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追究时尚，也从未被时尚所动摇，时值春花烂漫时节，恰逢父亲生日临近，搜遍全身，竟没有一件值得让父亲母亲感到快慰的事物，万般无奈，只能以此文作为贺寿礼物，让从他们身上传承下来的血液进行一次质的回归。
我在家排行老小，据母亲讲，生我的时候，家里穷的只能吃上一点锅巴，为此，母亲在不到五十岁时，满嘴的板牙便落尽了，只能吃一些软化的食物。那时，父亲母亲在村子里办了一所小学，有近百十来个孩子在就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对于中国每一个家庭来讲，解决饥饿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头等大事，我的一家当然也不例外。
我幼年是一个极其好吃的孩子，经常对走村串户的小货郎挑子感到十分眼馋，仅仅是因为那挑子里有极其好吃的各色硬糖和芝麻糕一类的食物，当时的我，以为那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每当货郎挑一进庄，拨弄鼓一响，无论多远，我都能听到，于是，我飞一般奔到跟前，从婆娘们中间挤进去，探着头，贪婪地、久久地盯着那些馋人的五颜六色的食物，盯得心里毛毛的，便折转身，又以极快的速度跑到学校，缠着母亲要买了吃，可结果总是空空。
有一个年里头，我随父亲拜访了他的朋友，由于我的乖巧和言辞得当，也得益于父亲朋友的慷慨，我有了属于我自己的5角压岁钱，我欣喜若狂，要知道，那时候的五角钱可以一笔不菲的收入。可还没等到我的高兴劲过去，回到家，父亲便没收了我的所得，而且美其名曰替我保管，可这一去便没了踪影。是日午后，当诱人的拨浪鼓又一次在村头响起，我便偷偷地将母亲一支极其秀气的钢笔拿走，换了几颗五颜六色糖果……
事后，在父亲扬起的巴掌中，母亲叹了一口气：“你呀，真是太不懂事了。”
对于母亲的叹息，我很不以为然，并且对父亲的行为极不理解，总在心里埋愿父亲母亲，嫌他们太抠门、太小气，不就是一支笔吗……事后，从母亲的絮叨中才隐约知道，那支笔对于母亲来讲是多么的珍贵，那是父亲第一次送给母亲的定情信物，是一种超乎情感的念想。时至今日，对于当初的做法，我一直感到羞愧不已。
父亲母亲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分担不同教学任务，在六十年代末，由于教学质量高，成为杨塘乃至肥东地区红极一时的村办小学，父亲教授音体美，尤其是体育一项，是父亲的专长，由于性格威严，我们哥姐几个连同学校里学生们都很怕他，大凡做不到位的地方，均逃不掉父亲的眼睛。母亲恰恰相反，极尽温柔，生长在吴侬软语中的母亲是典型的江南才女，文笔自然极佳，字却写的尤为端庄，经她教过的学生，没有几个不是先从学习母亲的字开始的。
父亲母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因而在当地口碑甚佳，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父亲吹军号的场景：那是一个离学校比较远的小村落—山桃村，当时，村里有十几名孩子在父亲母亲所办的学校里读书，由于经常迟到，在一次家访中，父亲了解到，由于劳动力不足，各家的孩子每天早晨起床，还要去拾一筐粪上交生产队才能上学(这是当时农村普遍流行的上工分的一种方法)。得知这一情况后，父亲没有责怪孩子们，只是挨家挨户通知那些孩子，以后上学，只要听到他的号声，就要及时赶到学校。从这以后，每天清晨，父亲都要拿上母亲为他擦得锃亮的小号，来到学校后面的高地上，一阵清凉的号声便在晨雾之中飞向孩子们的心田……时隔多年，纷纷从小村子里走出去的年轻人，都会在农历3月12日这一天，不约而同地从各自不同的坐标上，向父亲母亲发出春天的邀请与祝福，而一批又一批的接力者，又会在这号声里，在父亲母亲的手中走进人生的始发站台。每当夜深人静，心被外界的浮华搅动不宁的时候，我便会拿出那把珍藏的军号，放在唇边，试图让那天籁之声重新唤醒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促我自省。
母亲一共有四个孩子，而在我们村里，叫母亲为妈妈的却很多，和我们年龄相同的人，大都被母亲哺乳过。当时的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经常的事，于是，在学校里，经常可以看到，哥哥背着妹妹上学，姐姐抱着弟弟读书，而此时，由于饥饿，哭声是少不了的，因为孩子的母亲们为了挣工分，自然不能轻易从田里的劳作中赶到学校，这时，母亲便会放下正在怀中的姐姐或我，将甜甜的乳汁送到那些哭闹的孩子的口中……今天，当我的孩子允吸着乳汁酣然入睡的场景呈现在我的眼前时，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便如潮水般的涌出。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母亲为了孩子们的幸福成长，奉献的仅仅是挡住孩子饥饿的乳汁吗?不，绝不，那是一名教师对自己事业的忠诚与爱护，是一位平凡母亲伟大的人格魅力所在。
写到这里，我不禁泪眼模糊，我爱我的父亲母亲，在一篇以《军号》为题的文章里，我让军号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具象生命的符号，与整个家族的兴衰紧紧相连。
昨天是农历3月12日，虽然远在上海的父母因为受疫情影响，在家里坚持自我防护，但我还是通过视窗和二老交流了对疫情的看法和认知，老人心情豁达，尤其是社区每天都送来关爱，让他们很是感动。这不禁使我联想起2008年的农历3月12日，那天，是一个让父亲母亲幸福无比的日子，一大早，从美国、英国、香港、北京、广州、上海、武汉、合肥……从不同地点归来的父亲母亲的学生们，举着一块写有“植树育人相得益彰，寿以人尊名高八斗”字样的红彤彤的匾牌，前来看望父亲母亲。母亲也拿出自己珍藏了30年由中国妇女联合会颁发的、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同志题词“好生教育儿童”的牌匾，交与他心爱的学子们传阅，一时间，双匾争辉，师生同庆。
父亲醉了，醉在幸福的回忆里，母亲也醉了，醉在桃李交融那一抹绯红中。今日，我执笔案头，心里想象着昨天：父亲母亲的电话，一定也是满满的祝福，疫情不可怕，因为，我们同在。
我的母亲：周美文;我的父亲：高明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