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盘点一下树木：两棵杜仲树。两棵银杏树。一棵柿子树。一棵樱桃树和一棵山楂树。还有两棵小小桃树和一棵杏树。玉兰也有两棵，一棵开白花一棵开紫花。再就是西府海棠和另一棵结果子的海棠。一棵小红枫，正对着阳光房窗外那处最醒目的位置，据说叫日本红枫。一春一秋，它的树叶猩红如血，而炎炎夏季，则演变成葱绿。哦，还有香气让人魅惑的丁香。前院后园，一共四棵，开的也是白花和紫花。当然，丁香算是灌木了，不是乔木。
那就再说说灌木。一排北海道黄杨划分了我们和左邻家的边界，而密不透风的侧柏则分割了我们和右邻家——都是北方最常见的树种，乏善可陈。倒是有一种开黄花的灌木，以前，毫无一点植物学常识的我一直以为它是连翘，结果不是。原来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棣棠花。把“棠棣花”翻过来就是它了。当然它不如“棠棣花”那么有名。棠棣花我很早以前就知道，是因为少年时读过郭沫若先生的剧本《棠棣之花》，是写义士聂政和他姐姐聂嫈动人的悲剧故事。那时我还没有读过《诗经》，没有读过“棠棣之花，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知道它的典故和出处，但从那时起棠棣花在我心里就染了悲情和浪漫的血色。所以，这叫作“棣棠花”的植物，也因了这相似的名字，在我眼里变得有几分不凡。
棣棠花我们有好几棵，向阳处，背阴处，都有，似乎，花都开得不错，花期还长。看“百度”上说，棣棠花性喜湿润，不耐寒，可是2020年冬天，北京遭遇了几十年来最极端的酷寒，很多树都冻死了。像石榴树、柿子树之类，我家所住的京郊就冻死不少。还有人家十几年的老藤蔷薇、月季，根扎得极深，盘根错节，也都不幸罹难。但我们的棣棠花，却挺了过来，毫发无损。初春，满树的黄花，一丛一丛，在冷风里流金溢彩。它显然没有百度上定义的那么娇嫩，生命力远比描述的坚韧、顽强而蓬勃：我愿意这样来理解它的花语——“高贵”。但似乎，命名者的初衷并非如此。
还有它的拉丁文学名：KerriaJaponice，就更是一个大误会。棣棠花原生于我们中国，自古有之，不知道何时传入了日本，但直到十九世纪，一个叫Kerr的西方人，在日本首次和它相遇，视为一大发现，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以发现者与发现地命名的、充满谬误的名字。
一棵貌不惊人寻常的植物，居然也有这些故事。
还有一种灌木，名字也很有趣，叫红王子锦带花，属忍冬科。但我怎么看，都看不出它们哪一点能和“王子”扯上关系。它们排成一队，长在北海道黄杨树下。年年，总是在人毫不留意的状况下，某一天，忽然就发现它们怦然壮大起来，绿成大大的一丛。它的花朵很细密，颜色谈不上鲜艳，是那种含蓄暗淡的红，并不响亮。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招摇骄傲的名字，是何人、又是为何缘故为它如此命名?我不得而知，想来，一定是有个缘故的，只是，年深日久，没有人知道了。
也许，细究起来，每一种花，每一棵草，每一棵树，它们的来历，都是史诗。万物的史诗，宏大而神秘，不为人类所知。被人类称之为“故事”的那些来龙去脉，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或者是人类自己的自说自话。人类知不知道那一切，与万物无关，与那些从无到有、从诞育到生长壮大、从繁衍到灭亡的生命奇迹无关。一朵花一棵草的漫漫来历，是血淋淋还是温情脉脉，我们无从猜测，那是永恒之谜。
是我们需要为它们命名。
