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在当地的土著世俗算不得大家旺族，但从我所知道的祖辈开始却也人丁兴旺。近些年胡姓屡修族谱，虽有族人赠谱收藏，但我对谱牒却很少细研深究，倒不是我对家族史料漠不关心，实在是对不甚了解的家族过往提不起兴趣。人们常说：“上下管三代”。现实中四代同堂的家庭毕竟少之又少，而“祖孙三代”却又普遍常见。因而关注三代之内的祖辈实乃人之常情。
我所了解的家族历史亦仅限祖辈。早年从父亲的日常叙述中每每总会提到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未提过他的祖父即我的太爷爷。其实，从我同胞连续生下的十兄弟中，前五个不幸夭折，尔后的五个，从最早1941年出生的大哥也没有见过爷爷。我的祖父据说还在盛年时即因遭人暗害患痨病而亡。前面的五个兄弟先后夭折，后面的五兄弟没有一个见过爷爷。祖父病亡之后，祖母带着她的四个儿女艰难度日，直至成年成家。活到近八十岁耄耋之时，上世纪1972年仙逝。
祖父那辈兄弟二人。祖父老大，盛年早逝。叔祖老二，据说是在日冦侵犯时，被无辜枪杀于家门前的港堤之上。
父亲一辈有兄弟四人。父亲老大，生有十子，存有五男。二叔育有一子，早年因工伤身亡。三叔年青时曾有国军当兵史，返乡后又随中原突围王首道部短暂行军，最后被祖母强行召回务农并育有二子三女。四叔为同辈兄弟中的老幺，我们兄弟称其为“细爷”。他一生要强，可他却自认命运不济，一生育有六女，没有男丁，总觉矮人三分，说话没有底气。但他平日总拿“我有八个侄子”在人前炫耀。“八个侄子”常常为他壮胆且颇具威慑。
我们这辈，母亲连怀十胎，尚存最后五子。大哥八岁时承继舅父为子去了县城。二哥实际为长，既要为农，又要带幼，没有机会好好读书。虽勉强成家，却无所立业。如今年过八旬，中途入赘他乡，倒也境况尚可。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儿嫁了一个好婆家，为二哥生育了一个有出息的外孙女，医学影像专业，经异邦留学，博士毕业，现在深圳某名牌医院高薪就业。三哥在我辈兄弟中最为出类拔萃，所受教育最为完备。“老三届”中学毕业即参加工作。因为其帅气的长相，曾博得众多女同学的青睐。还在他的学生时代就被三嫂芳心暗许，甫一参加工作，前往公社通信员任上不久，就将知青点上的三嫂带回家中与家人相认了。后被武汉钢铁公司招工后，不满20岁的三哥就与19岁的三嫂结婚成家了。四哥是我辈兄弟中的一个另类存在。终其一生，跌宕起伏，性情乖张，江湖义气。学龄时厌学贪玩，很早即放荡辍学。但他却巧于周旋，精于结交。虽身无长技，却为乡村干部所喜。在他不到20岁时即被推荐招工去了武钢。后又不知使了什么招术转调去了一家条件更为优越的军工企业蒲纺总厂。中途因犯罪入狱，被工厂开除。刑满释放后返回县城结婚成家，靠屠宰为业。后两度离异，最后孤苦寡居，晩境凄凉，直至2021年端午节前夕，古稀未满即已离世，让人慨叹唏嘘。
既有兄弟，即有兄嫂。我辈兄弟五人，亦无姊妹，我为老幺，四个哥哥，当然四位嫂嫂。如前所述，三嫂最为特别。尤其是她干部子女知青身份，正值芳华妙龄即冲破世俗偏见，毅然下嫁乡野农村，仅此一举，即可大树特树。
我家地处药姑山下，当年的地域名称为通城县大坪公社红旗大队五房屋，妥妥的穷乡僻壤。1968年中学毕业后，三哥即进入公社当通信员。不久即与身为下乡知青的三嫂相恋，1969年国庆节举行结婚典礼。新婚不久三哥即被招工进入武钢，三嫂则离开知青点成为我们家的新成员。
