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难以置信，我家那三间坐东朝西的小屋，几乎成了当地说书人的落脚点。那些艺人自自然然地挤进来，似乎没有觉得别扭。母亲在靠南墙的锅后忙着做饭，二姐或三姐在烧火，屋中间北面紧靠秫秸箔的是一张窄木床，父亲他们坐在那里吸烟、喝茶、聊天，满屋子烟雾缭绕，热气腾腾，也夹杂着饭菜的香味。
记得经常来我家的艺人有：显明南、荣传玉，卢明亮、戚明亮、余华堂、刘建武、谢明亮、薛明珠、王继法、黄成海、黄立顺、张志坤、方明贺、尹成龙、严文庭、徐志帮、高志帮、范法正、宋云创、王太平等人。他们之间是按辈数称呼的，与年龄无关，依次是元、明、志、立、中、韩、信。门派共分七门，分别是高、刘、谭、马、郝、王、孙，我父亲师从临泉艺人侯延只老先生，但属于刘门的。显明南、荣传玉两位老艺人出身名门，品德高尚，仪表堂堂，大鼓书唱得也好。郸城的尹成龙叔叔曾在我家住了二十多天。王太平也是北乡人，来这里干生意，带着媳妇和女儿小丽在我家住了将近两个月。还有会拉弦子的严文廷，大人都喊他“严瞎子”，因为眼睛看不见，从河南豫剧三团下放到冯营刘尧，他说老婆也嫌弃他，他好几次差点被药毒死。父亲唱戏本来是不需要拉弦子的，为了能让严文廷有口饭吃，父亲唱戏的时候就让他在旁边拉弦子，他也经常住在我家。
父亲喜欢和艺高、人品好的人结交，他常说：不孝顺的人，不交;不仁义的人，不交。连收徒弟都是这样，父亲更看重的是他们的人品。父亲一生共有五个徒弟：大徒弟普志远，唱腔人品都好，很有志气，因为家贫，他不停地干活、唱戏，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每每提起就难过，说普志远是累死的。二徒弟周连柱忠厚老实，一头卷发，但口齿不太清晰。三徒弟朱鸿臣个头不高，能说会道。第五个徒弟是关门弟子少华，好像姓李，皮肤白白的，是槐店人，在我家学戏，住了二十天左右，后来没有再见过，应该是没坚持学完。四徒弟张新强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拜师的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表姐夫刘成章把一块一米见方的红布贴在墙上，用毛笔在红布上写道：天地尊亲师为尊，鸿钧老仙师，治立大鸿门，天门去领旨，下凡渡真人，渡来一百整，修成七个人，若问名和姓，高、刘、谭、马、郝、王孙。父亲端坐在椅子上，神情威严。新强恭敬地对着父亲行跪拜礼。新强来我家时，年龄小，他最怕父亲。父亲一教他说书，他就犯困。教了他一段，父亲就起身离开，让他自己温习。他身子坐得直直的，不一会头却不听话地垂下去，又仰起来，不停地打瞌睡。但只要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他就一个激灵醒过来，嘴里叽里咕噜，念念有词，装出很用功的样子。我在旁边笑他，他并不扭头，只斜我一眼，继续装，我笑得更起劲。父亲冷着脸走过来，瞪我一眼，看向新强：“新强，把刚才那段说一遍!”新强一脸惶恐，腿哆嗦着站起来。我再也忍不住，咯咯地笑着跑到外面去了。父亲晚年的时候，说起徒弟，很是遗憾，大概是因为他的徒弟没有超越他的原因吧。但有两个人，不是父亲的徒弟，却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徒弟，父亲和他们肝胆相照，亦师亦友，亲如父子。他们是刘成章和卢秉臣。
成章哥的母亲是地道的上海人，随丈夫刘建武下嫁到安徽临泉刘庄，做了一名小学教师，成章哥也算是上海知青，吃的是当时人人羡慕的商品粮。父亲和刘建武叔叔是好朋友，我们两家经常走动。成章哥个子不高，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有勇有谋，特别仗义，爱抱打不平，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如果有人想找事打架，两分钟之内，绝不让对方先出手!这一点，跟我父亲特别像。父亲也是个爆脾气，爱管闲事。有一次，父亲去地里看庄稼，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也不再唱戏，没事就到地里转悠一圈。恰巧遇到同村一个叫狗蛋的人，狗蛋和她媳妇两个人正撕打狗蛋娘，我父亲看到了，大喝一声：“狗蛋，你还是人吗?你老婆打她就算了，你还帮着打，我看你敢再碰她一下!”狗蛋媳妇说父亲多事，说婆婆如何不好。父亲说：“不管你咋说，她不是你该打的人!今天让我遇上了，你就不能再碰她一个指头!这事，我管定了!”因为这件事，还把狗蛋媳妇得罪了，见了我父亲也不说话。反正我记得，每次父亲去集上干生意，到了饭点还没回来的话，母亲就会坐立不安，担心他在外边又管闲事，跟人起争执。
