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胜，男，1971年生，安徽桐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蓝鸟》，中短篇小说集《城里的月亮》《寻找朱三五先生》《在纽瓦克机场》，散文集《蒲公英的种子》等。作品入选《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散文排行榜(2014)》《2016年散文精选》等多家文学选本。曾获安徽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大连市建国五十周年散文、报告文学优秀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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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卡》书写了一段凄美深情的跨国恋，力透纸背，丰神独具。父亲王向林弥留之际发出的呢喃是对自己短暂而又绵长爱情的呼唤，也是心意难平而对命运的嗟叹，在俞胜箫声般行云流水的叙述中感受到了一江春水的哀愁和悠远。这既是个人爱情生活的路径，也是时代碎影的记录，父亲和叶琳娜所经历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具有社会意义上的人生，而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人生，个体命运无力与之抗衡，只能隔岸向往，借助莱卡传递无法消退的情愫。儿子在爱情的漩涡中渐渐理解了父亲，最后的探寻和见面既是一次温柔的和解，也是新情感的重启时刻。
——安静
《莱卡》赏读
俞胜
“莱卡……莱卡……”这是我的父亲王向林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两声呢喃，就像两声轻微的叹息，眨眼间就消散在秋日的晨曦中，连一丝踪迹都找寻不到。
在后来的三十年时光里，母亲总是对我的述说表示怀疑，她不止一次地盘问我：“你爸念叨的咋是莱卡呢?德海啊，你一定听错了，你一定听错了吧，你确定自己没有听错?”在这三十年的时光里，我的人生里程虽然从二十多岁走到了五十多岁，但我依然耳聪目明，依然没有步入老年的行列，所以我一次次异常清晰、不容置疑地向母亲保证：“我爸最后念叨的就是莱卡，的确是莱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那天早晨，母亲出去买早点了，我守在父亲的床前，我看见他从昏迷中醒来，往日那布满血丝且发黄浑浊的眼睛此时变得异常清澈，那份浊黄和血丝都不知道退隐到什么地方去了。就像出现了奇迹，父亲用异常清澈的眼睛看着我，嘴角浮上来一丝微笑，脸上的表情也带着一种羞涩，好像是为自己在病床上躺得太久——父亲是一个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这个别人包括母亲和我。那一刻，我心里异常高兴，忙问他还疼不疼，是否想坐起来?我感觉到我的话在父亲的大脑里穿越了一次千山万水，许久，至少有五分钟吧，才看见他微微地点了点头。我拽过来另外一个枕头，双手抄进他的两只臂弯，把他瘦骨嶙峋的身子往床头位置挪了挪，再把他那已经衰弱得脱了形的脑袋搁在垫高了的枕头上。这时，我看见父亲的嘴唇动了动，发出游丝一般的气息，急忙侧耳过去，听见了那两声呢喃，千真万确是“莱卡”!
母亲常常失望地说：“咋会是莱卡呢?”莱卡是我们家的一只狗，早在那年夏天就死了，埋在乌苏里江边东山的密林里。有一次，母亲又盘问我一遍，我“幽”了她一“默”，“妈，我的耳朵不会欺骗我!”这是在父亲去世五年后，失父之痛已经渐渐远去，而我在哈尔滨刚和赵婕结了婚。夏天，我第一次带着赵婕回乡探亲，我觉得心里和空气里流动的都是蜜糖的味道，所以母亲那样问我，我才“幽”了她一“默”。但我的幽默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母亲没有理我，眼睛空茫地望向窗外，我知道母亲陷入了往事的追忆中。
我“嘿嘿”笑了一下，没有把母亲的状态放在心上，拉着赵婕的手走出院子。围墙的木栅年头已久，根根都成了灰黑的颜色。木栅外面，深蓝、鹅黄、淡紫色的鸢尾花正沿着我家门前的一片缓坡恣意绽放。走上缓坡的坡顶，朝东看，一曲江水像白色的绸布，隔开了两岸的森林。对岸的森林中依然矗立着一座漆成深绿颜色的哨卡，高出林梢，突兀得像原本好好的树冠上长出了一个又大又怪的瘤。
赵婕松开了我的手，撩了撩被微风吹到嘴角的一缕头发，一本正经地望着我说：“王德海，你的父亲。”她的语速迟滞了一下，显然是在思考，“咱爸”，她终于下定了决心似的说，“咱爸在那边真有女人?”她用一只纤细的手指往哨卡那边指了一指。
“哪有，那都是咱妈的臆想，没影子的事!”我要维护父亲的尊严，又强调了一遍，“压根儿没影子的事!”
“你说的是真的?那个叶琳娜不是……你没有骗我?”赵婕看着我的眼睛问。
“她是咱爸的同事，当年都在哈尔滨。”
“这个我知道，”赵婕说，“后来她回到了那边，咱爸不是一直对她念念不忘吗?”
