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焱，1980年生，贵州瓮安人。现居成都。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四川文学奖、尹珍诗歌奖、海子诗歌奖、天津诗歌奖、《黄河》《飞天》《诗潮》等年度文学奖。著有诗集《时间终于让我明白》《爱无尽》《闪电的回音》，长篇小说《白水谣》《血路》。
那些事情在梦中出现过
文/熊焱
我的父亲是在打靶场上扭伤了脚踝的那天下午收到了老家的电报，才得知他远在家乡的妻子精神失常了。
心急如焚的父亲在那天夜里几乎没有合过眼。他的脚踝伤势不轻，肿成了一个馒头，但他依旧拄着拐，向部队请了假，第二天一早就回了家。那时候父亲远在新疆，他是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乘了一天的汽车，最后又搭了半天的拖拉机，才在那个微风习习的下午回到了家乡的小镇。
尽管有三年多没有回来了，但小镇却没有多大的变化。有人站在街边，跟父亲打招呼，带着悲悯的眼神。父亲笑着应答。走出了好远，他还隐隐地听见身后的叹息声，像风拂过水面。
父亲回到家，就看到他的母亲正弯着身往缸里打散装的白酒。他听到酒灌进瓶子时发出的清脆声，像山泉溅落在石头上。一股呛人的苞谷烧扑鼻而来，让父亲禁不住咽了咽口水。
那一年我的祖母四十八岁，身强体壮，经营着一个杂货店。当她打完酒，抬头看见他的儿子静静地望着她的时候，她一下就愣了，手里用来灌酒的小漏斗当的一声掉在地上。我的父亲轻轻地喊她：妈！这声音很低，却像黑暗中突如其来的一道闪电，把她打得一激灵。
华生，华生！她喊着跑出门去，在慌乱中差点被门槛绊倒了。
她还没跑到儿子的面前就突然停下来了。她看到了他手中的拐杖。她既迷惑又关心，怯怯地问，华生，你这是咋了？
父亲上前几步，大咧咧地说，没事，没事，打靶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
祖母俯身去查看我父亲的伤势，心疼地说，都肿了这么高，很疼吧。
不疼，不疼。父亲一边说，一边朝屋里张望。
你是想找翠红吧。祖母的眼神顿时黯淡下来，声音压得很低，她不在，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翠红就是我的母亲。父亲跨进屋，将行李放在地上，说，我去找她。
祖母说，你还是歇着吧。幺妹去叫她了。你看，天都要黑了，她们差不多也要回来了。
父亲执意要去找他的妻子。他的拐杖敲在门外的石阶上，突突有声。就在这时候，母亲回来了。她有点瘦，头发有点乱，衣着有点松，一双眼睛仿佛干涸的池塘，完全没有了父亲记忆中那种清洌洌的光芒。父亲看着她，说不出话来。
母亲怔怔地看着父亲，突然喊起来，华生，你回来了！
她还认得我呢。父亲的泪水一下就涌出来了。
母亲看着父亲流泪，突然咯咯地笑了，说，这么大的人还哭，你不害臊呀。说完她突然惊奇地咦了一声，又说，你年纪不大嘛，咋就拄上拐杖了呢？
父亲胡乱地抹了一下眼泪，挤出一丝笑来，轻轻地喊她：翠红！
母亲愣了愣，才茫然地应了一声。
父亲说，我回来看你了。
母亲嘿地笑了一声，说，我好着呢。说着，便从父亲的身边抹过去了。
夜幕已降，暗处里有虫子的叫声响起，泛着刀锋般的冷光。父亲呆呆地站在晚风里，心里一片冰凉。就这么简单的照面，他已看出，他的妻子确实病了。
那天深夜，睡梦中的祖母被两声尖叫惊醒了。那是我的母亲在喊，像一把尖刀切开了夜晚深长的寂静和黑暗。祖母一骨碌坐起来，她听到隔壁的门被打开，一串仓皇的脚步声噼噼啪啪地溅起来，随即一阵咚咚的捶门声像气泡一样破开。我的母亲嘶声惊叫：幺妹，幺妹！
