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死也不跪下
恒丰里104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新式石库门住宅。1926年建成后，上海区委在这里开办过党校。
1927年6月26日上午，中共江苏省委在恒丰里104号召开干部大会。中央代表王若飞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撤销原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兼上海市委员会，任命陈延年为书记和其他30余名江苏省委委员，调赵世炎到中央工作。
正在这时，陈延年接到报告：有一位交通员突然被捕。因为这个交通员知道恒丰里这一处秘密处所，于是，他和王若飞紧急商量后，决定提前结束会议。
然后，他们便一直躲在暗处观察周围的动静，心里抱着一个侥幸的想法：那名交通员应该不会叛变。
到了下午三点，还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为了销毁办公室内的许多秘密文件，防止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陈延年和大家商议后，决定返回恒丰里104号。
然而，就在他们回到办公室没多久，大批的军警便突然包围了恒丰里104号。
当军警冲进楼里时，陈延年等奋起反抗。双方扭打在一起，直至精疲力竭、皮破血流。
陈延年一面催促其他同志从楼上逃走，一面抄起桌椅同敌人展开搏斗。在搏斗中，有两名军警被陈延年击伤，而陈延年自己身上夏之栩刚为他买的衬衣也被扯破，而后被敌人捕获。
最终，有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其余四位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和黄竞西不幸被捕。
被捕后，陈延年十分沉着，他机智地和敌人作斗争。他衣着朴素，而且体格健壮，皮肤黝黑，因此在军警审问他的时候，他便自称叫“陈友生”，是这一家人雇佣的茶房。
当时他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和做粗活的工人一般无二。审查官看到他这一身装束打扮，以为符合他自己交代的身份，便草草结案，将他押往枫林桥监狱。
党组织得知陈延年被捕但并未暴露身份的情况后，立即组织营救，通过上海济难会的同志与敌办案人员交涉，打算花800元将他赎出。王若飞也设法请著名的律师来帮助解救陈延年。但是，由于陈延年曾击伤两名军警，敌人认为他很凶狠，决定要给他点苦头吃，因此暂时还不放人。
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打乱了整个计划。
因为被捕时衣服已被完全扯破，于是，陈延年便托人给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捎去了一封短信。在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上，他潦潦草草地写了几行字：“我廿六日在恒丰里误被逮捕，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日即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的末尾署名：陈友生。
汪孟邹收到来信后，十分困惑。从信末署名“陈友生”上看，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再仔细琢磨，“陈友生”应该是个化名，字面意思就是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在暗示收信人：他是对方父亲的朋友。这不是陈延年还能是谁呢?因为乔年此时已经去了武汉，只有陈延年在上海。再从字迹上辨认，这确实应该是陈延年的求救信。于是，汪孟邹马上开始千方百计地四处找人营救。
这时，胡适正好来到了上海。汪孟邹和胡适是多年的朋友，同时他也知道胡适是陈独秀的好友。胡适是个大名人，面子大，路子也广，汪孟邹便找到了他。
胡适看过纸条，问他：这到底是何人?
汪孟邹如实相告：写信者就是陈独秀长子陈延年。
据说，胡适找到了吴稚晖，希望吴出面帮助疏通各方关系。
吴稚晖得知陈延年被捕，心中窃喜。陈延年、陈乔年原本都是追随自己的“得意门生”、少年英杰，没曾想，自从二人去了巴黎留学以后，这两个孩子就彻底转变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和自己分道扬镳，并且加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对此，吴稚晖无疑是深恶痛绝的。他们的父亲陈独秀还因为他患上梅毒、睾丸被割而公然发表打油诗“吴家哲嗣今应斩，绕室汪汪犬吠声”，讥讽他绝育断后，亦是可恶至极!如今，陈延年居然落入了囹圄，他岂能不大喜过望?!
于是，吴稚晖假情假意地答应胡适自己一定帮忙。转过身去，他便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他抓到了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并且特别强调，陈延年倚仗小聪明作恶多端，超过其父百倍，可恶至极!
