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吃少穿的年代，春天的景象在饥饿中总少了一些暴发的力量。青黄不接的光景，不是色彩过渡的气息折断，而是味蕾少了可循的满足。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还在熟睡中被二姐叫醒。二姐一边掀开我的被子，一边说快点起来，去晚了就没活干了。我揉着半醒的眼睛，胡乱地穿好衣服。这时，母亲走到我的床前，说外边有点冷，让我戴上帽子。我跟着大姐和二姐，每人挎着一个篮子，往张福河东边的十堡生产队赶去。头天晚上听二姐说，摘5斤豌豆可得两分钱。我很兴奋，两分钱能给母亲买一盒火柴呢。昨晚兴奋过了头，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烙烧饼，睡眠显然也挨了饿。
十堡生产队离我们家大概有三四里地的样子，我们一路小跑着。大姐说，快点走，去晚了可能摘不了多少。二姐说，当心路上有小坑，别崴了脚。我们跑着跑着就听到了小鸟的叫声。一路上，槐树多，小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这朗朗脆脆的叫声，在春天的晨光里很是喜人。
我们奔到摘豌豆的地方，已经有人在摘了。这时，太阳已染红了东边的天空。摘豌豆的人群中，有个妇女爱说话，总被人吃笑。田头有个戴着鸭舌帽的中年男人，嗓门很大，大声地对我们摘豌豆的人说，要摘得干净些啊，不能漏摘了啊!他一边喊话，一边还装模作样地巡视。我在心里暗暗地和大姐二姐较劲，争取比她们摘得多。三月的清晨里，在邻村的豌豆地，我只顾低着头干活，全然不顾露水打湿了衣裤。
太阳渐渐地升高了，那个大嗓门的人喊了一声：“不用摘了，开始称分量了!”那声音，在空旷的庄稼地里显得格外的响亮，就像军营里的一阵哨声，俨然是一种命令。听到这喊声，我又慌忙地多摘些豌豆，直到有人过来催促才作罢。
回家的路上，虽然裤管被弄湿了，鞋子上踩了很多烂泥，但手里握着劳动得来的两分钱，我不住地在大姐二姐面前显摆着。走到村头时，才感觉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在盼望和等待中熬过了六天，终于又到星期六了。早饭后上学前，我跟二姐说，明天早上我们起得再早一点吧。二姐问我，起早干嘛?我说，去摘豌豆啊。二姐没好气地说，她前两天就打听过了，豌豆已经摘光了。我问道，哪里还有豌豆摘呢?二姐说，附近只有十堡生产队种豌豆。听了二姐的话，我感到有点惋惜，又有点失落，没地方可以挣钱了。
四月的槐树花开了，整个村庄被绿叶包围着，被槐花点缀着。春风拂动着树叶，槐花的香溢满村庄。在挨饿的春天里，我得空就会采集槐花。母亲将槐花在锅里过一遍开水后，去水后放点盐，然后做成馅包成玉米饼。母亲说，这样吃法，既可省粮，还能改善玉米饼的味道。玉米饼有点咸味，还有槐花的嚼劲，自然要比单纯粗糙的玉米饼好吃多了。
有几次，放学回到家，我向母亲叫饿。母亲心疼我，说等到星期天吧，看看街上有没有卖红薯的。到了四月份，地窖里过冬的红薯能留下来当然很少了。到了星期天上午，拿着母亲给我的五分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街上买红薯。我转来转去，还真的看到有一个人在卖红薯。我走上前去，蹲在红薯前，一个一个地用手捏了捏。那个卖红薯的大人说，你这个小孩子还知道捏捏呢。没有坏的，你看看硬不硬;你再闻闻看，有没有霉味?看他那底气十足的样子，我捏了捏几个红薯，确实没有软的。我又将红薯一个一个拿到鼻子前闻了闻，也确实没有霉味。我买了四个红薯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把买红薯的经过跟母亲说了，母亲听了之后笑了笑，也捏了捏红薯，说红薯还真的没有坏呢。来串门的三妈跟母亲说，这都四月份了，没想到街上还有卖红薯的呢。母亲将四个红薯煮熟了，我一口气吃了两个。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三妈对母亲说，看把大峰饿的。三妈接着说，听讲十堡生产队都分田到户了呢，我们生产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动静?母亲说，听大峰他大大讲，我们大队分田到户也快了。父亲是公社综合厂书记，应该有消息来源的。三妈叹了口气说，等分田到户了，粮食够吃了，小孩子也就不会挨饿了。
少年是人生的春天。
我的少年时代，左邻右舍都挨过饿。或许有过那段特殊的经历，才塑造了人的坚强的基因。少年的春天，如同那豌豆、那红薯，无声地融进了血液，陪伴着我感受美丽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