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声音史》《谁在敲门》等，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寂静史》《白云青草间的痛》《罗伟章中短篇小说》（五卷），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凤凰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小说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中国文学年鉴、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新浪好书榜、华文好书榜。部分作品译为英、韩、蒙等文字。系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从第一句开始（节选）
罗伟章
“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冬天。”我这样开了头。我是在写一部书，开头一句，是打开这部书的门，但我总觉得门响的声音很别扭，不像开，而是关。这是不是意味着，门早被人打开，我去的时候，正好关上了。于是我仔细回忆，印象中，的确有人写过那句话，而且是写在书的最后一句。
然而我的记忆力并不可靠，这是我早就知道的。
一
来蓉城半年多，我的记忆力就被毁了。
那是有天下午，儿子问了我一个很平常的问题：蚯蚓算不算昆虫。我说算。他说我想要个飞机。两句话毫无逻辑，但我原谅了他，他毕竟不满五岁。同时我也后悔，昨天不该带他去逛街。傍二环路的一家店铺，数日前就挂出告示，宣称“最后一天”，却一直红红火火地经营着，可见店主是个忧患意识很重的人，把每一天都当成了世界末日；铺子里杂七杂八，像天底下有的，它都有，包括模型飞机。我们从那里过，儿子见了飞机，站着不动了。
如果我当机立断，拉着他就走，不给飞机从他眼里进入心里的时间，基本上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但自从移居蓉城，我再没给儿子买过玩具，免不了有些愧疚。我就被这种软弱的情感害了，非但没拉他走，还领他走到飞机面前。机头如弹头，机身银白，机翼赤红，像随时都会腾空而起。价钱不需要问，告示旁边悬了张撑开来的牛皮，再一看不是牛皮，是像牛皮的硬纸牌，上面用红漆写着：“跳楼大减价，一律十元！”写得张牙舞爪，有种嘶吼的味道，让每一个路过的人明白，不买是你吃亏，买了，就捡了大便宜。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还是问了能不能少。
店主懒得言声，眼睛也不看我，只戳了戳“牛皮”。
如果我的钱袋里有响声，即使没有商量的余地，照样要讲价，可那些日子，我遭遇了好多事情，正是人生里的灰暗时光，穷困的狼群追着我跑，就不好讲价了。世间会讲价的，都是有钱人，穷人心怯，免不了笨嘴拙舌，这一点你要理解。于是我不再开口，只在那里默算：十元，等于坐十趟公交车，等于二十个馒头，等于十四斤土豆……用不着再算下去了。
飞机眼巴巴地，看着我抱起儿子，快步离开。
儿子一路哭，哭得我心烦意乱。
好不容易才哄过来，且过了一夜，以为他忘了，却再次提起。我又被馒头土豆压得透不过气，焦急地寻着出口。既然提到昆虫，我就对儿子说：“你不是喜欢昆虫吗，我带你去找昆虫，现在就去。”我特别强调“现在”两个字，像那是两颗糖。不出所料，儿子尝到甜味儿，高兴起来，跟着我出门。
当年的蓉城是宽阔的，出小区东门，走不上五分钟，就是菜地和荒野；荒，是人的语言，其实杂草丛生，并不荒。我牵着儿子的手，从菜地里穿过，眼看就到了草地，儿子又来一句：“爸爸，我想要个飞机。”
我的心掉进了冰窖里，咚！简捷，迅猛，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但我忍住冷，对儿子说：“如果见到昆虫，就给你买飞机。”他嗯一声，算是同意了。