而这个杨虎，正是一路追随蒋介石，制造了各种暗杀共产党人事件的一名特务头子。
杨虎更是喜出望外，他根本想不到陈独秀的儿子居然会被自己抓到。陈延年是共产党中反对蒋介石的强硬派，而且是共产党的一名大首领，抓到他，就可以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了。于是，他立即带人赶往枫林桥监狱，马上提审讯问。
“你是陈延年吗?”
陈延年摇摇头。他不知道吴稚晖给杨虎写信的事。他更不知道，省委秘书长韩步先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已经叛变。
杨虎冷笑几声，叫人将韩步先押上来。
被敌人打得浑身是血的韩步先两腿战战，根本不敢正视陈延年。他把头偏向一边，低声说：“他就是陈延年。”
“无耻!叛徒!”陈延年破口大骂。
身份暴露后，陈延年被国民党施以各种严刑拷打。敌人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是，陈延年始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敌人问任何问题，他都只字不答。
最终，敌人无计可施，又怕夜长梦多，于是决定立即将他就地处斩。
和陈延年同时被枪毙的还有商民部长黄竞西、交通主任姚振、农民部特派员张力、农民部秘书朱盘畴等四人。
6月29日深夜(或6月30日凌晨)，敌人将陈延年等秘密押赴龙华枫林桥刑场。
刽子手命令陈延年跪下受刑。但是陈延年宁死不屈，始终不肯跪下。
他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几个刽子手硬把他按到地上。
但是，就在刽子手松手抽刀的一瞬间，被五花大绑的陈延年突然一跃而起。刽子手挥刀砍下，却未砍到他的脖颈。
刽子手顿时大惊失色!几个人赶紧一拥而上，将陈延年死死按倒在地，挥起大刀不断砍劈。最后，又拔出手枪，连开数枪，将陈延年击毙。
陈延年，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就这样壮烈地牺牲了!
陈延年牺牲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敌人将几位烈士被砍成碎块的遗骸草草地埋在乱石堆里。
7月5日，上海《申报》登出消息《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写给杨虎的信件。
汪孟邹读到这张报纸，顿时如五雷轰顶，心如刀绞，瘫倒在地上。
后来，有人曾当面询问过汪孟邹陈延年被杀的事情。汪孟邹愧疚地回答：“这件事不堪再谈啦，总之是我毕生难忘的罪过!”其实，他不知道，共产党内的叛徒韩步先早已出卖了陈延年。
韩步先叛变后，又供出了赵世炎的住处。
7月2日，一场雷雨过后，未能及时搬走的赵世炎家也被敌人包围了。敌人发现赵世炎不在家，便埋伏在屋里。
夏之栩和她的母亲非常着急。夏母想要移走窗口的一盆花来给赵世炎报警，但是敌人不许她动。为了救自己的女婿，夏母奋不顾身地将花盆从窗台上用力推下……
万分可惜的是，因为大暴雨，轰鸣的雷声掩盖了花盆落地的响声。对于岳母冒死发出的报警信号，冒雨赶回家的赵世炎竟然一点儿也未能察觉。当他一脚迈进院子，夏母立刻高喊：“世炎快跑!世炎快跑啊!”
可是哪里还来得及!敌人蜂拥而上，将赵世炎死死地按在了地上。
就在被敌人带走的时刻，赵世炎用暗语告知妻子夏之栩，让她赶紧通知王若飞等省委同志及时转移。
由于夏之栩的及时报信，王若飞等顺利地逃脱了敌人的搜捕。
7月14日，赵世炎也被敌人秘密杀害，年仅26岁。
陈延年和赵世炎是十几年志同道合的同学、同志加战友，都把青春的生命献给了共产党的事业，用鲜血书写了自己不变的誓言。
听到哥哥牺牲的消息，陈乔年万分悲痛，泪流如柱，连续几天几夜都无法入睡。长兄如父，兄弟俩从小便缺乏父爱，总是相依为命。哥哥和自己一起长大，一直就像大人一样呵护着自己。兄弟俩一道求学，一道离家，一道留学，一道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又一道转向共产主义的信仰，一道投身党的事业……如今，哥哥为了革命，先走一步了!哥哥才29岁，尚未结婚生子，甚至都还未谈过恋爱!
