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展览
蔡东是无锡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南京读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成了朋友。他经常跑来找我，说是要向我请教，也就是说一开始他的姿态是放得很低的，和我说话也是一口吴侬软语。渐渐蔡东的口气变粗了，倒也不是傲气，他学会南京话了。南京话和无锡话相比不免粗放，甚至粗豪，蔡东看重的大概是这一点吧，他屌来屌去的，比南京人还要像南京人。再加上此人身高体壮，皮肤黢黑，怎么着也不像是温软的“南方人”。
蔡东向我请教的内容自然不只是语言。或者，请教只是无锡人的一个委婉的说法。经常来找我，并流连不去，无非是要混顿饭吃。我会把蔡东带回母亲家中，也就是平常的一餐，但在对方看来无异于山珍海味。“学生苦啊，主要是饿，我日你妈的！”蔡东说。
有时我也会带他去外面吃，也就是面条摊上的一碗烂面条，三鲜面或者皮肚面。如果碰上我有稿费，就会给彼此各加两个荷包蛋。
“阿要辣油啊？”摊主问。
“要，多放得儿。”蔡东答。
如果摊主没有问要不要辣椒油，蔡东便会在热气缭绕之中直起他的黑脖子大喊，“老板，阿有辣油啊！”
来找我，还有一个便利，就是我有一处自己的房子。平时我不住在那儿，晚上要回母亲家陪她老人家，这处房子我是当工作室用的，白天就在里面写东西、会朋友。下午六点，别人下班我也下班。蔡东来找我，就是去我的工作室。那会儿没有手机，连BB机都还没出现呢，无论谁找谁都是直接上门。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找我是不会遭遇闭门羹的，即使我不在房子里那扇破门也一弄就开。自然，门上有四不灵锁，但开锁不一定非得用钥匙不可，拿张硬点的纸片，名片或者身份证，插在门和门框之间的缝隙里使劲一抵，锁舌就缩进去了。这个秘密我的朋友都知道，蔡东也知道。但也有一种可能，他并不知道，诀窍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这并不难。摸索出一个开门溜锁的诀窍并且敢于使用，也说明了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总之他每次来都不会白跑，我不在就自己开门进去，找东西吃或者找烟抽，听我的磁带，要不在我的床上睡一觉。但有一次，他肯定是码准了我不在才过来的。
那天下午他本来应该来的（上次他来我们约好的），但直到天黑都不见人影。早上离开母亲家我打过招呼，晚上不回来吃饭。我的计划还是领蔡东去面条摊上吃面条，既然他爽约不至，那我就自己去吃吧。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雪菜肉丝面下肚，天完全黑透了，我踱到水果摊前给母亲买了一点水果，提溜着就去了公交车站。正逢下班高峰，车上人多，我站在车厢里手握拉杆，脸冲着窗外，公交车在人声嘈杂沿街店铺烁烁的马路上滑行而去。这一带我太熟悉了，实际上我工作室所在的那栋楼就在这条街的街边，隔着临街的楼紧后面的那栋。站在阳台上我经常会眺望现在正在经过的街道，而此刻，我竟然从公交车上看见了我工作室的窗户。
完全是不经意地我看见一扇似曾相识的窗户，并且有灯光从里面射出（否则我也不会注意到）。那扇亮着灯的窗户马上就被前面的楼房挡住了。直到这时我才反应过来，那是我的窗户。我的窗户没有问题，此时此地看见它也很正常，可那窗户居然是亮着的，里面开了灯，这就不对头了。是我出门的时候忘了关灯吗？我记得我根本就没有开灯，天光一暗我就下楼了。没有开灯谈何关灯？那个年代，我不仅有随手关灯节约用电的习惯，就算是真的忘记关灯了，也不会允许那灯一直开着，亮一个通宵。物质条件所限，那会儿的人大概都是这么想的吧。
