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正月初一的中午，我们家依然吃饺子，还没吃完就听到嘈杂的锣鼓声，父亲往嘴里填饺子的速度明显加快。
“开始了。”
我点点头，吃饺子的速度比他更快。
不一会儿，父亲就牵上我的手循着声音走出院门，远远地看见胡同口的歪脖大槐树下站着一群人。走近了，看清打鼓的是队里的会计斜眼儿老金——老金看人歪着头，眼睛吊吊着，但算账不“斜”，很准，他打的鼓全不在点上；打锣的是小学教员德清叔——他既会拉手风琴又会拉二胡，每当周末，学校里就交替传出这两种乐器悠扬的声音。前年，他本来要去县师范上个学，行李都打好了，一出门，看见队长拘束不安地站在大门外，说的话卡在嗓子眼儿里。
“去上学是好事啊，是好事……”
德清叔笑得有些尴尬地绕过队长，见焕章叔推着快散架的自行车立在面前，急忙搭话。
“怎么没去收啊？”
焕章叔有四个小白杨一样的儿子，光靠地里的庄稼吃不上饭，就干起了东奔西走收鸭毛鸡毛的活儿，每天一大早就出门，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还没走。
“这个，什么，那个——来送送你。”
焕章叔说得更讪讪，欲言又止。
告别了焕章叔，德清叔继续去和街坊四邻告别，转了一圈回到家，端起二胡咿咿呀呀拉了一中午，起身又解开了行李。
“到了那里谁会听我拉啊……”
德清叔打锣也好，但是鼓点明显跟不上他的节奏，所以他微微皱着眉头，不停地斜睨一眼老金。
还有几个半大的孩子在打小鼓小锣，也全不在点上。
斜眼儿老金瞅见了父亲，急忙颠颠地奔过来，迫不及待地把鼓槌往父亲手里一塞，如释重负。
“就等你了，快开始吧。”
父亲也不谦让，接过鼓槌，走到白皮红肚的大鼓跟前，两脚分开站定，挺挺胸，威风凛凛地看看四周，高高举起右手，吸气，低头，起落。
“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锵咚布隆咚锵……”
德清叔眉开眼笑起来，斜眼儿老金也眉开眼笑起来，对渐渐簇拥过来的更多的孩子们下达着命令：
“闹玩意儿了，闹玩意儿了，快回家把人喊出来吧……”
在鲁西北，闹玩意儿就是耍秧歌的意思。为什么把“耍”说成“闹”呢？由来已久，说不清楚。每年的闹玩意儿都是这儿最隆重的一件事儿。
闹玩意儿的队伍由几部分人员组成：
首先是“打家伙”的，就是敲锣打鼓伴奏的。这其中，鼓手最重要——父亲是队里首屈一指的好鼓手。他是吃公家饭的——在县城的化肥厂上班，平时不在，但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十五，他一定都在，因为要打鼓。他不但准时准点，而且加班加点，风雨无阻，即便家中来了拜年走亲戚的客人，酒菜上了桌，他也得把最后一槌打完才赶回家来，总惹得母亲不满。
“就为了那声‘好’，看把你积极的！”
父亲不急不恼。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最不重要的是打小锣的——锣分大锣和小锣，大锣助威，越是热闹的时候越发挥作用，小锣一响则意味着散场了。
其次是扭秧歌的大多是小媳妇，尤其是当年嫁进来的新媳妇。这是在婆家抛头露面最隆重的场合。谁家新媳妇秧歌扭得好，就会被美名传扬，反之则会成为谈资笑料；也有即将出嫁的大姑娘。等到了婶子大娘的年纪，就很少出现在扭秧歌的队伍里了。斜眼儿老金的两个闺女都不会扭，但老金年年哄着她们参加。
“不难看，大胆地扭！得带个头儿乐和乐和啊。”