从此后，乔年活泼的性格变了。他变得沉默寡言，也不再去和同志们开玩笑了。不久后，他还大病了一场。
10月24日，新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在第一期的扉页上，刊登了《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指出：“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二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二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
文章饱含深情地写道：“陈延年是粤港无产阶级有力的指导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书记。他不仅策划粤港的大罢工运动，即镇平杨、刘肃清广东建立国民政府及北伐等南方重大的有意义的革命设施，他都直接间接有积极的助力。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械后，他改调上海为中国共产党江浙区书记。他指挥上海工人、一般民众为反蒋作宣传与斗争。是年六月，他在上海被蒋介石捕杀。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其残酷为非言语所能形容。二人皆身受最残酷之严刑，致体无完肤而始被枪毙的。当陈延年同志被捕杀时，刽子手杨虎、吴稚晖等竟函电交驰互相庆贺其杀害革命党人的功勋。……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在中国共产党的行伍中留下了虚空，这虚空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生命上一个永不磨灭的黯然的伤痕。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是不哭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誓为他们的首领和战士报仇!”
1928年11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纪念死难诸先烈》决议。1929年1月，省委机关报《红旗周刊》第一期发表了《纪念死难诸先烈》一文，指出：“陈延年、刘尔崧等人牺牲，是中国革命很大的损失，他们都是全国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为了中国无产阶级与贫苦工农的解放流血，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以完成他们未了的志愿。”
对于陈延年，毛泽东同志曾经称赞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的历史根本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曾经与陈延年共事三年的周恩来同志评价陈延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母子短暂而温馨的相聚
汪原放担任《民国日报》国际编辑后，陈乔年要他兼顾党中央出版局的工作。中央出版局当时下辖长江印刷厂、长江书店等。乔年对他说：“这是你的老本行，你来做最合适。”
这确实是汪原放最拿手的事，因此他也很乐意。
为了解决印刷出版的纸张问题，汪原放找乔年商量，筹备开办了宏原纸行。
那时，史静仪已生下了一个儿子。因为出生的时间是1927年5月，5月又适逢中共五大召开的日子，于是，夫妻俩便给孩子起名叫“红五”。
6月，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短信，称自己实在不能工作，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随后便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乘船从汉口来到武昌，住进了党的秘密据点宏原纸行。这是乔年所始料不及的。
中共五大后，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在长沙处理事情耽搁了很长时间，因此，在此期间，便由陈乔年代理组织部长的工作。
那时，陈独秀已经在党内丧失了威信。陈乔年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议论，感到自己开展工作有着诸多不便，便主动请求辞职。但是，中央常委会没有批准，决定陈乔年仍旧暂时代理组织部长工作，同时发电报催李维汉速来就职。
7月15日，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甚至发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狂妄叫嚣。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2万余人的军队，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召集举行中央紧急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陈乔年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感到欣慰的是，同志们并未因为他是陈独秀的儿子而回避自己。并且，大家对陈独秀的批评也都很有分寸，没有特别过头或难听的话。
