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一个人的平生，不论贫富贵贱、身份地位悬殊，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其平生能引起世人的共鸣，我想都有写的价值，写的意义。尤其是那些小人物，他们看似平凡和普通，却能让世人看到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人间真情及闪光之处。
我写过《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所认识的老王叔》《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叙事性散文，曾引起读者的一致共鸣和社会的强烈反响。笔下的母亲、父亲、老王叔以及环卫工人等这些生活工作在社会最底层和劳作在田间地头的活生生的小人物，都是一群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群体，是全中国亿万万个工农群众的一个缩影，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和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伟大和不平凡。
这次再次提写《大姐》，不仅在于对大姐命运曲折之同情，更在于想通过《大姐》的形象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人这辈子难免会经历风风雨雨、艰难困苦，但只要怀着一颗坚强乐观的心，不畏艰险、不惧风雨，就一定能走出困境。
——题记
她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家妇女，三十而立就守寡，膝下育有两儿。她皮肤黝黑，让人一眼便知她的种族。刀子嘴豆腐心的性格，昭示着她身为女性的本分与本性，同时，让了解她为人处世的人对她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与亲近。
她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是她那撮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忍痛割爱剪卖几次，于换取碎银但依然雾鬓云鬟的秀发。她时乖运舛、坚强不屈，犹如一台上了润滑油的机器，终日劳碌不止的转动着,一次次被重疾缠身，却凭借着自身顽强的意志，一次次从鬼门关里逃出来。她勤劳能干，身边又有能吃苦耐劳的丈夫和身强力壮的两个儿子，凭借这点，她原本应该是幸福的，物质富足的，条件优越的，然而，幸福却总是与她失之交臂、擦肩而过，她无时不在被累与苦所左右、所捆绑着。
为了与命运抗争，她用瘦弱的身板顽强地扛起生活的重担，为了还上巨额债务，常常与男人们“混”在一起，干男人们一样的活，吃男人们一样的苦，受男人们一样的累，而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还没来得及捂出个热，却一次次分文不留地全部用于还贷。命运似乎已在她的“命里薄”上镌刻上了“苦、穷、累”三个字。这个苦命的女人就是我最至亲至爱的大姐。
大姐生不逢时
1968年6月仲夏的一日傍晚，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在一间家徒四壁、阴暗潮湿的茅室蓬户里，大姐呱呱落地。
那一年，中国经济才刚刚复苏，社会秩序正逐渐恢复正轨。按理说，出生于这样一个新老时代相交替的特殊年月，大姐应该算是沐浴着半个春风来到人世间的，尽管是吃着母亲牙缝里小心翼翼“加工”而成的山茅野菜掺拢米糠苞米渣而长大，然而，因为医疗条件的落后，险些让大姐早年夭折。我宁愿大姐当初不要来到这个对她极其残酷的人世间，备受如此的痛苦与折磨。
大姐身患癫痫症
时光暗涌，岁月无情。大姐大概是在十几岁左右时就不幸患上了癫痫症，那年，我已经懵懵懂懂能记事。大姐一次次“死了又活，活了又死”的不幸遭遇，让整个家庭几年间一直生活在被哭声与担忧、无助与痛苦所笼罩的窘境里。
