好久没有联络过了。我说，是啊。有四年了吧。你最近都好吧？他说，我一直待在家里。你呢？我说，我读了个研究生。他连连说，还是读书好。现在想想，还是读书的时候最让我怀念。我说，是啊。他说，我这个年纪也有好处的。喜欢的就去怀念，不喜欢的就干脆忘记了。说着，他呵呵笑起来。他又说，你家人都好吧？我说，都好。他沉默了一会说，你有什么事想跟我说吧？我说，没有。他说，小说还在写吗？我说，还在写呢。但没有多大进展。他说，这种事要坚持的。我现在不大写了。我说，是精力跟不上吗？他说，也不是的。就是写不出好的了。写一篇不好，写一篇又不好。后来索性不写了。现在啊。他叹了口气说，现在啊，我每天早睡早起，空闲的时候，就爬爬山逛逛公园。跟一个正常人一样。他大笑起来。接着，他说了一些家里的境况，便挂了电话去休息了。
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去文化公司办了入职手续。第二年春天，我在一场阅读会上遇到一个女孩。她长相普通，但是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我们交往了半年，在冬天结了婚。
这个当口，公司组织了一场在济南举行的读书活动。我也是随行之一。按照公司惯例，忙完公务，要在当地玩上两天。有个女同事提议去爬泰山。之后便有人举手附和。带领我们的主任当即雇了一辆别克。就这样我们兜兜转转，一路来到了泰山脚下。
看着远处的山峦，我精神恍恍惚惚，好似来过这里。第二日傍晚，乘坐缆车下山时，我才顿悟过来。过去我寄信的地址就是这里。回到宾馆，我给原野打了一个电话。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了一个大概的方位。他说，乘一趟公交车就到那里。你等着我。说完，他挂了电话。站在窗前，我有了种虚幻之感。在屋里来回走了一圈，我来到大厅，走到外面的大路上。稍等了片刻，一个满头银发的人从公交站台走了过来。他脚步匆忙，手里提着一只靛蓝色包。见我站在路旁，他仔细打量着我。他握着我的肩膀说，真没想到，我们果真见面了。我领着他往楼上走。他笑盈盈地不停地感叹。
进了屋，我给他泡了一杯绿茶。他喝了一口，照例把茶叶吃了下去。他说，你在这里住几天吗？我说，公司有安排，明天就得走。他说，那太可惜了，没有带你到处看一看。我说，昨天乘缆车看了泰山。他惊讶地看着我说，乘缆车，那哪里是爬泰山。爬泰山，就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上去。说着，他呵呵笑了。我说，社里女同事多。她们吃不消。他点了点头，问起我公司的事。我大致讲了一下。他说，我就想像你这样，有一份正经工作，然后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我说，跟外面比起来，人际关系倒是不复杂。他笑着说，这倒好。其实有的事情很好做，但一牵扯到人际关系，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复杂。我喝着茶说，你好像深有体会似的。他大笑起来，摇着头说，我就怕这个。他用手指比划着一字一顿地说，人……际……关……系。我们这里搞文艺的人，我差不多都绝交了。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他们。我感到疑惑。他说，本来我一个人待着好好的。结果，有个市领导出书，非要找我们这些人去开会。我那几个朋友，都小心翼翼的，讲新书这里好、那里好。轮到我说，我一句话也没说。大家都愣住了。有人怕冷场，撺掇我说几句。我站了起来，拿着书说，这本散文集，我前前后后看了两遍。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本书应该扔进垃圾篓。说完，我就坐下了。
我笑着说，你真是一股清流。他自豪地说，自此，再没人找过我。他笑了笑说，他们现在都怕我。见到我，都绕着路走。我叹了口气说，敷衍一下，也就过去了。他说，生活中，我是随随便便的人。遇到什么事，也是懂得敷衍的。但是搞创作这一块，这是咱的立身之本。我今天说了一句谎话，明天再说出一句谎话，到了后天，想说真话就难了。我孤独是孤独，但是心里很踏实。《论语》里说，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我这里就是真实。
我喝着茶仔细琢磨着他的话。想到过去说过的一些话，我内心不觉有些惭愧。看到我出神，他又说，人各有命的。我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活了一辈子，最后两手空空。当然，你也可以把我当成反面教材。你年轻吗，还有很多可能。我说，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放下杯子说，学是学不来了，因为这不是知识。我点了点头，不知再说什么。
他慢慢喝着茶。过了许久，我站起身来说，差点忘了。他打开布包，拿出里面简易的塑料盒。这是丝瓜烙的饼。家里刚做的。说着，放到我面前。他用指头点了点塑料盒说，这丝瓜是我们自己种的。五月买的种子。我收下了，说夜里饿了再吃。他走到窗边，打开窗户。从兜里拿出布袋和几张纸片。他拿起一张在嘴唇上碰了一下，接着放到布袋里。只一会功夫，一支纸烟卷好了。他问我抽不抽。我走过去，学他的样子卷了一支。抽了一口，鼻腔里全是刺鼻的味。猛吸了一口烟，他说，我在乡下包了一块地。也不大。六分地。他伸出手指点豆子一般往跟前点着，这里种韭菜、这里种豆角、这里种葫芦……
