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经历并留下深刻记忆的提速有交通、通讯、服药、上课等几方面。
交通提速
上了年纪的人都体会过交通提速前后的巨大差别。
1963年，我考上了安徽财贸学院。从老家颍上县到位于蚌埠市的学校，公路距离是110公里。昔日与现在，路途花费的时间差别很大。
那时从农村老家出发，步行18公里到县城，等到第2天才可乘上一天一班的颍河里的小轮船，天黑到达寿县正阳关。在正阳关轮船站，半夜就得排队买船票，在天麻麻亮登上淮河里的轮船，天黑才可到达蚌埠市。
从当年起早睡晚耗时2天两夜，缩短至如今乘汽车仅需2个小时就可到达。特别是“村村通”以后，公交车、网约的士等，更加快捷便利。
火车提速也日新月异，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带孙辈们从合肥至深圳，乘绿皮快车需27小时。后来提速到22小时可到达。再后来一趟只需要17个小时。如今从深圳到合肥乘坐动车“复兴号”仅7个小时。
通讯提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蚌埠市给位于颍上县的老家发电报，让母亲到蚌埠市来照顾我坐月子。那个“求急”电报，家里人第六天才收到。如今，农村老家几乎人人有手机，可以随时视频和语音交流，分享生活图片，传递情感信息。
中药提速
中医药是有悠久历史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灿烂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看中医，拿着医生开的药方，去中药店抓药，回家后用药罐子煎熬，熬好后，还得用纱布过滤，服用药汤。现在看中医，医生开好中草药处方后，药店里有先进的煎药设备帮助煎好，按剂量封成一袋一袋的，服药时，只要把药袋放进热水杯里烫一下即可服用，十分方便。现今，熬药的药罐子，已成了陈列馆里的展品。
“扫盲”提速
1958年，我在颍上县一中读书，那是“一天等于20年”的特殊时期。有一天晚饭后，县里要求全校师生一夜扫除县城文盲。学校立即组织全校师生在县城里的各家各户连夜不眠教文盲认字，力求尽快扫除文盲。
不久以后，颍上县除了有个劳动模范张会廷去北京开会、跟毛主席握了手外，又评选出了一个农妇“学文化”模范，她也去北京开会见到了毛主席。她平时整天书包不离身，下地干活、担水挑柴、烧火煮饭都背着“学文化”书包。
她去北京开会回来后，给我们作报告时，说开会时睡的床上是雪白的白洋布的被里子和被叶子(床单)。床上没有一个虱子，没有一个胳蚤(跳蚤)。床麻胀样(老家方言：“麻胀样”是非常的意思)软松，像睡在棉花堆里一样。朝床上一坐，屁股就塌陷下去了，还闪了一跳。那时我们听了都不理解那就是席梦思沙发床。
上课提速
1991年，我遭遇了上课提速。那是我亲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提速。
上课提速，源于学历文凭的升值。当时拥有学历文凭的人由“臭老九”变成了“香饽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曾经流传一个关于提拔干部必备条件的顺口溜“文凭是铜牌，能力是银牌，年龄是金牌，后台是王牌。”虽说文凭是铜牌，有总比没有强，有机会谁都想搞一个。
为了让没有学历文凭的在职人员提高理论水平、增长知识、增加竞争条件。让其参加“专业证书”班学习，成绩合格发给“专业证书”，此证件是仅次于学历文凭的证件。
一时间“专业证书”班如雨后春笋。各大学、院校，从院内到院外、从本市到外市、从本省到外省;由系统内到系统外……各行各业各系统，无不争先恐后开办各类“专业证书”班。
办着办着变味了：由在职工作人员“充电”、由铸魂育人、教书育人，变成“创收运动”了。再没有了“大教育家陶行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初衷。
各类专业证书班全面铺开，发展迅速，办班一举多得，单位出钱，个人不花钱拿个证书装潢门面。办班单位有分成收入。学校有创收，教师有增收。真是千载难逢、利益均沾、人人有好处的事。所以各行各业想方设法开办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业证书”班。一般是一门课程一周课时，集中上课，打歼灭战。教师上课报酬按课时计算。
那年3月我去广州某地上课，一开始“专业证书”班的班长和班主任即办班负责人，轮流给我“上课”：他们先向我介绍附近的鼎湖山景点，山清水秀，是孙中山和宋庆龄曾经游泳的地方!又介绍七星岩如何有名气;还介绍东莞的古采石场如何壮观等等。
他们看我仍不理解“一天讲完一门课”，就具体介绍了前期授课老师是如何上课的。
有位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有高招：一周的课时，他仅用一天的时间，只讲考试题及答案。然后要求办班单位陪着去旅游。此人后来竟然当上了某学院院长。上课老师讲完考试题和答案后，就被陪着游山玩水、吃喝玩乐钱包鼓。
真没想到“提速”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前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都如此“闭着眼睛捉麻雀、掩耳盗铃”的“提速”，我所讲授的专业课，一来没了基础，二来学员只想抄抄背背考试过关。怎能安心听课!
事实证明如此“偷工减料”、昙花一现的“专业证书”班，违背科学、投机取巧的“提速”定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也必定是短命的。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尊循科学规律的“提速”，才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定会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