在我懵懵懂懂的记忆里，夏天本是农忙季节，可大姐的癫痫症却偏偏选择在这个季节里发作，父母亲因忙着给大姐治病，导致家里的庄稼地因不能适时薅草、培土、施肥而严重影响了秋收，全家人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记得那段日子，每当大姐的癫痫症发作，除了父亲和二姐滴泪不掉、襁褓中的一弟“无动于衷”外，我和母亲以及二姑三姨总是机械般地边大声哭喊边使劲地摇晃着大姐“醒一醒”。头几次还能有左邻右舍的乡亲和亲戚积极主动参与到对大姐的抢救中来，可慢慢的，随着大姐癫痫症状的反复发作，后来除了自家人还矢志不渝的“抢救”外，左邻右舍的乡亲和亲戚再也懒得管这等“哭事”，甚至我还听见有位亲戚曾偷偷嘀咕道“怎么不死了算了，省得大人整天这样瞎折腾”。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落后年月里，治疗大姐的癫痫症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边大声哭喊边使劲地将大姐摇醒过来。在乡卫生院的门槛快踏破了仍治疗无果的情况下，父母亲只能到处请境内境外的民间郎中胡乱给大姐“治病”，我曾经看见来自缅甸境外的民间郎中用碎瓶子锋片对着大姐的内舌根弹出了滴滴血花，鲜血从大姐口中飞溅而出的情景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
我那时候还小，每当大姐的癫痫症状一发作，我总会条件反射地跟着母亲大声哭喊。时间一长，慢慢的，我开始对这种场景产生起了极度的厌倦感，尤其是对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甚是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恐惧感愈加强烈。
因为大姐的癫痫症，我的半个童年时光只有泪水没有欢笑，可我常常看到比我大四岁的二姐整天若无所事似的，每当大姐的癫痫症一发作，大家都在大声的哭喊并使劲摇晃大姐醒一醒时，可二姐则傻傻地站在一旁嚼着衣角、脚趾戳着脚背看“热闹”，眼睛里没有半滴泪水，嘴巴里没有半句哭声，直到大姐被我们哭醒过来一切恢复平静后，二姐便一溜烟地跑到屋外的球场上跟着邻居家的伙伴们玩耍嬉闹，空气中回荡着的是她和伙伴们天真无邪的嬉笑声。然而，对于二姐的“铁石心肠”，父母亲却从未训斥过她半句，相反地，总会向她投上欣慰的目光和源于灵魂深处的笑容，或许是二姐的这般天真无邪、活蹦乱跳，反倒给予父母亲受伤的心灵一丝慰藉，因为，父母亲至少还有二姐这么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儿。
不知是哪年，大姐的癫痫症突然不再发作了，那一年我已上小学。可大姐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离开学校，从此与父母亲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生活，延续着祖辈们时时代代“修地球”的神圣使命。
大姐结婚生子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二姐初中一毕业即被西盟锡矿四十吨所录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企工人，我也幸运地被西盟二中(现在的西盟民族中学)所录取，四弟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笠年也被西盟民族小学所录取，然而，五弟却只念到小学二年级就死活不肯再上学，从此辍学放牧，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的大姐这时候认识了短命的大姐夫。
说起大姐谈恋爱这件事儿，之前曾经有几个同乡异地的年轻壮丁也陆续登门向大姐求过亲，当中有外省籍施工老板，有刚刚退役返乡的复员军人，也有本地的机关干部。然而，除了外省籍施工老板曾博得大姐的好感和芳心外，其他几个一个都不曾入她的心眼。