在前面最近的一站我下了车，步行返回工作室。进了单元门洞，爬上四楼，果不其然房子里亮着灯——有灯光从那扇破门的缝隙里射出。我掏钥匙开门，习惯性地一推，却没有推开，门被四不灵锁上的门链从里面带住了，那门只敞开一拃宽的一条缝，蔡东因此被拉长变形的脸出现在里面（他的脸本来没有那么长）。这哥们嘻嘻而笑，却没有开门，也没有打算开门。“谁啊？”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伴随着UB40的演唱涌了出来。一切都不用再说了，蔡东正利用我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招待潘西呢。我之所以抵着门没有马上离开，是想看看那潘西到底是谁，长什么模样。但终于没有眼福，她没有出现在那条狭长的门缝所限定的视域里。
门是我从外面带上的。带上之后我说了句，“走的时候记得关灯。”——总得说点什么吧。然后我就下楼去了。
第二天蔡东又来了，特地向我赔罪。我说，“谈不上。以后你尽管带人来好了，事先说一声就行，没必要这么鬼鬼祟祟的。”
“是是，我是小人之心，怕康哥不高兴。”
“怎么会啊，这房子晚上我又不住，随时带人过来！”
我领蔡东下楼，去面条摊上吃了一碗小煮腰花面。
凡此种种，蔡东觉得我对他太好了，不免心怀歉疚。我说，这在我不过是举手之劳，对哥们我都是这样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感到歉疚，而他表达歉疚的方式就是许愿，让我无论如何找机会去一趟无锡。“那可是我的地盘，”蔡东说，“你去了有吃有喝，我带你去泡澡，去歌舞厅，进出都打出租车……”怕我不信，于是蔡东向我描绘了他的家世，父母都是国家干部，而且级别不低，在无锡这样的小地方几乎可以称之为高干。他们家住的是两层楼的洋房，他至少有三个中学同学没考上大学后来就去做生意了，现在都发了，其中至少有两个是十万元户。感觉上蔡东同学的财富就是蔡东的财富，随时都可以取用的。总之蔡东吹得天花乱坠，渐渐地，我也有点相信了，觉得如果跟他去了无锡免不了会有一番享受，而且在传统上无锡人也是比南京人更热爱生活的……
越是如此，我就越是不能答应蔡东了。因为自忖，本人何德何能，不过是请对方吃过几碗烂面条，有一套破房子被借用过几次。而我越是不肯去无锡，实际上也没有去，蔡东就越是力邀，非得让我去一次不可，说总得给他一个报答我的机会。这件事就这么一直拖到了蔡东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回了家乡。逢年过节，我们偶有电话联系，蔡东会抱着电话不放，仍然是那套说辞，让我无论如何去一趟无锡，哥们一起吃香喝辣：“这儿可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应付道，“好说，好说，反正离得也近。”
后来无锡我还是去了，并且是不请自到（我和蔡东从没有约过具体时间）。我之所以决定去无锡是因为谈了一个女朋友，小伍是南京人，没有去过无锡。再说了，我们也不可能总是待在我的工作室里鬼混吧，总得带小伍出来见人。南京的朋友见完了，我还有外地朋友，无论我南京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都不是一般人。我这人虽然混得不怎么样，但我的朋友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人物……我想告诉小伍的大概就是这些。南京人有一个说法叫“加势”，偕同小伍双双前往无锡，不过是想让蔡东给我加把势的。热爱南京，尤其是热爱南京方言的蔡东肯定可以理解。
我们在无锡一共待了两天。既没有去洗浴中心泡澡，也没有去歌舞厅浪漫，出租车也没坐过一次。吃香喝辣更不用提，无锡饭馆的门是朝哪边开的我们都不知道。蔡东领我们去吃了一碗蕈油面（面条摊子上），算是对我请他吃皮肚面的报答。住宿也是我们自己掏钱住的路边旅社。蔡东家倒是住在一栋解放前的小洋楼里，但里面只有两间房子是属于他们家的。蔡东又开始吹嘘，说整栋小楼是他爷爷买下的，直到“文革”开始前他们一家都还据有两层全部八个房间呢。目前的情形是因为历史原因，他也很无奈。即便如此蔡东还是准备让我们在家里打地铺。父母皱眉，将蔡东拉到一边，询问我和小伍到底有没有结婚？结婚证何在？我们在边上偷听了谈话内容（其实就是说给我们听的），这才去附近找了一家旅社的。
“你们还没有住过小洋楼吧？”蔡东说，“但也不可惜，我从小到大都住这楼里，住得都想吐，你们不住也罢，也没啥了不得的！”
