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说的是我记事以后，也就是文革时期的乡村农闲时的娱乐。乡村的娱乐原本主要集中在年底的“寒冬腊月”，但那些年随着“-农业学大寨”一浪高过一浪，农村除大队要进行常规化的水库加固、水渠清淤、农田开沟外，公社还经常组织“荒山变良田”之类的大会战，使得农闲不闲，也就自然“娱乐”不成了。冬季不行，春节期间每个生产队大都还是会安排一、二场活动的。虽说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但在农民们强烈的渴望下，以乡土戏班、滚龙灯为主的娱乐因为有适宜的土壤仍然顽强地生存着。
乡村戏班
乡村戏班和农民一样，像极了晒谷坪里的草，无论风霜雨雪，无惧踩踏重压，只要根植土地，只要当晒垫卷起后，它还是能够享受到阳光照射、露水滋润，就能活下来。文革砸烂“封资修”，扫除牛鬼蛇神，古装戏不让演了，那就顺势而为，演现代的、演歌颂党和毛主席、歌唱工农兵的戏。文革后期基本学演“革命现代京剧”，用当时很时髦的话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阵地”。因此一度散了的戏班，短暂匿迹一、二年后，又重出“江湖”。
乡村戏班从严格意义上讲“拿得出手”的比例极低，能马马虎虎“骗”得过老表们眼睛的就算“达标”了。对此老表们自嘲说“谁叫我们是饿眼睛”呢?因此对那些几乎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的看法很大度，幽默地比喻为“乡下狮子乡下弄(舞)”。
以我自己所经历来看也是如此，十里八乡中整体上能“遮过眼”的确实是“凤毛麟角”，但靠一、二个角儿撑起一个戏班的倒是占了一定的比例。这中间有文革前，甚至是解放前拜过“名师”(相对而言)，经过严格训练的老角，只要他(她)上台，只要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甩水袖，一声唱腔就能震住全场，让台下观众目不转睛，屏住呼吸。他(她)往往一人身兼多角，几乎连轴转，一场戏下来弄得心身俱疲。但为了戏班的(说白了就是本队社员甚至是叔叔婶婶哥哥侄女等亲人)那一餐客饭、一场戏每人能分个三几毛钱，再苦再累也得撑着。
有的能撑住戏班的“角儿”其实演技平平，但属于俊男靓女的那种，同样深受欢迎。邻居公社有一个叫严家的生产队，有一个男的大约三十来岁，长得高大英俊。他扮演《奇袭白虎团》中的侦察排长严伟才，穿着绿军装，戴着缀着红五星的帽子，只要他一出场一亮相，立马就会赢来经久不息的掌声。尤其是他的招牌动作，一只手由外靠胸前再往后画一弧形，随着这只手一肘，另一只手手掌向前作“指引”状，在“呛呛呛”的锣鼓声中带领“侦察排战士”在舞台上来回行进。紧随“呛”的一声重锣，“严伟才”停步挺立，头迅即面向观众一甩，脸再略微上扬，真是顾盼生辉，英气逼人。台下又是掌声、唿哨声一片。那些早已被搅得春心萌动的姑娘、小媳妇们更是脸红耳热，有的看得如痴似醉，有的则像是怀里揣了个小鹿心慌得不敢直视。小伙子们同样兴奋不已，他们似乎快以为自己也是“严伟才”了，一边狂叫着一边用眼睛向姑娘扎堆的地方搜索着，企图能够“借势”得到自己暗自喜欢的姑娘的青睐。
有的土戏班历来不被看好，生意寡淡，但还是能设法通过一些路子好歹演上几场。有一个村地处我村下游的锦河对岸，两个村互相开亲的不少，我一个本家姑婆、两个堂姐就嫁到了那里。他们有一个戏班子，也属于“拿不出手”的那一类，但碍于情面，我们队还是成了他们年年春节的必“打卡”之地。论演技除一个男的“老脚”外(但已60多了)，其他的都不敢恭维。演员们无论表达什么内容，所做的动作几乎都是右手掌向上从里往外一甩一甩的，老表们形象比喻为“撒草籽”，只不过男的没有女的撒得那么欢罢了。
老表们渴望看戏的同时，更是盼着能有机会看到“戏外戏”，也就是希望看笑话，以满足“找乐子”的心理。戏班里的演职员工因为都是本村社员，平时不免要产生点口角是非。有的还是夫妻，平平日里闹矛盾后就可能把情绪带到台上来，进而引发冲突。有一戏班在我村演出时就闹了个大笑话。有对夫妻下午干活时因斗嘴还动了手，晚上演《沙家浜》智斗这一出时，女的扮阿庆嫂，男的演刁德一。女的先递烟给“胡传魁”，并且还似乎有点“嗲嗲”地说了声“胡司令请抽一支”，“胡司令”高兴得眉开眼笑连声“好好好”!这边“刁参谋长”本来肚子里的气未消，这下更不爽了。女的又抽出一支烟给他并说了声“参谋长你也抽一支”，她语气生硬，脸是紧绷的。男的肚子里的火“窜”的一下冒上来了，他将递烟的手重重地往外一搁，还随口骂了声：“抽你妈的X”。女的本来也一直憋着气，见男的这样，一声“死伢子”脱口而出!因我们这的风俗女的忌讳骂“婊子”，而男的绝不能被女的骂“死伢子”。这下捅了马蜂窝，男的一巴掌把女的扇翻在地，女的爬起来后双手直往男的脸上狂抓……夫妻俩缠打得难分难解，台上台后的以及台下的亲戚赶忙围上去，死劲地拽住夫妻俩往两边拉，直闹得鸡飞狗跳，呼爹喊娘!场下同样乱成一团，大伙儿直笑得东倒西歪，拍手跺脚。有些年青人生怕这出“好戏”过早散场，边打唿哨，边叫喊“打呀、使劲打，别停啊”!这出意外的“好戏”从年头到年尾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都说比看什么戏都更刹瘾。