德清叔的妹妹和开小卖部的刘长腿的闺女都很会扭：挺胸抬头，面带微笑，目光不歪不斜，曼转腰身，轻抬腿，步步踩在鼓点上，每年她俩都是领队；队里的赤脚医生刘瘸子——她不瘸，只是走路爱颠脚，每年也会出现在秧歌队里，扭起来根本看不出颠，她平时都把头发塞进那顶白帽子里，只有扭秧歌的时候才摘下白帽子，露出又密又黑的两根麻花辫，真粗；老刘家的闺女秀红，身高一米五开外，横向却有半米，也爱热闹，每年都走“花场”——走花场很复杂，走好了，很出彩，有斜插、交叉、四对扭、五人凑、六人团、八大家……这是衡量一个玩意儿队水平高低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大家都往东，独她往西，大家都往前，她又一人往后，扭到哪儿哪儿笑声四起，她还不自知，错得认真和执着，最后，笑得大家都扭不下去了——即便这样，她年年也都会出现在玩意儿队里，直到出嫁。
再有就是打伞的。通常是四个，也有的是六个，不会超过八个——倘若秧歌队里有八个打伞的，围观者就不住嘴地慨叹：
“可真不得了！”
打伞的都是精壮的男劳力，他们吃着玉米面饼子地瓜面窝头，却身强体壮，宽肩细腰大长腿，一站一株小白杨，穿着统一的服装——秧歌队里唯独打伞的统一服装，一看就飒爽利落，威风凛凛；手中拿伞——不是寻常的雨伞或者遮阳伞，是类似舞台上皇帝出行身后太监们打的那种伞盖，有些重量；站队的时候，分列队中，各自引领一队扭秧歌的；到中场，扭秧歌的会停下来，让他们集中表演——这是力气活儿，腾挪跳跃，翻转蹦跳，动作统一，要领一致，是凸显技术的时候。
打伞的一般“世袭”，每每父子之间的交接都很隆重。
父亲：真要打？
儿子：真要打。
父亲：打伞得下真功夫！不能马虎！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也是一个队的体面，能行？
儿子：能行。
今年上场的还是父亲，明年就成了儿子，那些婶子大娘们就啧啧称奇。
“真好看——”
称赞的是技术也是人。
一场表演还没结束，那些保媒拉纤的就已经开始打听打伞小伙子的生辰八字，张罗着某一桩姻缘。每年春节四里八乡闹玩意儿都会成就几对青年男女。
闹玩意儿一定少不了扮丑儿的。丑儿一般是男人扮，鼻子上抹了一团白粉，两颊涂了胭脂，穿着戏台上“彩旦”——媒婆子的服装，手中必定摇着一把扇子，最最关键的是一定是梳着高高翘起的发髻，招摇显摆。我们队扮丑儿的是焕章叔。为了收鸭毛鸡毛，他时常骑着自行车跑遍附近几个县，几天回不来。但每到过年闹玩意儿，他比谁投入的心思都多。他本人生得铁塔一样，人高马大，面皮黑不溜秋，说话粗声大嗓，白粉往往遮不住他黑红脸膛的底色，看上去就十分滑
稽；两只耳朵上用线挂两个通红的小辣椒，一走乱摇；别人扮丑儿顶多是在高翘的发髻上插一朵纸花，他却总独出心裁：或拴一个微型的小风筝——人一扭动，风筝就会飘，或用细铁丝系一只纸扎的小鸟，颤颤巍巍，有一年居然把未出满月孩子的一只小绣花鞋顶在了头上，爆笑全场。
每年，大家都预猜焕章叔会把什么弄到头上呢。
不过，今年焕章叔可能参加不了玩意儿队的表演了。
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先生”——穿着工整，举着一把黑布遮阳伞，在秧歌队走完花场，打伞的还没表演之前，锣鼓静音，他款款上场，步履似神仙走个来回，然后朗声开口：
“五谷丰登年年好，又是一年春来早啊……”
小锣小鼓伴奏：“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锵，咚布隆咚锵……”
“今年喜事多，家家户户挂红灯啊……”
前前后后大概要说十多句的样子，他隐回队伍里，大鼓敲起，欢腾又来。
我们的“先生”一般都由小学校长担任，每年闹玩意儿的词儿都是他自己写的，写完了郑重其事地找德清叔，抑扬顿挫地念给他听。德清叔听完马上挑刺儿：
“怎么忘了焕章家的二小子考上县一中了？”
校长立刻颠颠儿回到屋里，皱着眉头琢磨好了词儿，工工整整地加进去，再跑回来：
“还有遗漏？”
“大家伙儿不还给凑了钱交学费吗，是不是也得写上……”
校长再次转身颠颠儿地回屋——总要这么颠颠儿地来回折腾四五次，词才算写好。大家有时候都说他写得好，有时候也摇头。
