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围病逝三个月后的一天，其妻子筱蓓给我打了电话。电话的中心意思，是让我帮忙解散掉家里的藏书。筱蓓说：“吕默，我家房子本来不大，不能让书房一直做着老大。”筱蓓说：“吕默，这些书是随着一围的，一围一走，它们早晚得散了。”筱蓓又说：“晚散不如早散……我不图钱，要是能找到合适的去处，一围会高兴的。”
这是个有点突然的求助。我握着手机静了嘴巴，把事儿想了几秒钟，又想了几秒钟，才慢着声音应接下来。
我当然明白，筱蓓把此活儿交给我，不仅是因为我原先在市图书馆当过差，容易找到收留这些书的地方，更是因为一围朋友稀少，对这种事能够上心的也许只有我。
我依着记忆算了算，一围的藏书应该有四千余册，其中作家签名本为三四百本。这些藏书在一围手里很受宠，所以占着家里的一个大间，而上高中的儿子周末返家，只能在客厅里打地铺。儿子是个未来理工男，对文学书籍压根儿瞧不上眼，显然无意继承父亲的爱好。现在一围抽身而去，书本们在家中自然也失去了贵宾身份。毕竟对三四万元一平方的房子来说，它们的存在有些喧宾夺主。
我左右琢磨一天，又打一天电话，把事情大体办妥了。四千多册书分成两拨儿，捐给两家区图书馆。之所以没有联络老东家，是因为我心里还存着一小块别扭，而且市图书馆撑着派头，态度容易怠慢。区图书馆就不一样，不仅可以上门取书，还颁证书发消息，其中一家更掏出诚意，准备专门立一个捐赠书柜。这就有点意思了，至少对一围是个远距离的安慰。
情况跟筱蓓一说，果然获得好几声谢谢。她表示这两天就把书收拾好，分成两组。我提醒说：“那些签名书送图书馆不合适，别让他们拉走。”筱蓓说：“你的意思是签名书……另有价值?”我说：“签名书价值可大可小，你收在家里价值就不小。”筱蓓说：“吕默，一直等我老了，我可能也不会打开这些书，还是早点让别人去看吧。”我停顿一下，说：“那好……我另外想想办法，反正不能亏待了这批书。”
话儿说出来顺嘴，真做起来却不易。若赠送给图书馆，有朱一围三个字在扉页上号着，这些书到底派不上用场。若放在网络书店上一本一本的卖，不仅费劲儿，也会惹得一围在那一头不高兴。当然了，我也想过由自己接管，存住朋友的遗物，但我毕竟不是文学先生，不读小说久矣，又因为在图书馆待过，反而少了藏书的兴致。更重要的是，我心底里还是尊重这批书的，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投奔之处。
这批书之所以有些重要，一是因为书的作者大多是国内或省内之知名作家，笔下的文字和故事上得了台面;二是因为一围为求签名很下功夫，费了不少心思和时间。在这个城市，有好几位收藏作家签名书的爱好者，一围是其中一位，而且是比较卖力的一位。早些年，他采用写信恳求的方式，寄书向作家索要签名。这几年，作家的作品分享会、文学对话会多了，他就携着作家的一本或几本书跑去蹭会，在会后凑到作家跟前，一脸真诚地打开书页并报出自己名字。有时获得一个著名作家的签字，他会兴奋得像洗了个澡，一身痛快地拍照下来发给我看。有一次一围在微信里夸口说，自己已拿下近百位作家，按这样的节奏往前走，不出十年就能搞定中国所有的重要作家。十年不算一个很奢侈的数字，但对一围而言终于成了一个遥远的虚词。大约一年前，他一头撞上一种叫下咽癌的东西，先是在喉咙部位割开一个小洞，然后一日日地与这个小洞做着斗争。在那段时间，他失去了声音和精力，但床头一直放着一本名为《第七天》的小说——小说讲的是一个人死后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扉页上有作者的签名。有一天我去看他，他在白纸上写下一行字：我准备好了，去另一个世界。