看着他自得其乐，我也跟着饶有兴趣。他停下手说，我就这样过下去，等到死了，再一埋，就行了。我心里凉了一下。我说，你身体这么好，肯定长寿的。他小声说，老年人不一定的。他抬起头看了看我。他严肃地说，要是我活到九十岁，我自己拿钱办一桌酒席。我请你来喝酒。我放下卷烟说，好啊，我一定到的。我再忙，也一定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喝完茶水，将杯子放回原处。他拿起包说，天不早了，那我回去了。回去晚了，怕家里人担心。我送他到楼下，看着他单薄的身体，挤上了一辆灰绿色公交车。
三
过了几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因为诞生在冬天，我给她取名叫小寒。过了两年，我和妻子拿出所有的钱，在郊区付了房子的首付。又过了一年，疫情来了，进出口这个行业受到致命打击，妻子从物流公司辞职，一直待在家里。为了偿还每月的房贷，我从文化公司辞职，去了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做起了文案宣发。
经过这么一折腾，我转眼三十六岁了。之前那个文学梦离我越来越遥远。但这时候命运似乎跟我开了一个玩笑。有一天晚上，我见完客户，在车里睡了一会。醒来后，我打开手机划了划。无意中，我看到市里一家出版社在搞征文活动。稿件要求跟我写的东西差不多。回到家里，我打开电脑，在各个文件的角角落落里寻找写好的作品。忙活到深夜，终于凑齐了八万字。过了三个月，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我获了一个优秀奖。我问奖金多少。对方说，不少呢。我欣喜了一下。对方说，有两千块。我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挂掉电话时，对方又说，你考虑出书吗？
我跟妻子坦白了这件事。妻子鼓励我，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我说，但是对方要两万块的书号费。算下来，我还得搭进去一万八。妻子说，这一万八由她来出，算是对我的支持。六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跟妻子买菜回来看到门口一摞包裹。打开后，妻子拥抱了我。看到样书上粗糙的字体，我陷入沉思。我没有翻开书，因为书中的内容根本不值一提。我后悔，花钱满足这样的虚荣心是不是值得？妻子安慰我说，就当是一份礼物。你认识谁，就给谁寄上一本。
在写作这件事上，我根本不认识什么人。思来想去，也只有原野这么一个人。第二天，我找来钢笔小心翼翼写上自己的名字。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找来萝卜刻了个章，捣了几下印泥，狠狠在扉页上按了下去。
快递寄出后，我便等着原野的来信。有天下班后，我跟同事在路边烧烤摊喝酒。喝了几瓶青岛，我的脑袋昏沉沉的。这时，有人打电话过来。看到陌生的号码，我迟疑着接通了。
你好。对方说。我说，你有事吗？对方说，你寄来的书，我们收到了。我说，嗯。那就好。醉意像一条鱼在脑海里游来游去。我说，带我向原野先生问好。对方没有说话。一直沉默着。同事喊我喝酒。我挥挥手，走到街角安静的地方。怎么了？我问。
他过世了。对方说。我是他女儿。
我脚下的地面倾斜了一下，不远处的街市上灯火迷离。
我扶着墙，深吸一口气问，什么时候的事？
有一段时间了，去年秋天的时候。对方说。我想起，去年秋天，我一直在广东出差。
怎么回事呢？我小声问。
他经常去乡下……她说，他在那里租了块地。
我好像听他说过。我说。
后来，他觉得来回不方便，就一个人住在了那里。住也不是长住，两三天就回来。因为离得也不远，我们也就答应了。后来有天晚上，租地的那个老婆子给我打电话，说我父亲倒在地上，身体抽搐。她不敢去扶。我紧忙开车赶过去。他身体陷进土里，怀里抱着一只南瓜。他眼睛和嘴唇还在动，就是腿脚都动不了。送到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医生说是脑溢血。
听她这样讲述，上次跟他见面的场景浮现在眼前。他说话那么果断、身体也很硬朗。我心算一下，离上次见面差不多过去六年了。
走的时候，他很平静。没有受苦。她说。
前两年，我真应该去看看他。我不自觉说出了口。
人不就是这样嘛，说不准的。我父亲经常说，有一个忘年交，是在火车上萍水相逢认识的。我猜，应该就是你。他这人脾气不好，但一说起你，他就很开心。
我不知该说什么。
他去世以后，我跟母亲整理了他的遗物。除了一些书，还有一只木箱子。木箱里放着很多信。你跟他的通信，他一直保留着。
挂了电话，我走到街上。天空昏沉沉的，没有一颗星星。我想到父母，想到孩子和妻子，想到未来的某一天。穿过嘈杂的人群，走到喝醉了正在唱歌的同事们那里。我从没有这么孤独过。
徐畅，90年生人，青年作者。有小说集《鱼处于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