八七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结束后，瞿秋白、李维汉专门到宏原纸行，向陈独秀通报了会议的有关情况。
陈独秀闷闷不乐，话也一天天少了。
这期间，陈乔年和妻子史静仪时常带着儿子红五到纸行去看望父亲。
小红五已经快三个月了，又圆又黑的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祖父看，宽宽的额头也有点像他。陈独秀见到自己的孙子，心里无疑有了稍许的慰藉。有时他也试着抱起小孙子，轻声同他说话，逗他微笑。
随后，在征得中央同意后，陈独秀离开白色恐怖下的武汉，在秘书和汪原放的陪同下，前往上海。而陈乔年因为工作的需要，仍旧和妻儿留在了武汉。
为了加强湖北党的工作，中央调陈乔年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书记为罗亦农。
这一年的中秋节，因大哥去世后身体一直比较虚弱的陈乔年突患伤寒，病情陡然变得很严重。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住进了一个德国人开办的医院。
妻子还要照顾幼儿。无奈之下，乔年便给安庆老家的母亲和弟弟写信，告诉他们自己病得很厉害，请母亲到武汉去照顾他。信里还附上了家里的地址。
高晓岚接信后，又着急又担心。她决定立刻同三儿子陈松年一起赶赴武汉。因为怕这个最小的儿子也学他的大哥、二哥那样远走高飞，于是，母亲和祖母便一直硬把他留在家里，无论如何都不让他独自出去。
“不知乔年究竟得了什么病?现时状况怎么样?”身为母亲，高晓岚忧心如焚。
在和嗣母谢氏告辞后，高晓岚便和松年乘船赶赴武汉。临别前，谢氏一再叮嘱松年，路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母亲。这是高晓岚第一次去武汉，而陈松年这一年已经十七八岁，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那时，武汉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员人人自危。高晓岚母子俩到了武昌后，住进了一家旅馆，然后照乔年信上的地址写了封信到武昌巡道岭。
但是，过了两三天，仍未收到回信，母子俩便决定上门去寻找。
找到了巡道岭，却没有见到陈乔年。史静仪的弟弟和母亲在家，但是他们都不认识乔年的母亲和弟弟，因为这时武汉到处都在抓人，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开始时他们还不敢认高晓岚母子。
陈松年和母亲便反复诚恳地解释说：“我们是乔年的弟弟和母亲。收到他的信，得知他生病了，因此专程从安庆老家赶来看望。”一面拿出了乔年写的信。
史静仪的母亲认真查看了信的笔迹，又仔细询问了陈乔年家里的一些情况。陈松年都答得对。这下子，史家的人才相信了他们。
而后，史静仪的弟弟便带着陈松年和他母亲，到了汉口俄租界一个德国人开的医院。
就这样，乔年母子俩相隔十二年第一次再次见面。见到躺在病床上虽显憔悴却不失英俊的儿子，高晓岚激动得哭了。这止不住的泪水，也不知是见到儿子的惊喜，还是为他的病情担忧。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自己漂亮能干的儿媳妇。她用双手紧紧地抓住儿媳的手，喜欢得不知说什么好。
史静仪温柔地告诉婆婆，自己是去年和乔年结婚的，她的父亲是湖北应城人，家里是做生意的。
高晓岚坐在病床边同儿子聊天。她这才知道，原来在陈独秀他们走后，乔年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他才住进了这家医院来治疗。医生诊断的结论是伤寒。因为孩子还小，乔年就想请母亲来照料自己。而且母子俩亦多年未见，他也很想见见母亲。此外，他还想让母亲看看自己的亲孙子，让母亲高兴高兴。
母亲自然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微笑总浮现在脸上。不仅因为儿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已成家生子。她挪着一双小脚，就像在安庆老家一样，不停地忙里忙外，想方设法地帮助调理乔年的身体。
在母亲和弟弟的精心照料下，乔年很快便病愈出院了。
出院后，乔年一家人搬到了宏原纸行的楼上。
在来武汉之前，高晓岚和陈松年并不知道延年已经牺牲。乔年出院后，估计自己瞒不过母亲，便将大哥牺牲的消息告诉了母亲和弟弟。一家人抱头痛哭了一场。
长子的去世对母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好在，让她还有点欣慰的是，乔年已成家立业，而且给她添了第三代，孩子长得很像父亲，白白净净，甚是好看。高晓岚心里非常喜欢，经常抱着小孙子，给他把屎把尿，跟他说话，逗他笑，有时还哼哼安庆老家哄小孩的儿歌。
过了一段时间，高晓岚要回安庆。这时，她已经和小孙子处出了感情，小孙子也一见她就笑。于是，她便向儿子和媳妇提出，想要把孙子带回老家去，由她来抚养。她的理由十分充足：“你们夫妇每天都非常忙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而我也实在舍不得和小孙子分开。”
当时，史静仪还在给孩子哺乳，孩子才4个多月，尚未断奶。身为母亲，她更不舍不得与自己的小宝宝分离。
然而，乔年考虑的还不止这些。他动情地对母亲说：“您养我们这么大，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帮助您，怎么能再给您添麻烦?况且，您现在还在做着媳妇，带个孙子回去，不要惹气吗?”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并没有生活来源，她仍旧是在依靠自己的婆婆谢氏的田租和租金收入维持生计。而且，她还要照顾自己的婆婆呢!
