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
这是一篇近乎纯思的小说，从讨论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一部电影开始。电影主人公陶尔的行为引发她们对人的生存边界的思考，但主要的是对女人的生存边界的思考，而女人的生存边界主要还是男人，在性、爱和思想中，女人想达到幸福的完满可能还在于对后者的理解——不仅是理解男人的边界，更是理解人的边界——几乎必然的，这场思考是一次探险。
女人一思考(选读)
陈希米
一
《旧约》里说，上帝先用尘土造了男人亚当，又在亚当沉睡的时候，取了他身上的一根肋骨，造了女人。据此，我们除了知道男人与女人出世的先后，还种下深深印象，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或者直接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就如后来我们说，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世界上的人只分两种，男人与女人，男人与女人一对一可以生下孩子，显得均衡、对称，好似男女平分着世界，共担着世界。然而从《旧约》说的起源看，一个在先，一个在后，一个很大是全部，一个很小是局部，一个整体一个部分，其差异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仅仅意识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肋骨?既然一部分可以生成另一个整体，那么心脏行不行，眼睛行不行，脑袋行不行，据说真有人这么想过问过参张晓梅《旧约笔记》，但被否定了。其思路是，如果是头，她会太骄傲;如果是眼，她会过于好奇;如果是心，会多疑猜忌;是嘴或耳，会多口舌是非;是手就会索取无度;是脚则游荡成性。好吧，这种否定的前提都是，那个等待被造出来的女人不管有了什么能力，都只有行恶的方向。这种指向的逻辑值得好好追究，留待以后吧。至少现在，一时还看不出肋骨具备什么恶的萌芽。
为什么是肋骨，还或许因为，自然亚当不能没有头，不能没有心或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脚或手，但是，缺一根肋骨却无碍，这个解释好一点吗?想起我有一个极其坚韧的婶婶，肋骨断了两根竟不觉知，只是默默忍着疼痛，一直都没有就医，家人也没发现，坚持照常起居看护老小。直到几年后做透视检查时才发现旧伤的痕迹，断掉的肋骨已经错位并且长好。她说她疼过，但忍一忍(那种疼痛只有这个婶婶才能忍得住)就过去了。这让我知道，肋骨在生命机能中，不占重要的位置。那么，亚当拿出一根无妨?
如果亚当被拿掉了一根肋骨，那肯定是少了一根，但既然是第一人，谁又知道少是什么意思，跟谁比是少?也许上帝造人，本来就多一根肋骨，以备造女人。但总之，女人这生物来自男人的一部分，由这一部分所造，这个认知在这里没有出圈。
所以，想象亚当“原先”什么样，在没有被拿掉什么之前什么样，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思路。那个阿里斯托芬关于爱欲的喜剧参柏拉图《会饮》的起点就是此类思路之一，他的设想是，从前的人都有四只手四只脚，两张脸，两套生殖器……像一个圆桶吧，后来，上帝下手一切两半，那一个圆筒般的人，就成了两个人，一人一张脸，一人一个生殖器，一人两只手两条腿……如果原先那个“桶”是阴阳皆备的，就是说，其拥有的两套生殖器一套是雄性另一套是雌性(否则可能是两套皆雄或两套皆雌)，被切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否则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并且这两个人会永远想念曾经同为一个身体的岁月。虽然阿里斯托芬要说的是爱欲的起源，而且显然，阿里斯托芬说的也不是第一人，但从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可能的、“之前的”亚当。