我的祖父被这响声惊醒，不满地嘟囔了一声，翻过身，又睡去了。祖母掌着灯走出去。她看到我的母亲头发散乱，神色惊恐地站在一个房间门口。门吱呀一声打开，我的小姑睡眼惺忪地冒出半个脑袋，慵懒地说，嫂，咋了？母亲紧张地说，我房间里有个男人，有个男人。接着她又啪啪地跑到祖母的面前，连声说，我房间里有个男人，有个男人。
祖母耐着性子，安慰她说，别怕，翠红，那个男人是你的丈夫。然后她加重语气，强调了一遍：是你的丈夫，华生。
我的父亲在这时候才开门走了出来，他看上去有些困倦，也有些不安。他走到妻子的面前，轻声说，翠红，快回去睡吧，睡吧。母亲看着他，半晌后才点点头，嗯了一声。
夫妻俩走回房间。祖母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终叹了一口气。
一大早，父亲就起床了。多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早起的习惯。他准备带妻子去省城的医院做检查。但我的母亲不去，她只是翻来覆去地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等灵儿，灵儿一定会来找我的，我一走，她就找不到我了。
灵儿是他们四个月前早夭的女儿，两岁半。我的父亲还是在灵儿半岁的时候回来见过她，后来父亲返回部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女儿，只是陆陆续续地收到一些妻子寄过去的女儿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儿粉嫩如芽，有一双像水晶一样清澈透亮的眼睛，仿佛蓄积了全世界的蓝天和流水。父亲爱不释手，将女儿的照片随时揣在身边，空了的时候就取出来看，还不停地亲了又亲。
我的母亲是读过初中的。每隔一个月，她都会给父亲写一封信。父亲就从一封封的书信上，知道灵儿什么时候会爬了，什么时候会走路了，又在什么时候学会开口说话了……每一次看完信，父亲都会久久地沉浸在幸福里，心里就像是加了一勺勺的蜜。
秋天的一个下午，父亲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母亲特地跑到县城给他打的。电话里他听到了一个嫩生生的声音在叫喊：爸爸，爸爸！那是灵儿的声音，吐字还不是很清楚，但却像春风摧开枝头的新芽，像阳光解冻冰下的河流。父亲的泪水一下就涌出来了。
父亲经常在想，他一定要抽空回去探探亲，捏捏女儿的小鼻子，亲亲女儿的小脸，听她脆生生地喊自己。每每想到此，他心里都美滋滋的，一次次地笑出声来。
然而父亲还没来得及回家探亲，灵儿就因为一场重感冒，高烧不退而离开了人间。灵儿死后，母亲就不再给父亲写信。父亲是从祖母给他的信中得知这一噩耗的。在信的最后，祖母要父亲转业。那几句话祖母用了很大的力，有几处纸张都被笔尖划破了。
父亲以他一个军人坚强的品质承受住了这命运突如其来的悲伤和打击，他很快就调整了情绪，以一贯饱满的激情投入新的生活和任务。而我的母亲，却陷在夫妻分居的寂寞和丧女之痛的泥淖中无法自拔。渐渐地，她精神恍惚，衣衫不整，偶尔一个人自言自语。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每天傍晚，她都会站在河边，哀怨地呼喊：灵儿，灵儿！家里人、镇上的好心人，都会来劝她，安慰她，她却恼怒地叫人家滚开。
灵儿只是在河边捡贝壳去了，她一会儿就会回来，跟我一起回家的。她就这样以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固执地告诉给每一个人。
人们相信，她疯了。
父亲在家里只待了三天，又赶回部队了。他在临走的时候，准备跟他的妻子说几句话，却发现我的母亲不见了。祖母叫小姑去找母亲，小姑转了一圈，沮丧地跑回来，摇着头说没找到。父亲很失落，他走得一瘸一拐的，背影有些苍凉和孤单。