父亲特别喜欢刘成章，想教他说书，无奈成章哥的母亲坚决反对，怕说书人常年哈气，气大伤身。父亲就亲自做媒，让我舅舅的三女儿嫁给了他，刘成章就成了我的表姐夫。从此，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上海知青就成了我家的男劳力。只要到了我家，脏活重活都是他干，喂牲口，挑粪等，每逢庄稼季，他就不请自来，到我家帮忙。最难忘的是七五年发洪水，那年我十岁，父亲带我去临泉郭湖我姥娘家。一天傍晚，我和父亲正在刘瓦房我大表姐家，浩浩荡荡的洪水来了，没多久，平地里一片汪洋。害怕房屋倒塌，我们和表姐一家人都挤在用木头绑成的小筏子上，木筏停在学校的操场里。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坐在木筏上发呆想家，突然看见有个瘦小的人趟着水过来了，手里是一个黑色的大轮胎。竟然是成章哥!全家人又惊又喜，父亲不停地抹眼泪。
原来，自从发洪水以来，家里人更担心我和父亲的安危，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恰巧我村有一个人说，发水那天，他好像在临泉河边看到了父亲。母亲就推测，我和父亲可能被淹死了。父亲本来水性很好，可能是为了护我，才没了命。于是，母亲和姐姐们天天在家里哭。成章哥知道后，就带着一个大汽车轮胎出发了。临行前，他跟家人说：“我今天去，后天一定回来，如果后天回不来，就说明已经淹死了，洪水不退，你们千万不要去找我。”几十年过去了，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眼泪还是止不住。几十里的大水，他是凭着记忆和感觉，看着路两旁的树往前摸索的，特别是过临泉那条大河时，茫茫一片，他是如何游过去的，我都不敢想。如果没有胆量和勇气，如果不是为了亲人，谁又敢拿命去拼?!
自从大姐参加工作以后，我家的情况就好多了。这还跟沈丘县曲艺的发展有关。之前，曲艺是属于自生自灭无组织状态的民间艺术，艺人被称作“叫花子”。新中国成立后，曲艺成为文化部门扶持和引导的主要对象之一，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曲艺有了自身发展的组织依托。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1960年，沈丘县曲艺家协会正式成立。1973年，县文化馆召回老艺人，招收新学员，组织曲艺队，深入集镇乡村演出，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我父亲作为“沈丘鼓书三大家(《沈丘曲艺》记载：吕明生、高国顺、柳俊超被称为“沈丘鼓书三大家。”吕明生演唱的《刘天顺赶船》，高国顺演唱的《白云龙征东》，柳俊超演唱的《张廷秀私访》，各有千秋，在沈丘及周边县市颇有名声。)”之一，被召回县文化馆。我大姐作为新学员也进入县曲艺队。刚开始大姐唱河南坠子，双手打简板，后来唱样板戏《长阳沟》《沙家浜》等。由于我大姐嗓音清亮，扮相俊美，表演到位，在县里汇演时被冯营公社的书记发现，直接要回公社，工作安排在外贸。大姐特别顾家，每月的工资都交给家里，条件好了，家里的客人更多了，父亲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长期的用嗓，多年的奔波，积劳成疾，常年吃药，打针，住院。病重的时候，成章哥来看他，那时父亲已经很虚弱，他嘱咐成章哥不要离开。1990年5月 14日中午，还是那张窄窄的木床上，父亲斜靠着墙，在家人大声的哭号中，静静地走了。成章哥伸出手，轻轻地为他合上了双眼。
那年，父亲63岁。
卢秉臣哥，他不是父亲的徒弟，却也是父亲真正意义上的徒弟。他是父亲用一巴掌、一布袋小麦换来的儿子。
秉臣哥的师傅是我父亲的师兄弟，顺理成章，他喊我父亲师傅。没见父亲时，他半信半疑，直到有一天，他目睹了父亲干生意的情景。他说第一次见父亲时，父亲那天正唱《天仙传》，激越高昂时，父亲打战鼓简板，亮嗓呐喊，气势非凡;轮到脆口时，父亲换了钢镰子，叮叮当，叮叮当，美妙的声音由低到高，犹如撕绫罗，打茶盅，清脆悦耳，与父亲生动的表情，轻柔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余音袅袅，入耳，入心，这让他很佩服。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他对父亲充满了敬意。有一次，他和父亲到一个集上干生意。因为逢会，说书的艺人也多。他和父亲两个人一班子，另外两个和父亲年纪相仿人一班，两班子人对着唱。秉臣哥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声如洪钟，吐字清晰。他当时三十多岁正当年。他的唱腔以沙哑浑厚的窝嗓为主，高亢、激昂、有气势。他曾登上舞台演过戏，口、眼、身、法、步，样样了得。年轻气盛的秉臣哥一心想取胜，在心里说：师傅，今天看我的了!