于是，各种可能的“之前”来了。比如，有人假设亚当被拿掉的是胸侧，就是性征的另一个主要部分，两个乳房，即整个前胸——既然上帝有法子用亚当的任一部分造就夏娃，那么就选前胸吧——夏娃是亚当身上的前胸造的，这个假设在见过了上面的思路之后，已经显得不突兀。这个假设既使得亚当还符合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也使亚当的累赘少些，把硕大的胸部给了女人，更便于男人做体力劳动，并且减少一点性欲，好留些精力做别的事，世界上的事儿可太多了。这个假设，或者说这个对《旧约》里亚当与夏娃之间关系做“小小修改”的版本是法国作家图尼埃的参图尼埃《桤木王》，当然，作家为了自己小说的逻辑做的肆意修改不可当真。
不过，我们可以拿一个理论或者假设当真，以至于付诸社会实践，以至于让历史翻天覆地，为什么不可以也拿某种假设、某个故事当一回真，那里面或许还真地隐藏着什么奥秘呢。如果在思绪中产生的秩序被称为一种内在秩序，那么我总是倾向于相信，内在秩序一般总是可以找到它的外在对应，就像形式逻辑的结论有望在物理世界找到它的物质表象。
那么，稍稍当真一下图尼埃的假设，问题马上就来了，选前胸，也就是说选的全部都是性器官，那不就要担心女人淫逸无度了吗?不知道图尼埃是历经过与女人的沧桑才做出此种假设还是仅仅出于聪慧的逻辑智识，图尼埃笔下的虚构女人当然不能作为其假设的证明。
但是，德国哲学家魏宁格作为研究男女素质差异的专家，他有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女性总是时时具有性欲，而男性只是间歇性地具有性欲。女人的性本能时刻都是活跃的，而男人的性本能却时常处于休止状态。据此，魏宁格有一个断言“女人的性欲遍布女人的全身，而男人则是部分身体存在性欲……”见魏宁格《性与性格》，下同令人惊讶或者欣喜的是，就如同为了给图尼埃做佐证，这正好吻合了图尼埃关于女人是由男人的胸部造就的这个假设，可不是，如果女人是拿男人的前胸做的，就是她整个身体都是性器官，当然性欲遍布、处处皆是，且时时活跃。这相当于说，魏宁格研究的“结果”可以作为事实支持图尼埃的假设。
虽然我们清楚，比起物理学或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结论更不能覆盖某类现象的全部，更别说与上述说法相反的女人例子比比皆是。无论怎样多的样本量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没有意义。不管如何倾向于认同此种假设和断言，现实中，我们绝不可能因为一个人是女人而断定她时时性欲活跃。
但我们，我们女人，依然可以据此小小地对自己幽默一下。如果我们把图尼埃的假说与魏宁格的说法对应起来，是不是就找到了放纵自己的理由?我们女人，不再标榜爱情至上的光荣，也不要道德的旗帜，我们女人生来就是爱情至上。爱情至上是说，其他，比如国家社稷，比如光荣与梦想，比如奥秘与信仰，无论什么，都比不上对另一个男人的爱——狭隘的爱。因为她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她时时刻刻都在“爱”，她没有闲暇啊!
二
女友俪，就笑我一派胡言。
女友钦则认真地说，男女之不同，要算最粗犷的分类，是任何一种划分的第一步吧。当我们把一个人归到某种类型中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认识了这个人。把自己认作某种类型人的时候，都是释然的时刻，因为那类型，是早就定好的。进入类型，有点像被归属，也有点像找到了归属。然而事实上，每一种类型都只是截取了人身上的一部分特征，把具有近似特征的人归为一类是退而求其次，这一部分终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一个人如果带了他的全部特点来，来参加类型划分，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人都占有一个类，类型划分必将失败。
钦总是那么较真，不过说得对。
我们当然知道，任何类型都是以点带面，更何况例外无穷无尽，令人吃惊的人——古往今来，从今往后——实际上是无穷多的。任何人都可能是任何一种类型的例外，如果你觉得他例外，那么他就是例外。事实上，当一个人使劲地去做一个个体时，就很难进入已有的分类，他就可能成了例外。
对例外之人，不能一类一类地认识，要一个一个地认识。