我脚下沉重，暗自乞求：昆虫啊，你们都不要出来吧。大冬天的，想必也不会出来。果然没有出来。儿子苦着脸，去草梢上瞅，去草根里刨。草大多枯黄，草梢和草根之间，天光一透到底。来朵黑云就好了。下雨就好了。我这样发着愿，却没忘记做父亲的责任，我说儿子，要什么无关紧要，但要是有条件的，你将来理解人生，就是理解条件。又说：“回去吧，等啥时候见到昆虫了，你的飞机就到手了。”我想的是，到明年春天，我可悲的境遇就会好转。
对未来的期许真是个好东西。未来并不存在，未来只存在于对未来的期许里。在不满五岁的小家伙眼里，菜地永远是菜地，荒坡永远是荒坡，昆虫永远长在那里。他当然不知道，菜地和荒坡都很快就会消失。我也一样，我期许着春天的来临，好像春天不是自然轮回的季节，而是为我写下的保证书。
可保证书没拿到手，儿子就大呼小叫：“蚯蚓！蚯蚓！”
路上真有一只蚯蚓。半截，死的，已干枯成淡紫色的皮。
我真不想认为它是蚯蚓。但千真万确，它就是蚯蚓。
“走，买飞机！”儿子说。
我站着不动。“不是说……见到昆虫才买飞机吗？”
“你说的蚯蚓是昆虫。”
“我什么时候说的？”
“刚才说的！”
这家伙以为时间是一杯水，不知道时间是流动的河，他把我在家里说的，说成是刚才说的。什么时间说的和说了什么话，前者能不能否定后者？我觉得能，比如我热天说想吹电风扇，到了冬天，你说我说过那句话，就搬出电风扇来吹我，显然就是错的。但这种推理过于复杂，我估计小东西转不过弯。最好的办法就是否定那是蚯蚓。那只是看起来像蚯蚓。正所谓急中生智，我想起了指鹿为马的故事。当然不能说蚯蚓是马，但可以说是蜈蚣，或者地母虫。儿子没见过蜈蚣，也没见过地母虫，他来到世上才一千多天，见的东西太少了。
于是我说，那不是蚯蚓，那是蜈蚣。
儿子沮丧得浑身一抖，紧跟着泪水直往下砸。我眼里是崩塌的泥石、树枝和云影。那些来自高处的事物，刮伤了他的脸。那张脸像要浸出血来。我慈祥地蹲下身，为他讲蜈蚣和蚯蚓的区别。自然全是反着讲。儿子流着泪听我讲，始终没哭出声来，过后还说，他记住爸爸的话了，以后他会认蜈蚣和蚯蚓了。
那件事大致就是这样。
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儿子是否还记得，如果记得，是否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想方设法不给他买飞机。这不是要请他谅解的意思。真要谅解，也是我谅解他。他毁了我的记忆力。那件事就像个身怀绝技又泼皮无行的房客，长久霸占着我记忆的迷宫，有别的记忆想进去，那家伙不是恶语相加，就是拳打脚踢，经不住它骂，更经不住它打，大都退出了，没退出的，也只敢蜷缩在阴暗角落，成为模糊的影子。
要在以前，别人是否写过“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冬天”这句话，我不仅知道，还知道与此相关的更多内容。可是现在，我脑子里苍苍茫茫，什么都不能确定。不确定，就可能是，我就可能涉嫌抄袭。我的面前再没有路，也绝不容许自己把抄袭当成路。办没法，只得离开电脑，去书架上查证。如果能像现在，有互联网，查起来就方便多了，但我写下那句话时，还没有。好在我的书不多，仅千余册。既然印象中它是某部书的最后一句，又将大大减轻我的负担。
打开第一扇书柜门，入眼是两卷本《伊凡之夜》。
这套书让我想起一座桥。那桥在川东北东轩城外，横跨州河。除高踞河面，它没什么特别起眼的地方，却有个霸气的名字：通川桥。东轩紧邻重庆，扼川陕鄂咽喉，通川桥建于抗战初年，当年物资出川，军队出川，从汉渝路走，都得经过这座桥，西迁的国人旱路入川，也多从这桥上踏过，因此命名通川，不仅名副其实，还是小看了它。日机多次从武汉起飞，翻越烟云蔽天的大巴山，冒险前来轰炸，也证明了它的地位。日军没能炸毁，我们自己炸了。生于艰难时世，苦心劳力，又营养不良，因此老得快，我大学毕业分到东轩市上班，见它已老得变形。炸毁的前一天，我抱着周岁的儿子，下到河滩，倚桥柱照了张相。
一个事物消失了，却以照片、文字或记忆的方式留存下来，还算不算消失？