对于大姐的婚姻问题，一向知书达理的父母亲却死活不肯答应大姐与外省籍施工老板的婚事，原因是父母亲生怕大姐将来嫁到人生地不熟的外地后，无亲无故的大姐万一被娘家人欺负了，旧病复发了，那谁来保护她、照顾她呢!在父母亲的百般阻挠和极力反对下，大姐与外省籍施工老板最终只能咫尺天涯、有缘无分，直到大姐夫从缅甸回乡定居后，在众多漂亮村姑的芳心献殷下，大姐夫却百里挑一选择了大姐，这场恋情在当时是多少村姑梦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姐夫主动追求大姐的事，着实让我们全家人欣喜若狂，同时让悬在父母亲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第二年春，大姐嫁给了大姐夫，记得当时大姐的婚礼场面可谓是空前的热闹和有派头，但由于那个年代不兴送礼金，顶多送个双喜洗脸盆和一对鸳鸯枕头套或是鸳鸯被单之类的日用品仅此而已，且送礼的村民寥寥无几，大部分村民都是空手而来，吃饱喝足而归。如果换成现今，像大姐和大姐夫当年的那场隆重的婚礼，咋说还能收个几万十几万的彩礼，这样一来，大姐大姐夫后来也不至于吃那么多的苦、遭那么多的罪。
结婚第二年，大姐生下了我的大外甥。
大姐再度患重病
厄运专挑苦命人。一年冬天，大姐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重疾，一向勤俭持家、省吃俭用的大姐，为了节省医药费开支，她瞒着大姐夫到行医十几年的我的村医堂兄家里乱投医。由于堂兄醉酒行医，结果针头不小心扎进了大姐的腰椎间盘软骨里，导致后来大姐的整个腰椎骨大面积坏死化脓直至留下了个大窟窿，此次医疗事故险些致大姐于身残。
由于大姐腰上的大窟窿无法在短期内治愈，导致她很长时间不能下地从事农业生产，只能拖着病体拾掇起家务活来，还好，大姐夫为人正直善良，对大姐百般疼爱，故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农活和重活，还会趁无农事之机驾驶二姐和二姐夫所赠予的二手农用拖拉机到处跑运输拉货物以挣点盘缠。每年寒暑假，除了帮父母亲忙完家里的农活，我还会竭尽全力地帮大姐夫一起料理他家的农事，直至后来参加工作为止。从参加工作的头月起，从微薄的一百多元代课教师工资收入中，我每月除孝敬父母亲和资助在县民族小学读书的四弟外，每月也会给予大姐十元二十元不等的救济。尽管如此，却始终无法改变大姐一家的窘境，更无法也无力拯救多灾多难的大姐。
经过近一年的艰难治疗，大姐腰上的大窟窿终于得以了治愈。
大外甥上大学苦了大姐一家
大外甥高中毕业那年，由于高考没有发挥好，只被一所医学专科院校所录取，每学年8000多元的学杂费，加之每月近千元的生活费，这笔费用开支对于无固定经济收入来源的大姐家而言，无疑是如牛负重、压力山大。尽管如此，一向意志坚强、思想开明的大姐大姐夫却毅然决然地让大外甥按时报到入学，后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大外甥供出了三年的大学校门，这背后的付出与拼命可想而知。
大姐夫替人拉货挣得的运费，也常常是两三个月甚至是一年半载后才能拿到手。对于大外甥每月1000多元的生活费，三年间，大姐每年都要背着大姐夫偷偷跑到城里忍痛割爱将长发剪卖，还拖着病体帮人裁缝、居家饲养生猪家禽，大姐夫则一边从事农业生产，一边帮人拉货、给人修理，迫于经济压力，他只能改吸廉价烟、改喝廉价酒，连肉也克制不再随性买吃。
大外甥大学一毕业，就幸运地被上海一家理疗康复公司所雇用，含绩效工资月薪也能领到七八千元不等。尽管如此，对于食玉炊桂、物价昂贵的大上海来说，扣除房租、水电费、电话费、伙食费、交通费等费用开支，加上还谈了个江苏女孩，一到月底常常是囊中羞涩、入不敷出。
几年光景，大外甥除了卡里有几万元的积蓄外，仍然是大上海地地道道、名副其实的“三无”青年。后来，为了给大姐夫治病，他不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身负十多万元的债务，迫于压力，女朋友不得不面对现实离开了他。
大姐夫撒手人寰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福祸旦夕。大姐夫由于常年生活在压力之下，加之过度劳累，他不幸患上了肝癌晚期，发病的时候癌细胞已扩散全身，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身子骨瘦如柴，肚子被肿瘤肉团撑得像个即将临盆的孕妇的大肚子似的。这不幸遭遇犹如晴天霹雳，让大姐和我们所有的亲人承受了无尽的痛苦。