那个年代的农村，正处苦不堪言的文革时期。社会上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而农村的每个家庭却是入不敷出，温饱堪忧，饥饿如影相随。我们家的日常生活艰苦尤深。母亲早年亡故，父亲不善操持，家里可谓一贫如洗，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当时我正上初中，午餐需要自带饭食在学校食堂加工解决。可我却常常为拿不出这点微薄的米菜而发愁。我要好的同学得知我的窘境后，由他每天多带一些饭菜聊解我的饥饿。由此我至今还记着同学的友谊和他母亲的慈爱。我在学生时代即已养成爱学习喜阅读的习惯。每天放学之后晩上要在煤油灯下看些课外读物，父亲总会唠叨点灯费油，并以“三日晴，四日雨，文章不能放在锅里煮”来告诫“读书无用”的“道理”。三嫂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知青到了我家，靠着三哥微薄的工资，加之双方来往武汉通城两地间的交通费用，其经济窘迫可想而知。
三嫂名叫冬梅，1950年生人。年青时的三嫂，身材高挑，能歌善舞。还在与三哥热恋时即来我家认门。给我最深的第一印象是“挑水”。那天，学生模样的三嫂初次登门，看到水缸没水，在三哥的引导之下，一对青年男女即挑着水桶来到离家约200米远的屋前水井汲水，欢快地挑水回家灌满水缸。当时情景曾引得全村人啧啧称赞，也为日后三嫂融入乡村生活开了先声。
三哥三嫂的结婚典礼也曾在闭塞的乡村传为佳话。他们的婚礼是在1969年的八一建军节当天举办，没有奢华的排场，更无精致的摆设。婚礼场地是在我家紧靠堂屋搭建的一间偏房内。来宾有三哥三嫂一众同学。印象中最珍贵的客人是三嫂娘家在县城当教师的继母及尚在小学就读的小妹，她们特地赶来参加婚礼增添了更多的喜庆气氛。尤其是婚礼现场那台收音机格外引人注目，收音机播放的那条当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坐阿波罗登月并成功着陆的轰动性新闻消息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结婚之后，三哥被招工去了武汉钢铁公司，三嫂则留居我家开始了艰苦的村居生活。虽然在知青点上三嫂也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但集体生活集中劳动日常生活是欢快的。婚后来到我家，三哥又离家去了武汉，其孤独寂寞可以想见。
当年知青下乡，曾给落后的乡村带来许多新鲜气息。对此我的感觉尤深。三嫂到来之前，我家没有吃过酱油，没有用过洗衣粉，这两样东西都是三嫂到来之后才逐渐出现在我家的日常生活中，才使得山乡封闭状态中有了些许“现代”气息。
三嫂娘家的成员关系相对复杂。其父为黄陂祖籍，后被承继到汉口打铜街经商的叔父为子。商人继父条件优越，让继子接受了良好教育，曾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他年轻时思想进步，不满封建家庭束缚，一心倾向革命。武汉解放前夕，凭着自己黄埔军校身份，完全有条件随同去台湾，但他坚持留下迎接解放。在新中国火热建没事业感召下，他动员妻子脱离封建家庭，投奔革命事业，可妻子不为所动。他便与妻子解除婚约，留下次女带着长女离开武汉，于1953年南下通城，以干部身份投入地方建设。后与通城当地一位青年女教师再婚。后来，武汉离异的母亲在打铜街原地与一随军南下的山东人再婚，接连生下一子一女定居于打铜街老宅。出走通城的父亲再婚后同样生育一子一女。这样，三嫂除了留在武汉的同胞妹妹之外，后又陆续增添了武汉同母异父和通城同父异母的四个弟妺。虽然亲生父母离异了，但三嫂与后来两处陆续添加的弟妹却来往亲密。记得三嫂婚后的第二年，其武汉的弟妹还曾远道来到通城姐姐家里作客。让我们这些像鲁迅笔下闰土式的农家孩子见识了武汉都市少年的翩翩风采。