非把那边的人都薅过来，让他们灰溜溜走人不可!于是，他让严瞎子把弦子定到最高，亮起他那能听一里地的大嗓门唱起来，连表演的架式都用上了，嗷嗷几嗓子，那边听书的人呼啦啦都往这边来了，正当秉臣哥得意洋洋唱得起劲时，冷不防，我父亲劈头盖脸一个巴掌打过来，秉臣哥懵了!他一米八五的大个，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当着众人的面被打，他又恼又羞又急，脸“唰”地一下红到耳门，但他强忍着没吭声，坚持唱完戏。等收了场子，秉臣哥就问父亲为什么打他，这时的父亲气也消了，他语重心长地说：“秉臣，我知道你的心思。但你为他们想过没有?你年轻，嗓门大，唱得好，他那边的人本来就少，他哪是你的对手?咱得给人家留条路、留口饭，是不是?!”秉臣哥听后，点了点头，郑重地对父亲说：“师傅，你打得对，我明白了。”从此，他们师徒的关系更好了。
有一年的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秉臣哥来我家，吃饭时，母亲照例又拿出那个秉臣哥专用的大瓷碗，因为他的饭量大，回碗多了怕他难为情，所以母亲特意给他准备了一个大号的瓷碗。秉臣哥眉头紧皱，不像平常那样开心，父亲和母亲心里明白，秉臣哥家四个小孩，人口多，粮食少，一定是断粮了。他面子薄，不好意思张口说。等到吃过饭，秉臣哥要回家的时候，父亲指着一长布袋麦子说：“我家的粮食吃不完，新麦快下来了，不吃会生虫，你带回家给孩子们吃吧。”秉臣哥的眼泪下来了，因为那个年代，别说是一布袋麦子，就是一瓢麦子都是金贵的，谁家会有吃不完的呢!他说：“师傅，我来就是想借点粮食，孩子们实在……等新麦下来了，我再还给您。”父亲拍了拍秉臣哥的肩膀说：“当我是你的师傅，就别提‘还’这个字，这是给孩子们的。”
多年之后，白发苍苍的秉臣哥每提起这件事就流眼泪。他说当年的那一布袋小麦，就是他全家人的救命粮，是父亲对他的一布袋的恩情。后来孩子们长大了，为了生计，秉臣哥带着孩子去山西太原做生意，等再回到老家看望父亲时，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那天秉臣哥去集上买了纸钱、鞭炮，割了刀头(猪肉)，还有两瓶父亲生前爱喝的鹿邑大曲，在父亲的坟前，给父亲磕了三个头，放声大哭，长跪不起。这以后的每年，秉臣哥都会来看我母亲，每次来，七十多岁的秉臣哥都会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师娘，你，就是我的亲娘，我，就是你的亲儿，有啥事，只要您老说一声，我随叫随到。”等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秉臣哥真的像儿子一样，披麻戴孝，送我母亲最后一程。
因为父亲的几个亲传徒弟都不太出色，父亲怕他一身的本领失传了，就把目光锁定在她的四个女儿身上。我大姐结婚后，忙于工作，不再唱戏了。二姐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父亲觉得她不适合说书。三姐嗓子好，人漂亮，也喜欢说书，但她很调皮，像个假小子书，父亲坚决不让她学。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嗓音不太好，但活泼乖巧，能牙利齿，嘴巴很甜。父亲就希望我学唱大鼓书书，像他一样在低音上下功夫，也可以像刘兰芳说评书那样主攻道白。我心里是喜欢唱大鼓书的，但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很多人看不起说书的，认为说书人属于下九流，跟剃头的、削脚的、摇拨浪鼓的、摘猪膻羊的等，都是不上台面的人，说是丢了祖宗的脸，死后也不能进祖坟。于是因为这小小的虚荣心，我毫不犹豫地以正在上学为由，拒绝了父亲。父亲当然希望她的女儿不像他一样吃苦，也就作罢。令我难过的是，阴差阳错，我与大学失之交臂。既没有让父亲看到我考上大学跃入龙门，也没有传承好父亲一身的绝技，实在是可惜、遗憾，也是我多年来心中对父亲深深的愧疚。
很多时候，当我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时，当夜深人静想念父亲时，我的眼前就会幻化成这样一个画面：我也身背战鼓，手执简板，张开手臂，亮嗓高歌，笑傲江湖……
当我写下此文的时候，父亲俊朗的面容又浮现我眼前，我想对父亲说：答，女儿想念您，这些年，我没有给争光，但也没给您丢脸。您一生清贫劳碌，但却给人以欢乐、温暖和担当。您让我明白，这个世上，只要有了爱和善良，就没有低贱的工作，没有低贱的人。我为您而骄傲!父亲，谢谢您，您用一生的拼尽全力，言传身教，给了我最丰沛的生命滋养。
特别感谢近水居高慈修先生的鼎力支持和指导，也感谢写作过程中亲朋好友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