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等七十余部。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孙犁散文奖。《十月》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外国文字，出版有七部外文作品集。
导读
总有人哪儿都不想去，就想守着他的一亩三分地，守着他的故乡，他熟悉的亲人和生活，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或许这就是人生?亦或现代性的必然?
哪儿都不去(节选)
刘庆邦
……
我继续往麦田深处走，走着走着，看见前面不远处从麦垄的缝隙间钻出一只野兔。我在豫西山区的麦田地头看到了野鸡，又在家乡平原的麦田地头看到了野兔。不用说，野鸡是在稞麦里孵小鸡，野兔也是在稞麦里生小兔，小鸡和小兔都是和麦子一起成长。我不想让野兔看见我马上跑掉，就停住了脚步，悄悄拿出了照相机。看样子，这只野兔是一只新生的兔子，也许是初生的兔子不怕人，看到我它一点儿都不惊慌，在地头蹦跶了几下，就停下来蹲坐在地头的草地上，用前爪在脸上优雅地抹来抹去，像是擦嘴，又像是洗脸。野兔的毛色和已经发黄的麦子的颜色一样，两者几乎融为一体。可是，当我刚把照相机举起来，想把画面拉近一些，野兔还是跑掉了，遁入麦田去了，我只照了一个空镜头。这个小兔崽子，它在逗我玩儿啊!
回村时，我路过堂哥的家门口，就顺便拐到堂哥家看了看。堂哥家老宅的房子就在我们家房子的前面，我们家堂屋的门口正对着他们家房子的后墙。每年过春节时，我们家所贴的“出门见喜”的字样，就贴在他们家的后墙上。后来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宅基地重新规划，堂哥把老宅留给他儿子，并帮助儿子在老宅盖了两层楼房，他和堂嫂在村外的地头另盖了两间小屋，就从老宅搬出，住进了小屋。我所说的堂哥的家，是指他目前所住的小屋。小屋门前，是堂哥和堂嫂的责任田。小屋前面没有搭院墙，开门一个跨步，就迈进了责任田。责任田里种了小麦，还开了一小片菜园。麦田是黄的，菜园是绿的。菜园里种了黄瓜、豆角、茄子、辣椒，还有苋菜、荆芥等，想吃什么菜，随时可以到菜园里采摘。在麦田的正中间，是堂叔和堂婶子合葬的坟墓。因坟堆上长有一些桑树、楮树条子，看去也是一堆绿。堂哥只要一开门，就能看到他父母的坟墓。从这个意义上说，说堂哥是父母的守墓人也可以。
我刚走到堂哥家小屋的东边，从狗窝里窜出一只小黑狗，冲着我叫起来。小黑狗身量不大，叫声却不小，一副拒人的凶恶样子。
堂哥闻声从小屋里走了出来，喝住了小黑狗的狂叫。堂哥手里还端着小半碗吃剩下的面条，把面条倒进了狗窝前面的一只粉红色塑料盆里。在小黑狗吃面条时，又从狗窝里蠕动着爬出四只狗娃子。狗娃子两只黄、两只黑，像是刚出生不久，毛团团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它们像小鸟一样叽叽地叫着，找它们的妈妈。
我说小狗儿的生活不错，主人吃鸡汤面条，小狗也跟着吃。我问堂哥，鸡汤是事先熬好的吗?
堂哥说不是，他买了一只褪掉毛的肉鸡，挂在墙上，想吃的时候，用刀子片下一点儿肉，切成肉丝，下油锅一炒，兑上水一煮，鸡汤就成了，下出的面条就有了鸡汤味。说着，他领我到屋里，指给我看他挂在墙上的那只肉鸡。我见那只白里透红的肉鸡个头不小，简直像一头小猪。我说这只鸡够大的。堂哥说，现在的肉鸡都是用饲料催起来的，长肉期间，一天到晚用日光灯照着，不许乱动，只许长肉。一只鸡不到四个月就长满了肉，每只鸡都有七八十来斤。
我说了不得，现在干什么都提速了。
别说养鸡了，现在养猪也快得很。过去各家各户养猪，哪头猪不得喂上一年两年。现在可好，养猪场里养猪，一头猪四个月就可以出栏卖钱。说句话不好听，那些小母猪还没到发情期呢，还不知道跟公猪谈恋爱呢，就肥得不行了，就被卖到屠宰场去了。堂哥边说边笑，在为自己的说法感到得意。
我问堂哥：嫂子呢，怎么没看见嫂子呀?
堂哥说：你嫂子到城里帮闺女看孩子去了。
闺女在哪个城市?
山西阳泉。
阳泉我去过，那里有煤矿。
不错，我女婿就是在煤矿打工，闺女后来也去了。
你怎么不跟嫂子一块儿去呢?
我才不去呢，在家里好好的，我哪儿都不去，一辈子都不打算出去。
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开开眼界嘛!