“没影子的事，咱爸忠于自己的家庭。”赵婕的眼睛在我的眼睛里幻化成两朵最美的鸢尾花。
“你没有骗我?”
我点头。
“你永远不会骗我?”赵婕撒娇似的紧追不舍。
“永远不会骗你!”我迟疑了一下，回答得不是底气十足。但这时有三只白天鹅从江那边飞过来，两只大的领着一只小的，三对洁白的翅膀在空中优雅地起伏着，就像三股起伏的浪涛，眨眼间就飞临我们的头顶。赵婕的心情大悦，她忽略了我刚才回答她问话的语气。
其实，从赵婕一开始追问，我就欺骗了她，我们的爱情就这样埋下了一枚不洁的种子。
我的父亲王向林在河的对岸，的确有一个念念不忘的女人，那是一个他至死都在挂念的女人。那个叫叶琳娜的女人，母亲知道她存在，我也知道。
父亲有着一个辉煌的前半生。他一九三一年出生在河北平山，读过几年书的父亲加入了人民军队，后来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一名战士。哈尔滨解放后，父亲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进了哈尔滨一二二厂当技术员。一九五六年的一天早晨，迟到的春天刚来到哈尔滨，一二二厂柳树上的柳条才吐出一粒粒鹅黄嫩绿的芽，一位叫叶琳娜的苏联援华专家迎着王向林走来，她有着一双碧蓝的大眼睛，几丝金黄的头发顽皮地从棉帽里钻出来，撩拨着她的前额，棉袍掩盖不了她高挑而轻盈的身姿。这天早晨，她简直是用舞蹈般的脚步旋转到王向林跟前，从棉袍兜内掏出一条灰色的围巾，“喜欢吗，王向林，是我亲手为你织的哦!”然后不由分说地就把围巾套到了我二十五岁的父亲脖子上。父亲就看到了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像一湾碧波浸到了他的心田里，在他的心尖上一波一波地荡漾着。柳树的叶子从发芽到凋零，它在一年一年的轮回中见证了我的父亲与叶琳娜是如何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的……可是，父亲和叶琳娜的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他们的恋情遭到了厂领导的阻挠，爱情的花朵只能秘密地开放。到了一九六〇年八月，中苏关系恶化，叶琳娜被迫回到苏联，父亲也情断哈尔滨。
一九六〇年八月是父亲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它开启了父亲灰色的后半生。叶琳娜的离去，让他再也无法胜任原来驾轻就熟的工作，甚至错误频出。三年后，他主动提出要到边疆洗心革面、建功立业，一条叫大壮的狗和一只硕大的皮箱陪伴着他离开了哈尔滨。他一路向东，最终在中苏界河乌苏里江边落了户，发动机技术员转身为一家林场的技术员，让今天的人们把脑壳想疼也想不明白他会走这样的路。
一九六四年，我的母亲韩秀英十九岁，还是一个不知道忧愁的女青年。她是一位种田能手，连续两年在大队组织的插秧比赛中获得冠军，韩秀英虽然只读了半年书，会写自己的名字，文化程度低一些，但她根正苗红、劳动积极、思想健康，现在已经是生产小队的妇女队长。那时候的村叫生产大队，我姥姥李铁梅是生产大队的妇女队长。大队书记刘长锁当着我姥爷韩万才的面夸我姥姥：“要不是李铁梅进了你的门，你家能出两个妇女队长?”我姥爷是个憨厚人，只会呵呵地咧着嘴笑。
这天，刘长锁又来到我姥爷家，告诉我姥姥李铁梅：“林场的书记找我了，要给他们那个技术员王向林娶个媳妇，你是妇女队长，这事，你看咋整?”
我姥姥李铁梅不解地问：“林场咋还找大队呢，他们不能自己解决?”
刘长锁反问：“能解决还会找咱?”我姥姥想想是这个理，没吭声。刘长锁说：“林场级别比咱们高多了，林场书记找咱，是信任咱，咱得当政治任务来完成啊。”
“那个王向林我也见过，长得挺标致的小伙子，咋听说是犯了错误呢!犯了啥错误啊?”我姥姥一边说着话，一边在脑子里一个个地“过滤”着全大队的未婚女青年。
我姥爷不吭声，低头装烟袋锅，装好了，递给刘长锁。刘长锁吸了一口，说：“啥错误啊，是人家主动要来支持边疆建设的，大学生呢!林场书记说，王向林那小子总收到苏联那边的信。”
我姥姥一惊：“咋总收苏联那边的信呢?”
刘长锁又吸了一口烟袋锅，用手挥挥眼前的烟雾说：“林场书记说，那信都是经过检查的，没啥问题。只是王向林总爱往江边溜达，不能让他有偷渡的心思，得找个政治上可靠的姑娘，得拴住他，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
我姥姥又在脑子里“过滤”政治上可靠的未婚女青年。
刘长锁一拍大腿说：“别寻思了，我看你家的秀英最合适!”
