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摘抄

葛芳:丝织天下

作者:美文苑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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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先蚕祠前的小满戏

  织丝,传统起始于嫘祖。嫘祖是轩辕黄帝的元妃,发明了养蚕,德被华夏。

  盛夏,我走进苏州盛泽古镇的先蚕祠,浓郁的华夏文明气息扑面而来。嫘祖、轩辕、神农三位先祖的塑像巍然屹立。被尊为“蚕花娘娘”“蚕神”“先蚕”的嫘祖慈眉善目,默默注视着苍生。传说嫘祖在桑树上发现了蚕茧,并从蚕茧上抽出了蚕丝,她心灵手巧,很快掌握了蚕的生活规律和缫丝织绸的技艺,带领民众们进入了锦衣绣服的文明社会。

  百姓祈福的红绸子挂满了栅栏,迎风飘扬,仿佛一簇簇火焰。定睛一看,红绸布上还有莘莘学子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号,各种字体的书写,各种祈愿的内容。老百姓相信,蚕花娘娘会庇护他们心想事成。

  令我吃惊的是先蚕祠的门楼保存完好,其砖雕艺术精湛,斗拱飞檐气势不凡,在两边呈八字撑开的水磨砖壁的映衬下,门楼显得既宏伟又清秀,美不胜收。两侧拱门上方分别是“织云”和“绣锦”匾额,正是当年盛泽丝绸业繁荣的写照。

  陪同我来到先蚕祠的是七十多岁的沈莹宝先生,他可谓是丝绸通了,对盛泽丝绸史如数家珍。他摇着折扇,笑容可掬,说:“小满那天啊,是蚕神的生日。这先蚕祠人头攒动,锣鼓咚咚铿锵响,精致的古戏台上好戏连连,要演整整三天以酬谢神灵庆贺丰收。条石铺就的广场和两边廊道上坐满了蚕农,他们可开心了,饮水思源,以恭敬诚恳的心情感谢教会他们育蚕、缫丝、织绸的蚕花娘娘。你瞧,沈秋凡在《盛湖竹枝词》里写的就是这情景:‘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

  我被蚕农们的喜悦所感染,被绸乡悠远的文脉所倾倒。虽然此刻先蚕祠寂静无人,但戏台上似乎锣鼓喧天,小满戏拉开了帷幕,戏台广场上人山人海,挤得几乎无立锥之地。第一天是昆剧,第二、第三天是京剧,均邀请江南名班名伶来演出,且都是欢庆祥瑞之戏。蚕农们换上新装,兴高采烈,喝着茶拍手叫好。

  先蚕祠走廊刻有一首活泼清新的小诗:“阿蛮小小已多姿,十岁能牵机上丝。漫揭轻裙上楼去,试看侬撷好花枝。”一个十岁女孩,轻盈曼妙的身材已在织绸机旁穿梭,不仅人长得美,而且对丝绸上的图案有着非常高雅的审美意识,这不得不引人赞叹!

  这就是苏州盛泽,无地不桑,无家不蚕,无人不织!

  文学家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一书中,有专文描绘小满戏的盛况:“据说丝行的祖先,蚕花娘子是其中之一,他们要纪念这蚕花娘子,并且希望蚕花娘子保佑四乡农民所养的蚕有丰满的收成。”

  沈莹宝先生回忆,2014年5月26日,央视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吴江盛泽先蚕祠开拍,纪录片总导演万剑英表示,中原曾经是中国的政治和商贸中心,但中原的丝绸其实是来自于江南,寻找“丝绸之路”文化的源头应该在江南。千百年来,吴江蚕农都要到先蚕祠看场小满戏,祈福蚕茧丰收,而且这种传统保存至今,它承载了丝绸文化的精髓和深刻内涵,通过小满戏我们就能看出蚕农的勤劳和对生活的热爱。

  纪录片《丝绸之路经济带》共派出八个摄制组,历时一年半时间,从亚洲到欧洲,行程三十多万公里,拍摄数十个国家。从盛泽的先蚕祠开始,丝绸文化迢迢不断延伸到全世界。

  一根丝吐出锦绣文化,一根丝横跨中亚文明,一根丝牵出整个世界。

  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有一个迷人的小镇科莫,是著名的丝绸小镇,丝绸工业历史始于1510年,据说丝绸起源还“窃”于古老的中国。科莫镇上有一位漂亮的丝绸设计师,名叫伊内斯,她的灵感来自生活,来自丝绸,她采用的色彩绚丽质地高贵的丝绸正来自中国江南小镇——盛泽。