往前一些年，一围有着温润的声音和满格的精力。那时他在邮政局上班，我还在图书馆做事，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因为一位共同的朋友在一百米高的酒桌上相遇。共同的朋友刚刚炒股赚了一笔钱，想分撒一下大好的心情。为了表示股票走高，他特意订了一幢三十层大楼顶部的餐厅，又为了忆旧论今，他记起了一些久未联络的朋友。那天一大桌人，场面热闹纠缠。我和一围凑巧坐在一起，两个人在热闹中都显着安静。我酒量比较薄，喝了三两白酒便脑袋起热，耳朵受不了嘈杂。我起身出去抽根烟，找到了大厅旁边的一个小阳台。过了片刻，一围也来了。他不抽烟，是想躲一会儿清静。既然是躲清静，我们俩就没有多说话，只是靠在栏杆上，默默看着远处明明淡淡的灯光。
后来饭局收尾时，我和一围先站起身，一块儿坐电梯下楼。一围积极打了车，顺道把我捎回了家。
本来那次聚会只是蜻蜓点水似的交集，但大约是因为我的图书馆职员身份，一围第二天便联络了我。一围说自己在邮局工作，却不喜欢收集邮票，倒喜欢收集文学签名书。我说，你干这事儿我其实给不了什么帮助。一围说，我不需要帮助，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也在跟书打交道。我问他，为什么玩这个，是因为喜欢读小说诗歌吗?一围嘿嘿地笑，说自己也看不了几本书，只是日子太平淡了，总得找点儿有趣的事。他说话的口气不让人讨嫌，我接受了他的靠近。如此开了头，一年跟着一年下来，我竟成为一围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
我是在第三天才想到一个不错主意的。城市之大，免不了市民重名，我想尝试找一位(或者两位三位)名字也叫朱一围的人。这些书在其他人眼里没价值，但到了姓名为朱一围的人手里，岂不身价大增。若新的朱一围喜好或敬重文学，那更是书之善缘。
我在脑子里编好寻人赠书的一段话，再变成手机上的文字，从微信朋友圈发出去。大约这种事比较好玩，不多时间，便引来一大群人的点赞。有人留言：纸书存之，可添雅气。又有人留言：我百度了一下，没见到朱一围的名字。也有人表示：此等趣事，我已转发。
尽管这样，我对找人之事并无过多的期待。毕竟不是刑事追人什么的，朋友圈热闹半小时便过去了，再则朱一围的名字相当稀罕，这个城市很难说有第二人的存在。
过了两日，有人在我手机里要求添加朋友，并提示与寻人赠书有关。我点了接受，对方是一位号称“衣艺者”的女士。我送一个“握手”图标给对方，问：你是哪一位?我认识你吗?对方写：你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叫吕默，我帮你找到了一位朱一围。我吃了一惊，写：还真有人也叫朱一围?线索靠谱吗?对方：不是线索是实物，他是我男友。我给出一个疑问的“微笑”：那他为什么不亲自现身?对方：我想把书拿到手，送他一个意外惊喜。我：那我怎么相信确有其人?先给身份证让我一看。对方：人民币比身份证更可靠，我是准备用钱买书的。我：用钱买书?你知道有多少本书吗?对方：我知道你那位朱一围留下不少签名书，我全买下。我又吃一惊，之前发出的寻人文字比较简单，没说一围的病逝，也没说书的数量，看来这位“衣艺者”有备而来呀。不过真用钱买书，倒说明对方对这批书确是看重的。我问：这位女士，我想知道你的实名。对方：陈宛。我：好吧陈女士，你有什么具体打算?对方：我想早点看到这批书，然后给出价格。我答应了：那我说个时间，明天晚上吧。
第二天傍晚我在公司加一会儿班，又在食堂胡乱吃过一点东西，便出门去了一围家。筱蓓开了门，直接引我进入书房。房内的书已经基本清空，只剩下靠里的一墙书架还饱满着。我抽出几本翻到扉页，上面均有作家署名，署名之上则题“朱一围先生一阅”、“朱一围先生正之”等俗语，也有一本亲昵些，写着“朱一围先生在阅读中进步”。可以想见，一围待在这间书房里，回味着与“一阅”“正之”“进步”这些词儿相关的签书场景，心里是多么的受用。一围是个活络不足、古板有余的人，平常在场面上混酒交友的时候很少，与我酒桌结识实在是一个例外。但一围把书房的门一关，脸上大约是有亮色的，因为书架上聚着许多他结识过的人呢。