我们为它们命名，世界才是我们的。
我不是一个自然之子。
我是一个城市动物。但，我是一个不甘心的城市动物。
我离不开城市。但我又不能一往情深、无怨无悔、毫无保留地爱它。我从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一个城市之子。
作为一个写作者，非常羡慕人家有大江大河、大山大川，有广袤的平原或者辽阔的草原，有南方的水乡或者北方的山村。这些，我都没有。我有的，只是楼群中逼仄的天空，是从水泥路面缝隙中钻出的不知名小草，是马路两旁蒙尘纳垢被汽车尾气浸淫的行道树。这就是我和自然的联系。大半辈子就生活在一个灰蒙蒙的工业之城，五脏六腑里沉淀着它的馈赠：粉尘，这使本来就沉重的肉身变得更为沉重。
一生中，曾经有过很多冲动的时刻，想像梭罗一样逃离城市逃离此刻的生活投身到大自然中。那肯定是在对当下特别厌倦的时候。但，冲动也仅仅只是冲动而已。想来，多少人都曾有过这样的冲动啊，可是梭罗只有一个。我其实是有一些理性的，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没有那么爱自然。我不会为它奋不顾身。我的爱是概念化和肤浅的，且有前提和条件。曾经，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令我魂牵梦绕，那是多么灵动神奇多么荒蛮诗意的地方。二十世纪末，我终于来到了这块叫作“凤凰”的土地。那时，对凤凰的开发，还没有后来那么敲骨吸髓的商业化。细雨霏霏之中，我们在当地友人陪同下，去瞻仰从文先生的陵墓。上山的那条路，泥泞不堪，大坨大坨的新鲜牛粪，遍布在泥泞之中。那是人和牛共同拥有的道路。友人的大脚，毫不介意吱咕吱咕痛快淋漓地踩在牛粪上，而我却头皮发麻惭愧地不知道怎样下脚。沱江烟雨蒙蒙，如百年前一样静静流过古城，水边的吊脚楼美如一幅长卷。但，仅仅一条遍布牛粪的泥泞道路走下来，湘西的美，就在我心里变得有点微妙。我想，我真正爱的，是活在文学里的湘西，而不是一个真实的血肉蒸腾的地方。
这是我的悲哀。
我有一个朋友，她也和我一样，大半生住在北方内陆城市，可她骨子里却是一个自然之子。她热爱自然的一切，热爱田野。她的热爱一点不抽象。热爱田野就是她的生活方式。一个城里人，至今，一年四季，只要有一点空闲，她就会乘坐一辆公交车，把自己带到郊外随便什么地方，一条河边，一大片草地，一个小树林，一块庄稼地，连绵的黄土崖底或是一座荒村，去那里割芦苇，割草，寻野菜，采草药，挖河泥……或者什么都不做，就是到田野里，到自然中，喘口气，坐坐，歇歇脚，定定心。她家的电视背景墙，是一排漂亮的摇曳生姿的芦苇，一年一换;割来的草杆，则编成了草席，大的做遮阳的百叶帘，小的就做茶席。她家的餐桌上，总是有应时应景的野菜，而阳台上，永远晾晒着各种常见草药，金银花甘草根野菊花蒲公英之类，她用它们沏茶泡水做饮品。那种馥郁清苦的药香，就是她家的香薰。河泥挖来干什么?年轻时是用来做雕塑玩，后来则是做陶器：陶茶杯、茶碗、茶壶、茶海。她就像一个古代的人，从挖泥开始，到制成理想的坯胎——生陶器，一步一步，徐徐地，不急不躁，从容不迫，完全凭了自己的两只手，打磨出她想要的人生。
这就是我朋友的自然观吧。流在血脉里，又点点滴滴，融于日常。自然在她的生活之中而非生活之外，无须特意去寻找。雪山高原、洋流湖海、沙漠草原，那些伟大的事物，是许多现代人幻想安放自己灵魂的地方。而我朋友，她的自然，就在她的四周，她的举手投足之中，她的一呼一吸之间，她的心魂里，与她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如同她的命运。
我真心羡慕她。可我深知自己不是她。
在今天，谁会说自己不爱大自然呢?
