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又是说孟子的，题为《孟先生的选择题》。看得出来，李敬泽敬重一个人，绝不会一好百好，绝不会扬长“护短”，他对孟老先生的某些方面是不怎么感冒的。不，应该说非常的不感冒。
李敬泽把孔子和孟子做了个比较：
“相对于孟，我更喜欢孔。孔是个有趣的‘子’——热爱生活，讲吃讲穿，时常发点儿牢骚包括背后讲人小话儿。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喜欢高雅音乐，也喜欢流行音乐，听得兴起摇头晃脑，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有人性的弱点，而孟子无弱点，他是一团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浩然正气，是飞沙走石势不可当的龙卷风。读《论语》，你可以边读边跟老人家商量：这事儿似乎不是这样?而读《孟子》，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就是真理和正义，你刚要商量，孟先生就拍案大喝：我现在跟你谈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相比而言，我对孔子的好感也远远多于孟子。印象最深的，是孔子让弟子们谈志向那一回。先发言的那几位，都是如何安邦治国，最次也是国之祭祀。而曾晢呢，却惦记着春游：暮春时节，换上春衫，约五六个朋友，六七个少年，一起到城西的沂水中沐浴，然后，到城里的舞雩台上吹风，最后唱着歌，兴尽而归。我以为孔老师会痛骂曾晢一顿，谁知他老人家却来了句“吾与点也”，认为曾皙的想法完全符合自己的心意。老师也是人，说自己爱玩，不丢人。还有，我也喜欢有趣的人，对那些在任何场合都一本正经、从不开玩笑、太过“正能量”的家伙，我会故意跟他捣乱，把他的“正经”话往一边扯。
而孟子永远只关心大是大非，永远用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他老人家还有个奇怪的毛病，喜欢“法先王”，凡是尧舜禹曾经立下的规矩，一定是好规矩;凡是尧舜禹提倡的，就一定代表着正义。
我在《大人物有时候也会耍赖》一文中，曾以孟子与宋国大夫讨论税收问题为例，指出孟子偷换概念。其实偷换概念不算啥，这个故事最能说明孟子如何把所有的问题都“偷换”成了道德，“偷换”成了二选一的是和非。
孟先生认为天下古今最理想的税制是什一制，因为据说尧舜禹都是这么干的，乃先王之法。尧舜禹就是正义、就是大道理，你爱不爱正义呢?爱。那么好，你就必须爱什一税。宋国大夫戴盈之表示只能先将税率改轻些，来年再彻底改，立即被孟子骂成了偷鸡賊。
李敬泽说：“后来的中国人受了孟先生的教育，都知道谈论天下万事只需回答是或非，而且一定要抢先表态，站到‘大是’的高地上去，同仇敌忾查找偷鸡之贼，至于该‘大是’应否实行、如何实行和是不是从我做起现在就实行，没人认真。”
在我看来，孟子最大的问题是把世间复杂的事物简单化了。一个国家的税制改革是极其复杂的，需要论证，需要细化实施规则，需要试点后慢慢推广，不能操之过急。孟子却把国之大事简化成偷鸡，同时又把偷鸡上升到道德层面，乃大是大非，如果你反对立即进行税制改革，你就是偷鸡賊。你当然不敢反对，你得“心悦诚服”地给孟老师点赞。好在，孟老师不会总待在宋国，等他走了，咱说归说，做归做，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孟子怎么也没想到，在他老人家死后两千多年，他所推崇的什一税制，居然没有一个朝代能实现。
历史上远的事不好说，说近的。那些年水稻亩产上万斤，你明明不相信，但是不信就等于反对超英赶美，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等于比“偷鸡賊”更可怕的反革命，于是你只好信了。文革期间，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明知道苗比草好，明知道那苗跟什么主义没有一毛钱关系，但要苗者，便是“偷鸡贼”，大是大非面前，你敢要吗?改革开放初期，好多人最纠结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究其实质，仍然是草与苗之争。有一阵子大家都在抵制日货，不抵制你就是汉奸，就是“偷鸡賊”，你开着丰田车，用着佳能相机，口头上也得跟着抵制。还有一阵子人们纷纷号召使用华为手机，不使用就是不爱国，就是“偷鸡賊”，你自然不敢承认你用的是“苹果”，不敢说手机是外国发明的，更不敢说华为手机摄像头的传感器来自日本的索尼。
把人类生活简化成偷鸡不偷鸡的选择题，非白即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没有中间地带，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当君子，于是孟子调教出了一代又一代口是心非的“君子”。稍微聪明一点的賊，都学会了一边抓賊，一边更加隐藏的暗中偷鸡。
孟子本人一定是真君子。如果非要在孟子身上找弱点，他老人家的弱点也许是过于完美。
尽管孔子说是“过犹不及”，但过于完美是不算弱点的。
所以，孟子的弱点是没有弱点。
2021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