三嫂婚后的最初几年，不仅要忍受农村物质生活的艰难困苦，还要忍受精神生活的孤苦寂寥。那时，正值文革特殊时期，唯成份论甚嚣尘上。按照当时成份标准，三嫂父亲来自武汉，阶级成份肯定不合时宜，尽管她有知青身份且有高中文化程度，但仍被社、队视着异类，很长一段时间被限制使用。好在经过一番“改造”表现，特别是有了第一个孩子后，其艰辛的生活，也让人动了恻隐之心。加之我家一位在任公社书记的远房叔叔和一位在任大队副书记的近族叔叔的一再力争坚持，让三嫂就近在红旗小学当了民办老师。当时的民办教师虽然不发工资，但可以不用参加生产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并获得一个正劳力的工分，也算是三嫂农村艰苦生活的第一个转折。
三嫂虽为城市知青，从小生活优越无虞。但她性格开朗活泼，待人热情诚恳。婚后在我家最初两年，尽管生活清苦，但她始终乐观面对，与邻里关系和睦，毫无违和隔膜，很快融入到家长里短的世俗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当了民办老师之后，她将温暖的母性发散在每一个学童身上，老师的形象日益鲜明，使得她所授教过的很多学生，及至成年后还念念不忘他们的“潘老师”。
三嫂婚后，三哥即去武汉工作。那时我正中学就读。算起来我与三嫂共同生活有三年之久。这三年既是三嫂艰难孤苦的日子，也是我少年生活的至暗时日。三嫂的乐观，也曾深深感染过我，亦曾为我打开向外看世界的窗口。我第一次见识大武汉，就是通过三嫂的引领才得以实现。那是在1972年的初春，由三嫂带我一同去武汉与三哥春节团聚。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旅程。当年从通城去武汉尚无公共交通，平常人家也难得去一次大武汉。那次行程是三嫂通过熟人联系找了武钢驻通城疗养院春节接人的便车。坐在蓬布遮盖的大卡车上迎着冰天雪地的简易公路艰难行进，从早晨出发直到午夜才达武汉终点。至今还记得深夜经过长江大桥时的激动心情。我还记得那次武汉之行正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
在我军旅生涯开启之前的1975年，我也曾有过半年的民办教师经历。那是我和三嫂同在红旗小学任教的日子。也仅仅只是半年之后，我即步入军旅当兵了。在我军营生活最初两年，连连接悉来自家乡的喜讯。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特别是三哥从武钢调回家乡湖北长石矿，三嫂作为下放知青，被落实政策，安排了工作，结束与三哥的长期分居生活，最终得以夫妻团聚，苦尽甘来。
再后来，三哥工作的湖北长石矿撤销，三嫂随三哥一道调往黄石的大冶钢厂。三哥在厂部办公室工作，三嫂则在厂区职工技校负责教学。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兴起，三哥停薪留职下海经商，三嫂则一直工作到退休。
三嫂从无经商，但她却颇具经济商业思维。三哥辞职下海后在深圳惠州与人合伙经营一家化妆品生产企业，一段时间有了一些经济积累。如何使这些积累发挥更大效益。目光敏锐的三嫂看中了置业购房这着妙棋。除了惠州淡水窑田化妆品企业的那处公司房产收归囊中外，又陆续在深圳南山闹市中心和大亚湾十里银滩、熊猫小区购置三套房产。尤其是深圳南山的那套90余平的房子，当时花费仅仅60多万，经10余年房价暴涨，至2019年卖出时已达900余万元天价。每当谈起这些趣闻，我们兄弟总免不了对三嫂思维超前，眼光独到来一番夸赞。
如今，三哥三嫂的三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长女常居深圳，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次女在深圳长期打拼之后，近两年返回咸宁置业安家，作为全家后盾，稳居香城。三女早在十几年前即远嫁德国，臻成一桩美好的跨国婚姻，幸福满满。三哥三嫂则在美满的家庭氛围中安享着幸福的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