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常听大人说，镇上有位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她的坊间传闻有多种版本。虽然李宗仁秘书说纯属夸张，但李宗仁竟选总统外援团活跃分子说，已有史证。正是这份活跃，让她在改天换地的几年后被编入“不许乱说乱动”族。
她在众人面前的登场，是头戴高帽，胸挂黑牌，一手拿锣，边走边敲。胸牌上是五个黑体大字：历史反革命!年少的我，随着滿街的人流，陪她走过了游斗的全程。那是狂飙突起的年代。
几年后，我成了她的邻居，她的家在我谋生的小店隔壁。说是家，其实就她一人。她身高马大，不到五十，满头花白，齐耳短发，深度眼镜，颧骨突出，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双臂作大幅摆动。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不能说她是美女，更不能说她是淑女。
说她是才女倒不夸张。她是大户人家独女，年少即留学海外，学的是政治。据说能通三国外语。归国后，在民国政府任职，兼作大学教授。她常在校园演讲，报上常有她反独裁争民主的文章。为此，她坐过当局的班房。
“不许”族在公众中大都低眉顺眼、诺诺唯唯，她却全无此状。批斗时，她的头是被两人强按下去的，一旦强力不足，她又昂首挺胸，为此遭打遭批，她竟依我故我，她似乎是打不死的李逵。
她是有丈夫的，还育有一女。丈夫是地下党，解放后在公安部门任职。当她被编入“不许”族后，当即向丈夫宣布离婚，丈夫挽救无果，她把女儿放到娘家抚养。
她在蔬菜队接受劳动改造。放工后，常到小店买烟，都是九分一包的“丰收”。她来了，店里的人气旺起来。她一边抽烟，一边高论，都是马列的大道理。听众说，她讲的比广播里的中听。面对这一情景，店长当然不悦，但又被她带来的购物人气抚平了。派出所长得知后大怒：这还了的!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张狂!于是，她的烟谈被叫停了，店长和听众亦受到批评。
她家晚上的灯常亮到深夜。就像影视中的地下党接头，那扇门，一会进去一人，一会出来一人，总是单人进单人出。那是慕名而来向她借书的年轻人。有的来自县城，还有的来自市区。我是近水楼台，当然加入借书族。临街的她那十来平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桌，一只箱，一口灶，马列毛和鲁迅的书放在最显处，借给我的《怎么办》《死魂灵》《名利场》《母亲》等，则是从阁楼上取出的。借书时，她还说了些让我心跳加速的话：现在的政治，已不是众众人之事了!秦制的阴魂千年不散!高考时，她为我和不少人作了政治语文数学的辅导，作文题还真叫她猜中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我对她是心存感念的。平反后，她回到原来的大学执教，我专程去看她。她仍孤身一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高声宏论。她出版了多本政治学专著。她说，初稿大多是在那个小屋偷偷完成的。她非常感念那些冒着风险前来借书的年轻人，说：是他们和书籍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我亦问了些久绕脑海的问题：你为何选学政治?她说是为了救国。你可见过李宗仁?她说曾当面上书，呼吁结束独裁开创民主。你为何被斗时不低头?她说我无罪无过，为何低头。你为何在小店讲马列?她说马列被注水了。
如今，她早已作古。她的代表作《政治是什么》，我读了很多遍。有意思的是，当年在小屋常进常出的书友们，至今保持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