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最后一场雪刚刚消融，那潮湿在院子里留下的神秘图案还未完全消退，刺苋、车前子、打碗碗花、苦菜……这些母亲年轻时教我们指认过的植物，就又一次从院子里冒出来。它们的种子是在哪里藏着的？为什么日复一日地清扫，整个冬天，大风没完没了地吹，竹扫帚一年四季地刮擦，也无法将它们完全除掉，只要春风雨露轻轻一唤，便疯了般冲出泥土。难道那些野草是院子在春天不得不说出的第一句话？
母亲从不远处锻炼回来，径直走到野草中间，坐在事先安放在那里的一把椅子上。拐杖放置在一侧，像匹等候她随时启程的马。她斜着身子，弯腰去拔院子里的杂草。她说，要趁它们还没有把根扎得太深，就赶紧拔掉。有段时间，她对待这些野草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看它们长在那里，怎么都碍眼；一方面，家里养了几只鸡之后，它们又变成了最好的草料。这让无法去往远处的她也能用野草喂鸡。许多个清晨，她把带着露珠的野草采摘了，放在一个长木板上，用一把钝刀，叮叮当当，剁起来。她那只不能动弹的右手跟随着身体来回晃动，她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从左手输出，将那把野草剁得稀碎，扔进一只被挤压得变形的铝盆，再拌些麦麸喂给鸡吃。
野草带来的便捷和野草对院子的霸占，这两种状况带来的复杂情绪盘踞在母亲心里。我站在一侧，眼前的清晨，让我想起在远方城市的许多个清晨，忽然觉得，每次回乡，都像是生命之根为我校准在这世界上的定位似的，故乡原野上的高天黄土、植物生灵，以及我的亲人，成为一条条横向的、纵向的轴线，那些一直隐在我文字之后的东西浮现在眼前，是另外一种呈现。
我注视着病痛中的母亲，注视着院子里微风在清晨吹拂过的每一个角落。蓝天被高山合围成一面湖的样子。记忆里的故乡与在光阴里坚守着某种朴素的故乡，正在生活的大浪潮之下改变的故乡，它们分裂着，像这院子里被水泥凝固的那部分，被野草一遍遍侵占的那部分一样，形成了人与环境的某种版图。曾经，母亲清除野草、专门保留一片野草为鸡当草料的矛盾心情，与我看待故乡的心情像是某种映照，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母亲压根没想到有一天会搬离故土，去往城里住。可父亲偏偏与她得了同样的病，为了有人照料，他们不得不搬去弟弟打工的那座小县城。为此，她托人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杀了。拔掉的鸡毛扔到远处填埋，更细小的鸡毛被一堆生起的火燎烧掉。母亲在椅子上看着那只会跑动的鸡最终变成一盆肉。这是在一个清晨发生的事情。那把钝刀和木板停留在原地，野草继续肆意地生长着。它们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再无用处。
在那些野草中间，有两株野菜很特殊，它们没有被除掉，甚至还在根部挖出小坑来，得到了浇灌。那是两株人工养殖的灰菜。父亲说，村里唯一养有这种植物的是岳老二家，它们的种子定是借着某一阵风从岳老二家来到我们家院子里的。果不然，另一株就长在我们家房子侧边的土坡上，这一棵与他家直线相连的方向，还有一株。这些灰菜一株一株像是要标注出风从一家吹向另一家的路线来。原来，一棵棵忽然冒出的植物，也可能是风的脚印。
灰菜的叶子紫红色中又带着些绿，很是好看，叶片也比普通野生的大出许多倍。它们以树的姿态一直向上，又分出许多枝杈来，先是高出了母亲那把椅子，后来高过弯腰驼背的母亲。从城里回来的小孩儿们来了，也站在最高的那棵灰菜下好奇地往上看，说，一棵菜竟能长这么高。许多个没有蔬菜的日子，我就从那些枝杈上揪几片叶子，用水焯了，再放了葱蒜，烧了辣椒油浇上去，一道凉菜便摆上了桌子。母亲常坐在灰菜周围铲除其他的野草，她始终也没舍得将这两棵灰菜除掉。
离开村庄之后，爬上母亲心头的第一批与村庄有关的意象，便是院子里的野草，接着是房顶的，田地里的。她常会念叨，那些草会不会把院子吃掉？让院子变成野地？她又担心，野草占据了房顶，变成一丛丛低矮的密林，蚂蚁和各类虫子穿梭其中，在那里安家。接着，它们与野草一起，向内潜行，打房子的主意。蚂蚁定会为雨水引路，它们合谋，一起把房子击垮。母亲在县城的小出租屋里为这些事情辗转难眠。
我们闲聊，讲起我最初离乡的那些年，她和父亲送我去外省求学，他们坐在学校对面的刀削面馆里吃完饭，便踏上了归程。回去的火车上，母亲不住擦拭泪水，她后悔将我送到那么远的地方。车窗外的树一棵接着一棵，电线杆一根接着一根，它们匆忙地划过，形成我与她与故乡之间细密的刻度。母亲担心，我在宿舍的床上会哭，担心我跟陌生的同学相处不来。她不知道，我走出大山，坐上火车钻过一个又一个隧道的时候，有多么兴奋，我太渴望远方了，我那时既渴望地理的远方，又渴望时间的远方。我以为火车跑得够快，时间就会快速来到我想要的某一个阶段。