“之乎者也都是些啥？”
“还能说啥，不就是夸奖年头好，日子顺吗？”
“年头哪里好了？哪里顺了？”
听者马上一脸严肃：
“你这话说的，难道你今年不比去年过得顺溜些啊？难道你越过越倒退啊……”
说者若有所思，琢磨片刻，点点头：
“也是。我越活倒是越带劲儿……”
说者一脸幸福满足的笑，会一直笑到年尾的……
有几年，我们玩意儿队里出现了跑旱船的：一人假扮船娘，用彩绸把一只纸扎的小船斜挂在肩头，船中间镂空，人站在里面；船外是染了白鼻子挂着几绺山羊胡子的老艄公——扮船娘的是大队文书大水，艄公是大队上看羊的老钱。老钱孤寡一人，看见小孩子从身边走过，就领着人家去刘长腿的小卖部买水果糖。
“叫我一声爷。”
“爷爷。”
老钱满脸乐开了花，扭头吩咐刘长腿：
“快拿糖。”
好像糖就是他自家的似的。
有年冬日的黄昏，老钱没精打采地来到小卖部，盯着刘长腿看了半天，说：
“明天早上务必到我家来一趟。”
刘长腿以为他要还钱——每次买糖，老钱都是先赊账，十天半个月结一回，也没往心上放，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想起老钱的事，急忙去找老钱，推门一看，老钱穿着送老的衣裳倒在炕上，已然去世多时。枕头边上两摞钱，一摞是糖钱，一摞用来办理后事。
大队上出面张罗了老钱的葬礼，非常隆重，那八个打伞的抬棺，斜眼儿老金、大水、刘长腿、德清叔等人打幡，焕章叔正在十多里外的邻乡收鸡毛，听到消息后连夜赶了回来，头上戴着闹玩意儿的行头出现在扶棺的人群中。
“老钱爱热闹啊，再让他热闹一回吧……”
刘长腿等人刚刚止住的泪又稀里哗啦出来了。
没有了老钱的艄公，大水也就不再扮船娘了，那只做工精致的纸扎彩船被搁置了，渐渐蒙了尘。
还有一年，玩意儿队里出现了“刘海砍樵”：刘媒婆的大儿子扮演娇羞的女子坐在驴背上，德清叔的弟弟扮演刘海，拿着鞭子在驴后面起劲地撵。第一次彩排，德清叔歪着脑袋一直瞅了好久，找出了问题。
“你该坐在驴背上啊，怎么成了坐在驴腚上呢？”
众人哄堂大笑。
刘媒婆的儿子自己也笑。
“是老高把空隙扎得这么靠后啊，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老高是这里唯一会用木头和高粱秆扎牛扎马的，他嘿嘿一乐，回家就爬到家中的枣树上劈树枝，准备重新做一副跑驴架，可能是心急，也可能是上了岁数，一个不留神摔下来，折了脚脖子，倒在炕上唉声叹气。
“今年的玩意儿算让我给耽误了，哎——”
刘媒婆的儿子听说后，连夜自己鼓捣了大半宿，修正了跑驴坐处，端端正正地坐到了驴背上，第二天驾着跑驴来见老高，老高一看，咧着嘴乐了：
“行，放心了。”
老高摔断了腿，大家都惦记着，这家送一碗饺子——专门包的，那家送一块腊肉。你送几个馍馍——几乎没有人家可以常年吃馍馍，一般都是玉米面饼子，所以馍馍很珍贵。我送一碗大酱——自家做的，用料各异，做法一致，味道也就大同小异，齁咸。德清叔坐在老高的炕边，先是用手风琴拉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老高摇摇头：
“来段咱们的。”
德清叔急忙颠颠儿地跑回家又取来二胡，拉了一段《二泉映月》，拉得七零八落，老高却连连说好，吩咐家里人：
“把长腿送来的那半瓶高粱大曲拿来……”
第二年，刘媒婆的大儿子去当兵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愿意骑驴。“刘海砍樵”就没出现在玩意儿队里。
我们这儿总共不到三百口人，斜眼儿老金对每家每户都熟悉得很，在锣鼓打得喧天的时候，他抱着几大捆彩纸提着一兜子蜡烛挨家挨户地送。
“初五就‘会灯’啊，赶紧的——”