  二、太湖流域丝绸文化的缘起

  从苏州丝绸博物馆历史馆出来,恰好一场秋雨淅淅沥沥轻柔地落在桑梓苑种植的桑树上。高干桑、垂桑、湖桑、果桑,不同种类的桑树,形貌气质各异。

  绿油油的桑园,散发着清香,也因为这场雨而显得格外诗意。时光被拉长,仿佛置身于两千五百年前,听到了桑园中女子“哧哧”逗闹的嬉笑声,听到了男子们倾情奏乐的欢乐声。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的民歌传唱得活泼又灵动: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女子婀娜多姿的采桑养蚕情景多形象!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桑林更是上古时期男女幽会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国妇女采桑结束时,招手朗声呼唤同伴回家,边走边唱起嘹亮悠长的山歌。

  民间最日常的生活,融于桑野之间,真实自然,烟火气十足。

  桑林也是求雨祭祀的地方,《吕氏春秋·顺民》中说:“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祷桑林为了求得蚕桑丰收,桑林能够通天,有特殊的神秘之力,进而能兴云作雨。

  桑林太重要了,人们想象出一种神树——扶桑,为太阳出来的地方。三星堆商代遗址出土中的铜树中就有两枝被确定为扶桑树。

  桑的神圣,蚕的神奇,注定丝绸也是不凡之物。古人认为,丝绸一定利于人与上天交流,死后用丝织物包裹身体,那会有助死者灵魂升天,因此“事鬼神而用之”。除此之外,丝绸还被用作祭服或祭祀时用的物品,来表达敬意和虔诚之心。殷周时期,丝绸艺术大多表现为龙凤交舞、人神共存的神秘图像。

  雨声沙沙,有韵味,有节奏感。房内,蚕宝宝正在啃食桑叶,像一头头勇猛的小兽,在食物的森林里奔突奋进。俯身细听,筐里传来沙沙沙的声音,和室外的雨声呼应,堪称完美。蚕宝宝应该四龄了,吃劲足,个头也偏大。等到再入一眠,它就成为五龄蚕,成为熟蚕,通身透明,开始吐丝结茧,作茧自缚。

  中国古代的文献中有“蚕为龙精”之说。智慧的中国古人把野生的桑蚕驯化成了家蚕。

  蚕,天虫。化蛹为蛾,一生变化莫测。

  望着蠕动身体的蚕宝宝,我停止脚步出神了。这神奇的小精灵,一生经过卵、幼虫、蛹、成虫(蛾)四个形态,轮回又轮回,静与动的转化,生与死的交替,无怨无悔,留给人类的是美丽的丝绸。春蚕到死丝方尽,人类该怎样感激它呢?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一下:一只母蛾,大约产六百粒卵;一只蚕,从孵化到吐丝结茧,大约吃二十五克桑叶,吐出的丝长约一千米;一百只蚕吐出的丝,差不多能做成一条领带。

  油然而生的敬意从我心头涌起,我默默地看了几眼仰起头吃得正香的蚕宝宝,小家伙们匍匐在桑叶上全神贯注。

  不禁想象:江南三月,莺飞草长,养蚕季节即将开始,村坊里一片繁忙欢快的景象。河旁溪边,蚕妇群集,捋臂跣足,忙于洗刷晾晒蚕具;而男子则在蚕室里掸尘刷墙,迎候蚕宝宝的诞生。蚕农把蚕视作圣物,敬若神明。

  “苏州地处太湖之滨,气候温暖湿润,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苏州一带农村自古以来种桑养蚕的习俗。”苏州丝绸博物馆书记王晨介绍道。

  “太湖流域水质好,再加上这里的 老百姓勤劳聪颖、心灵手巧,精耕细作,所以江南一带的丝质量特别好,深受好评。”

  江南丝绸文化到底起于何时?