余下的时间里蔡东就领着我们在无锡的马路上乱逛，看得出来他很郁闷，至少比我和小伍要郁闷多了。他不断地向我们解释，两个十万元户的哥们去外地办货了，剩下的那个也就是个万元户，而且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他准备或者已经和对方绝交了。又说起他们单位属于铁饭碗，没油水，他又是新来乍到，一个月也就一百来块钱的干工资，还得抽烟。关键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早几天来他还有结余，晚来几天也就发工资了。边说边走，蔡东变得十分暴躁，南京话竟然都出来了。前文说过，南京话比无锡话甚至比普通话都更为粗豪，更适合于表达愤怒。但也有可能蔡东开始说南京话是和我套近乎吧，表示他和我是一拨的，我的失望也就是他的失望。
看着中山路上满街的人流，蔡东突然对我说，“你要是看哪个小屄养不顺眼，就上去粗他，把他打套膀子上！”
“我干什么要粗他啊，”我说，“平白无故的。”
“想粗就粗，多大的事啊，有老子在。我日你妈的！”
敢情蔡东就是这么招待我们的。
天无绝人之路，事情马上就有了转机。粗不粗的刚说完，我们来到了一个所在，一长条红底白字的横幅挂在门楣上方，上写“人体科学展览”。再看那栋房子，门边竖着一块“科教局”之类的牌子，可见是一个正式单位。蔡东大概认为看展览不要钱，领着我们就往里面走，结果还是需要掏钱买票，好在票不贵，两块钱一张。蔡东于是买了三张票，找钱回来的时候他说，“剩下的还够我们晚上搓一顿。”我说，“吃饭我有钱。”“哪能让你们花钱啊，这不是骂人吗！”
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不由分说鬼使神差地看了这个“人体展览”。
进门部分的展品还好说，无非是一些早产的胎儿浸泡在玻璃罐中的药水里，并且是按照月份不同依次排列的，从手指头大的一小块直到几乎足月。玻璃罐的大小是一样的，里面浸泡的内容体积不一，最后面的胎儿几乎占满了罐子里的空间，小脚丫或是身体其他部分紧贴着玻璃。一概双目紧闭，就像是睡着了。开始部分不仅胎儿正常，浸泡的药水也清澈，能见度不错，但我们越往后面走就越不是那么回事了。胎儿开始变得畸形，药水也越发浑浊，甚至连展室里的灯光也更加幽暗阴森起来。有双头的，有连体的，有一条腿的，支离破碎，液体里亦有大量悬浮的颗粒飘忽不定。这部分展品显然有年头了，历史感深重，大概是从医学院或者什么专业机构里挖掘出来的珍藏。
畸形儿部分结束，接下来是人体器官，心肝肚肺之类，也一概泡在淡黄或者深棕色的福尔马林里。容器已经不同，不再是玻璃罐或玻璃瓶，出现了方形的玻璃柜，甚至还有水缸，就是以前人家必备的那种腌菜或者盛水用的大缸，缸口担着一块玻璃。你必须弯下腰去鼻子按在玻璃上才能看清里面所泡之物，浓烈的药水气味刺得眼泪直流。蔡东大无畏地向前，我不得不跟随在后，小伍落在后面，不见了人影。这时蔡东便会体贴地停下脚步，等待并招呼我们，“哎哎，快过来，快过来看哎。”
展室里除了靠墙站着的两个工作人员就是我们了，并无其他观众，不免回声四起。我和小伍逃无可逃，只能继续向蔡东站立的方向进发。
“你们没见过这些玩意儿吧？”
“没见过。”
“嘿嘿，”他很得意地笑，然后说，“我见得多了，无锡经常有这种展览。多大的事啊！”
我知道他又在吹牛屄，但也可能不是吹牛屄，否则的话为何能如此熟门熟路，目标明确地领着我们从一个展柜到另一个展柜？“没看过，那还是值得一看的。”蔡东鼓励我们道。
然后就到了一个很大且高的玻璃柜前，一具完整的男人体竖在里面。在远处时我还以为是展柜后面的一个观众呢——透过玻璃柜看见的一个身影，到了近处才发现那人就在玻璃柜中，并且一丝不挂，皮肤皱缩、黑黄，像一根大柴禾似的竖在那里。当然，我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他的生殖器，竟然垂挂下来很长的一段。大概是因为惊恐放大了他的身形，或者放大了那根阳具，而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蔡东在此再次表现出他的体贴，越过我的头顶对站在更远处踟蹰不前的小伍喊道，“这个你就不要看了，要看，回家看你们家老康就可以啦！”