人们涌向那些从前人迹罕至的地方，涌向雪山、草原、南极。就连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也成为了旅游者的打卡地。不说别人，我丈夫兄弟五人，已经有三人自驾到过那里。在旅行的旺季，那里熙熙攘攘如同赶集，圣洁的雪峰上，丢满人类的垃圾。现代科技便利的交通使从前难以抵达的地域，一处一处，变成坦途。从前，人人都知道，五岳中华山最为险峻，“自古华山一条路”。有一部电影《智取华山》，讲的就是华山的险要与易守难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认识的一些苦闷的青年，一些知青，曾经先后攀登过华山。其中一人，在归来后，写了一首很长的长诗，叫《华山游记》。自然，以当时的时代背景，这诗是不能公开发表的，它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我的城市，在一些文学青年中流传。就是从这首诗中，我知道了“千尺幢”“百尺峡”“鹞子翻身”“长空栈道”这些充满诱惑的名字，从此华山雄奇的令人惊魂的美，如同传奇一般，刻印在了我心里，成为一个不灭的向往。那时的山上，几乎没什么游人，更没有下榻的旅舍，这些年轻人，就在“西峰”“北峰”或者“南峰”之上，躲进破败不堪的庙宇或者道观里，裹着棉衣，在千山万壑松涛的怒吼声中，度过饥寒交迫的漫漫长夜。那时，我们认为这是最浪漫的事。那时候，没人会想到，若干年后，通往峰顶的道路，万头攒动，会塞成一条密不透风的人河。几乎，每一座山，每一处海滩，每一块草原，都挤满了人类。人类肉体的气味，淹没了草香、花香、海的腥咸和山岚的香气。
人类在侵占。
人类在遍布自己气味的自然里，常常忘记，大自然从不是为人类而存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我们认为离自然最近的时候，也许，相距最远。
我们可能会走遍世界上每一座名山大川，登上所有难以攀登的高峰，深入到旷无人迹的极地和沙漠，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地和自然相遇。
自然的本质，是拒绝。我们认为自己日益强大的时候，常常忘记这一点。
我曾经不止一次设想，想离开城市，到一个遥远的、风光美丽人迹稀少的地方，租下一处荒废的院落，收拾出来，开一个民宿。住宿的客人，愿意的话，可以讲一个故事，食宿免单。
听上去，就像一个特别落套特别煽情特别“中二”的小说人物的想法。
可还是忍不住想。
想那个地方是什么样。肯定不是海边。我不喜欢大海。大海的浩瀚是我所恐惧的，它的拒绝太强大无边和显而易见。也不会是热带。热带也不是我喜欢的，那些繁茂丰沛到不近情理的热带植物，虎视眈眈，总让我想起强势到几乎爆炸的人类的欲望。
还是让它在河边吧。河流永远是我热爱的、眷恋的事物。想起第一次近距离来到黄河岸边，激动竟然使我失聪：双脚浸没在河水里，我却一点也听不到黄河的水声。以至于在许多年，黄河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无声的。无声的一条大河，沉默地奔流在我的岁月里。“黄河在咆哮”“黄河在怒吼”，那是别人的黄河，不是我的。
无数次，我来到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边，汽车行驶在公路上，我就能从渐渐倾斜的山势，从空气中的气味，从树木的微妙姿态中，感知到黄河就在前面。我心跳开始加快。当那条浑黄的沉重的浊流出现在视线的第一瞬间，我的眼睛，总是忍不住热热的一辣。我爱它，没有原因。或许，是有太多的原因。
这种痴迷，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万家寨水利工程的竣工落成，黄河居然变成了一条清水河。在看到这条清水河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蓝得就像是一条南方的河流。我听到了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崩塌。我仍然爱它，可我知道，从此，它不再是一个图腾，而是一条真正的北方的河了。当然，也是因为，我活到了这样的年纪，不再愿意去神话任何事物，哪怕是伟大的自然。
我也喜欢山。喜欢北方的山。喜欢它的四季分明。喜欢它的雄浑大气和朴素。我丈夫曾经在北方一个小山村插队六年，他无数次地为我描述过那叫作“吕梁山”的山景。山上的树，山上的花，山上坍塌的神龛，山上曾经出没的豹子和猎人。他告诉我一个人走山间夜路，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声响：成熟的山楂坠落的声响，橡子爆裂的声响，某种枭鸟的鸣叫，甚至还有月光，月光洒在地上，似乎也是有声响的，一种类似金属的冷冽的声音。有时，还有远处看青的人，敲着铜锣，高声叫喊：“山猪啰——下来啦啰——”是在和山猪打着商量，告诉它，看青的人可是下来了，你给个面子，回避吧。