  1958年,太湖之北的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丝线、丝带等丝织物品,其中的丝织品经鉴定是以蚕丝捻合的平纹丝织物。纺织界和考古界都基本上承认钱山漾绢片的可靠性,并把南方中国的丝绸起源时间推至四千七百年前。2015年,钱山漾遗址被定为“世界丝绸之源”。

  1959年冬,吴江梅堰袁家埭遗址考古发掘,从十五个探坑中出土的土石、玉、骨、蚌及陶器等一百二十二件,采集遗物四千余件。在采集到的陶片中刻有两条蚕形纹饰和纺轮等,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物,距今有四千多年历史,说明当时有了种桑养蚕之农事,王晨书记边走边和我们聊着。历史,需要考古的资料实证,而不是信口开河,道听途说。

  遥想,那时太湖流域地势低洼,水汽氤氲,土壤湿润,植被丰富,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采桑养蚕,取丝做衣,一片祥和气象。

  三、吴地,历来的丝绸之府

  因为“梅花”台风即将来袭,暑气消了不少。苏州历来是福地,每一次的台风警报,都是“来势汹汹”,最终绕道而行。王晨书记亲自引导讲解,我和同去的诗人苏唐果也兴趣盎然,在历史的长河里优游。

  夏代,苏州属扬州之域。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定九州的贡物中,这里就有一种名为“织贝”的贡品。这种所谓的“织贝”,实际上就是一种彩色的丝织锦帛,由于具有贝壳的纹样而得名。

  商末泰伯避居江南,建立吴国,经过周代丝绸生产的普及,丝织品也已发展到有锦、缟、罗、缯等种类,生产制造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一个来自战国的宴乐采桑渔猎攻战纹图壶拓片出现在我们眼前,颈壶上半部分表现了采桑、射礼活动,妇女们心情愉悦采摘桑叶,可能是后妃所进行的蚕桑之礼。颈壶下半部分却开始了杀伐之战,因为边境女子争桑引起了战争。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平王十年(公元前519),“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楚平王大怒,即派兵攻伐。吴国当然也不甘示弱,派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伐楚。一场蚕桑大战拉开帷幕,结果吴国大获全胜。这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最早因争桑而引发的战争。

  为了争夺几张桑叶,不惜兵戎相见?这绝非小题大做,而是表示了栽桑养蚕是长江中下游的吴、楚、越等国比较重要的经济事业。

  吴国国势渐盛,吴王在苏州城里设织里,辟锦帆泾,并将地产丝织品馈赠中原各国。“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吴地贵缟,郑地贵纻”,当时苏州的锦绣类织物已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织里桥,宋代谐音称“吉利桥”,明代嘉靖四年(1525)重建,民国十九年(1930)又建,现在改造为钢筋水泥现浇板梁平桥,位于道前街、司前街口热闹繁华的地方,老苏州基本晓得这座桥,附近居民日日走过,上班也好,买菜也罢,吉利桥讨个吉利。

  锦帆泾沿用至今为锦帆路。驻足路口,依然可以想象当年吴王夫差曾携西施在此乘船出游,吴王所乘之船,船帆用锦缎做成,华丽奢侈。西施便是传说中的那个曾在浙江诸暨苎罗村旁的溪水中浣纱的少女。苏州人并不把西施看作亡国的“祸水”,他们怜惜美人的悲剧命运,正像余秋雨在《白发苏州》里说的那样心肠软,“真真假假地留着她的大量遗迹来纪念”。

  吴王夫差豪爽,有次赏赐给太宰伯嚭的杂缯就达四十匹。丝绸是温柔乡,丝绸也是吴王夫差命中绕不过去的坎。在越军围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下自杀时,吴王用“重罗绣三幅,以为掩明”,感觉羞于见人,实在是愧对吴国百姓啊!

  当年,我在苏州大学读书,骑自行车穿梭于苏州古城,每到一处古遗址,总是感慨万千。老阊门雄风仍在,城墙沧桑斑驳,夕阳瑰丽之时,愈加浑厚古朴。当年猎猎风声犹存。公元前506年,孙武、伍子胥等率吴军伐楚在此出发,也在此凯旋,阊门亦号破楚门。伍子胥象天法地始筑吴都,阊门便是这座城池“气通阊阖”的首门。

  光阴流逝到三国东吴时期,吴地所产丝绸“覆衣天下”。“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丝绸成为“瞻军足国”的重要物资。气宇轩昂、治国有方的东吴郡主孙权专门颁布了“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的诏令,吴赵夫人在丝绸上绣制山川地势图等传说更是增添了这位郡主的魅力。

  史载,孙权夫人潘氏“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俱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同时,孙权又曾“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