就这样，乔年将母亲和弟弟送到了长江边。
高晓岚抱着小孙子亲了又亲，怎么也舍不得放手。一直到开船时间既要到了，她才恋恋不舍地将小孩交到了儿媳手里，还一再地叮嘱她一定要照顾好孩子。然后，她才在松年的搀扶下，转身慢慢地离开。
母亲依旧穿着那件老蓝布做的长长的大襟褂子，长裤管用绳子扎紧，一双小脚迈着细步，缓缓地登上了小船……
目送着母亲和弟弟一步步地远去，乔年不禁眼眶发热，双眼渐渐地模糊了。他只觉喉咙哽咽，连告别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是啊，母子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还能再相见?!
谁能料到，这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
乔年再入虎穴
1927年9月，临时中央机关迁到了上海。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命原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任长江局书记，由陈乔年接任湖北省委书记。
10月，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讨伐唐生智。陈乔年等湖北省委领导打算利用军阀混战和唐生智可能的失败发动暴动，打倒唐生智。
月底，罗亦农到达武汉，提出：暴动准备不足，应先做好准备。
陈乔年接受了罗亦农的意见。
11月，唐生智被打败。中央决定发动两湖暴动，由罗亦农改任两湖巡视员。
11月中旬，共青团长江局书记刘群昌和湖北团书记韩光汉等到上海，联名状告陈乔年、罗亦农等犯了反对暴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瞿秋白等决定，停止罗亦农的职权，停止陈乔年等湖北省委领导的职权，委派苏兆征、贺昌、郭亮组成中共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赴武汉处理相关事宜。
12月初，中央特委召开湖北省委扩大会，陈乔年等出席。因罗亦农不在，陈乔年便成了首要的被批判对象。乔年平常喜欢穿西服，就连这一点也受到了批评。对方说，负责同志腐败，穿买办的衣服。并且提出，省委压制同志们讨论八七会议决议案。
反驳的同志说：“若说省委对八七会议不重视未免有点过头。对于省委委员个人的衣着、房屋等的批评，我以为同志们太不对了，因为租房屋是为了地下工作需要。”
刘群昌尖锐批评罗亦农、陈乔年反对发动暴动，甚至骂他们是唐生智的“走狗”。
陈乔年辩解说：“唐生智退却是一暴动之局面，但与马上夺取政权有很大的区别。我认为对于暴动应该有一种事先的胜利决心，否则就是冒险主义。如果我们不顾环境随便举行暴动，无异于列宁所说的‘拿工农的鲜血来做儿戏’。”稍稍缓了一口气，他又接着强调说：“我们在决定暴动决策之时，不能只考虑推翻政权，而且要考虑到新政权的巩固和持续存在问题。”
特委没有采纳陈乔年的辩解，最终作出决定：开除罗亦农和陈乔年中央委员资格。但这一决定需要中央批准后才能生效。
罗亦农离开武汉到上海后，当即向临时中央申诉，并提供了书面材料。他认为，自己未能正确估量唐生智失败的时间并非机会主义，因为自己一直都在注意布置湖北的工农武装暴动，在做着各种准备。
12月31日，陈乔年等也向中央临时政治局提交了对苏兆征等中央特委处理湖北问题的意见。随后，又向中央提交了问题的总答辩。
临时中央接受了罗亦农和陈乔年的意见。1928年1月1日，中央发出《告湖北同志书》，批评刘群昌、韩光汉主张在武汉举行暴动的意见是错误的，是玩弄暴动;肯定罗亦农等停止暴动是正确的指导。
1月8日，中央恢复了罗亦农、陈乔年等的工作，将罗亦农留在中央工委工作，任命陈乔年为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陈乔年回到上海后，和妻儿都借住在罗亦农家里。
有一天，陈乔年一家人专门去看望被解除了职务、在家赋闲的父亲。
那时，几已“无所事事”的陈独秀在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多篇杂文。几乎每一期都有他不止一篇的杂文。因为他写得太多，乔年已经听到了一些人的讥笑。他心里是特别不希望父亲这样做的。
看到儿子一家人专门来看望自己，陈独秀非常开心。但是，当父子二人谈论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矛盾就出现了。
乔年参加过八七会议，他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
陈独秀向来脾气火暴。别人说他、批评他，他也就忍了，也不便发火。而这会儿，儿子竟然也当面指责自己，这就让他无法接受了。
他像火山爆发一样，高声回答：“我有什么责任?共产国际的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有什么事不需要经过他们?!”