在异乡，我每次想到母亲和父亲，想着他们一个在矿洞里受苦，一个想尽办法做小买卖，便把口袋里的钱攥得更紧了。我那时拼命隐藏着故乡在身体上、语言上留下的痕迹。我常在夜里写诗，虚幻的感受以文字的形式顺着笔墨在白纸上奔跑，我以自己想要的方式驯养一群马匹。许多次，母亲讲起送我上学后，回去路上哭泣时的情景，我都会心生惭愧，我实在配不上她对我的那份疼惜。而她讲述的都是事件的背面，比如，我在学校给他们写的信，他们在山村里一遍遍读，他们放大了我对他们的想念，为此，甚至感动得眼眶湿润。而时至今日，我早已经忘记自己那时写下过什么。
夜深了，我倾听着母亲在语言的碎片里完成她对故土的思念，那些常来家里串门的老伙计，他们步履蹒跚于某个时辰，走向我们家院子。村里谁家的杏最甜，谁家的庄稼最壮实，谁家是种地的好手，谁家糊弄着田地，最后被田地糊弄……母亲向我讲述着，勾勒着，她吐露的信息是碎片化的，是纷乱的，有时是穿越时空的。母亲的讲述是一篇带着诗意的散文，融入了诸多细节，充满温情。我终于明白，我对往事的反复叙述，企图一次次组建语言的堡垒可能源自她的遗传。
我记起，25岁那年，我带着一个平原的小伙回乡结婚，我们买了硬座，整整十八个小时的车程，我靠在他肩上，或交谈，或望向窗外，偶尔休息。我仿佛带领一位读者进入了文字背后的真实世界。他陪我去山顶，看残破的古老汉庙。我们像两只散养的羊，漫无目的地在山里游荡。黄栌的叶子红得想把天空烧掉似的，一大片芦苇占据了不知谁家弃种的土地。对面的山里，不时有人在喊话，他们在打松子呢。这是一个秋天。
这个异乡人像一把钥匙，让我打开了另外一种欣赏故乡的视角。他的到来，对我以后的写作有着重大的意义。我感觉到，吹在故乡土地上的风是那样古老，从庄稼和树木上流淌过的时间是那般宁静，澄澈。除了近几十年中，被伤害过的那种阵痛之外，故乡原来还有上千年的历史风韵和壮丽之美。我那种曾经渴望逃离的心境中，故乡陈旧的形象抖落掉一层灰。他说他喜欢这里，我从他的喜欢里开始照见我对这座大山、这片土地最初的情感。我向他倾诉小时候的遇见，一些人与事，种种细节。语言有流水的特质，让我们把故乡和童年更完整地展示给对方。
三年后，经历过生育，我在那个冬夜，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村里一位老人去世，不久之后，又走了一位。关掉客厅的灯，站在窗前，我看着对面楼宇森林里亮着的灯光，村庄里散落的人家的灯光和那种清新的空气一下子就跑到了鼻子下边。我曾经企图用语言抓住的那些东西，在这一刻，向我奔来。我打开电脑，任文字在白色的文档里排列。那时的文思奔涌，不受任何阻拦，我企图将那些人物做最真实的记录和还原。是的，我想让他们和那些村庄逝去的时光，顺着我的指尖重新回来。
我和母亲，我们离开家园，都在用琐碎的语言构筑它，这像是一种本能。
母亲日复一日在县城那座小区的花池周围转着圈锻炼，月季花极其艳丽，石榴树上的花也燃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火焰，低矮的冬青用色彩表达着它的执着或者顽固。母亲拄着拐杖，有时走在阳光里，有时走在树影里，所有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她的心始终在老家的院子里，与那些不断冒起的野草做着一场又一场的抵制。也在那一场又一场的抵制里，证明着自己与家园的联系。
母亲的身体长年累月地失衡，腰弯得厉害，她拄着拐杖艰难地前行，像一穗谷子在狂风里颤颤悠悠。我在出租屋门口摆好房东相赠的旧桌椅，打开笔记本电脑，在空白的文档里敲下一段文字，又匆匆删掉。我明白，我和母亲在讲述那些与村庄有关的过往的时候，其重点不只是那些野草、那些土地、那些人……这一切都是我们情感的载体。我们在诉说自己，在利用他者完成自我的抒情。虽然那音调是低沉的，看上去不太经意。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历过情感的重重筛选。
终于，母亲在一通电话里得知，大爸（大伯）早已将我家房顶的野草全部清理干净，还用碌碡轧了很多圈儿。在那场百年难遇的暴雨里，山路被冲垮，许多人家的房子塌陷、毁坏。甚至连城区都遭了水灾。母亲在一次次心焦的等待之后，终于收到了确定的消息：我家的房子安然无恙。她这才心安。至于院子里那些野草，便由着它们生长吧。但等到了秋天，我在村里人的朋友圈看到，与我家相邻的村委会竟然组织党员把院子里的野草全部除掉了，连同那两棵巨大的灰菜。院子一下变得开阔、明朗起来。
院子上方的地垄边，那棵苹果树结满果子，不时有几枚滚落到院子里来。要在以往，母亲总会拄着拐杖走过去，把果子捡起来，好的，人吃，烂了的，喂鸡喂狗。这一年，那些果子像是树对主人扔下的一句句试探和召唤，但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而弟弟工作太忙，也不便回去。村里人越来越少，并且大多年迈，不像以前，还要用荆棘一层层围了，以防别人来采摘。母亲打了几番电话，托付同村的姑姑帮忙收获，除了苹果，地里的核桃也该收了。母亲说，只要不让它们烂在地里，怎么处理都好。