  孙权把苏州丝绸当作富国强兵的重要财源。孙吴时期,历代吴主“督劝农桑”,重视丝绸生产,还设有官营丝绸生产机构,从此以后便代代相传,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

  锦绣之地、蚕丝之乡、丝绸之府,东吴已拥有了各种美誉。

  月华如水的夜晚,孙权和他的爱妃们身穿绫罗绸缎,言笑晏晏,推杯换盏,歌舞升平,极尽艳丽奢华人生美事。

  不仅如此,这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东吴郡主还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依靠发达的造船业,带着丝绸出海远航进行贸易。每当夏季来临,孙权眺望着大海远处,早有谋略。他指挥精良水军,浩浩荡荡,从江浙沿海出发,借助风帆和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在顺风顺水相送下,航渡出海。

  “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楼,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东南亚(今越南、柬埔寨等),海上丝绸贸易频繁昌盛。据传,日本的“和服”,是孙权派人东渡传授吴地衣织和缝纫技术所织制而成,故又称“吴服”。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宋辛弃疾站在北固亭登高怀古,触景生情,借用曹操的话说出了心中无限悲凉之情。孙权,这位东吴政权的创始人和缔造者、军事统帅、海上丝绸之路开拓者,也永远留在了历史舞台上。

  四、南渡,推动江南文化的繁荣

  南迁,南移,南渡。历史上几次南移,都推动了江南文化的繁荣。

  宋皇室南渡,很多能工巧匠被带到太湖流域,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因为战乱偏少,江南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发展面临较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得益于苏州一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文气息。苏州丝绸表现得更加温雅,注重审美,形成自身地域的文化。

  在苏州丝绸博物馆参观,王晨书记娓娓道来。当时的丝绸,除了用于日常的衣用服饰外,还大量地运用到非服饰领域,如宗教礼仪方面、装饰与绘画方面,以及书画的装帧上等等。

  笔墨书画需要装帧,文人雅士改变了宋织锦的审美,当然装帧主要是陪衬,从而显得更雅致、更稳重。

  一幅幅宋代山水画闪现在我的脑海,北宋张先《十咏图》、王诜《渔村小雪图》、赵佶《雪江归棹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南宋赵伯驹《江山秋色图》、李唐《万壑松风图》,大都绢本设色,水墨或丹青在绢上流淌,绢素经年结实,山水画厚重辽远,形成独特的天地合一哲学、美学意蕴。

  “假如要在一个全是历朝历代名贵书画手卷宝藏库里面,以最快的速度挑选一批最好藏品,有什么诀窍吗?”我笑着问。

  “有的,甚至不需要打开手卷就能八九不离十。只要看包首的珍稀程度来初步判断就基本靠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幅幅名贵的藏品需要‘包首’,也就是为保护书画手卷而做的一段外装裱(旧称‘锦褾’)一般以坚韧耐磨、织纹多彩的丝织品为主,常见为绫锦等等品种。”

  长见识了。继续听王晨书记介绍:“南宋时期,缂丝由北方生产地定州迁至苏州等地并得到发展。苏州缂丝生产跳出了传统丝绸的工艺和服饰用途的界限,产品大量地作为艺术性的商品供人玩赏,沈子蕃、吴子润等缂丝名家所制作的作品,在当时已是价值连城。”

  沈子蕃,南宋缂丝名匠,江南缂丝产业开创者。其作品《鹊梅图》是乾隆皇帝的最爱,也是如今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之一。靖康之役中,定州遭金兵蹂躏,沈子蕃举家南迁。1128年,沈子蕃落籍江苏吴郡安家,开创了江南的缂丝产业,并授徒育人,最终卒于苏州。

  民间工匠大师随着时代颠沛流离,却让吴越山水间的缂丝艺术走上了巅峰。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和必然。

  雨滴还在下,雨丝还在飘。丝绸博物馆里陈列的每一件织品都在静默无言中诉说着光阴和故事,似乎一切都并未远逝。

  王晨书记的声音也带有鲜明的吴侬软语的甜糯味:“南宋时苏州、杭州、成都成为全国三大丝织中心,宋锦、缂丝、刺绣等产品闻名于世。朝廷在苏州成立‘作院’,兼办宫货绣品,现就位于苏州公园西北角。”

