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原本在大学里教书，却无意间成了作家，她因此笑说自己是“被”走上文学道路的;她曾在课堂上大段大段地背诵张承志的小说，长时间地沉醉其间，让她的学生惊诧;她坚持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对民族的意义，如同托尔斯泰之于俄国，莎士比亚之于英国，巴尔扎克之于法国;她坚持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于万籁俱寂中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写作;她在创作和读书之余，还要处理日常的行政工作——她就是我们的本期人物，安徽文学艺术院院长、安徽作家协会副主席潘小平。
她说她走上文学道路，其实有些“被迫”——
初见潘院长，觉得她人很随和，眼神中透露着睿智，脸上带着刚毅的英气。这或许是她多年来理性写作留下的印记，也可能是多年来岁月磨砺的结果。
谈起她的创作生涯，她笑说自己其实是“被”走上文学道路的。初听此话，令我们很诧异。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作家都是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有一个“文学梦”，像她这样表述，还从未听到过。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接着道出了缘由：1977年她毕业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留校任教;1985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研究生课程——她以为自己一直会在高校里待下去，终老此生。所以她早期的写作，主要是学术论文。至今回忆起1990年代初期，那段让知识分子惊慌失措的日子，她还心有余悸：全国人民都在兴奋地谈论商品，谈论股票，谈论社会转型、文化转轨，同时将知识和知识分子，剥夺得一文不名。这股自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孕育、蓄积的商业大潮，到1992年底渐至高潮，在它的席卷之下，拔地丛生的形形色色的通俗的、大众的、消费的商业文化，瞬间便以泛滥之势，在大陆铺陈起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卡拉OK、MTV、文化衫、追星族、上百种报纸周末版、有线电视、新武侠......北大教授陈平原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
今天，她已经很难复述自己所经历的被社会遗弃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失衡了，就是从那时起，她走出了守候18年的清贫书斋，调入安徽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也因此她的创作起步较晚，“市场化”程度较高。“作为一个作家，我起步于一个群起争利、物欲横流的时代，所以少有纯文学作家转型的苦恼。”她最初的创作，是发表在《合肥晚报》上的一组散文，名为《现代主妇手记》，都是些家长里短，鸡零狗碎，非常通俗好读。那是《合肥晚报》首次连载一个人的系列文章，很引起一些轰动。她以“报章散文”闯入安徽文坛，开始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
她说她其实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作家——
看过很多写她的文章，有人说她是“书斋中的邻家大嫂”，有人说她“有书傍身，百事可待”，而她自己的名言，是“读书的女人不怕老”，可见在作家中，她以读书出名。她自己在《我的书斋生活中》写道：“严格意义上说，我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作家。创作之前我的生活十分单纯，甚至单调，从19岁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几乎可以说没有出过学校。我在大学的校园里长大、长高、长胖，读书、留校、结婚、生子，我过的是一种书斋式远离尘廛的生活。而当我36岁再度走出校门的时候，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它们一下子变得那么喧嚣、诱惑并且险恶。我过去所藐视的东西，金子般闪闪发光;而我过去所看重的东西，却变得一钱不值了。长期书斋生活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人‘经世致用’的人格理想，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观念，都崩溃了。像我这样的书斋文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迫。”这段文字清晰地描述出了她从一个书斋文人，转向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
她读书，跟一般人不同。在大学里当老师的时候，她就经常背诵孙犁的《铁木前传》、汪曾祺的《受戒》、张承志的《金牧场》，要知道初版的《金牧场》是一部近50万字的著作。在《金牧场》没出单行本之前，她一度沉迷于对它的背诵，最多时，她可以一口气背下两万多字。在三味书屋鲁迅的书桌上，刻有“眼到、口到、心到”几个字，她一直作为读书的座右铭。对鲁迅她非常非常热爱，经常是摸起来就读——“当你遭遇精神危机的时候，鲁迅可以给你强大的支撑。”鲁迅在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其影响都远远超出了学术的层面，成为年轻人投身反战和平运动、投身社会运动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当然，她也熟悉西方的哲学著作，但对她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尼采、黑格尔、荣格、弗洛伊德，而是海德格尔。她常常沉迷于他的哲学名著《存在与时间》，感受这个世界的巨大虚无。