史静仪看到父子俩吵了起来，赶紧出来劝解。她拉住乔年，劝他不要再谈这个话题。
但是，此时的乔年心情也不好，因为他刚刚受到了一次打击，而这次受打击跟自己的父亲亦有脱不开的关系。
然而，陈独秀心里更是憋着满满的怒火。从八七会议以后，他就一直找不到发泄的地方。
本来，他是打算留儿子一家人吃饭的，但是父子俩话不投机，最终不欢而散。乔年连饭也不肯吃就走了。
陈独秀意识到自己做得有点过火，毕竟儿子一家人是专门来看望他的。
儿子走后，他讪讪地对自己的秘书说：“你看，儿子都教训起老子来了!”
有一天，汪原放得了伤寒症，躺在床上养病。乔年登门去看望他。
汪原放解释了自己生病的经过，想要坐起来。
乔年坚决不让他坐起来，说：“你不要动!还是要依医生的话没错。”自己就坐在汪原放的床沿上同他交谈。
这时，门口响起了汽车喇叭声，随后便听到了敲门声。
乔年很警惕，问是谁。
汪原放回答：“是适之先生。”
那时，胡适从日本回到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听说汪原放生病了，便顺路来看望他。
一听说是胡适来了，乔年立刻站了起来，对汪原放说：“我走了!改天再来看你。”
汪原放突然便想起了延年牺牲的事情。很显然，陈乔年心里对此是在意的。但是，他不怪罪自己的叔叔汪孟邹，知道他是一片好意，只是因为心急乱求助。汪孟邹在延年牺牲后心情非常沮丧，认为这是他平生做的最窝囊的一件事。
知道下楼难免会迎面碰见胡适，于是，乔年便拐进了隔壁汪原放大哥的房间。
听见胡适上楼走进了汪原放的卧室，乔年就从房间后面转到楼梯头，下楼走了。
其实，乔年之所以不见胡适，除了因为哥哥的事和胡适可能有关外，也因为地下工作要求严格保密，因为胡适毕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乔年则是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决不能随便和胡适接触。
不成功的“替身”
乔年到江苏省委任职后，因为许多同志都曾和哥哥延年共事过，所以，乔年和他们一道工作，感觉特别亲切，心情非常愉快。
1928年2月16日，由陈乔年主持，中共江苏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由于叛徒唐瑞麟(林)的告密，英租界巡捕房警察突然包围了刺绣女校。当时，陈乔年正站在主席台上讲话，手里拿着一本杂志，杂志中间夹着文件。
就这样，江苏省委有关负责同志和出席会议的各区委组织部的负责人全部不幸被捕。
2月18日，陈乔年等被引渡给了国民党的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投进了监狱。
龙华监狱是国民党囚禁、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魔窟，设有审讯处、男牢、女牢、刑场、兵营等。男牢有三幢楼房，当时人称之为“天牢”“地牢”“人牢”。
因为陈乔年刚上任不久，叛徒唐瑞麟还不认识他，敌人并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乔年自称叫“王建南”。敌人采用了种种手段，想要探清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均未得逞。
和乔年一道被关押在龙华监狱天字一号牢的，还有桂家鸿等同志。此外，还有一个大家从未见过的自称是政治犯的人。
乔年做了多年的组织工作和地下工作，因此对陌生人特别警惕。对这个大家都不熟悉的人，他心里感觉很奇怪。
那个人倒是“人来熟”，看见大家都不搭理他，便主动凑到陈乔年跟前，自我介绍说：“我叫唐瑞麟，是政治犯。同志您贵姓?”
乔年随口回答：“我姓王。”
那人又追着问：“您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啊?口音很像哎。”很显然，这个自称“政治犯”的人对乔年的一言一行都很感兴趣。
听到对方这样问，乔年更加警惕了。因为如果别人知道自己是怀宁人，就不难推测出他就是陈乔年。想到这里，他机智地回答道：“我是中国人嘛!”
