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三十岁以前，一直是吃母亲做的饭成长起来的。那时候感觉母亲做饭的双手就像有一束光一样，温暖和照亮了我三十年的人生之路。
从小记得，我们租住的家里盘着一个土炉子，冬天就在上面做饭。夏天热了，就在院子的角落里盘个零时的土炉子烧水做饭。那时候煤一斤2分钱，舍不得烧，就少买点压火用，葵花茬、玉米茬、玉米葫芦、干树枝就是烧火最好的硬柴火。后来，我5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我们自己买的房子里，父母还买了个小铁炉子，还盘了能烧柴火做饭的大炕，感觉生活一下子就好了起来。
那时候每年收完秋，人们都会忙着搂柴火。生产队的玉米秸秆是最佳的烧炕柴，可惜不能随便用，生产队要根据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量和挣的工分多少，给人们分配使用。每次，都是母亲把玉米秸秆背回来(父亲在外面上班不肯在家)，垛在院子的角落里，因为不多，烧的时候丝毫不敢浪费。我念小学5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我的学习有个管教，就让我去和学校一位住校的马老师做伴，所以我晚上就睡在学校里。那年秋收后，学校种的1亩玉米田的秸秆不要了，马老师就及时告诉了我，正好赶了个星期天，我就和母亲去背，虽然有点累，但一想起冬天灶膛里的火焰，身上一下子就充满了力量。
葵花茬很少能弄到，因为口粮都不够吃，生产队不敢种那些用来奢侈的作物。玉米茬得自己去地里刨，因此没有劳力的人家就没有了太多的使用权。树林里地上落的干树枝最好了，但很快也会被勤快的人拾得干干净净的。我上小学秋天放假时，就去河滩地里搂一些诸如米蒿类的软柴火，软柴火和玉米秸秆掺合在一起烧，也挺不赖的。
冬天的早晨，母亲天不亮就起来了，出去抱回一抱柴火，传一些放在炕下的灶膛里点着，在灶眼上边稳的铁锅里做饭。等饭熟了，炕也热了，母亲就喊我和妹妹起来吃饭。一般早晨做的是熬稀饭，就点老腌菜，肚子里热乎乎地。吃几顿稀饭吃一顿小米饭，吃小米饭有时还烩些土豆东瓜之类的菜，就算打牙祭了。
午饭有时在灶火上做，有时在小铁炉子上做，等我们一放学，饭就做好了。午饭一般吃玉米面发糕，和面时放点糖精，吃起来甜丝丝地(母亲很少做窝窝头，一样都是玉米面，发糕麻烦点，但吃着顺口)，菜一般是土豆烩腌圆白菜之类。有时候母亲还会给我们包玉米面饺子吃，馅是土豆丝拌干菜，放点酱，放点葱花。吃玉米面饺子时沾点醋和辣椒，好吃的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我们那时大概一星期吃顿黄糕，最难忘的是多时了母亲就会割2两猪肉回来烩菜泡糕(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猪肉1斤6毛钱，80年代前期涨到了1斤1元钱)，那时候一年也难得碰上点荤腥，老百姓自个养的猪肉也有味好吃。我们放学回来一开院门，肉味就扑鼻而来，当时那个兴奋劲就别提了。肉菜泡糕每回都吃到撑为止，这之后还会回味很长一阵子的。
我们的晚饭雷打不动天天是熬生玉米面糊糊就老腌菜，玉米炒熟了磨面熬糊糊的确好吃些，但却没有生玉米面熬糊糊出饭。那时候生产队分的粮食里边，虽说玉米占比最大，但量也是不多的，节省着吃都怕捱不到下回秋天分粮的时候。每天晚上的生玉米面糊糊，妹妹叫它是“度命糊糊”，我和母亲都觉得她这样比喻的挺形象。再说了，晚上喝点糊糊也好消化，睡着觉后半夜也就不觉得饿了。我的家乡蔚县流传着“早上粥，中午糕，晚上糊糊熬山药(土豆)”的民谚。这里说的饭食是以前老百姓家常饭食的最高境界，普通人家很少能天天吃的上。就拿土豆来说，生产队每年秋天分给我们家多半口袋，可不敢奢侈地煮一顿放放青，母亲天天都是数着个拿来调剂每顿饭食，大多数时候做了菜用。
夏天，母亲就在院子里搭的棚子下边，用砖砌泥抹的煤糕炉子上做饭。做完饭，烧开水，上面掰几块煤糕一扣火，很方便的。傍晚，我们放学回来，如果有块旧糕就好了，用菜刀切一片旧糕，贴在扣火的砂锅吊上，一会就热了，在糕上边撒点盐面抹点生油，吃起来那个香劲就别提了。
生产队解散，土地包产到户后，我们家把几亩地全部用来种了谷子、黍子、土豆、葵花，玉米只种一小部分，还有半亩水稻田和几分菜地。每年交完公粮后，所剩的粮食管够吃。我们家还买了吹风机，在院子里砌上了吹风灶，母亲做饭又省力、又不用再纠结于粮食的短缺，我们家也真正过上了“早晨粥，中午糕，晚上糊糊熬山药”的生活了。
我三十岁后，母亲积劳成疾得了病，饭就由也有病的妻子来做。我和父亲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不少外债，用尽了一切力气，给母亲看了两年病，最终却没有能挽留住母亲的生命……
现在人们家的条件都好了，普通人家先是电饭锅，后来换成了电饭煲，还有诸如电磁炉、电饼铛、微波炉之类的做饭工具。干净卫生，也不用烟熏气打，最主要的是省事。白面、大米、肉成了再普通不过的食材。
天天吃着白面、大米、肉的我，却老是想念母亲当年给我熬的生玉米面糊糊、蒸的玉米面发糕、包的玉米面饺子。那些个曾经的温馨景象日久而弥新，会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