当父亲在镇中心广场上搭拖拉机进城的时候，母亲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老远就大声喊，华生，华生！父亲的心里一下就热起来了，像微火熏过一样。
母亲说，我刚才叫灵儿去了，你要走了，我叫她来送你。
父亲满腔的热顿时凉了下去，他不知道说什么，只是硬生生地挤出一丝笑。
灵儿这孩子，真调皮。母亲扬了扬眉梢，嘴角泛起微笑，说，这会儿又不知道躲到哪里玩去了，我没找到她，下次，下次我一定叫她来送你。
父亲点头，连声说，好，好！
母亲问，你啥时候回来？
父亲说，很快，很快！
这一次，父亲是铁了心要转业了。他回到部队，向组织上汇报了情况，并递交了申请。组织上很快就批准了父亲的转业申请，安排父亲回到了我们家乡的小镇。从行政的划分上说，那时候镇不叫镇，叫区，父亲在区派出所当了一名警察。
父亲转业回来的那天，我的祖母在台阶下鸣了一串鞭炮，说是给父亲冲喜。鞭炮放完后，母亲竟然跟孩子们一起哄抢散落在地的尚未爆炸的鞭炮。她拾了满满的一手心，喜气洋洋地对父亲说，我是给灵儿捡的，这下她有玩的了。
父亲看着她，心里微微酸楚，但他也微笑着，附和道，是的，够灵儿玩了！
两个月后，我的父亲带着母亲去医院看病。无论我的父亲怎么哄诱，我的母亲都拒绝前往医院接受检查，她甚至气愤地指着丈夫的鼻子大喊，你才有病，你才该去看医生！后来父亲哄她，说是去找灵儿。她的脸色顿时温柔了下来。
他们到了省城的医院后，父亲内急，要上厕所。他叮嘱妻子在外面等着，不要乱走。母亲点点头，说，你快去吧，快去。
当父亲从厕所出来，却发现妻子不见了。他四处寻找，又逐一打听，均一无所获。我能够想象得到，那个秋天的下午，我的父亲是如何焦急地穿梭在人群中，茫然惶恐，不知所措。他想去派出所报案，后来又忍住了，他想还是先回家碰碰运气，看看她是不是先回去了。
父亲回到家时天已黄昏，我的母亲正站在门前嗑瓜子。她老远就喊，华生，你怎么才来呀？我都等你好久了，我还怕你找不到回家的路呢。
父亲看到妻子好端端地站在那里，又是惊喜，又是生气。他想发火的，最终又忍住了，只是轻叹了一口气，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母亲把手里的瓜子揣进兜里，又拍了拍手上的瓜子屑，一本正经地说，华生，我没病，我不需要去看病。
父亲愣了一下，微笑道，是我去看病，不是你。他顿了一下，问道，你是怎么回来的？
坐车啊。她有些不屑，转身走了，还顺手扔了两粒瓜子。她闪身进屋，突然又把脑袋探出门来，说，华生，我告诉你，我没病，你别再想着让我去看病，你想都别想。最后五个字，她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字一顿。
父亲不死心，但又不敢带她去医院。万一她再来一次不辞而别，弄出什么差池来呢。上一次她能安然无恙地回来，实属万幸。下一次，未必就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通过部队的好朋友找了省城军区医院的一个神经科医生到家里来，对妻子谎称，那是他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的。医生在我们家住了三天，这三天里，母亲表现得异常正常，举止得体，言辞清晰，完全不像一个病人。甚至他们在谈论几个月前在另一个半球上结束的马岛战争时，母亲犀利、偏颇而又不失一定道理的言论，令父亲和医生大为震惊。
医生把我的父亲拉到一边，他的判断是，我们的母亲可能是间歇性精神病。我的父亲很着急地问，能治吧？医生说，可以治，但能不能治好，难说。他叮嘱我的父亲，不能让我的母亲受刺激。
父亲随医生进了省城，带了医生开的药回来。但母亲拒绝服药，她把药扔在地上，冲着丈夫大吼，我给你说过了，我没病，我不用看医生，更不用吃药。父亲耐心解释，这是补气血的，保健品。母亲依旧在大吼，你别想哄我，我不是傻子。
