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在我们弟兄六人中是最聪明的人，但大哥又是经历磨难最多的人。大哥出生在1958年8月。出生后不久很快国家便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便跟着大人一起挨饿，所以在很小就懂得粮食的珍贵。
母亲总爱谈及一个情景：每当粮站的运粮车一到来，便会很快围上一群七大八小的小孩机警地守在旁边，每当粮食卸完的第一时间，那群小孩便如一群饥饿的觅食小鸡仔一样赴向那零星撤落在地上的粮食。每一个小孩都疯狂地用双手将地上的粮食往自己的面前刨。刨到前面的泥土、石子、草芥、炭粒中只有很少的几粒玉米，但是每个孩子都将这几粒玉米视为珍贝。这群小孩中往往就有我大哥的身影，当时他只有三、四岁。每一次他将捡来的玉米紧紧地握在手心，当小心翼翼送到母亲的前面时，母子二人便会有说不出的喜悦。
大哥九岁时，便开始参与家里的重体力劳动。当时从五里路的半山腰大队煤厂背一百斤煤到我家门口的酒厂可以得8分钱的工钱。大哥年龄小，每一次只能背五十来斤，一次可以得4分钱工钱。最初时跟母亲一路，由母亲带着背煤，后来“业务”熟悉后独立就与小伙伴们一起去背煤了。每次出门时都是吹着口哨，与周围的伙伴们呼朋引伴，一路前去。每天早晨必须在天不亮就出门，背回来一趟煤后，再吃早饭，再去读书。我可以想像得到大哥每一次背煤到家时的情形：一个比自己个子还大还高的背篓压着身材矮小的压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虽然每前进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但是还是一脸执著地跟着背煤的队伍走。他将煤炭交卸后，一身轻松地回到家里，红扑扑的脸上汗水与煤灰合在一起，每一次揩汗水都留下清晰的印迹。一件汗衫，因为很久没洗过，上面也一层又一层地呈现出汗渍的图案。他高声地叫一声“妈，我回来了”，接着便麻利地将背篓放后，急急地洗脸换衣服，然后端起饭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每一口饭都仿佛和着风一起吞下去的。三、五几口把饭扒完，接着背着书包就开跑。他必须要和时间赛跑，否则到学校就要迟到了。那时每天一趟是大哥不变的家庭“作业”。当时的大哥，应当算同童工吧，但当时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命运。背了几年的煤，重量由原来的五十来斤到后来的七八十斤，这工钱大哥是不能私处占用的，必须由母亲作为一家人的开支统筹。大哥的个子不高，在我们六兄弟中是最矮的，只有一米六。我母亲谈到大哥的身高，总是无比痛心地说：是那些年每天背煤炭压矮的。试想，现在九岁的小孩子，每天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而大哥在九岁里每天早晨却要披星戴月为家庭分担压力。母亲每次谈到大哥吃的苦，往往说：出林笋子先遭难，老大就是这样！
大哥在我们乡读了五年小学，大约在十二岁时，便到相邻的联合乡革新村读初中。革新村旧时的地名叫圪蔸坝，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山村。那里在旧社会时有一所教会学校，解放后在此学校的基础上开设了初中班，取名“圪蔸坝民族学校”。学校初中班招收联合、和平、团结三个公社的学生。学校后面有几根很高很直很大的桢楠树，所以学校所在地又因为古木被称为“大树子”。那所初中学校，离我们家大约有二十里路，其中大约一半的路程是山路。由于离家太远，只能住校，每个星期只有星期天一个休息日。每一次周末回家，母子都很高兴，每一次周日分离母子都很不舍，哪个母亲忍心让自己十一、二岁的小孩远离家庭到二十多里远的地方生活呢？但是大哥因为从小独立贯了，他没有觉得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总是星期天下午高高兴兴地离家，星期六的下午高高兴兴地返家。那时每一周的生活费只有两元钱。返校时，母亲会为大哥准备咸菜带到学校吃饭时伴饭。大哥的初中当时的学制只有二年。这二年大哥过得很愉快，除了有时候肚子吃不饱，但与同龄人在一起，永远没有不开心的理由，更何况大哥是一个活泼幽默的人。
初中毕业时，大哥还不到十五岁，已经算是一个半大人了，父亲虽然是公社的干部，但是对教育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远见。他认为此时的大儿子就应该成为真正的劳动力，为家里切实承担责任了。那一年的秋天，又到了开学的季节，大哥同学中的田永福、唐玉福、唐洪香、郭术银等都去区中学读高中去了。那时的读高中不需要入学考试成绩，只要有人民公社出具推荐信就可以入学。父亲能为其他的孩子出具推荐信，却单单对自己的儿子不考虑，为此我母亲很是无奈并极为抱怨。在我们一家人的心中，父亲好像凡事都公事公办，从来没有过私心。而此时的大哥内心也是极其失落的，有一天，有一个乡干部遇到母亲带着大哥劳作，便问道为何不让孩子去读书。母亲道出了不能送儿子去高中的无奈。那乡干部说：这怎么行？这么大点的娃娃就放在家里做农活不行，必须送去读书，我去跟老彭说说。第二天，大哥得到公社的推荐信，带上母亲给的五元钱报名费，便去区中学念高中去了。