外面再好，那也是人家的。依我看，开不开眼界都是那么回事，开了多不到哪儿去，不开也少不到哪儿去。堂哥接着说了他不外出的三个原因：一是地总得有人种，不能让好好的地荒着;二是他儿子一家都到城里去了，儿子把家里的钥匙留给了他，他得帮儿子看着房子;三是他在本地也能帮人家干活儿，也能挣到现金，何必非要到外面去呢!总的来说，一个人有地种，有钱挣，有饭吃，有衣穿，天底下平平和和的，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我说他是知足常乐。
他再次说，反正他哪儿都不去，就算全村的人都走光了，他一个人也要留在村里。
我说那好，我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你。
他问我啥时候回北京，他准备送给我几斤黄豆，让我带回北京自己生豆芽儿吃。他说现在街上卖的豆芽儿不能吃，别看又粗又长，里面都是催生素，一点豆芽味儿都没有。
我说免了，我现在懒得很，路上什么东西都不愿带。
这次回老家，我看收麦的愿望没能实现。豫西山区的土地贫瘠，麦子长得瘦弱，熟得早一些。而我们豫东大平原土地肥沃，麦子茁壮，成熟得要晚一些，大约比豫西的麦子晚收割六七天。我以豫西麦子的成熟度衡量豫东麦子的收割期，是不准确的。
返京前，我和故乡的朋友们一块儿喝了酒。登上火车时，我仍醉眼蒙眬。列车在豫东大平原的麦海里穿行。车窗外金色的、动态的麦田无边无际，更显得壮观无比。我禁不住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说大平原上成熟的麦子是全世界最美的景观，你想象不到有多么好看、多么震撼……我没有再说下去，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我母亲于2003年的初春长眠于地下，永远地走了。我每次回老家，母亲都不再跟我说话，我到母亲坟前跟母亲说话，都是单方面的。不能因母亲不再回应我的话，我就不回老家，该回老家时，我还是要回老家。通过回老家我知道，村里的人口每年都在发生变化。村里的土地是不变的，固定得像铁打的一样。尽管有的土地上面盖了房子，但房子下面还是搬不走的土地。变化的是人口，人口在增加，也在减少。增加的是新出生的小孩子，我都不认识。而减少的多是上岁数的人，是我所认识的人。我每次回老家，几乎都能听到消息，谁谁不在了。谁谁谁下世了!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会惊讶一下，心里沉重一下，但很快就过去了。我意识到，生和死都是正常现象，有生就有死。而生和死之间相距的时间和距离并不是很长，转眼间就接近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在村里走一走、看一看，看看那些尚在的堂叔、堂婶子，或堂哥、堂嫂。
有一年秋天回老家，我又去村外地头的小屋去看望堂哥。近前没听到小狗叫，不知堂哥把他家的小黑狗和一窝狗娃子弄到哪里去了。我看到堂嫂从外地回来了，堂嫂站在门口一辆电动三轮车旁，正催促两个背着书包的小孩子上车。堂嫂比堂哥大三岁，头发全白了，已完全是一个老太婆模样。当年媒人给堂哥介绍堂嫂的时候，村里不少人估计，堂哥不一定看得上堂嫂。因为堂哥是家里的独子，堂叔又当着队长，家里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而堂嫂长相一般，一点儿都不出色。让人没想到的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不知堂嫂对堂哥说了什么话，堂哥一下子就同意了。村里人说，这都是因为堂哥太年轻，见不得大闺女，一见大闺女就迷了窍子。堂哥跟堂嫂结婚时，堂哥还不到18岁，当时我还在镇上的中学读书。堂哥成婚那天，他们家要举行婚宴，母亲提前跟我说好，那天让我代表家人去参加婚宴。可那天学校放学晚了，我紧跑慢跑跑到家，堂哥家的婚宴已经开始，母亲代替我参加婚宴去了。我嘴馋肚空，准备去大吃一顿。但什么都没吃上，我竟不知羞耻地在我们家院子里大哭了一场。为了自我揭丑和忏悔，我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叫《赴宴》。堂嫂是个调皮的家伙，她利用自家的阶级成分好的优势，拿地主家的少年孩子取乐。她叉着双腿，做成骑马蹲裆的架势，命人家从她胯下钻过去。她还与别的女人联手，扒人家少年的裤子，声称要看看人家的毛毛扎全没有。我还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嫂子与处子》，其中的一个嫂子就是以这位堂嫂为原型。跟堂嫂简单聊了几句，我知道两个背书包的小孩子，一个是她的孙子，另外一个是她的外孙女。因小孩子没有城市户口，没法儿在外地上学，只能回到老家来上学。我们本村的小学停办了，小孩子只能到邻村的小学去上。我们村离邻村有二三里路，堂嫂就骑着后面带斗子的三轮车，每天往返两趟，接送两个小孩子上下学。堂嫂不忘跟我说笑话，问我咋不把美女带回来?你把美女一个人留在家里，不怕美女夜里睡不着吗?她说的美女，指的是我老婆。我说：嫂子还是这么调皮捣蛋，小心我把你写到小说里去。
堂嫂说：写呗，谁不写谁是小狗儿。
晚上，我正和两个堂叔和村干部在家里喝酒，堂哥手持一盏矿灯样的充电电灯到我家来了。我起身欢迎他，让他入座喝两杯。
堂哥说他在家里吃过饭了，他是来看看我，跟我说说话。
我说吃过饭了没关系，不耽误喝酒。有饭垫底，喝酒才不伤身体。
堂哥喝酒很实在，他大概也知道我家的酒都是上档次的酒，有不喝白不喝的意思。
一个当村支书的堂弟，用一次性的薄皮塑料茶杯给他倒了上半杯白酒，大约有二三两的样子，他两口就喝干了。酒劲儿迅速攻上来，堂哥的脸很快就红了。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外出打工的事，堂哥的情绪显得有些激昂，他说：咋着，非要都出去吗?允许人出去，还得允许有的人不出去。反正我哪儿都不去，我就看着咱刘楼儿(我们村的名字)好。我要是出去了，谁会认识我呢，谁会招呼我喝酒呢，是不是!