小伍就像获得了特赦一般，立马转身走远了，一直走出了尽头处的展厅大门。
“是不是我的玩笑开过分了？”蔡东问。
“没有，没有。”我说，“甭管她，我们继续。”
幸亏小伍离开了，因为接下来看见的东西简直就是噩梦。一整块女性的胸部像腊肉一般地被切割下来，放置（浸泡）在展柜中。细节无法描绘，那“展品”有正反两面之别，正面显然是被特意地摆放成对着走道的，以方便观众观看。我几乎是闭着眼睛走过去的，走过那五斗橱一样的展台上的玻璃柜，告诉自己就像走过一只金鱼缸。蔡东站在“金鱼缸”后面小声唤我，“过来，你快过来。”于是我就过去了，绕到玻璃柜后面，并看见了“它”的反面。灰黄发白的一大片，就像生猪油似的板结着。在当年我们下放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叫“板油”。原来那胸部只是被剥开的厚厚的一层，背后由一些金属铁丝支撑着。差一点我没有吐出来。蔡东站在墙边的阴影里冲我嘻嘻而笑，颇为得计。
观看人体展览有两个非常直接的后果。一是当天的晚饭免了。蔡东说他特地向同事借了二十块钱，除去看展览的门票足够下馆子了。可无论如何我和小伍都不可能吃进任何东西了，哪怕是山珍海味或者无锡特色呢。二是一回南京，小伍就毅然决然地和我分手了，带着她那对小巧而青春的乳房，留下一个惆怅且忧伤的背影。
真他妈的太可悲了。
乡村轶事
半个世纪前的乡村重男轻女。养儿可以防老，长大了可以挣更多的工分，生产队上的十分工都是男子汉挣的。最关键的是不受人欺负，打起架来男的总比女的顶用。如果谁家儿子多，虽说可能穷得叮当响，但也可以横行乡里。关键是儿子们也都这么想，有这样的自觉，大概因为这是某种传统吧。
我要说的这家人男主人因病早逝，留下了一个三十六岁虚龄的寡妇和两个儿子，老大十八岁，老二十七岁，两人业已成年，懂事了。哥俩于是商量，“我们必须保卫母亲，必须守在她身边。”老大说。“那是，”老二道，“谁让我们是我妈的儿子呢？”
“要让全村的人知道，我们是她的儿子。”
“必须的。”老二回答，“我们也的确是她的儿子，不是闺女。”
村上的人岂能不知？但他们还是按计划到处宣布，“我们是李翠兰的儿子，她有两个儿子，两个都是儿子，没有闺女。”
田间地头，哥俩逢人便说，越是人多他们越是说得起劲。好在那年头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大伙儿都聚在一起干活，哥俩需要的公共场合并不缺乏。宣称完毕，他俩俯身割稻，或者直起腰板挑土方，无论老大还是老二都能挑两百五十斤的担子，这可是村里男子汉负重的极限，没几个人能办到的。劳动间歇，他们便找人摔跤，没有任何技术，全凭力气，也没几个人是对手的。汗水在兄弟俩年轻而宽阔的脊背上闪烁，就像涂了一层香油。
收工回家，哥俩也不安生，不肯进屋，待在泥墙草顶的房子前面打鸡骂狗，不免鸡飞狗跳。两人还练武、互殴。老大不知从哪里捡到一本“文革”前的体育杂志，上面有一篇关于武术的文章，哥俩不识几个大字，好在上面有图，就按照那示意图练习。扫堂腿被老大说成了扫地腿，穿心拳被老二说成心窝窝拳，两人练得不亦乐乎，乱七八糟，乃至浮尘飞扬。身上各自带伤，青一块紫一块，总之动静很大，邻居们不免隔河围观。就像看戏一样，竟有人喝彩，也有骂神经病或者二百五的。哥俩于是更来劲儿了。但只要母亲出现，伴随一声轻斥，“我看你们是吃饱了撑的！”哥俩便立刻住手，灰土也随之落定。
从此，再没有人敢走进他们家的园子，但可以隔河瞭望。就像隔着小河看哥俩练武一样，也有人隔着小河窥视寡妇的动静。顺便说一句，这里是苏北水乡，家家户户都没有院墙，每家园子的四周小河围绕，是为分界。你能阻止别人走进园子，但总不能阻止他们的目光吧，尤其是光棍们的目光。哥俩练武就是练给那些光棍看的。
哥俩练武完毕，已经回屋，母亲在屋前的空地上拾掇，赶鸡进窝，扫平地面，暮色之中仍有异样的目光自对岸射来。其中有一个中年老光棍最为顽固，在小河那边能站一夜。白天就更不用说，他就像半截树桩似的一直戳在那儿，冬去春来，只是不返青抽条，不长叶子。