为了带大姐夫看病治疗，对于医学专业毕业的大外甥来说，虽然他心知肚明要治好大姐夫的癌症希望极其渺茫，但作为长子，出于孝心，他还是坚持带大姐夫乘飞机坐火车，到处辗转于国内几家肿瘤医院“死马当作活马医”，期间的付出，不仅仅体现在金钱的无畏消耗，更体现在一次次的失望告终而给精神上带来的沉重打击。尽管大外甥已竭尽全力，然而，群医束手，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大姐夫的薄命。大姐夫的病故，再次给大姐一捶重击，痛的让她险些自寻短见，如若当时没有我们的苦苦劝住，想必大姐当时已随大姐夫一同驾鹤西去了。
二外甥的不懂事愁死了大姐
大姐夫去世不久，家庭的变故让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的二外甥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波动，以至于不顾大姐和我们所有家亲的耐心开导和极力挽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业辍学回家，从此天天“吃斋念佛”、虚度年华。
家里的农活再忙，高兴的时候才随性跟大姐一块下地“干活”，大部分时间像只夜猫一样整天昼伏夜出，为此常常惹得大姐又是生气又是苦恼。大姐好不容易喂养成年的鸡鸭鹅，还没来得及下蛋孵雏或出售还贷，就已经被他杀了待客。他的那些“哥们”大多是来自本村组和外村组的辍学学生。大姐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未到年终就已被他们坐吃山空。针对此问题，身为大舅的我，迫于无奈，同时，为了拯救二外甥，确切地说，为了帮大姐解除烦心事，我特意抽空回趟老家，经过苦口婆心的耐心开导，二外甥最终同意报考县民族文化工作队演员岗位，他原本是不负众望被择优录取的，可到后来，由于交友不慎触犯了法律，上班不到半年即被单位除名，最后不得不夹着尾巴回乡继续“吃斋念佛”，自始至终彻彻底底地愁死了大姐。
拼尽全力挣钱还贷的大姐
大姐夫病故后，为了托起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尤其是为了偿还家里因新建安居房所欠下的十万元信用社贷款，本应还可以享受后半生人情真爱的大姐，却婉言谢绝了寨里寨外登门求情的单身狗们的一片痴情，义无反顾地埋头硬撑着家里所有的困难。期间，她曾顺应时代潮流外出省外务工，也曾就近就地打短工临工等，但由于身单力薄、债务巨额，几年下来仍未能还清家里的贷款。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在这特殊的困难时期，二外甥却偏偏不切实际娶妻生子。再后来，所生幼女未满周岁并扔给了大姐，并与他“同病相怜”的妻子“潇潇洒洒”外出省外混日子，至此，照顾孙女的义务不得不落在了大姐一个人的头上。
由于孙女的捆绑，大姐再也无法外出务工挣钱还贷，只能带着孙女在家从事农业生产，一半时间靠种植甘蔗、无筋豆、水果玉米、饲养生猪家禽、采卖鲜叶茶，甚至还与男人们一起从事搬砖砌墙、修路架桥等苦力活挣钱还贷，一半时间还得单打独斗种植粮食维持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可气的是，二外甥及其妻死活不肯与大姐一起承担还贷责任，每年所打得的工钱只够年底回家过年途中的路费开支，一年两年年年如此。就连理应每月汇给小孩的抚养费等却从未兑现过，这样一来，抚养孙女和还贷的重任不得不全部落在了大姐一个人的头上。
实在无力偿还信用社贷款季度利息时，大姐不得不致电向远在上海的大儿子求援。如果大姐夫还健在人世，可怜的大姐好说好歹还能有一个主心骨，也就不用独自面对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当初，安居房是大姐和大姐夫顶住压力实意为二外甥所建的，十多万元的房屋主体工程款除国家四万元补助资金外，其余的均筹措于大姐大姐夫多年的积蓄和信用社贷款。
然而，房屋尚未着力装修，大姐夫却不幸病故。从此，身单力薄的大姐只能独自面对房屋装修事宜和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在身无分文的窘迫下，十万元的房屋装修款，大姐不得不再次向农村信用合作社申请贷出。由于政策受限，加之贷款额度之大，其中的五万元只能以远在上海上班的大外甥的名义贷出，按理说，这两笔贷款理应由二外甥与大姐共同承担，可二外甥及其妻却坚决表示这笔贷款与己无关，故不愿承担一分钱的还贷责任。