扭秧歌的要举花灯，花灯得自己扎：用木头扎一个高四十五厘米、宽二十厘米左右的梯形灯罩，有把手，四面糊上白粉莲纸。几乎所有人都会在纸上贴上喜庆的剪纸图案：喜鹊登枝、双蝠送喜、花开富贵、年年有鱼等，即便手再笨拙的，也会剪两个红灯笼图案贴上去；灯罩里面有一根铁钉，供插蜡烛；罩子上捆绑几根树枝，树枝上系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纸花——等到蜡烛点燃，灯火摇曳，杂花生树，就“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我们胡同里的三奶奶手巧，会扎花，大姑娘小媳妇都来求她扎花。三奶奶放下家里的所有事儿，盘腿儿坐在炕头上，不急不躁。一整天下来，她轻声喊儿媳妇：
“快来搀我一把，直不起腰来了……”
不用到大年初五，初三下午，歪脖槐树下的锣鼓就响起来了，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扭秧歌的纷纷举着各自精心设计扎制的花灯，打伞的举着崭新的伞盖——每年都是新布料缝制，三三两两地聚集过来，这时候队长会出现，他抄着手站在那儿，看人聚集得不少了，就高喊：
“咱走起来吧——”
人们就“走”起来，谁该站在什么地方，谁该打头阵，都约定俗成。
天上飘起了雪，刮起了风，使得严冬的寒更加浓重，嘴里呼出的热气在胡茬上、在眉毛上凝成了白，这些都阻挡不了人们的心气儿，欢声笑语和锣鼓点把隆冬赶到了穷途末路。
经过大年初三初四的演练，初五正式“会灯”：该扮上彩妆的扮上，该系上彩绸的系上——五颜六色，各式各样，实在没有绸子，拿一条新床单或新被面扎在腰上的也有，扭
动起来，呼啦啦打开一大片，该包上头的包好，单等夜幕四合，父亲鼓槌落下，一个狂欢之夜就开始了，直到月上中天。
那时，星星都被冻瘦了，可还是不忍离去，静静地伏在天幕上，俯瞰着这里的热闹和繁华。
从初六开始，玩意儿队就要去“串灯”。老金等人张罗车辆，或五六辆胶皮轱辘大马车，或几辆拖拉机，玩意儿队的成员们兴高采烈热热闹闹地坐上去，一路欢声笑语。到了地方，我们下车站队排序，调动情绪，整理妆容，待鼓声一起，尽情地开扭，把我们这儿最热烈和最隆重的盛情送给四里八乡。往往是玩意儿队还没完全进“场”，成员们就已经被拽走几位——乡里乡亲，难免有七大姑八大姨，得让闹玩意儿的来家吃顿热乎饭，这是礼俗，也是真实的热情。十里外的阁老庄和我们这儿很有渊源，几乎家家户户都和这里沾亲带故，秧歌队一到，领队的老金就直接高喊：
“该走亲戚的抓紧去，吃饱喝足了咱们再开始……”
不这样也不行，因为，转眼工夫，秧歌队就七零八落所剩无几。玩意儿重要，情分也重要，老礼老面儿更重要……
串灯一直要进行到正月十四。
正月十五上午，玩意儿队要做最后一次表演，叫“散灯”。
人们忽然想起焕章叔。
“唉，没有焕章，就是少点儿热闹……”
“也不知道焕章以后还能不能再扮丑儿……”
焕章叔的肝病已经到了晚期，父亲去看望他回来说，人瘦得已走了形。
斜眼儿老金却说焕章叔会出现在散灯表演上。大家无一不惊奇：
“真的？还能行吗？”
斜眼儿老金肯定地点点头，两手在脸上一搓，顺势捂住了眼睛。
……
“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咚布隆咚锵锵咚布隆咚锵……”
听，鼓声又响起来了。
【王海滨： 纪录片导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爱奇艺签约作家。文学作品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山花》《时代文学》《湖南文学》《儿童文学》《读友》《少年文艺》《北京纪事》《读者文摘》《海峡》《电影》《牡丹》《小十月》等发表；出版散文集《清水无香》《北京人》，长篇小说《朝花夕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