说到例外，想起从安东尼奥尼那里读到的一句话，他说那是康拉德喜欢的格言，却是一个叫做山谬的苏格兰作家说的，他说：“一个人只认识讲理或有教养的人并不算认识人，只能说对人一知半解。”这话我们读到有时会忽略，想想又忽觉触目惊心。往往，一条格言需要经过好几个人才能来到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人，有时需要经过好几本书才能走进我们心里。就像魏宁格的调查研究与图尼埃的假设，终于有一天，会跟阿里斯托芬和造物主连上，联系总是让我们欣喜。一本书引出另一本书，一个人带出另一个人。这句格言带出的是一个叫陶尔的男人，他是安东尼奥尼写的一个电影故事里的男人。
这里我们可以把陶尔的故事再讲一遍。
陶尔是一个五十来岁的悉尼富商，人到中年，过着一种安静的中产阶级的成人生活，做生意认真无误，受人尊敬。富有，但不在乎富有，他像是有家室的那种男人，但其实没有成家。他的男性气概，更多地用在了海上和船上。
在一个毫无征兆的、日常的早晨，陶尔忽然觉得周围的世界了无生趣，陈腐而无力，非常渴望海洋，于是陶尔决定出海。这突然的决定，或许是他想有一个在社会规范和地位之外的假期，或许仅仅是因为前一天他解雇了三名水手这个人生小障碍给了他一个刺激。但关键是，他没有去专业的船员介绍所找船员，而是到码头上，在码头的贫民窟游荡，找了三个最不像水手的人。这种行为着实是暧昧难明。其中一个竟然年龄高达七十岁，那个人看起来不仅精明，有着神秘和王公般的表情，还像一个没落的贵族，背后跟着几个世纪的岁月;下一个有着嘲弄的表情，是个强者，喜欢冒险;另一个，则像那两个人的奴仆。这三个船员，与陶尔之前所熟悉的船员的言谈举止、动作表情全然不同。可那天的陶尔却认为，能够从这种不同中获取某种经验是上天赐给他的好运。这三个人在船上，不仅做的事与航海无关，甚至与常识也无关。但是有一点，他们很快嗅出了陶尔这个人的气味，于是贸然破坏之前商定的薪水价格，提出的要求高得离谱。陶尔或许是急于出海，或许是觉得，认识一下不道德和卑鄙也颇有教益，再则，陶尔感觉到，那三个恶棍吐出的毒气和健康的海洋空气混合得那么好，这让他感到某种安慰，他的领悟或许来自于他读过的书，陶尔喜欢康拉德，康拉德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一个人只认识讲理或有教养的人并不算认识人，只能说对人一知半解。”
但是陶尔低估了卑鄙和愚蠢的力量。在入夜之后的暴风雨爆发时，那三个人不仅不能胜任船员的工作，甚至连站都站不稳，只是紧紧抓住栏杆，他们生气、诅咒暴风雨，侮辱、愤怒于陶尔，把陶尔这个游艇的主人当做了不义的象征。这让陶尔察觉到自己陷入了荒谬和险境。于是他把这三个人拘扣在甲板下，拴紧舱门，自己去修理引擎的电力系统。可当他修理完毕，正在松懈之时，却发现那三个人竟从舱门里正要走上甲板。陶尔，这个游艇的主人，此时明白，如果被这三个人看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丢给鲨鱼，然后说他失踪了，再用他的船来走私，再把船弄沉。于是陶尔偷偷摸摸地绕着船身，躲了起来。接下来的白天和黑夜，是陶尔与那三个人的“周旋”，陶尔躲在船首的甲板下，夜里才跑出来到冰箱里拿食物和水，再把相同的量放进去，他当然知道补给在哪里放着。那三个人，始终没有看见陶尔，径直在厨房里和餐厅，在太阳下打盹，并且毫无焦虑的迹象，也不管游艇之外发生了什么。至于陶尔，他们甚至都没想过找一找，比起这三个人对这首船的篡取并把他驱逐到角落里，这种对他的毫无刻意的忽略，更令陶尔感到仿佛自己是暂时栖身此处的人，他竟产生了嫉妒的愤慨。
船身常常莫名其妙地调转方向，说明操纵方向盘的人随性又笨拙。而如此生死攸关之事，于那三个人似乎并不重要。走运的是，终于在一个黄昏，这条随波逐流的船被一艘渔船拖上了岸，在一个陶尔不认识的港口，一个遥远可怕的码头。
远远地在船上，陶尔看到码头上聚集着看热闹的人围着这三个生还者，他们正在享受他们一生中真正唯一光荣的一刻。陶尔忽然明白，自己总是过分严肃地在意生命里的每件事，不曾以嘲讽来面对命运，于是，他的脸上露出了对自己的笑。
等到陶尔下船已经是深夜，在荒凉的码头上只有一家汽车旅馆，陶尔走进去，知道那三个人也一定住在这里，并且这个时候肯定睡得烂死。陶尔没有打电话设法买机票或者叫人来接他回家，他连觉都不想睡，他想做的竟是：把他和那三个人共享的生活再延续一晚。