滚龙灯
滚龙灯也是乡村正月里的一项常见的主要娱乐之一。为什么不说“舞龙灯”，而用一个“滚”字?这是因为我们那儿的龙灯制作简陋，舞龙灯的动作简单。我们的龙灯用的是明黄色的布料，裁成不到两尺宽约4米长的布，在布下面等距离地连着6根棍子。龙头是用竹篾织的，上面裹着明黄的布，布上点缀些红的颜色即可。
滚龙灯队伍一般8个人，一个“前导”也就是联络人的意思，一个专门打锣。联络人用棍子挑着个小灯笼，灯笼上蒙着红纸。因滚龙灯的人都是同一姓氏，故灯笼上写着他们的“堂号”，如胡姓的写“安定”二字，李姓的则书“西平”二字。联络人跨入大门向东家递上“恭喜发财”之类的拜贴，东家接过后他才转身向门外候着的队伍招手。由6人撑着的“龙灯”随即跑着跃进大门，锣声也开始“锵锵锵”地响了起来。舞龙头的那人先要向着厅堂正上方将龙头略作“三鞠躬”状，主人随即点燃一挂剪短了的鞭炮，龙灯也就“开滚”了。滚龙灯的动作简单，一般只需前面3人将棍子倒向左边，后面3人则倒向右边，若前面向右后面即向左，如此循环而已。由于舞得快时“龙身”几乎贴地，因此叫作“滚龙灯”。有的东家会连着点燃鞭炮故意往龙身上仍，为甩掉炮仗，“龙头”领着大家在吆喝声里大幅度地跳跃着，左右剧烈地甩着。一场龙灯滚下来，往往要累得满头大汗。舞罢，龙灯先往外撤，联络人则等着东家发赏。按常例，东家一般会包上个5毛至一元不等的红包。如碰上龙灯队伍里有人与这家人是至亲，则会多包个1元2元的。
有的龙灯队伍还有带着车马灯、打灯的。所谓车马灯就是前面一个姑娘，后面一个男的，他们两手分别握着一根竹杆。在行走时，男的作推车状，口里唱着送新媳妇回娘家的歌词。如男女俩人都有些演技，加上些打情骂俏的动作，倒也有些看头。打灯一般是2-3个人上窜下跳着，嘴里不停地“嗨嗨”地叫着而已。农村有不少人会“真打”，但都深藏不露，更不会到这种场合来。
听瞎子戏
瞎子是老表们对盲人的习惯叫法，丝毫没有瞧不起的意思。
我县的“瞎子戏”又称作“上高道情”，是流传于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的民间曲艺之一，已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形式简便，内容精练，曲调变化不大但也动听。主要由盲人用地方土话或唱或说，唱腔如同说话的加长音，极具乡土味，深受老表们欢迎。其道具仅一把胡琴、一个木鱼、一副快板，快板固定在桌子腿上用右脚踩踏，木鱼则由3人轮流敲。演唱中的很多声音不需要用嘴而是用琴发出，比如开门、关门、马蹄声、鸡狗叫声、还有“哎”、“好咧”、“来啦”等答话声等，模仿得惟妙惟肖。当演绎追歼敌军或躲避歹徒追击类的场景时，他们嘴里大喊着诸如“快呀，再快，猛追呀”或者“快跑呀，别停下，哎呀，快点爬起来呀”，木鱼紧敲着，快板急切地打着，而胡琴更是演绎出千军万马的气势，呈现在听众前面的似乎是金戈铁马，气呑万里如虎。周围听众顿时鸦雀无声，听得着迷入神。
盲人说唱队属县文化馆下属单位，队员都是被正式录用的，现在都定为事业编。文革那时人员都保持在6个左右，一般分成两组下到全县乡村巡演。他们打着“毛泽东思想盲人宣传队”的牌子，除“双抢”、春插、收二晚等特别忙的时节外，不受“农闲也要当农忙”不能娱乐的约束，并且县里对公社下了任务，因此每个生产队每二、三年要接待一次。瞎子戏虽深受群众喜爱，只不过队里往往要考虑经费问题，故不能满足大家年年都想听的愿望。不过这也难不住那些瘾特别大的人，他们会跑到别的队去“蹭戏”，并且追了一处又一处。
盲人们记性好，悟性高，往往中央的重要会议一结束，或毛主席发出的诸如“评水浒”之类的最新指示后，他们用不了几天就能编成演唱节目，县领导对此很是满意。他们平时一般唱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如《李三宝》、《薛仁贵征东征西》等。还有的是警醒世人的《劝世文》，善意讽刺的如《懒婆娘》等。还有不少是规劝改恶从善，讲因果报应的内容。当唱到穷人受苦，好人遭难时，直唱得哀哀怨怨，凄凄惨惨，不知“赚走了”老太太、媳妇们的多少同情与伤心之泪。
盲人们很注重仪表，一身衣服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他们吃菜很斯文，只要发现哪只碗里是荤菜，就不再伸第二次筷子了。有一天轮到我家吃饭，我略施小计，将菜碗位置调换。当他们再次挟到荤菜时，不由得“诶”地一声，满脸都是疑惑。我却差点笑出声来。
现在的农村除乡里偶尔会组织大型的舞龙队配合县里活动外，以前那种小型的“滚龙灯”早已匿迹。乡村土戏班则“散伙”得更早。唯有“瞎子戏”经久不衰，但又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