  “宋代出现了专业的丝织作坊‘机户’,因为当时因蚕桑丝织兴盛而形成了专司织造的坊巷,许多地方名流传千年,沿用至今。还有很多古城丝绸遗址,可以去看看,譬如盘门景区的瑞光塔,祥符寺巷的轩辕宫,因果巷与大井巷之间的巾子巷——它就是因为宋代时苏州出产著名丝织品‘石湖巾’而得的巷名。滚绣坊原名‘衮绣坊’,衮绣就是指古代绣制三公礼服。”

  五、《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

  一个蒙蒙雨天,粉墙黛瓦、雕梁画栋的苏州城,出现了一位蓝眼珠高鼻子的洋人,他就是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苏州的旖旎水乡风光和流光溢彩的生活场景让他惊叹。苏州与威尼斯有相似之处,但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方魅力。马可·波罗坠入迷宫一般在行走。湿漉漉的桥,湿漉漉的小巷,湿漉漉的房屋,如一幅画、一首诗。他在苏州街巷里弯弯绕绕曲曲折折行走,特别是有一条弄堂窄得只能侧身才过。

  马可·波罗走上另一条青石板小径。他喜欢这种典雅含蓄的东方情调与猝不及防中遇到的艳丽。一个华丽袅娜的背影,一双纤细灵巧的素手,一座造型优美的石拱桥,一场朦胧隐约觥筹交错的盛会。

  以至于多年以后他在游记中清晰地回忆:“苏州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方圆二十英里。这里盛产生丝,人们用生丝纺织出成品,不仅供自己消费,使人人都穿着绫罗绸缎,而且还销往外地市场,他们之中有些人成了巨商富贾。这里人口稠密,实在令人惊叹。在这座城中至少有六千座石桥,桥下可以同时顺畅地穿过一到两条船只。苏州下辖十六座富庶的名城与重镇,商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

  “离开苏州,我们现在将介绍距这里只有一天路程的另一个城市,名叫吴江州。这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是一个工商业中心。”

  马可·波罗乘兴而去,吴江州不负他所望,一路所见河港纵横,桑园成片,炊烟袅袅,清新、迷人的氛围感染着他。他来到盛家厍——吴江州最热闹的地方,集市上人声鼎沸,贸易气息浓郁,手工艺人们缫丝技术成熟,织机成百上千台。丝绸品种繁多,柔软亮丽,陈列在各个商铺中。

  太美了!太丰富了!

  马可·波罗的眼睛来不及看,内心来不及感受。江南仿佛一个美丽神话,在他眼前徐徐拉开帷幕,静静演绎。马可·波罗讶异地张大了嘴巴,这一切美得令人窒息和不可思议。

  吴江丝绸业的繁荣深深印在马可·波罗脑海中:“这里出产大量的生丝,并有许多商人与手工艺者。质料最好的绸缎就产于此城,并运往省内各地出售。”

  马可·波罗也许没有留意到,不久以后吴江还有一位专门从事丝绸生意的商人——沈万三。沈万三以“通番”而致巨富,也就是专门从事海外贸易。为了采购丝绸,他在盛泽建南胜坊和北胜坊两处街坊,还在东郊建前窑、下窑烧制瓷器。

  马可·波罗史诗般的中国之旅被记录下来了,《马可·波罗游记》也向整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路。斯坦因,这个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盗贼和魔鬼的人,他来中国探险考古时,就带着两本他研究很久的书籍——《马可·波罗游记》《大唐西域记》。

  虽然《马可·波罗游记》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描述了中国南方的富裕,而且历史上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这也成为七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古老的东方唤起了西方人极大的好奇,元代作为一代帝国,让西方人折颈仰望。

  元代的疆域之辽阔达到空前,东起日本海,南抵南海,西至天山,北包贝加尔湖,面积达一千五百多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疆域面积最大朝代,史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

  元代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向人民征收丝绸最多和消费量最大的王朝。元代的丝织崇尚用金线织金锦,织金锦风靡天下。

  元代,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史上的极盛时代。“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元代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

  六、明代盛会: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

  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

  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

  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

  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

  这是明代诗人周灿的诗《盛泽》,形象描绘出了绸乡盛泽热闹繁华的场面。江南桑麻,机杼晨昏,来不及生产。罗绮华贵,成为中原贵族最耀眼最抢手的心爱之物。

  再来欣赏苏州作家冯梦龙的小说《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一段: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诗文和小说互为印证,可以推断出盛泽这个宝地当时已成为独一无二的绸乡。