家里的人旁观着，都不敢吭声，只能在暗中叹息。
我无法体会一个男人在那时的无奈和绝望，痛苦折磨着他，一点一点地侵蚀。好几个夜晚，祖母在半夜里起床上厕所，看到父亲坐在客厅里抽烟，灯关着，黑暗中的烟头一闪一闪，遥远，而又缥缈，像天边隐隐约约的星光。祖母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是轻声说，华生，早点休息吧。父亲每次都只是嗯一声。有一次，祖母终于忍不住了，她开了灯，走到儿子的面前，说，华生，妈看到你这么难受，妈心里很痛苦。
他冲着母亲勉强一笑，说，妈，我没有痛苦。我只是有些失眠。
祖母叹息一声，说，你是我生出来的，我还不了解你吗？儿子啊，想哭的话，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父亲说，妈，当年我在战场上差点死了，我都没哭。
祖母说，我知道了，我的儿子很坚强。
那时候，在镇中心广场的西南角，有一个公厕。公厕是半开放的，不隔音。父亲有一天下午出警回来，在路过公厕的时候，便进去方便了一下，正巧听到隔壁有两个女人在议论我的母亲。
一个说，杨翠红现在疯疯癫癫的，我看着都怕。
另一个人说，我也是，见着她，我都要绕着走。
你说，她是不是因为男人长期不在家，身体上、心理上出了问题才疯的呀？
有这个可能。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家灵儿夭折了，对她打击很大……随即我的父亲听到嘘的一声。两人不吭声了。随即他听到，有人走进女厕所了。
父亲听出来了，那是供销社的两个售货员。他最先听到的那个声音叫傅菊珍，另一个叫冯萍。在厕所这样的地方，听到外人议论自己的家事，父亲觉得晦气极了。他等在厕所外，心里怒火明亮。
半晌后，两个售货员出来了。我的父亲迎上去拦住了她们。他忍住怒气，尽量以平静的语气说，两位嫂嫂，麻烦以后不要再议论我家的事了。两个女人先是错愕，随即冯萍红着脸否认，我们没有议论你家的事情。
父亲说，有没有议论，你们最清楚。我告诉你们，我家翠红没有疯，她好着呢，请你们以后不要再乱说了。
傅菊珍突然叫起来，声音中充满了嘲讽，你一个男人家，竟然在厕所中偷听我们女人说话。你要不要脸啊？
父亲辩解道，我没有偷听。是你们在背后乱嚼舌根子，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来的。
傅菊珍朝地上呸地吐了一口唾液，恨恨地说，明明就是偷听了，真不要脸，大男人在厕所偷听女人说话。
我父亲心头的怒火呼地一下蹿起来了，他厉声喝道，我再说一遍，我家翠红没有疯，别怪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以后谁要再乱说，我就跟谁没完。
我的父亲铿锵有力地扔下他的警告后，就大步流星地朝单位走去了。他注意到有几个旁观的路人全都看着他，眼里带着复杂的悲悯。下午的阳光有着恍惚的光影，父亲的心头有着空空的悲凉。
他回到办公室后，足足喝了三杯水，才逐渐平息心头的怒火。他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认真整理着资料，忽然听到外面的院子里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随即一个尖叫声从这吵闹声中清晰地穿过来：刘华生，给我滚出来！
原来是傅菊珍和冯萍的丈夫跑来“兴师问罪”了。两个警察拦住他们。他们推开警察的手，冲到我父亲的办公室门口。他们先后叫喊，刘华生，给我滚出来！
父亲走出去，很镇静地问，有什么事吗？
……
此为节选版本，完整内容刊于《湘江文艺》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