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谁都知道，客套是一种礼仪，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交往中，所约定俗成的一种律己敬人的程序方式。中国是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十分讲究礼数，所谓“礼多人不怪”，起初肯定不是指礼物送得愈多愈好，而是指人际交往中多行些礼节，总不至于被人责怪。
然而，许多旧式礼仪非常繁复，三叩九拜没完没了。我估计古人相对比较空闲而没事干，所以喜欢在礼仪上反复折腾，既充实了生活也兼带一点点娱乐功能，于是乐此不疲。今人则不行，若仍完全按旧礼行事，客套来客套去，那肯定疲于应付，啥事也做不了。为此，旧礼总不断地被简化，不过，千百年简下来，似乎又精简过了头。有句成语叫“矫枉过正”，而我们对待传承下来的旧礼是不是有点“矫正过枉”了也未可知，以至于如今具有老派调调的绅士变得稀罕了，如果幸而遇上一位，哪怕只是客套，也会让人如沐春风。
人际交往若毫无客套，直来直去，必易刺痛刮伤，若太过客套也会彼此受累。所以客套的分寸拿捏相当关键，过犹不及。按时下流行语说，客套是一种成年人之间的社交游戏。既谓成年人，那么孩子按理不用客套，所以孔融七岁能让梨就显得非常了不起，被传成了千古佳话；既谓游戏，就有其相应的运行规则，大家尽量遵守就是。陈梦家早年曾受业于闻一多，他写新诗、研究古文字都曾受闻先生的影响。某次闻一多给陈梦家写信，开首客套亲热地称他“梦家吾弟”，不料彼时陈梦家可能年轻不太懂，回信居然也称“一多吾兄”，气得闻一多拍桌跺脚，专门把陈梦家找来训斥了一顿。
礼仪规矩是要熏陶传承的，年轻人不懂也很正常。我二十来岁时，跟着一老者去拜访上师大一位外国文学教授，辗转坐车来到桂林路的师大新村，思忖空着手去前辈家总不太妥，好在老者与教授乃数十年好友，他建议就买点饮料可矣。于是我花十元钱买了四听可口可乐易拉罐，那时这品牌刚刚进来，两元五角一罐，还比较新奇。我就这么拎着四罐可乐叩响了人家的门铃。
其实我对外国文学一窍不通，当天聊了啥也不记得了。只记得老先生个子颇高，举止谈吐都十分老派客套。说我是第一次来，还买了东西，故一定要留我们在他家吃午饭。此事我后来想起，真是万般的惭愧。老先生不仅是外国文学专家、《辞海》的编纂者之一，还能写旧诗，那天他将自己刻蜡纸油印装订的诗集送了我两本。我那时对能编写《辞海》的人仰慕得不得了，回家后特意翻看了那本1979年版的《辞海》，果然在“主要编写人员”中找到老先生的名字：朱延辉。
过去的文人，虽有的淡然，有的谨严，但差不多都有一套自我的礼仪规则待客。吴颐人老师上世纪七十年代去北京拜见故宫博物院的罗福颐先生，罗先生拖着病腿陪了他好几天，参观故宫，为他讲解，送别时知道年轻人没啥钱，还特意买了张返程火车票送他。刘一闻老师也曾告诉我，他年轻时拎着水果第一次去拜访山东名家魏启后先生，告辞时魏先生又是烟又是酒地拿出来送他，还执意要亲自送客下楼。一闻老师那时才三十来岁，非常惶恐，只得又扶老先生上楼；老先生不从，再次送他下楼；一闻不安，再陪先生回上去……如是者三，结果折腾得老先生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回沪后，一闻老师即收到魏先生寄来的一副四字联：“六根清净，四大皆空。”然而要达到如此境界，谈何容易哉！
老派的客套虽然能让人如沐春风，但也须顺应自然，恰到好处，否则“礼多人受累”倒也是常有的事。
我们圈子里的小金也是一位具有老派礼仪并十分客气的朋友，急公好义，凡事常为他人着想，圈子里有未确定的饭局她总要抢着买单。有一次我下午在外讲课，他们几位好友结伴来听，课后距晚餐尚有两小时间隙，于是便临时提议一旁茶座休息片刻，顺便也喝杯咖啡。此时，小金又争着上前买单了，执拗不过，只得随她。四五位好友，本来一人一杯也就可以了，但小金客套，为了大家方便续杯，偏要多买两杯备用。我苦劝多次无效，买都买了，自然也无法退还。结果，人手一杯喝得差不多正好，无人续杯。小金因家中有事先回，留下我们准备离座去饭店，但两杯咖啡原封未动，弃之可惜，也有负朋友一片诚意。只得由我携至饭店，说不定饭时还能喝一点。可是，饭食茶酒一来，谁还顾得上那两杯咖啡呢？待散席起身时，才想起还有这两杯呐，此时似更不忍心丢下它了，问座中亦无人接手，我想，反正晚上回家还要写点东西，就且当茶饮吧。
如此，只因朋友客套多买了两杯，却被我从茶座带到了饭店，又一路从饭店带回了家。结果为了不浪费，晚上咖啡喝完，文章倒没写几个字，而我却被闹得孤灯挑尽、长夜无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