第二天，从隔壁女监传过来一张纸条，提醒陈乔年他们：关押在天字一号的唐瑞麟，很可能是出卖我们的叛徒。让乔年他们注意。
知道了唐瑞麟的身份后，大家对他都十分冷漠和鄙视。
这个“政治犯”发现自己再待下去有可能暴露自己，于是，在一次提审之后，就再没回到监牢里去了。
由于唐瑞麟的叛变，江苏省委下辖的多个机关遭到破坏，不少人被捕。唐瑞麟虽然不认识陈乔年等人，但他当时打听到在刺绣女校举行的会议很重要，里面一定有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得知乔年被捕后，陈独秀好几天都没有说话，也无心再写杂文了。他想起前不久乔年来看望自己，两个人还大吵过。
陈独秀心里明白，儿子这一次凶多吉少，自己恐怕又要失去一个年纪轻轻的儿子。乔年是他几个儿子里长得最英俊的，又刚刚当上父亲，可是，他很快就要被敌人杀害了!陈独秀心里的痛楚无人可与诉说。他一下子变苍老了。
开始时，狱外的党组织一直在想方设法营救乔年。而与乔年同时被捕的江苏省委委员郑覆他、许白昊等则在狱中想办法。
当时，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已弄清了多数被捕者的身份，只有陈乔年、周之楚等三人的身份敌人尚不清楚，但他们已知其中有一位叫陈乔年的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郑覆他他们的计谋是：利用敌人不认识陈乔年，让一道被捕的周之楚同志冒充陈乔年。
听说要让自己来冒充陈乔年，周之楚没有丝毫犹豫，很痛快地答应了：“乔年同志活下去，比我对革命工作能做更大的贡献!”他对乔年这位留学海外的党的重要的组织活动家一向十分敬仰。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陈乔年的生命。
就在敌人信以为真时，意外发生了。
周之楚的父亲祖籍广东，是一名南洋巨商。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后，立即赶回上海，花费大量的金钱疏通，想要搭救儿子。
当他来到监狱找寻儿子的时候，敌人终于发现，这个自称“陈乔年”的人原来是冒充的。
就这样，陈乔年的身份暴露了。
1930年，周之楚经父亲斡旋保释出狱。在随父赴南洋途中，他又偷偷地不告而辞，悄然折回，继续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他先后在中共闸北区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1931年再度被捕，后在狱中被折磨致死。
“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
敌人知道陈乔年担任江苏省委的高级领导，是中共的一个重要领导人，于是对他用尽了各种酷刑，希望从他嘴里逼问出更多的党的机密。但是陈乔年始终咬紧牙关，只字未吐。
乔年的身体原本就虚弱，前一年又感染伤寒，这时刚刚从大病中康复过来。在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几个月时间里，受尽摧残的他身体完全坏掉了。但是，他开朗乐观的性情却丝毫没有变，他始终坚定不移、充满信心地鼓舞同志们和敌人做英勇的斗争。
乔年读过不少中国的经史典籍和古典小说，也读过很多外国的小说。从住进天字监号的第一天起，他就经常给同监的难友们讲故事。中国的、外国的，讲了一个又ー个，仿佛永远讲不完似的。难友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一有空就请求他讲。而不论他讲什么故事，最终都要归结到对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罪恶的批判上来。
有一次，乔年被带出去审讯，又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毒打。
回到牢房时，桂家鸿看见他浑身都是血迹，便关切地问：“敌人又打你了?”
乔年淡淡一笑，回答：“没什么。挨了几下火腿，抽了几下鞭子，算个啥?”
在他的心里，他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不止一次地想过：即便是死亡又能奈我何?不就是和哥哥延年、和自己敬重的战友赵世炎、李大钊同志一样吗?人活在世上，谁能不死?如果能够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为了开辟下一代的幸福生活而去赴死，那么，这样的死，便是有价值的，这样的死，便是无憾的!
死，他是不怕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害怕的。但是，他心里放不下的是自己娇弱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自己死后，他们就要跟着遭罪了。
1928年4月15日，因叛徒出卖，罗亦农不幸被捕，6天后，在龙华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6岁。
临刑前，罗亦农衣冠仍极整齐，态度仍极从容，并留下绝笔：“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著有《最好的时代》《国家书房》《梦想照亮生活》等。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庄重文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