可以算。
也可以不算。
在我眼里，不算。
因为《伊凡之夜》也是那座桥的一部分。
买这套书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五月的某个星期天，我从南城到了北城，是想到北城热闹一下，见见世景，因为当年的南城还不是城。桥上本就是个热闹去处，两侧的人行道，比车道高出半米，桥头至桥尾，零零碎碎，花花绿绿，摆了各种摊点，过日子需要的，小孩子玩的，这里多能提供，甚至能提供奢侈品，比如冰粉、年糕，通常是不吃的，这里就有卖。摊主大多沉默，像商量好了把话让给看相算命的和卖打药的去说，特别是卖打药的，舌头比河水更急，时不时在自己光膀子上扎一刀，再用药水一搽，血即刻止了，刀口也即刻收了。
那天我逛到日头西沉，回程中走到桥上，一应热闹都在，且添了个卖旧书的。在书摊面前，我的腿被捆住了。
当我拿起《伊凡之夜》，见标价两元四角，可卖主非要五元。那家伙胡子拉碴，头发比姑娘的还长，用根肮脏的皮筋扎成马尾，不过声音好听，是自带音箱那种，他说：“你看看是哪年的版本？百年之后无废纸，何况这不是废纸。”他把流逝的时光也抓回来卖钱了。五元我是有的，但那是我到月底的饭钱。我家住在河上游，月底才能回去，而下周末才到月底。我掂量着哪里更饿，是心里还是肚里。每当这种时候，无一例外都是心里，于是买下了。
回到学校，恰是开晚饭的时间，校园里涌动着饭菜香，这香味是胃的更夫，梆梆几声，胃就醒来，醒来就要吃的，而我却没东西可以喂它。于是我抚摸它，安慰它。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做了父亲，我是我胃的父亲，如果可能，我愿意把它搂在怀里，并领它去找昆虫，只是，同样不能给它买飞机。校园以洋槐为墙，正是花开时节，望过去，虚空里弥漫着青白的光。我找个少人去的角落，靠树身坐了，把书打开。晚霞血红，泼下来，每个字都如心脏，在霞光里搏动。
那接下来的整个夜晚，整整一个星期，槐花成了我的食物。那种木质的香气和略带酸涩的口感，正适合于我。我是属于木质的，多年前我就知道了，同时也知道，我将被钢铁时代抛弃。这话如果有缺点，并不在于自艾自怜，而在于自吹自擂。我根本就想不到有钢铁时代的来临。在老师嘴里，生活在钢铁时代的人们，是用刀叉吃饭。老师进一步说，用刀叉做餐具，喂进嘴里的食物，就有了钢铁的秉性，从而构成体质、魂魄和文化象征。但我不关心那些。我的眼里还没有时代，只有时间。时间就是我的胃。
我的胃一天比一天小，一天比一天孤单。
孤单得没什么玩的，就自己玩自己。
它玩它自己，却让我痛。
那时候，我的记忆力还没被儿子摧毁，我记得很清楚，书上说，有一种神秘的青蛙以阳光为食。这令我向往，但并不羡慕。校园内的槐花，校园外的鱼腥草，都把阳光吃进去了，然后我吃下它们，我也同样是以阳光为食。
“陈小康你怎么回事？”有天我同学惊惊乍乍地问我。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说，他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我的手像团火炭。这话被班主任杨老师听见了，杨老师非常关心我，叫我去医务室，并让那同学陪我去。结果我的体温正常得能进教科书。我没感冒，更没发烧，是吃下了阳光的缘故。
这是我的秘密。
我觉得这个秘密是美好的，而我的胃不这样看，稍不留心就痛几下，以此提醒我，在我身体的国土上，它也是一方诸侯，我应该给它足够的地位和尊重。从内心讲，在这一点上，我对它很不满意。我觉得它要得太多了，几乎有些欲壑难填了。比如又过若干年后，我儿子都考上了研究生，我不仅可以吃饱饭，还可以吃香喝辣，我亏待了我的心，亏待了我的脑，也亏待了我善走的腿和勤劳的手，唯独没有亏待胃，脑和心遵从礼教，从无怨言，偏偏胃跳出来说话。它太过分了。当然我也承认，我曾经没怎么把它放在眼里，可它也不该这样记仇。何况我没把你放眼里，却是往心里放的，我不是常常抚摸你，安慰你吗？
