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因其在白色幕布上放映,又被人称为“银幕”。曾几何时,电影作为一种喜闻乐见的文化传媒形式,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电还没有在农村普及,电视也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看电影,就成了人们开眼界、长知识的一种重要文化娱乐方式。
我打小在鲁北农村长大。那时候村里的孩子们,除了上树掏鸟、下河摸鱼之外,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看电影了。所以,虽时过四十余年,但关于电影的一些美好记忆,仍深深地留在脑海。
记忆里,小时候的行政区划还叫做“公社”。每个公社都有几十上百个村子,但电影放映队却只有一支。所以,一年到头能在自己村子里看电影的机会屈指可数。若想看电影,一是奔波二十多里路去县城,二是等公社放映队巡回放映时,去周围的村庄。为此,我曾天真地把当电影放映员,当成了自己将来的理想。现在想来真有些滑稽。
去县城的影剧院看场电影,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就长在乡下的孩子来说,显然是一种不小的奢望。究其原因,还是那时经济落后、物质条件匮乏所制约。
好在,我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很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所以,对于看电影这样多多少少能与文化沾边的事情,多持赞许的态度,有时甚至会与我们兄弟几个“同流合污”,借着去县城赶大集的机会,亲自带我们看场电影。
清楚地记得,在县城看的第一场电影片名叫《渡江侦察记》。顾名思义,电影讲述的是解放战争中,为准确获取敌人军事情报,确保渡江战役的胜利,我人民解放军派出一支侦察小队,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阵地,进行军事侦察的故事。而今,虽时过多年,但仍记忆犹新,剧中精明、干练、机警、沉着的李连长,乐观、机智、幽默的老班长吴老贵,以及著名演员陈述扮演的阴险狡诈的敌情报处处长,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地印象。剧中那句“黄河黄河,我是长江”的台词,后来更是成为儿时玩伴们之间,互相打招呼的口头禅。
相较于县城,在自己村子里看露天电影的机会就比较多。因为母亲是村支书的缘故,每次放映队来到村里,都要来我家落脚。因此,我也是孩子们中间最先得到好消息的。每当此时,我都高兴的像过年一样,喜滋滋地把小伙伴们召集起来,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将晚上村里放电影的消息瞬间传遍全村。
下午,太阳还高高地挂在村西头的那棵大杨树上时,孩子们就已经按捺不住兴奋之情,不等幕布挂起,就急吼吼的去放电影的后街上去“抢占地盘”。可此时的等待总是显得有些漫长,杨树梢上那轮不解风情的大太阳,好像成心与我们做对一样,迟迟不肯落下。
急切的盼望中,太阳的红屁股终于不情愿地坐到了地平线上,大人们也纷纷收工回到家里。趁着日落前光线还明快的当口,放映员开始准备电影放映器材。这时候,不劳大人们吩咐,几个年龄稍大的伙伴,就已经主动帮着忙前忙后,在街道中间竖起两根高高的竹竿,挂上白色的幕布。
夜幕降临,千呼万唤中,终于等到了电影放映的时刻,刚才还人声嘈杂的后街顿时安静下来。然而,这时的放映员,好像是要故意吊一吊人们的胃口,总会在电影“正片”的前头,放映一段劳什子纪录片。这时,原本安静下来的人们,又开始就纪录片的内容,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直到开始放映“正片”,人们才重新归于安静,目不斜视、聚精会神地盯住幕布,耳目像被一根无形的魔力控制着,生怕错过了电影里的一句对话、一个特写。那种氛围,与其说是一种娱乐消遣,倒不如说是一种享受,一种几百人共同的精神享受。
当然,除了可以在自己村子里看电影之外,我们村里的伙伴们还经常自发成群结队,追随着公社电影放映队的足迹去邻村去看电影。现在想来,那时为看一场露天电影,一群少不更事的孩子,不惜披星戴月步行奔波几里甚至十几里夜路。那阵仗,还真有一种“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的嚣张气势。
电影,是曾经的那个物质相对贫乏,而精神却很充实的时代,独有的一道风景。因为电影,大人们在劳动之余多了些谈资;因为电影,孩子的世界增添了无穷乐趣;因为电影,人们在贫困的物质生活中,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愉悦与放松。
现如今,社会经济迅疾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电影已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走进千家万户,走近百姓的生活。看场电影早已变得像喝杯水一样轻而易举,人们再也无需为看一场电影而大费周章。
电影银幕,恰如一片白月光,照亮我儿时一段朦胧却美好的时光。岁月流逝,但儿时那些关于电影的往事却难以忘记,它早已同故乡的晚风晓月和父母温暖的臂弯一起,成为珍藏在心底的一抹美好温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