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受单位委派在上海驻点办业务，地点设在郊外，一个叫 木栖宅的城乡结合部，租用当地农民的自建房，作为生活，办公之用。
冬日的清晨，随着带着浓厚上海口音的“四川汇款”邮递员大声吆喝声，我赶紧下楼，签名，盖章，接过汇款单，一气呵成。我知道这是缴房租的，房东只收现金，我看取款单上写的取款须知，整整有四条，其中最后一条是“高额汇款，注意安全。”我抄下取款详细 地址后，去问房东。当时几仟元，确实是高额了。
房东是一位热心而慈祥的老人，他认真地看过地址后说;“这个邮局代办点在真如村，距这里有七里多路，村上原来有许多住户，因为修火车站被征用了，搬走了大多数人，邮局靠在一条河边，沿河边走，从这里走路要一个多小时，骑车半个小时，不通公交。”我说;“打车呢,”“没人愿去，因为路太烂了，许久都不通车了，”房东说。我提议房东和我一起去，被房东委婉地拒绝了，没办法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去了，我准备了一个大号铝制饭盒，用来装钱，那时还没有百元钞票，只有十元面额钞票，我量了一下，饭盒能装下取的现金，然后放入帆布跨包，用雨披包好，放在自行车前框内，再盖上一件工作服，就出发了，从大路走了二十几分钟，就转入了河边小路，路这边的树、全砍了，尽是拆得乱七八糟的老房子，荒芜中透出几分凄凉，河对岸还是绿树，民房，炊烟，生机一片，一阵徐徐的凉风拂过，还是感到轻松和凉意。
沿河小路东倒西拐，终于看到绿色邮筒立在房前，一排门面，醒目写着《人民邮电》四个大字，当时邮政，电信是一个部门，称为邮电局，到了，我停好自行车，把装着饭盒的挎包，夹在腋下，走向窗口，和服务员打了招呼后，递过取款单和身份证，经过反复核对后，服务员拿出厚厚的帐本，在上面勾画好后，递出一张表格，要我填写，上面有一条，汇款性质，填公用，就要单位介绍信，填私用，就要填事由，我把实际情况告之服务员，他说如实填，因是高额，要邮局领导审批，等了好一会，一个戴眼镜领导，从办公室走出来说，“要出具租房合同才能取款，”这下麻烦了，租房合同没那么多金额，其中部份汇款含有差旅费，我给服务员反复沟通，他算是个好人，他说;“表格可以重填，只要有单位证明就可以。”我就拿出工作证，单位介绍信，然后我又重新填上公用。邮局领导也格外配合地，签上了“同意取款”四个大字。我以为可以取款了，其实不然，因为耽误上午时段的放款，要等倒下午时段才有款取。上海冬天，四点过，天就黑了，拿这么多钱，路上安全吗，我给服务员建议明天上午来取钱，服务员说“不行，都做了出库了，今天必须拿走。”我说;“晚了，不安全，”他说;“与他无关。”我晕!我问服务员钱几点到，他说;“你先去吃饭。”我一看墙上挂钟，已经二点了，我哪有心情吃饭，心里放不下，因为拆迁，小路不能通汽车，汇款临时改道，通过河对岸用邮政船解到。我坐在邮局木凳上，顺着大门，焦虑地盯着河面，希望有船驶来，看着嘀嘀哒哒，走个不停的挂钟，备受煎熬地任凭时间流逝，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
邮局五点关门，渐渐地，人越来越少，工作人员打着算盘，发出清脆的拨珠声，心力交瘁的我，感觉到丝丝莫名的担忧。
随着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一艘绿色邮政机动船靠岸了，钱到了。
终于：我在路灯开启的时侯，平安地回到了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