  据《吴江县志》记载,明嘉靖(1522—1566)年间的盛泽已经“锦绫成市”。绸市的形成,标志着盛泽的丝绸业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成为江南地区丝绸产业的重要集散地。专业生产丝绸的作坊和“雇人织挽”现象的出现,以及丝绸专业市场的出现,标志着此时的丝绸业已经具有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施复至富”也成为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案例。

  的确,明政权建立以后,为巩固统治,稳定社会,增加朝廷收入,曾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明太祖登基之后,即下令天下:“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吴江境内在洪武二年(1369)有桑一万八千零三十三株,至宣德七年(1432)增至四万七千七百四十六株。六十三年间增长了二点六五倍。社会经济繁荣的“洪宣盛世”,也正是吴江蚕桑丝绸业勃兴时期。

  明代官营丝织业有所发展,专为官府朝廷织造,如弘治年间吴江县衙门已有籍名在官之丝织匠役七十七户,而服役于苏州府织染局的轮班丝织工匠多达二百六十七户,其中有腰机匠、绵匠、染匠、络丝匠、络纬匠、攒丝匠、挽花匠、织匠等。官府织造工场规模较大,内部劳动分工明确,有利于织造技术的提高。

  当我的目光接触到苏州丝绸博物馆馆藏的一级文物“黄缎地柿蒂孔雀纹织成襕袍”时,不禁屏息敛声。

  文物为2012年苏州木渎地区明代墓葬发掘出土。根据墓志铭考证,墓主人范唯一系北宋名臣范仲淹第十六世孙,三品文官。该袍衣式为交领右衽、上裳下裙式连体袍服,下裙的“襕”左右两侧均匀地布有褶裥,具有明代官服制的典型性。面料为正反五枚提花缎,其纹样特征是上裳织有柿蒂形江崖海水牡丹孔雀纹,孔雀尾部向肩部延伸,过肩图案有龙纹,通肩与裙襕纹饰一致,纹样十分精致,并由整体织成,含织金。

  仿佛一个满腹经纶、温文尔雅的文官向我走来,他的眉宇间,有他祖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家风范,他的举止间,有明代的恢宏气象。他转身、蹙眉、行吟、撰写公文,襕袍穿在他身上非常得体。孔雀在空中舒展美丽的舞姿,海水荡漾哗哗作响。

  “机声轧轧,子夜不休。”姑苏城似乎在弹奏一曲永无休止的丝绸乐章。

  明中后期苏州丝绸业发达,丝织品种类繁多,织纹花样灿烂多姿,引领着全国时尚的潮流。明朝政府在苏州设织染局,把最精美、最奢华的丝织品随着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紫禁城。

  古时,太湖沿岸所产丝泛称湖丝。

  明代,辑里丝异军突起,成为湖丝中的新秀。

  吴江横扇人士赵鼎元在《辑里湖丝调查记》中载:“辑里乃太湖滨之一小村落,曰辑里湾,位于江浙两省之边境,介于南浔(今浙江湖州)、震泽(今江苏吴江)二大镇之间。地虽偏僻,农民则习于养蚕,加于湖水清澄,蚕儿既以湖桑之肥润,得天独厚,又有澄莹纯洁之湖水,供其精制,故色泽极佳,夙为外人所称许,销场遍于欧美。”

  七、苏州织造府的荣耀

  桂花香气馥郁,一缕一缕。秋日午后的阳光,穿过高大的香樟树,一层一层,洒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石之首的瑞云峰上。瑞云峰,形若半月,玲珑多姿,“妍巧甲于江南”,乃北宋花岗石遗物。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弘历南巡,行将驻跸织造署,织造使者全德为迎驾,遂于乾隆四十四年从留园迁瑞云峰于织造署,装点行宫。

  我在当年的行宫花园——西花园散步。树木葱郁,鸟鸣婉转,苏州织造署旧址今属苏州第十中学。江南三织造唯一留存完整的府邸遗址也只有此处了。我和苏州十中的金泓老师拿出手机,对着夕照下的瑞云峰拍了好几张照片。我们拍它,它岿然不动,它见证了姑苏繁华、丝织天下的一代盛世。

  苏州织造署衙门在带城桥下,离我当年读书的苏州大学很近。回想三十年前,我经常到织造署衙门口,蹲坐在前,摸着青石狮子的头,和同学聊文学吹大牛到灯昏月暗。之前根本没有意识到苏州织造署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苏州古迹太多了,走哪都有,哪会联想到这可是了不得的皇上行宫啊!

