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60后”的分析，截止目前，我只看到两篇文章。一篇是散文，《木头人》。“60后”小时候都爱玩一种游戏，几个人凑一起，类似扮演老鹰捉小鸡，小鸡只要受到“致命威胁”，赶紧口呼“木头人”!且像个木桩站着一动不动，呆若木鸡，老鹰便不再捉他。作者由此断定，“60后”就如木头人，把生的希望或最高理想寄托于某种虚拟世界(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笔者加)，而且思维方式机械单调。这是好几年以前看过的一篇散文，印象已有些模糊。还有就是李晥先生那篇《这么早就回忆了》(发表于1997年第十期《读书》杂志)，感觉非常好，很到位。我不敢说，它是对整个“60后”的准确描绘，起码是我个人的画像素描，惟妙惟肖，生动传神。
因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只得做一回“文抄公”了，借他口中言，传我心中事。李晥先生在文章中为“60后”如此定论：
“许晖所谓‘碎片中的天才一代’，我却宁愿称之为‘志大才疏的一代’，他们以‘想象中的辉煌’来表达这一代征。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为深刻的另外一些代征。这一代人共同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童年。没人管没人问，在野地里疯玩，时代的震荡偶尔经过他们并不十分在意的眼帘。
少年。上中学，毕业后有的上大学，有的赋闲;经历平凡，校园平静。写诗、唱歌、读书、幻想。
成年。上班，进入社会。社会开始变幻。从国家而言，这是从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的转化;就他们而言，生活开始从玩味滑向无玩味，从精神世界落向无精神的世界。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
这一代人一生(?)无重大经历，但他所处的跨时代性(文革—改革—工业化—市场化)，却使社会的重大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对，仅仅像放电影)，一一掠过他们眼前。所以这一代人能够感知时代，但又和时代有着距离。他是夹在中间的。他的童年落在文革的尾巴上，跟他有关又跟他无关，过朴素的生活，受道德的教育;他的成年搭在新时代的车头上，几乎是突然间加速了，上班、守点、奔波、拚命。而他几乎天然是习惯了散淡的，从童年到少年，他品味着自己的心，看着世事变化，若有所思，若有所解，而任何世事不和他发生肉体的、生存的物质的关联。这件事后让他感到是一种多么好的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他知道那里面心灵的丰富，从而知道现在不得不容身的世界的逼仄，知道孜孜求利的无趣和缺陷。
于是，这代人是观望的。
这代人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
这代人是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
这代人是极度矛盾的，
这代人是表达不清的，
这代人是天然地感伤的,
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而言，追忆中的一切即便再平凡，仍会有一股强大的内心驱动把它化为永恒。”
我是2006年着手构思这部长篇，2010年才看到李先生这篇文章。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当初，写这部长篇使我伤透了脑筋。有诸多生活，有诸多体会，苦于“志大才疏”，对“60后”远做不到高屋建瓴，整体把握，苦心经营，无非是鸡零狗碎，一盘散沙。拜读了李先生这篇文章，虽不能说“顿开茅塞”，毕竟是“雪中送炭”，让我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正如李先生断言的，做为“60后”的我，其生活本身就是琐碎的，认识上难免“东鳞西爪”。小说题目《碎片》，也是拜读先生这篇文章文章时，萌发灵感，顺手得来的。
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走红的博尔赫斯，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我这部长篇小说中还有一部小说《螳螂的爱》，也算是“小说中的小说”了。当初所以有这样的构思，只是为了情节上的相互补充，在认识上还完全是一种潜意识，或写作上的信马由缰，甚至以为有“画蛇添足”之嫌。同样，我是在拜读了李陀先生对格非的短篇小说《戒指》评论文章“腐烂的焦虑”(2006年第一期《读书》)以后，如梦方醒。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宁远那些乍一看非常荒唐的梦，是否也说明由于他对未来命运的难以把握而出现的“腐烂的焦虑”?做为八十年代“小有名气”的作家，宁远对博尔赫斯不应陌生，而且是“博迷”也未可知。对博尔赫斯那首诗《雨》，宁远应该非常熟悉：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
或曾经落下。下雨
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谁听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
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
一朵叫做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
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
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
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
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暮色
带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
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
在这里，不妨再摘录一段李陀先生的话：“如果她/他们曾经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春风得意，曾经一直在一种道德优越感里自我满足，那么在今天，当她/他们像丁小曼(小说《戒指》的主人公)或宁远(笔者加)一样，不得不面对社会的种种不公，面对贫穷和苦难的时候，还能心安理得吗?还能保持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吗?‘在财富和欲望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能不感觉自己有可能正在腐烂吗?”
在郑国庆先生的一篇文学评论里，有一段话，同样可以道出我这部小说主人公宁远的心声：“成长于‘文革’这个文化荒芜年代，却经由那些残缺、破损、手手相传私下流通的俄苏文学和十九世纪欧洲小说，培养出一种忧郁、浪漫、诗意的气质。这种气质的养成包括了火红年代的革命英雄与浪漫主义、荒凉青春前路茫茫的青春抑郁。以及文学这样一种非现实的看待现实的眼光。……他们对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渴求与向往无可非议，而且也正是文学使他们能够让自己有一种不没顶于现实的想象，并且以此来激励自己，但同时，这种精神贵族的自恋性的想象由于残缺的文化背景与缺乏理性的自觉思考，很少能够上升为结实的信念，因此这些小知识分子在面临生活真正的考验之时，常常放弃精神必需的操守，屈抑自己换取现实的利益，并且以追求‘美好生活’为由说服自己。”
(2006年第6期《读书》)原名《云笺秘记》，笔名：三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