区中学在政府区所在地落木柔，离我们家就更远了，有五十多里路程。那时的公路是毛石路，路况很差，路上十天半月也看不到一辆车的影子，大哥每一次回家，全靠步行。回一趟家要走四个多小时。家里每个星期给的生活费就只有五元钱。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开支。那里我还很小，也就两、三岁，每个周末，母亲就爱问我：“哥哥今天回不回来？”如果我说会回来，母亲就会十分高兴，时时去家门前去往大哥回来的方向看，如果我说不会回来，母亲就会有些失落，但还是会不时往大哥回来的方向看。如果大哥回来了，我们一家人便围着大哥问寒问暖，说过不停。母亲会催促大哥吃饭，怕他饿着了。
高中时与大哥同班的还有他初中的同学唐洪香，两人都极调皮，也极有点子，有时会想办法挣外快。他们有时周日返校时，会在联合乡将楠竹砍来放在河里顺水漂，在二十多里外的两江口再把楠竹捞起来卖钱，以补贴学校的开支。有时从联合乡两人合力扛一根生木料到区所在地，能得到几毛钱的工钱。但这样的活机会并不多，只要有机会他们从来不放过。因为有这样同甘共苦的经历，所以在这两年高中的时间里，唐洪香成为大哥真正的患难朋友。
大哥两年高中真正学到的文化并不多，那时的高中，整天学习批林批孔，上劳动课，支农，背语录。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课安排的课时很少，外语没有开设。再加上初中时的基础就不好，这些课很多学生也听不懂。两年的高中，增加的是年龄和阅历，同时还有涌动的青春。二年的高中生活，大哥已成为真正的帅小伙了。他能说会道，思维敏捷，还会吹奏口琴，成为班上的活跃分子，被班上的一个女同学爱上了。
大哥的爱情注定了是悲剧。曾经一度时期大哥在情感上生不如死。
大哥在九岁时，母亲就给他订了娃娃亲，对象是我大姨家的二表姐。如果在今天，从遗传的角度来看这门亲事，是不被认可的。但是在那时，亲上加亲是很多山里人的共识。父亲作为国家干部，按理应该反对这桩婚事，于法于理都应该反对，但是父亲从来不过问家里的事。家里的事都由母亲作主，而且对于母亲的决定，一般也不会反对。父亲只有小学文化，母亲没有读过书，长期生活在大深山处，出现这样的事也就不觉为奇了。大姨中年守寡，一个人带着七个孩子，生活压力相当大，所以对这桩亲事也是万分的赞成，大哥的亲事如同小孩过家家一样就这样定了。
母亲之所以喜欢我二表姐，是一直觉得这外甥女纯朴、有礼节、爱劳动、话不多。二表姐比大哥大四岁，没有读过一天书，一个字都不识，但这并不影响母亲对她的好感。最初时，大哥作为一个九岁的娃娃，对这门亲事，也是满心的欢喜，心里充满新奇，所以每逢节日去送礼时，总是满心欢喜就去了，去二表姐家要走大约二十里山路，大哥一点都不觉得远，也不觉得累。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书读得越来越多，与目不识丁的二表姐那种认知上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这就好像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与巧珍一样，在话题上不可能是一个频道。特别是在高中里，大哥又遇到了喜欢他的女孩，于是那种对旧式亲事的反叛就更强烈了。
那女孩来自于区所在地的农村，热情活泼，对大哥是一往情深。为了表达对大哥的爱，还在课余，一针一线为大哥做过几双鞋垫。这是当时农村女孩表达情感最真挚的方式。大哥说，当时他们的最高越界行为就是牵过手。高中毕业后，他们分开时也海誓山盟，不负彼此。但是他们炽热的爱情在距离的分隔下，在我父亲专制的镇压下，只能是人生中一瞬间的昙花。
从学校分别后，大哥与那女孩都回到了自己所在农村的家，尤其是我们家，离区所在地有五十里路程。那时我们地方的很多人都以能到区上去一次为荣，认为是去开拓眼界，是去大地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我家所在的乡村因为偏远，高寒，被称为“老高山”。从家庭环境来说，就大哥的爱情存在一定的门不当户不对。但距离阻止不了那女孩对大哥的思念，她将思念变成炽热的文字，用信封寄到了我们大山深处。可是那女孩炽情的思念没得到大哥只言片语的回复。我想她心里一定对海誓山盟有了新的认识。大哥不是不思念远方的她，但是他也对海誓山盟产生了怀疑了，因为他从来没收到女孩只言片语，原因是女孩的情书被我们担任乡干部的父亲截胡了。父亲不仅不为自己扣留儿子信件感到自责，而且还公然违法私拆儿子信件，不仅不理解儿子真挚珍贵的爱情，而且视儿子的爱情是大逆不道。