她说自己没写什么，其实已经完成700多万字——
看到她朴素的外表和随和的谈吐，或许你无法将她和780多万字的作品联系起来，实际上，她却真真实实地写了这么多。不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又或者是文化专题、纪实文学等，她都有所涉及。从刚离开高校专搞理论研究，到后来的散文创作，再到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再到后来的纪实文学以及大型的文化专题，她都能得心应手。她创作了《季风来临》《北方驿站》《城市呓语》《爱情这逃犯》《文化徽州》《徽商》《风韵新安》《在北纬30度神秘线上》《一步跨过两千年》《坐拥江淮》等散文随笔和纪实文学，出版了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合作)、长篇历史小说《翁同龢》。在传统作家普遍对电视感到畏惧且有一种情绪上的抵触时，她即广泛地参与到电视策划与创作中来，担任多部大型文化专题片和纪录片的撰稿，希望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将精英的理念传达给大众。自1997年以来，她参与拍摄的有系列电视散文《皖地风流》《永远的大别山》;系列文化专题《安徽历史文化名城》《红色记忆》《安徽民间工艺》《安徽花鼓灯》;纪录片《潮起江淮》《巨变》《皖江崛起》等，总数达百集以上。大型文化专题片《皖赋》获1999年度中国电视专题二等奖、安徽电视一等奖;大型理论专题片《跨越》获2003年度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电影《美丽的村庄》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大型纪录片《潮起江淮》获中国纪录片委员会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纪录片银奖(学术奖)。
她说自己很普通，却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一个优秀的人，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中，都闪烁着人格的魅力和智慧的光芒。采访中，尽管她一直给人很豪爽很有男子气的感觉，也没有谈到她的家庭状况和情感生活，却流露出她作为一个女性的敏感和心灵手巧。她有很多关注女性情感和心理的作品，比如《季风来临》和《爱情这逃犯》，都是既有感性经验，又有理性思考的文字，曾在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她特别强调女性要多读书，读好书——读书的女人不会老!她表示，有职业的妇女并不都是职业妇女，职业妇女的标志是什么?是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跟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争取自己的权益，展示自己的魅力!
也因此她的这一类作品，十分关注女性命运和女性心灵。对困扰女性甚至影响女性生活乃至命运的容貌、爱情、婚姻等问题，她都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说到女性最重要的品质，她以为第一是善良，第二是自信，第三是热情——热情并不单单指待人接物，而是指一个人生命的温度。她强调：“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只是在一个日益商品化的社会里，我愿以自己的思想和文字，关注女性的命运。”
在这个谈话段落里，她最骇人听闻的一句话是：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于自己!
看到我们不解的神色，她解释说，一个女人，要让自己的生命尽情地绽放，让自己活得自尊、自爱、自强、自信。“我活在这个世上，既不是为了取悦丈夫，也不是为了取悦女儿，更不是为了取悦男人!”她以为，一个女人，如果靠永无止境的整容和日复一日的涂脂抹粉，来获得生活下去的勇气，是可悲的。平静地接受自己“容颜老去”，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自信。
在谈及当下创作以及作家现状时，她表现出了深刻的忧虑。社会普遍浮躁，文学界则呈现出一种娱乐至上的集体狂欢，尤其是小说创作，处于欲望的狂欢之中，不能自拔。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官场小说，打着"反腐"的旗号，沉浸于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描写之中，缺乏精神高度。
采访结束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荡涤着我的心灵。她的精神，她的激情，她的霸气，她对生活理性而透彻的思考，无形中感染着我们。她，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染力，让每一个跟她谈话人，都深深记住她的朴素、她的酣畅、她的逼人的英气。
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访谈者：潘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知道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您发表论文、散文、纪实文学、影视文学、小说已有780万字之多，特别敬佩您!您能和我们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吗?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影响到您?