姑姑忙碌了好几天，不仅把它们全部收回家，还把卖掉的钱打给了母亲。还在深秋的时候，给她捎去一袋核桃。甚至还另外留了一箱子，穿越千里，寄给了我。
我吃着来自故乡的核桃，核桃皮上细密、复杂的纹理上好像还带着大山里阳光和风的味道。我想象着姑姑在那些田地里收获它们的艰辛。那艰辛我体验过。就在上一年，我独自采摘了十几亩地的核桃。好几天，一吃完饭，我就往地里赶，推着一辆蓝色的小推车出门，在上边放了把高凳子，几个编织袋和一个篮子，又扛了一根绑着铁钩子的长竹竿。
核桃树下种满了玉米，它们都高过我，密密麻麻。从它们中间穿过，玉米叶子的边沿瞬间变成锋利的武器，一不小心就会在胳膊上、脖子上、脸上划下印记。高处的玉米穗时不时下一场白色小雨，抖落到我身上来。低处的核桃可以直接摘下来，高处的就要用竹竿往下够。我仰头，从绿叶之间寻找核桃绿色的身影，又一个个将树枝够下来，再轻轻采摘。收购核桃的商贩异常严格，青皮稍有破损，都会挑拣出去。父亲实诚，在我去地里之前，便再三提醒，有破损的，或者小些的，千万另外放置，省得给人家添麻烦。有的树枝长得极高，我无法将它们够下来，只能跳着脚用竹竿上的铁钩子将核桃整个刮擦下来。又蹲下身去，从土里四处寻找掉落的核桃，将它们一一装进编织袋里。
蹲在地上，抬头看向树梢，我感觉自己微小如蚂蚁，玉米与玉米之间透出的阳光是那样灿烂、诱人。收完几棵树上的核桃，我走出玉米地，坐在地垄上休息，风吹拂着额头上、脖子上源源不断的汗水。一旁的南瓜藤正在尽情地开花，各种野草也在地垄上抒情。我看向不远处，别家的人也在收核桃。一群羊从一旁的马路上走过。这一派田园景处处入画，让我看得入迷。但很快，我便想，我终是这片土地上的逃离者、背叛者，而对这田园风光产生的美好感触不过是逃离者的特有心境罢了。
母亲多年前也在田地里没日没夜地忙碌，父亲外出打工，她一个人承担所有。有段时间，她言语间总是抱怨。但也只是说说，她从未想过要如我那般逃离。如今，她离开了，不必再依赖于土地，就能获得食物和蔬菜。然而，讲起家里托付给别人的十几亩田地，讲起那些树木，她的眼神一下子就有了光泽。即使十几年无法下地劳作，她依然能通过别人的信息，对现在地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母亲对家园的关切，就像我对故土不自觉地一次次地探入，那是我们生命的原野。在那里，一切东西，都因为我们的言说和表达有了其他的意味。当我懂得这一切的时候，听母亲说到田地，说到房子，说到野草，说到在山里开放或者枯萎的野花，便知道，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语言背后的道具，母亲对家园的依恋，对自己身体残缺不能参与劳动的遗憾，对于不得不在晚年漂泊于陌生之地的无奈都藏在那些名词背后。
我曾得意于做故乡的记录者，然而，在一次次回乡的过程中，我才明白，我当日看到的、感受到的不过是人和事的某一个侧面。就像这么多年，故乡的山在我心里有些年被伤害，有些年雄壮、有些年显出沧桑、有些年又显出新气象……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为我目光的温度发生着变化。我感受着文字像魔方在切换，并且随着这样的切换，我不再执着于看见最真实的那一面，况且，到底什么才是真实呢？
母亲说，等你爸再好些，我们就回老家吧。然而，没多久，父亲就又一次住进了医院。
我告诉母亲，我梦见你恢复得很好，你在老家的原野上奔忙，给我摘红艳艳的覆盆子；你在老家的房子里拔草，从草丛里捉到一只鸣声很响的绿蝈蝈，送给我的孩子；你甚至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在我住的城市的街道上，跑得比风还快……母亲在电话那头笑，说，这些梦她也都做过。这么多年，她的身体在梦里一直是完好的，并且，在梦里，她从未离开过故乡，她始终干着所有活计，一刻也没有停歇过。
刘云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二届高研班学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北京文学》《天涯》《青年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得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给树把脉的人》《陪你变成鱼》，童话《奔跑的树枝马》《老树洞婆婆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