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潜于岁月的长河，愈发感受到阅读的温度。
出身农家的我，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萌芽于初中上学时期。那时学校除了课本还是课本，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课外读物，不像现在的孩子，课外读物多于牛毛。但庆幸的是班上有位家境甚好的城里同学，后来才知道他父亲在县文教局上班。他经常将订阅的《人民文学》《收获》《当代》等期刊带到学校，我有幸成为这些高端文学刊物读者之一。那时能够阅读这些杂志，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至今印象十分深刻，对于今后阅读习惯的养成，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等到初中毕业，考取中等师范学校。那时的中师具有很大的诱惑，父母都是农民，还有双胞胎弟弟在上学，我考取中师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吃上了“皇粮”;上学期间，国家还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补助，基本上能够满足我的日常生活开支，父母自然十分高兴。在师范学校读书，功课压力不大，阅读兴趣潜滋暗长，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校园文学犹如春天的野草疯长，我给心中仰慕的小城里的作家写信，甚至不揣冒昧登门拜访，至今我仍然保留着其中一位作家的数封回信，信纸早已发黄，但时常能够将我带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也就是从那时起，阅读的种子破土而出。除了从学校图书馆借阅书籍外，记得图书管理员叶大姐，每次都允许我多借几本带回去，尤其是在周末放假前;我还通过一位亲戚颇费一番周折从县图书馆办了一张借阅证，课余时间完全沉浸在名著的阅读中，有囫囵吞枣之嫌。但在疯狂阅读的同时，也产生了将好书据为己有的冲动。新华书店里那些摆放整齐的崭新图书，但瘪瘪的口袋哪能如我所愿，只能望书兴叹，徘徊在书架前，流连忘返。好在县城里还有几处旧书摊，是我时常光顾的好去处，在那里可以花不多的钱淘得三两本书，淘书的乐趣回味悠长。印象最深的有位张姓大爷，经常将半旧的图书摆放在三轮车里，停放在县政府围墙边上的法国梧桐浓荫下，中午或下午放学后，我会时常跑去，淘到几本自己感兴趣的图书。有时我讨价还价，张姓老人也十分和善，没有斤斤计较，应该看出我囊中羞涩吧。至今摆在书架上的《金蔷薇》(前苏联著名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定价1.4元，我是花费0.4元购得的。后来他在广场边上租了门面，挂起了“文汇书店”的牌匾，无论是图书的种类还是数量，都成几何级数的增长。还有一家私人书店“天天读书社”，也是吸引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但后来随着教辅资料市场的侵蚀，文学图书的阅读主体日渐萎缩，以文学类图书为主体的实体书店，可谓惨淡经营，直到门面关闭，颇有宁死不屈也不向教辅资料市场缴械的豪侠义气。总之，师范三年的读书时光，是美好而充实的。在阅读之余，我也蠢蠢欲动，开始向外投稿，并小有收获，所得的微薄稿费自然换成了心仪已久的图书。
及至参加工作，我开始购买浙江、百花文艺和译林出版社推出的系列丛书，虽然几经搬家，书脊早已破损，纸张发黄，但都因为留有青春的印记，见证了我当年的读书激情，至今他们仍然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印象很深的是1991年夏天，得知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在新华书店有售，烈日炎炎的中午，我楞是骑着自行车，赶了近二十里的路，花去了工资的五分之一，将《随想录》买了下来。回来的路上，骤然下起了暴雨，我将书紧紧地裹在衣服里，人被淋成了落汤鸡，但书却毫发无损。回到家里，捧着《随想录》，摩挲良久，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这一幕场景至今仍铭记于心。
时过境迁，随着年龄的增长，心中潜藏的阅读激情重新燃起，或许就不曾逝去。近年来，虽然电子图书盛行，但我买书的热情持续高涨，个人偏好于纸质图书，那种拿在手里摩挲、眼光与纸质相触的感觉妙不可言。董桥先生谈及纸质书与电子书的阅读感受，说电子书“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我也有如此感觉吧。
在浮躁的社会，能够静下心来阅读自己喜欢的图书，不管是电子图书，还是纸质图书，但自我沉浸在书中的氛围里，是一种情怀，也能汲取激发人生向上向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