在灯光下，我见堂哥眼里像是有了泪光。我说堂哥说得好，为老兄这几句话，我敬老兄一杯!
堂哥面前的杯子里新添了酒，我举杯跟他碰了一下，他又把杯中的酒喝干了。这时堂哥说了一句话，我记住了。他把喝酒说成打食，说：别看我来得晚，今天晚上我没少打食。
来年夏天，当支书的堂弟打电话向我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堂嫂出事了。我问怎么回事儿?堂弟说，堂嫂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一袋麦子，去外村的打面机房打面。骑到村子北面的小桥上，电动车拐弯太猛了，一头扎到了小桥下面小河的泥水里，电动车和麦子都砸在堂嫂身上。等村里人赶过去把堂嫂抬上岸，堂嫂已经软塌塌的，一口气都没了。当时堂哥也在车斗子里坐着，在电动车往河里冲时，把堂哥甩了下来，虽说堂哥也落了水，腿上也受了伤，身体总算没什么大碍。
人总要离世，人离世的情况多种多样。我万万没有想到，堂嫂会这样悲惨离世。我只能说：太突然了，太意外了!
堂嫂的突然离世，对堂哥的打击可想而知。堂哥要是有手机的话，我会打通他的手机，安慰他一下。堂哥一直没买手机，我无法安慰他。
秋天回老家，我再去看望堂哥，见堂哥的身体垮了下来。他先是精神垮塌了，身体很快也跟着垮塌了。他得的是脑梗，一梗百梗，上梗下也梗，整个身体就僵硬了，不灵活了。所谓脑梗，我的看法对堂哥来说有一定的象征性，既有物质性，也有精神性;既有肌体性，也有心理性，这两者相互作用，就把一个好好的人整垮了。你说我是唯心主义也好，我固执己见，坚持认为堂哥的脑梗先是精神梗、心理梗，精神和心理先梗塞了，才导致了血脉的淤塞。试想想，要是家里不出那场变故，要是堂嫂还活着，堂哥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看见堂哥时，他正站在他的小屋门口啃一个剩馍。剩馍里夹着一些酱色的咸菜，他双腿叉着，一只胳膊拐着，另一只手在往嘴里送馍。看见我，他停止了吃馍，好像不认识我了一样，把我看了一会儿，似乎才终于认出我是谁，叫了一声我名字的后两个字。我答应了一声，几乎掉下泪来。回想起堂哥还是一个翩翩少年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在初春的麦苗地里疯跑，放风筝;一块儿在河里玩水，打水仗;一块儿在打麦场里摔跤，摔得月光满地都不回家。那是一个何等生龙活虎的堂哥。转眼之间，堂哥就变成了这种状态。我对堂哥说：你一个人在家里不行，还是跟着孩子好一些。
堂哥说他还行，能自己照顾自己，饿不死，也冻不死。他变成现在这样子，不愿去给孩子们添麻烦。他哪儿都不去，死也要死在家里。说着，他拿馍的手往前面不远处堂嫂的坟头示意了一下，说看见了吧，我将来的位置就在那里。
我劝堂哥不要太悲观，赶上了好时候，要好好活着。
世上很多事情不能完全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有时要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堂哥到底还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极不情愿地转移到外地去了。2021年初冬，我回老家为母亲“送寒衣”之后，再次去看望堂哥，见堂哥家小屋的门被封上了。封门用的东西是一些打成捆的玉米秆子，有个别麻雀在干枯发黄的玉米秆子上面卧着，不时叫上一声。一些干树叶子像冬天的雪一样被风旋到了门口，脚一踩哗哗作响。
……
(节选自《大家》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