在我头脑子里永远有这样一幅情景：夏日的早晨，阳光宁静地穿过树木的枝叶，温柔地落在我家门前。此时，黄鹂鸟在树上自由的唱歌，蜻蜓在玉米叶和四季豆架上时飞时停。一切都显得那般的美好，但与此相反的是，此时我父亲一脸肃杀之气。我大哥和我二哥笔直跪在父亲的面前。父亲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因为当过多年的兵，退伍后又一直作农村基层干部，所以做事果敢，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此时他手中那粗粗的竹块在不停地飞舞，然后清脆地落在大哥和二哥的身上。也许是《红岩》等革命小说看得多，大哥大有革命者宁死不屈的凛然，无论父亲怎么打，他都面不改色。二哥不一样，此时身子还很单薄，竹块几下之后，二哥的泪水就禁不住往下流。父亲用他那军阀般的专制，成功将儿子的爱情扼杀在摇篮中了。大哥于是只得忍辱负重，屈从了父母安排的婚事，这样二表姐来到了我们家，成为了我们大嫂。
按理，这事与我二哥无半点关系，但是杀一儆百是父亲的目的，老大不能开好坏的头，老二亦当明白父母之命不可违。
大哥大嫂结婚后的前几年，大哥对大嫂总是爱理不理，以此来表示对婚姻的不满。有时在夜深人静时，他爱吹奏他那把重音口琴，他最爱吹奏的乐曲是《敖包相会》《在那遥远的地方》，旋律如泣如诉，大哥将自己的无助与绝望，孤独与心痛向山村寂静的长夜和起伏的群山诉说。可是四周除了虫鸣，就是寂静——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后来，随着我两个侄子相继到来，大哥便只好关闭了他那颗躁动的灵魂，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开始了为家庭，为生活的不息追求。
大哥在我们家算是事业开拓者、实干者、改革者。
大哥高中毕业后，在家没呆多久，便成为公社不脱产的农技员。农技员是当时公社的八大员之一。这工作就是在公社上班，在生产队算工分，就相当于公社的临时工。这个工作看起来光鲜，实际上也看不到前途。在公社干了大约两年，国家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土地下户，每家人都投入到风风火火的生产当中。此时政治体制也在进行改革，公社改为乡人民政府，八大员这批人不再设置。于是大哥这样就回到农村，真正地担负起农民的角色和农民的工作。
我不明白，按理说，当时的父亲如果为大哥谋一个民办教师的事做应该不难，凭大哥的学历与口才，也能胜任。但是大哥此时却回到农村，开始了农民的生活。而他高中时的死党唐洪香高中毕业后就当民办教师，后来转正，还担任了几年乡中心学校的校长。
大哥回到农村后，除了种庄稼，便一门心思发展经济，常人没吃过的苦他吃，常人没走过的路他走，常人没做过的事他做。他先后做过：生产队面厂工人、打米厂业主、烟农、个体烟贩、手扶式拖拉机手、农用拖拉机手、个体工商户。一路拼搏，一路耕耘，成功的让两个儿子成为大学生，一度成为我们地方的风云人物，有时连乡政府的干部与他说话时都极为客气，邻里纠纷或者邻居家庭矛盾都要找他评理调停。有时村干部处理不了的问题找到他往往几句就解决了，邻居们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往往最先找到的就是我大哥。
大哥在创业上一路走来很是艰难。他从生产队面厂出来后，就利用我们家优势办起了打米厂。当时的铺底资金只需三四百元钱就行。整个厂房的面积不足四十个平方。厂房是在地上拄上四根柱子，再在上立上房梁，绑上竹子，铺上稻草，厂房就建成了。严格来讲，厂房就是一个有顶无墙的草棚。设备都是二手的，只有一台柴油机、一台打米机、一台磨面机（钢磨）。由于是从别人手里买的二手设备，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这些设备总是出问题，用在维护维修上的钱不少。而在维护维修上，大哥也是在请别人维修的过程中自己在不断地学习。到打米厂后期，大哥在一定程度上也算得上修理技师了，有同行业的人有时也到家里来请他去排除问题。打米厂大约经营了四年最终还是关张了，关张的原因是设备维护成本太高，加工的客户主要来自周围的邻里，加工费收得不高，更麻烦的是有时买不到柴油。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亲戚徙步到二十多里路远的云南茶坊，就是为了帮家里买三、四十斤柴油。后来邻近村民组有人办起了打米厂，竞争加大，大哥的第一份艰苦的创业就在无声是中落幕了。
美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