可是它看不到这些。它太过分了。有好几回，不是痛我两下就完事，还直接把我逼进了医院。你知道，医院那种地方，只有被欲望灼烧、神志昏聩者才该去，他们能从中看见生命美好的脆弱，知晓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朴素真理，并因此降一降温。病人去医院，是不得不去，并不是应该去。
《伊凡之夜》没有那句话；是说，最后一句不是那句话。
只看“是不是”，也不至于太麻烦，但我陷入了执迷：执迷于每本书如何结尾。我从没这么在意过一本书的结尾。
“你是她生命中的至爱吗？”这是什么意思？是怀疑还是否定？“我一定不失时机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谁给他时机？当时机真的降临，他有不失时机的把握吗？就算有，问题能搞清楚吗？搞清楚后就不是问题了吗？“还得继续讲下去。”给谁讲？继续到什么时候？当翻到五十本，我发现多数作家对命运是自信的；别看他们谈论命运时皱着眉头，其实大多言辞铿锵，哪怕用的是疑问句。
当然，我的书都经过挑选，都有资格以站立的姿势，占据我最重要的空间，即是说，书的作者，都是成功人士。但也未必，其中一个作家，生前全是租房为生，还基本上是租地下室，非但没享受过成功的荣耀，连温饱也让他操碎了心，但他也说：“小鸟和我一起歌唱。”
我在找我的同道，但没有找到。
从甲地到乙地，从乙地到丙地，我像自己身上的器官一样，把这些书搬来搬去，以为它们是我的导师和知音，结果并非如此。
连续三天，我都站在书架前。妻子开始没当回事，可每次喊我吃饭，都见我像只壁虎，她就有些奇怪了，她说你为啥不取下来看？久坐伤脾，久站伤骨，凡事都不能过。我没回她，心里正为一件事苦恼。我感觉到，每部书的结尾，都可以当成开头，“哎呀呀，人真能走”，是结尾还是开头？我觉得是开头，而这位南非作家做了结尾。如此说来，任何一个开头也都可以当成结尾，作家就没什么可写的，书就没有必要存在。
妻子见我脸色泛青，断定是站久了的缘故，过来扯我衣襟。轻轻一扯我就倒了。我站在高凳上，倒下来相当于砸下来。好在她有力气，用尖叫和臂膀把我托住，既没砸伤她，也没砸伤我。
我只是受了惊吓。这对我是有好处的，它让我清醒了些，当妻子问我一本接一本翻书的缘由时，我能够回答她了。她听后的表情，我找不出恰当的句子来描述。她把那表情一直留在脸上，留了一顿饭的工夫。其间我们没有说话。我边吃，边看她的脸，像那张脸是辣酱。只是辣味儿重了些，不适合我的肠胃，因此没吃几口我就放了碗。她也是。她把碗收进厨房，才过来说：“就算别人写过，稍稍改一下不就行了？比如：‘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黄昏。’”
我就知道她要这样讲。
作为曾经的语文教师，我妻子贾敏特别重视词语，她觉得“冬天”和“黄昏”比起来，显然“黄昏”更适合讲故事。“冬天”敞得太开了，让人想起一览无余的单调的原野，而“黄昏”却是一道窄门，带着某种神秘和未知，天底下好看的故事，大多选这样的门进去。
这些话都是鬼扯，她的真正意图，是要我讲述那个特定黄昏的故事。她大学的写作老师对他们说：“你们将来如果想当一名作家，请记住，你的生活不是此时此地，而是经历之后，沉淀下来，变成你过去的一部分。”她当真把这话记住了，却并没想成为作家。“我是为你记的，”她对我说。说的时候斜着脸，像随时准备把脸送过来，又像随时准备躲开。
她知道我有那样一个黄昏，是我们初吻那天我告诉她的。你该写一写啦，都过去两年啦，我告诉她的当天她对我说。你该写一写啦，都过去三年啦，我们进洞房那天她对我说。你该写一写啦，都过去五年啦，她在产床上对我说。你该写一写啦，都过去八年啦，儿子进幼儿班的时候她对我说。你该写一写啦……
亏她读的是中文系，竟然不知道有些故事作家是一辈子都不会写的，他们让那些故事在肚子里捂出痱子，也不会写出来，为的是给自己留一个故事。
至于我的那个黄昏，倒不是要留给自己，我不写，主要是我越来越看轻了它的意义，而且也过于简单。
不过既然说到这里来了，简单讲一讲也无妨。
……
本文节选自2022年第2期《芳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