正这么走着神儿，外边响起敲门声。筱蓓走过去，很快将一位女客领进书房。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标致女人，大约因为穿着有些轻软的绸衣，身形微胖而不显。她似乎有点紧张，一进来眼光找到我，才松了脸一笑。我说：“是陈宛陈女士吧?”女人说：“你叫我陈宛就好。”我一指筱蓓：“她是这儿的主人，书的事她说了算。”筱蓓说：“没关系的，您先看看合适否，这种事讲的是缘分。”女人点点头，眼睛慢慢扫一圈屋子，走到书架前直着脖子看。她抽出一本瞧了瞧放回去，又抽出一本瞧了瞧放回去，然后手伸到上格取下一本蓝皮书，目光停在了封面上。我凑近一步丢去一瞥，是小说《第七天》。女人说：“这一本好。”说着打开扉页细细地看，仿佛淘到了一见如故的藏品。我说：“不光这一本好，每一本都有点意思。”女人抬起眼睛，承认地点一下头。我说：“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说个价。”女人说：“我还得先问一句，为什么要把这批书处理掉呢?”我看一眼筱蓓，筱蓓说：“我老公……一走，这些书就用不上了，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找个用得上的地方。”女人说：“为什么说还不如呢?剩下这一墙书架，也不算太占地方。”筱蓓说：“人走了，这一墙书架却像是一种提醒，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女人说：“像是一种提醒?提醒什么?”筱蓓微露不悦：“别走题好吗?我可不是为了钱，我本来就没打算让这些书变成一桩买卖。”筱蓓这么讲有些傻了，至少会露出心里的待价底细，对方分明在话中夹着试探呢。我打着掩护说：“是的，转让收藏品不是买卖，靠的是眼缘和心缘。”女人说：“好吧。切入正题……我提个数字，你们看合适否。”她默一下脸，伸出两根手指说：“二十万。”我暗吃一惊，同时瞧见筱蓓的眼睛使劲睁大了一下——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期望，让人觉得是耳朵听错了。
书房似乎安静了片刻。我用手推推鼻子，一边生出一些警惕，说：“你开的这个价，含有别的附加条件吗?”女人摇摇头说：“没有。这么多签名书，值这个钱。”筱蓓说：“您这样说我挺欣慰……我能不能知道，您是做什么的?”女人淡笑着说：“别以为我很有钱，我是想让男友高兴。我相信我这么做，他会高兴的。”我说：“我也问一句，你男友喜欢文学吗?”女人拍拍手中的《第七天》，说：“喜欢的。他爱读小说，还向我推荐过这一本。”噢，若是这样，逻辑是成立的。我舒口气说：“那你这一次做对了!女人要拿住男人，不能光喂他好话，你得让他真正的心跳一回。”这句自作幽默的话有点勉强，但多少把气氛说松了。随后双方又来回讲些话，议定了付款方式和搬运时间。
在我的眼里，两个女人的脸上都渗出了满意。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1-5《收获》)
【钟求是，男，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出版长篇小说《零年代》《等待呼吸》，小说集《街上的耳朵》《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昆城记》《给我一个借口》《我的逃亡日子》等多部。现为《江南》杂志主编，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