这样的铜锣，村村都有一面。遇到重大的事情，锣声就会响起。
抗战时期，有一年，日本兵突如其来扫荡了吕梁山里的这个小山村，糟蹋蹂躏了好几个妇女。鬼子走后，被糟蹋的女人们要寻死。村子里最受尊敬最有威严的一个老人，一个长辈，拎起铜锣，长叹一声，从村东走到村西，从村南走到村北，边走边敲，敲一下，喊一声：“小日本来了，是遭了天年——乡亲们大家，不要怪见——”他是在为所有遭蹂躏的女人，求老少乡亲们的宽谅，放她们一条生路。
那是我知道的，人世间最仁慈的锣声。
这样的山村，如今，也都变成了荒村。
我愿意我的民宿，傍着这样的山，邻一条水，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北方河流。它甚至可以就坐落在日渐荒颓的某个村落，远离任何的名胜之地，远离热闹喧嚣。我无数次想象它应该是一座什么形制的院落和建筑，房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布局，院子里种什么样的花草树木，想象给它起什么样的名字，想象我坐在一条长长的廊下，看山，看河，看落日怎样在河面上辉煌坠落，一边耐心从容地等待着一个风尘仆仆的客人。就是不去想，真会有这样的客人吗?这样的民宿，建在这样的地方，谁会来投宿呢?
因为，我知道，它们永远只会存在于我的想象里，永远不会成为大地上的一个实物。
一个写小说的人，想象是她的自由和天职。
我只能守着我的生活。
我现在的住所，现在的家，其实，也在远离城中心的远郊区，不通地铁，交通不便。据说从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是一大片长满芦苇的河滩地，附近村里的孩子，常常在这里割芦苇，割草，逮鸟。夏天，就在河里游泳，捞小鱼小虾还有田螺。而有些混江湖的年轻人，则在这里约架。失手打死了人，就扔进了河里。所以，河面上，有时会顺水漂来无名尸体。就是这样一片地价相对便宜的远郊，现在，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小城。在楼群和建筑相对宽松的空隙中，我得以和我的植物们厮守。和杜仲、银杏还有受伤的柿子树，和棣棠花、丁香花、玉兰花还有遍地的玉簪，共度岁月。我不再追寻它们的来历，只欣赏它们的美好。我称这里是我的“小自然”。
我只有小自然。
也曾有过非常珍贵的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和新婚不久的丈夫以及两个密友，应朋友之邀，来到了黑龙江一个叫“张广才岭”的地方。那里是兴安岭山系长白山支脉，密林里，有一个不开放不对外的林场小招待所。那几天，住在那招待所里的，只有我们这几个人。记得初来乍到的那天，晚饭后，太阳还没落山，这里的白昼，似乎远比我们所在省份的要长。我们四人结伴，沿着一条小路，渐渐走到了密林深处一条溪水边。溪水清澈无比，水中怪石嶙峋，我们欢叫着甩掉鞋子跳进溪水里，笑，闹，打水仗，唱歌。两个密友，一个是出色的男中音，一个是嘹亮的女高音，他们俩的歌声，听上去，渐渐有一种感人肺腑的东西滋生，蔓延。太阳沉落了，天黑了，月亮升起来，月光梦幻般洒在了溪水上。我们突然静默下来，水声渐渐变得浩大，森林肃穆。世界静穆。我的耳朵，被唯一的、浩大的水声灌满，自然之声就这样突如其来地注入我的身心。那一刻，我似乎听到了天籁。
我们四人，久久久久坐在溪水边，沉浸在月夜的密林中。千万棵大树，在我们身后，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四周，传达着某些深邃、遥远、古老而神秘的声响与气息，我们听不懂，或许永远都不会懂，但，那一夜，我体会到了一个宗教的词汇——受洗。
还有一个词汇，那就是，神交。
蒋韵，1954年3月生于太原，籍贯河南开封。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专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你好安娜》，小说集《心爱的树》《我们的娜塔莎》《水岸云庐》，以及非虚构作品《北方厨房》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老舍文学奖、《收获》排行榜、《十月》排行榜等奖项。亦有作品被译为英、法、西班牙、日、韩等文字。曾任太原市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