  苏州织造署的荣耀,不能一言以蔽之。

  明清时期,朝廷在江宁(今南京)、苏州和杭州设立三所织造衙门,简称“织造”,合称“江南三织造”,江南因此成为皇家纺织品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丝绸之府,苏城为先。”苏州织造作为江南三织造之一,在清代皇宫之中具有重要地位。康熙年间是苏州织造局的旺盛时期,乾隆年间更是织者万家、织机万台,一片繁华景象。在故宫典藏的十八万件织绣藏品中,苏州织造占了一半,近十万件,可谓是“锦绣中华,衣被天下”。

  织造署除了为皇室采办丝绸等生活用品外,还包括充当行宫、采办贡品、上报地方情报等“计划外事务”,这是其特殊功能。据康熙、乾隆的原始起居注记载,康熙皇帝六次下江南到苏州,都住在苏州织造署;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到苏州,五次住在苏州织造署。苏州织造署成为京城之外最重要的宫廷造办机构。

  乾隆比起他的祖父来,更爱玩,更爱苏州的日常生活,苏州印记就更多了。内廷服饰在苏州织好锦缎,绣上花纹以后千里迢迢送到北京;把玩或是日用的玉器、漆器、文房用品等也多出苏州工匠之手;紫禁城里三大殿铺设的“金砖”产自苏州,颗粒细密,色泽温润,就连紫禁城本身,也是明代时苏州“香山帮”的匠人设计建造的。

  乾隆皇帝回到京城,日思夜想苏州这个令他流连忘返的城市,何以解忧?唯有画一幅姑苏图以慰相思。

  画师徐扬世居苏州,曾经参与过《苏州府志》《苏州府城图》《苏州府九邑全图》《姑苏城图》等图书的编绘,并多次陪同皇帝下江南,对圣意自然心领神会,凭借自己对家乡历史、文化与地理的谙熟,以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技法,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画成《姑苏繁华图》,进献给乾隆皇帝,并自书跋语说:“有感国家治化昌明,超轶三代……幅员之广,生齿之繁,亘古未有”,是为“图写太平”,歌颂“帝治光昌”。

  《姑苏繁华图》果然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当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该画长一千二百二十五厘米,宽三十五点八厘米,画面起自城西灵岩山,经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至苏州城,绕葑门、盘门、胥门出阊门,转山塘街至虎丘。画面上,人物摩肩接踵、熙来攘往,据粗略统计约有一万多人;河上运粮船、货船、客船、木筏等各种船只穿梭往来,拥挤不堪,计近四百只;街道上店坊林立,市招繁多,可以辨认的市招共有二百三十余家。其中可数出丝绸店铺十四家,还有衣服鞋帽手巾业十四家,以及相关的染料染业四家。

  由此可见,整个苏州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在清代达到巅峰时刻。从早到晚,城门外直到桥头边,永远都有等待雇主的织工,而织户们的作坊里,织机也从朝到暮,吱吱呀呀响个不停。苏州丝绸行销天下,漂洋过海,成为西方商人们最为青睐的商品之一,为大清帝国换来了无数的白银。

  缓缓打开《姑苏繁华图》手卷高仿图,透过旧时墨色,走进这熟悉的繁华之城,静穆间,我仿佛听见了古运河中的阵阵橹声,山塘街上的悠悠丝竹,万年桥上的朗声叫唤以及街市上的往来喧嚣……连清朝文学家曹雪芹也忍不住感叹,这老阊门啊,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温柔之地。

  鸟声啁啾,于秋日午后显得格外清新悦耳,仿佛在暗示我们,乾隆皇帝还在他行宫里聆听昆曲折子戏,余音绕梁,是《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还是《长生殿》里的《定情》?

  恍兮惚兮,白驹过隙。

  惚兮恍兮,苏州丝绸繁盛依旧。

  【作者简介:葛芳,女,1975年生,江苏江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上海文学》《钟山》《花城》《天涯》《芙蓉》等。出版纪实文学《南极之南,远方之远》,散文集《漫游者的边境》,小说集《白色之城》《给孤岛的羊毛裙》,长篇小说《云步》等十二部。获江苏省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

【审核人: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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