想象一下“那三个人”又遇见他的表情，陶尔又笑了。
三
这个故事，被安东尼奥尼命名为“海上的四个男人”，可见他不光是为了写陶尔，他写的是四个男人：陶尔与那三个奇葩恶船员。
在我们几个女人的聊天中，常常出现陶尔的名字，仿佛他跟我们聊过那一段，仿佛他是我们的一个熟人，更仿佛我们很理解他似的。甚至把他编进了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不是任何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男人，却是我们共同熟悉的男人。
有时我们还会觉得，好像我们跟陶尔一起经历了这次荒唐。
看起来荒唐起于那天早晨，其实，真正的起点在头天晚上，在“昨夜”。夜，才是所有念头的开端。在进行了一整天的酝酿，一整天的积蓄，沮丧和无聊，以及好几天、好几个月，以至于好几年的一成不变之后，在那个晚上，那个深夜，陶尔的荒唐起步了，那个时候还不能叫荒唐，那个时候很像激情，一股暗涌，一种隐隐的快感，他还不确定是什么，是戳穿，或者摧毁，不是，是创造，是一种被激励的冲动。好吧，待明天，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如此，陶尔倒是睡了一个最安稳的觉。
陶尔的命运在于，当晨曦的微光透过窗帘的时刻，那个开端仍旧在，因为他睡得太好，没有任何覆盖和波动，那个开端依旧，如发酵完成，正整装待发等着他。他的那个开端并没有像许多人、以及像他的无数过往一样，在夜里发端，却在清晨，不是被一夜的乱梦抵消，就是被翻来覆去的失眠干扰，而荡然无存。
陶尔故意没有按照正常逻辑去该去的地方找船员，而是去了码头的贫民窟。他随意地、仿佛飘在决定之上让决定无所适从，他要像掷骰子般地找几个偶然中选的人做他的船员，那个暗涌的、破坏的东西在蠢蠢欲动，似乎很喜欢这样。
他故意的，他被那个暗涌冲昏了头，就像一个未知的游戏在吸引他。要是有人质疑他，提醒他，反而会提高他的兴致，变本加厉也未可知。
他有点沾沾自喜。陶尔是笃定的，不是因为他有熟练驾船技能，当然这一点也必须，也毫无疑问，而是他自己都不明了的自信：他以为他可以驾驭“比他低”的人。要说什么人性丰富之类说，陶尔听得多了，谁没听过呢?只有当你面对一个实在的经验，你才知道这意味什么。康拉德喜欢的那句格言，会在数千万次的经验之后被再一次真心朗读，那样的朗读有时真是饱含血泪，即使如陶尔，全身而退者，再来读，心中的感慨也是无穷无尽般。
说陶尔在码头刻意找的是最不像水手的人，也是夸张，事实上，他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的脸，他的重点在于随便。要到后来，那三个人的脸才真正刻进他的脑海，他之前是患有脸盲症的，不到非常熟悉的程度，他永远记不住人家的脸。很多人将此怪罪于他的骄傲，那不是骄傲，那是症状;但他又确是骄傲的，没有特质的脸，没有意味的脸，没有与一个姓名密切相关的脸，没有与特定时间、地点、事件相关的脸，又如何被记住呢?
不过后来陶尔记住的仍旧不是三个名字，而是一个名字：那三个人。因为如此诡异，那三个人仿佛组合成一个结构，一个首领般狡诈，一个冒险而野蛮，一个又如奴仆般地顺从。他们三个都浑浑噩噩，对厄运只有诅咒，对卑鄙与恶毫无意识，人类的理性在他们看来竟至于荒谬，因为在他们，没有荒谬一说。说他们是一类人，是陶尔心里的划分，说他们浑浑噩噩的是陶尔，他们每个人自个儿其实是“自由自在”的。他们仨都既不担心陶尔暗中算计，也不担心陶尔死了。这个组合，以它的“自在”，以它的自然的恶与自然的无动于衷，榨取了陶尔也放过了陶尔。
细想那三个人，他们难道一丝一毫也没发现陶尔不在了吗?一个人是物质的存在，不会倏忽不见，不见活人也见尸首。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没有去找一找陶尔呢?如果说第三个人如奴仆，就只是跟着那两个人，他们不去找，他也不找;那么第二个人，说他有些蛮，是不是脑子不太够用的意思，就是头脑简单，也许想过一下，如果不立刻行动，就滑过去了;那第一个人呢，不是年纪很大吗，该是懂得陶尔的存在至少可能对他们有某种威胁吧?那么，他或许其实知道陶尔一直都在，并且甚至看见了他，但故作无视，只要不影响到他们即可，但是那随波逐流的船、大海上的危险他也无视吗?他也像陶尔一样想试试命运?
