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时，我很想读一点自己不熟悉领域的书，虽然没办法清晰地辨别这书在所属领域的位置，也很难抵达专业级的精微妙处，却可以远远看看书中人的样子，比照下来，说不定可以校正自己某些方面的成见或偏见。
拿杜尚来说吧，我早就知道他在艺术领域的大名，但看他的作品，总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十几年前，我读过一本从英文转译的《杜尚访谈录》，从书上几近于无的勾画痕迹来看，似乎没留下多少深刻印象（不是翻译问题，是因为自己程度太低）。这次读从法文翻译的《爆破边界：杜尚访谈录》（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月版），稍微感受到了谈话风格的“自然、通透、明晰”，便接连看了两遍，多少领会到了点杜尚的风采。
1887年，杜尚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幼年在“非常福楼拜式的外省氛围中长大”，晚间，家人常一起下棋或演奏音乐。他的外祖父是位版画家，母亲也对绘画感兴趣，性情略有点冷淡。他有两个哥哥，艺名雅克·维永的长兄是不错的画家，以杜尚-维永为人所知的二哥是很好的雕塑家，三个妹妹中的苏珊娜·杜尚也在绘画界有一席之地。
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作为公证人的父亲，他应该是那个时代走在上升通道的人。杜尚对父亲的职业偶有微讽，“政客的风格和公证人的风格是一样的。我还记得父亲家里的契约文书，那种语言风格简直要笑死人”。不过，作为公证人的父亲却不像契约文书那么无趣，某种意义上甚至堪称非凡。他不但没有反对子女从事艺术，还在他们成年后继续提供生活费用。不过，他提前告诉孩子们，成年后提供给他们的资助，将来分配遗产时要先行扣除。“大哥维永得到过很多资助，遗产一分未得，而我的小妹妹以前没有要过任何钱（她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便领到了很多遗产。”杜尚非常赞同父亲的做法，觉得“应该向所有的父亲们这样建议”。
有两位年长自己十几岁的哥哥引路，杜尚不到二十岁就进入了艺术圈。他用不长的时间摸索了当时盛行的各流派技法，但没有进入特定的圈子。杜尚早期作品远算不上惊世骇俗，但表现人体处于运动状态的《正在下楼梯的裸女》，还是被1912年的独立艺术家沙龙拒绝了。他也从此不再期望加入什么团体，独自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另走新路的杜尚，展示出艺术上强大的冲击力。即便我们不熟悉他的整体制作，肯定也听说过他那件被称为《泉》的小便池，知道他涂在蒙娜丽莎唇上的髭须。稍微多了解一点的，会想到他的女装照，提起他那块费时八年也没完成的《大玻璃》，还有那扇即开即闭的《拉里街11号的门》。妹妹苏珊娜结婚的时候，他送去的是一件被称为“不幸的现成品”的制作，“那是一本几何学概论，需要用几根细绳挂在他们孔达米纳公寓的阳台上。风查阅书籍，亲自选择各种几何问题，吹散书页并将它们撕碎”。
即便在艺术界新潮不断的当时，杜尚的制作都因过于大胆而显得格格不入，虽然偶尔会引起反响，但他遇到最多的是不满甚至抵制。有位女士向杜尚订制一件作品，他便制作了《为什么不打喷嚏》，“我把大理石立方体弄成方糖大小，把一个温度计和一块墨鱼的骨头放在一个涂成白色的小鸟笼里，我卖了她三百美元。……这个可怜的女人接受不了，这东西令她发自内心地烦恼，她又把它转卖给了她的姐姐凯瑟琳，没过多久凯瑟琳也受够了”。最终，以相同的价格，这件不受欢迎的制作回到了杜尚的长期藏家阿伦斯伯格手上。
很难评判杜尚在艺术史上的地位，甚至，连“评判”和“艺术史”都是杜尚极力反对的概念。对他来说，从事制作，“并不是感情的宣泄口，也不是自我表达的迫切需求”，更不是为了名声或利益，而是要挑战关于艺术的成见，让人从思维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艺术中最大的成见，是视网膜霸权，杜尚用现成品挑战了这一霸权，让他从事的工作更直接地作用于人的大脑：“重要的不是现成品的视觉问题，重要的是使它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它可以存在于你的记忆之中。你不需要去看它，就可以进入现成品的领域。……可以这么说，艺术品再也不可见了。它完全属于大脑灰质，再也不属于视网膜了。”艺术品作用于视网膜近乎天经地义，短时间内，人们当然很难接受如此激烈的挑战。杜尚也明白，“我从来做不出什么能让人立刻接受的东西”。
在各种制作中，杜尚展示出他非凡的好奇心，不断突破着艺术的边界。这个访谈录的新译本被冠以“爆破边界”的标题，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有意味的是，跟不少天才艺术家把创造性的激烈带进生活不同，日常中的杜尚完全没有他在艺术上展现的那种冲击性，相反，他看起来节制得近乎温和。我有点怀疑，杜尚成年后处事泰然的风度和文质彬彬的举止，部分跟家庭氛围有关，核心应该来自父亲的公正和母亲的冷淡，却又在某种程度上去掉了其中的生硬和刻板，展现出睿智淡然的神态。于是，杜尚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他平静地说，“我有很多朋友。我没有敌人，或者说非常少”。
此前，我最钦佩的人生态度，差不多是塞尚的“劳作，劳作，只有劳作”。这次读杜尚，我意识到，杜尚几近无为的慵懒，也非常令人心折。杜尚似乎无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也不认为自己负有什么天然的责任。他在谈话中经常说，这个无关紧要，那个我不缺乏，“我不期待任何东西，也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一切表现，并非因为愤世，而是缘于天性。他从不嫉妒，也从不抱怨，不觉得人生会留下遗憾。耗时八年的《大玻璃》在运输中震裂了，杜尚并没受到困扰，“带些裂纹更好，好一百倍。这就是事物的命运”。是这样吧，“我们可以接受一切并且依然保持微笑”。
对杜尚来说，人生最重要的并非艺术，更不是工作，“我内心深处有着一种巨大的懒惰。相比于工作，我更喜欢生活和呼吸。……我的艺术就是生活；每分每秒，每一次呼吸都是一件作品。一件不留痕迹的作品，既不属于视觉也不属于大脑。这是一种持久的惬意”。从事艺术和无所事事意义相当，不过是杜尚度过人生不同方式。从这个方向看，访谈录第二版的标题恰如其分——“荒废时光工程师”。这个意思，亨利-皮埃尔·罗谢复述得好极了：“他最美的作品就是他对时间的使用方法。”
访谈开始的时候——1966年4月，两年多后杜尚就去世了——他就跟谈话对象皮埃尔·卡巴纳表示：“多亏了我的运气，让我可以滴雨不沾身。”译注云，这句法国谚语，直译应该是“我能够在雨水中穿过”（J’ai pu passer à travers les gouttes）。这就是杜尚吧，他从世界穿行而过，人间箭矢般的雨滴却一丝也没有淋到他身上。我相信，下面这句话不是宣示，而是他无比平淡的自我认知：“我拥有过绝对精彩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