潘小平：说起创作，其实最初我是“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因为在到文联之前，我一直在学校里教书，搞一些学术研究。1992年，我调到文联，才开始文学创作，我的创作起步算比较晚。在1990年代市场化氛围的影响下，我创作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很多知识分子，面对汹涌的商业大潮都有些迷茫，政治激情消退，无法释放心情，创作逐渐从纯粹的文学转向市场。而我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一开始走的是纪实文学的道路。
访谈者：您在创作上有很多成就，但我们知道写作是件辛苦的事情，需要耐得住寂寞，还要能静得下心。您这一路走来，在写作上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潘小平：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虽然思考有时候是痛苦的，可是写作过程却是愉快的。如同行云流水一般，把自己的感受和心情都挥洒在纸上，这不快乐吗?写作可以安放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内心深处的激情得到释放。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写作，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因为它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
访谈者：我们知道您创作了很多作品，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您还在主持安徽文学院的工作，您是怎么安排家庭和工作，还有写作的时间呢?有矛盾的时候，您是怎么解决的?
潘小平：我基本是上午到单位，处理日常工作，下午处理一些与公务有关的文字，晚上读书，凌晨3点以后以后开始写作。其实我用于读书的时间，比写作要多得多。过去很多年，我都是一天一本书，并且作出笔记或摘要。从前年开始，放慢了速度，改为两到三天一本，不那么贪婪了。对书籍的渴望，严格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占有。我过去哪怕是出差一天，也要带上电脑，带一本书，完成自己给自己定的任务。现在不了，书是读不完的，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应该尝试让自己慢下来，尝试一种“慢生活”。我对我的孩子，也很宽松，不会给她特别大的压力，也不抱太大的期望值，只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行了。
访谈者：我们通常都会觉得作家的生活很神秘，他们的脑袋里似乎装了很多跟别人不同的东西。所以很多人都想知道作家除了创作那些精彩的作品之外，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您平时都除了写作和工作，有没有什么别的兴趣和爱好?
潘小平：我的生活很简单，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上，其他的时间我就是在工作或者写作。除了书，我没有其他的兴趣和爱好。我差不多有10年没有进过“商之都”了，过去省文联在宿州路上，离得很近，我还偶尔进去过。我的衣服什么的，都是在路过的店里买，生活用品上超市。此外，我喜欢聊天，沉迷于纯粹理性的讨论，喜欢在抽象的意义层面上运作。
访谈者：您从事写作有几十年了，您对写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悟?有的人说创作来源生活，有的人说创作来自于读书感悟，您的创作源泉是什么呢?你依靠灵感吗?
潘小平：在我，写作是一种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所以不太依靠灵感或顿悟。
访谈者：您的作品涉及的种类很多，有论文、有散文、有小说、有影视、有纪实、有虚构，在这些作品中，您有满意的作品吗?获得过大奖的作品有哪些呢?
潘小平：到目前为止，没什么满意的，所以才一直在写。
访谈者：最近有没有新的作品问世?
潘小平：最近除了读书，主要的精力都在工作上，因为我刚到新岗位不久，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最近有一本读史笔记《前朝旧事》，是自1995年以来断断续续完成的，最近结成集子，快出来了。
访谈者：常常听到一些人说，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在台湾而不是在大陆，您是怎么看的?现在很多写作都是以激烈的言辞或是迎合大众的快餐语言，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您认为文学的发展最终的归途是什么?
潘小平：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儒家文化，其核心是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理念，这在台湾没有出现断层，一直都延续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台湾保存的也比较好，而在大陆则断裂了。文学的发展，最终仍然要回到文学的主流中来，回到对人类情感和灵魂的关照上来。在鲁院第三届高研班结业典礼上，我代表我们那一届学员发言时说：不管这个社会如何发展，文学的太阳是永远不落的!当时我们班很多女生，听了这话后流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