据说起初的野蛮人，他们的思维长度很短，对生活的预见超不过三天。对他们来说，只有当下，真正的得过且过，以至于不存在甚至对下一个时辰的想象，以至于在烈日当午时卖掉夜里御寒的被子。那三个人，竟至于是这样的吗?他们只对付当下?如今还有如此未脱野蛮的人么?好吧，我们尽可以说那三个人不可理喻，但要说不可理喻，起头的可是陶尔。
说他不恐惧是假的。现在，他把小心翼翼的躲藏与“偷食”当作活着的习惯，竟真的把自己的游艇当做了暂栖之地，而主人已然是“那三个人”;他随时都有被弄死的危险，可能会被儿戏般地喂饱鲨鱼，不留一丝被划去的痕迹，连一朵浪花都不停留。
可这个陶尔，那个时候他居然在恐惧之外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感情，一种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感情：嫉妒——一个之前的主人嫉妒霸占了他位置的新主人。
真叫人惊愕，这种感情实在难以理解，陶尔究竟要怎样忘记自己的船主身份，怎样地走进所谓的当下，怎样地变成差不多就像那三个人的同类，才会产生如此的嫉妒——其实这样的“理解”思路很可能也是错的，对于不能理解之事，很可能还是停留在惊愕与疑惑里面更好。
不过，这倒是与后来上岸后的陶尔很一致，看着岛上唯一旅店的灯光，陶尔居然期待与“那三个人”再一起“生活”一晚——这样的期待倒真是同类才会有。
俪说，要说理解是解释，是以理性贯之，那我说我不理解;如果理解就是莫名地同意，就是感觉到某种相通，那么我好像，我真的好像，很理解他。
汉语词典对理解的定义是：顺着脉理或条理进行剖析。
俪马上说：“对呀，顺着脉理，脉理就是脉搏，就是顺着心跳，就是跟着身体，对，我的心跳理解他!陶尔，真的，好像激起了我的模仿之心，做点什么，做点什么荒谬之事呢?”脉理就是脉搏——俪，为此先给你一个捂脸的表情包，再给一个开心的摇摆。
陶尔不光做了荒谬的事，还想体验荒谬的感情?或者说，能够进入荒谬，仿佛对荒谬有某种理解，如果跟那三个人继续一个夜晚，会发生什么?这样想想倒蛮有些诱惑，陶尔，你去试试呀?
俪立刻联想到自己：“有时候我可真想要荒唐荒唐呢!”
那么，给你一个现成的荒唐，俪，你去，毅然地，把一杯水，倒在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吧!这无疑属于荒谬对吧?这样你的生活就起波澜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荒唐吧。然后，等你焦虑，等你折腾完——甚至可能要等到你又买了一台笔记本，你才会感到充实，感到松了一口气，然后，你发现，有一个可以正常启动的电脑是多么好——多么幸福!这才真的是，荒谬创造幸福。
但是俪说，这样的荒谬太小啦。
说是这样说，当俪得到一罐太平猴魁的茶叶时，为了那挺拔修长的叶片，专门买了瘦高的白玻璃杯，泡上茶叶后，就像几株在海底的树，绿得剔透。那杯茶水，就放在笔记本电脑的旁边，玻璃杯底着桌的面积太小了，每一次都要注意离开笔记本电脑远一点，要注意周围不要有杂物，否则一个不顺手，茶水就会撒到电脑上，酿成事故。
但俪说，即使发生事故，也不是荒谬，事故是自然事故，故意才是荒谬。
我说那是一个暗藏的故意，被掩盖的荒谬。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冬卷)
陈希米，1961年出生于西安，1978年～1982年西北大学读书。毕业后从事数学教学，后转入出版行业，做图书编辑至退休。有随笔集《让“死”活下去》《骰子游戏》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