“我家的秀英?”我姥姥一愣，一个个地在脑子里思索着全大队的未婚女青年，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女儿韩秀英。
刘长锁放下烟袋锅，做我姥姥的思想工作：“人家王向林好歹是国家干部，还是大学生呢，又是从大城市过来的人。十年寒窗苦，腰里揣着三十二元五毛钱。每个月都能拿工资，每个月都能领粮票、布票、肉票……”刘长锁怕我姥姥不同意，净把王向林的优越条件一个劲儿地摆出。“关键是你家秀英政治可靠啊。”刘长锁又强调了一遍。
“那，那也好!”我姥姥犹豫了一下，觉得刘长锁口中的王向林的确不错。这时候，平时石磙也碾不出一个屁的韩万才说话了：“那也得问问我姑娘吧，现在都是新……新社会了。”
我母亲韩秀英就是这么认识了整整比她大了十二岁的我的父亲。
我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问起母亲是怎么看上父亲的，母亲赌着气说：“咋看上的，眼瞎呗!”再问，母亲就叹口气：“唉，咱没念啥书，就稀罕个文化人，当时哪能想到他是这种人呀!”
我不服，“俺爸咋的了，俺爸还是林场的技术员呢，老有文化了。”
母亲却伸出布满老茧的巴掌拍了我的屁股一下，“小兔崽子，这么小就和你爸一个鼻孔出气了，快点去江边瞅瞅你爸去!”我转身就跑，母亲又在背后喊：“告诉你爸，别总在江边做春秋大梦了，直勾勾地盯着对岸，小心吃对岸的枪子儿。”
我飞快地爬过了门前的缓坡，走上了村道，我姥爷韩万才牵着一头牛从对面走过来，问我：“德海呀，寻你爸去吗?”牛也冲我“哞”地叫了一声，我没有理睬它，只对着我姥爷“嗯”了一声。我姥爷对我的行踪一清二楚，我连蹦带跳地跑到江边，爬上了东山的密林，看见了父亲孤傲的背影，此时，我早把母亲的嘱咐远远地甩到脑后。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爱在乌苏里江边溜达。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他的身边跟着从哈尔滨带来的忠犬大壮。那时候，江边除了巡逻的士兵就是渔业队的渔民或者生产大队的其他农民，不像现在一波一波的游客涌来。渔民或者农民，见到父亲，有的要打趣：“王向林，又来江边遛娃呢!”或者说：“王向林，又来江边遛狗呢!”
父亲从鼻孔里发出不屑的“嗯”声，目光高傲地越过他们的头顶，算是回答了他们。父亲牵着我的手，心事重重地从江边走过。我们的目的地是江边东山山顶。登上山顶，能看见乌苏里江闪着碧蓝的光波从天际逶迤而来，它在天际的时候，只是像一条丝一样闪着微光，这条丝渐渐变粗，渐渐变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江，硬生生地把一片有着白桦、白杨和红松的森林分割挤到了两岸，而对岸的山峦连绵起伏也和我们这边没有区别。
父亲坐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目光阴沉如水，他长时间地盯着对岸一动不动。让我想起了那个古人练射箭看虱子如同车轮的故事。而大壮蹲在他的身旁，两条前腿直立，凝视对岸的模样和父亲一模一样。父亲和大壮也是要练习射箭吗?我问过父亲，他并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再就是伸出一只手摸了摸我的脑袋。父亲的手有股烟草味，但柔软，不像母亲的手布满老茧。
后来，我长大后想，母亲当时选择对父亲的隐忍，大概是因为父亲有一份丰厚的工资，而且父亲也并非无所事事，他带着很小的我到江边也减轻了母亲的一份操劳。
一年之内，乌苏里江差不多有五个月的封江时间。封江季节，天地间一片白茫茫，江面都可以行驶坦克。除了巡逻的士兵，江边寂然无人，这个季节，父亲自然不会来到江边。父亲到江边遛狗或遛娃，只选择在乌苏里江开江和寒潮到来之前这么个时段。
那天，母亲让我去江边提醒父亲，别直勾勾地盯着对岸，小心挨枪子儿。母亲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对岸的士兵的确向这边放过枪，不过多是为了警告渔船。但现在是乌苏里江即将开江的时刻，渔船还没有出江。昨天，我跟父亲在江边走，江上不时传来“咔嚓”“咔嚓”裂帛一样的声音，父亲有些焦虑地自语：“马上开江了啊，冰层早在前几天，就已经由‘横茬冰’变成了‘竖茬冰’”。这话不像是说给我听的，更像是说给大壮听的。听完父亲的话，大壮的步子就迈得心神不宁起来。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