一天，那枯树桩子像个没事人似的立在老地方，老二出来解手，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正好和老光棍小火苗似的目光接上了。虽然老光棍马上低下头，但这边老二的怒火已腾地被点着。他（老二）提上裤子，飞奔进屋，拿了一把铁锹就出来了。老二奔出桥口，直扑老光棍，对方见势头不好，撒腿就跑。当然不可能追上，因为隔着一条小河呢，老二得先跑出自己家的园子，再进入邻居家的园子，跑到和他出发隔河相对的那个点上才能接近老光棍。后者有足够的时间逃之夭夭。
老光棍也跑出了他家的园子，在村道上狂奔。老二提锹在后，喊杀声震天。老大这时也从屋里出来了，也出了桥口，但并没有和老二一起追赶。他站在路边大声呐喊，给弟弟助威。老大的喊声一直传到了二里地外，这也是老光棍事后说的。也就是说，老二一气追出了二里地，这才吐了几口唾沫，肩扛铁锹悻悻地返回。
当晚，被追的老光棍根本没敢回自己家，这以后也再没有戳在小河对岸了。不仅老光棍，村上所有的光棍无论老少都偃旗息鼓，暮色之中孤儿寡母的世界平静，四下里再不见瘆人的目光闪烁。
只是渠南小学的范老师不好对付，时不时地他会上门劝学，堂而皇之地走进园子，继而走进他们家的堂屋。进门就找李翠兰，说是老大、老二辍学太可惜了，应该继续读书。“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学杂费和书本费我可以代缴。”他说，“谁让我没儿子，是他们的长辈呢？”说着范老师会放下一包果子或者一瓶香油，就放在毛主席像下面的泥柜上。
李翠兰迟迟不出现，正在里屋抹歪歪油呢。然后她出来了，笑得就像一朵花。哥俩气得像一对鼓圆的青蛙，但也只好垂手而立。
事后老大和老二商量，得揍范老师一顿。光揍一顿出气还不行，需要让他喊他们爸。“如果他喊我们爸爸了，”老大说，“那就成了我们的晚辈，成了我们的晚辈就不好再做我们爸爸了。”
“对对对，是这么个理儿。”老二回答。
计议已定，哥俩静待时机。范老师也腿贱，就在老二提锹猛追老光棍二里地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提溜着一包东西又来了。园子里空空荡荡，不见哥俩，范老师大概想：这俩瘟神肯定上工去了。他就喊“翠兰”，“翠兰，翠兰，在屋吗？”连李字都略去了，声音格外温柔。翠兰也不见人影，范老师正琢磨着摸进屋去，埋伏在门背后的哥俩突然跳出，一下子就把他掀翻在房子前面的泥地上了。
老二骑在范老师身上，老大过去捂嘴。“喊爸，喊爸，赶紧喊爸。”他们说。范老师像条菜花蛇似的扭动不已，从老大的手指缝里发出了一些声音，老大、老二总算听明白了，范老师是在说捂着嘴说不成话。
老大挪开又黑又糙的大手，范老师终于喊了出来。“爸，爸，你们是我爸，我的亲爸！是我祖宗！”
因为声音太大，他的嘴又被捂上了，与此同时还挨了老二两拳。后来老大尝试着把他的手挪开一条缝，又捂上半条缝，又挪开一点点，终于将范老师喊爸的声音调节到一个既清晰又不至于让母亲听见的程度。范老师也稳住自己的声调，重复喊了几次，李翠兰这才收拾停当拽着衣服前襟下面出门迎客来了。
哥俩放开范老师，后者站起来拐着腿就跑。李翠兰进屋，提了一把铁锹就出来了，她不是在追范老师，是在追两个逆种儿子。“要死啊，砍千刀的！管起老娘的事情来了！”
哥俩顺着范老师逃逸的方向一路小跑着，速度并不快，就像跑着玩儿似的。越过田间地头、广阔天地，终于跑成并排。老二将手上的云片糕递给老大。“哪来的？”“范先生带来的。”
老大将云片糕剥了几片放入口中，兄弟俩边嚼云片糕边说着闲话儿。
“不吃白不吃，吃了他也不是我们的爸爸。”
“都喊我们爸爸了，还怎么当我们爸。”
“还喊了我们祖宗，我们都是他祖宗了，他就更不可能娶我妈了。”
“砍千刀的，管起老娘的事情来了！”
韩东，1961年生，主要写作诗歌、小说，出版文学原创作品四十部。为“第三代诗歌”代表性诗人、“新生代小说”主要作家，获华语传媒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金凤凰奖章、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单元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