几经口舌之战无果后，由于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人员三番五次登门催债，大姐不得不咬紧牙关承担起了这两笔十万元贷款的偿还责任，从此，大姐只能拼尽全力挣钱还贷，凡是能种出钱的、养出钱的、打出钱的，均一项不漏地经过她那布满老茧的双手。如今，未满六十岁的大姐由于压力过大、过度劳累，已腰弯背驼、老态龙钟。
这几年，大姐早出晚归、披星戴月下地干活，外孙女才半岁大就被大姐背到地里、工地上干活挣钱，可怜的外孙女由于长期被日晒雨淋，皮肤黝黑发亮，让人心痛不已。
几年的苦苦挣扎和流血流汗，大姐替二外甥担负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如今仍旧未还清。庆幸的是，听大姐讲，十万元的贷款，如今只剩下两万余元尚未偿还。她说，如果身体无大碍，她下定决心争取今年年内全部还清。听大姐如此坚强的打算，我着实为大姐“愚公移山”式的精神所震撼、所打动。
这些年来，我何尝不心疼大姐呢!我何尝不想帮她一把呢!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尽管期间我曾给予大姐一些力所能及、杯水车薪的帮助。
扇枕温席的大姐
百善孝为先，这一点，大姐可谓是做得比我们四兄妹还要到位。记得当年生母病故那阵子，三天三夜的守灵期直至后期一个月的忌日，大姐终日以泪洗面，食不下咽，夜不成寐，按照佤族习俗，大姐还为故母杀猪宰羊以敬孝心。
从故母病入膏肓直至不治身亡期间，大姐和大姐夫没少为故母操心操劳，在医院宣告母亲的“死期”之后(母亲不幸身患胃癌晚期)，处于对母亲强烈的不舍之情与孝恩之义，经过四处打听，当得知普洱城内有一位老中医也有治愈不治之症史的消息，带着将信将疑的心情和碰碰运气的想法，我和大姐夫连夜包车赶往普洱寻医问药。
尽管当时对治愈母亲的病希望极其渺茫，但还是执意坚持为病危中的故母寻医问药，在此期间，大姐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坚持每天近二十个小时不歇息的伺候着病床上的母亲，为她煎药、送药、擦身、翻身、按摩、说话，而大姐夫则负责组织人马为故母备好棺材、从事非科学治疗手段。
从故母发病直至病故三个月内，我们姐弟五家可谓是竭尽全力，但最终还是没能留住故母六十岁的生命。
大姐成为了我们的再生母亲
故母去世以后，大姐充当起了故母的角色。因我和二姐远居城里，不能经常回家看望父亲，只能借着新春、中秋等重大节日回去与父亲团聚，尽管我和二姐坚持每人每月给父亲固定的赡养费以尽孝心，但从精神层面上给予父亲的可谓少之又少。对于父亲的日常照料，只能授命于大姐和家弟弟媳们。
家乡一旦有婚丧喜庆事宜及其他私事时，由于工作、路远等原因，我和二姐大多时候只能致电请大姐代办。再有，每当想吃点家乡的农产品时，只要是被大姐所知晓，过不了几天就能收到东西。
对于父亲的饮食起居，大姐从来不曾怠慢，一日三餐顿顿保饱，就连父亲生病，大部分也是大姐在照顾，只有每次带父亲到县市医院住院治疗时，才能轮到定居于县城的我和定居于市里的二姐来照顾。大姐对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成为了我们姐弟四人学习的榜样，大姐“上善若水”的优良品格，不仅赢得了乡里乡亲的一致称赞，而且更加激起了我们姐弟四人内心的感情涟漪。
这就是我的大姐，一个极其普通但卓尔不凡的农家妇女，一个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坚强母亲，一个让我无比敬重的亲人。大姐的人生经历虽然坎坷波折、凄苦不幸，但从她身上，我读懂了人世间最为可贵的精神品格，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坚强无畏，什么是真正的德心善举。我将以此精神品质为标杆，勇敢坚强地面对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荆棘丛生，不惧风雨，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