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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我不愿意听到和南角墩有关的信息。我和人们有不同的困境。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人们也无从理解我的困难。这几乎会形成隔阂甚至带来矛盾。人们总觉得读书人能解决很多问题。一个城市的压力大抵是压在中年人肩上的。等到儿时玩伴与我们都年逾不惑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不同又无从解释的困境。比如一次会议上刚刚接受了社区去除野广告的任务，当晚家兄就来电话说，他因为贴水电工的小广告被城管约去要受到责罚。电话中意思很明确：你是识字的，无论如何想个办法将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我也并非完全不认识一个熟悉此事的人。我知道做这样营生的人，多是从村庄来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来自不一样的村庄，但他们的困难是一样的。没有衣食无忧的人去做这样卑微的营生。后来这事解决了，见到这位家兄，他又似乎并不在意地说：“城里那一套都是对付穷人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并不是希望得到什么感谢，但对于其中的误解深感不安。他们不理解的是：其实我们都是在城市里奔波，而工作体面一点的人也未必有任何优待。
很多时候，我觉得城乡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怪异的误解情绪。在我生活的城市，城乡之间并没有完全的界限。事实上即便在一线大城市，城乡也并非完全割裂。而乡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更为深切的角色，介入与融合在城市之中。城市是离不开村庄的，许多实用的办法和情绪都来自乡土。很多时候，城市人也生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情境里。人们刚刚擦净鞋上在村庄沾染的泥灰，一头扎进城市的灯红酒绿中，似乎就有些刻意的忘乎所以。从村庄里学来的酒量，在城市里以各种似乎必要的借口挥霍。其实，酒杯触碰之时心知肚明：抓住它们的手，大多是抓过镰刀的。酒过三巡一问起来，都是哪个村庄来的孩子，有时还是本村的故人。所以人们常常嗟叹：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这话说得并非狂妄，是人们忘记了其实我们都来自村庄，而我们的看似辽阔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万物生长的村庄。在没有庄稼的地方如城市，它的办法和情绪也还都是从泥土中来。
一晚正翻闲书时，友人打电话来似是十分迫切，唤我去某酒局。我婉拒之后，他似仍不甘心地说：“这家的厨师是你老家人，南角墩的。”其时我十分惊讶，但也没有改变主意。这些年自己的圈子里，南角墩似乎成了我的标签。这个已经苍老得如父亲的村庄，越发地在纸上清晰起来。我并不总是赞美这个村庄，因为每个村庄一定有它的不如人意。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的源头。我对南角墩也并非完全了如指掌。对于我所在的第五生产队，这个村庄也像是一个城市。现实里除了地理的界限，宗族、“人色”以及认识上来看，一个村庄也是有自己的界限的。有时候隔了一条田埂，人们的脸色和想法就大相径庭。这样的村庄才野意而丰赡。友人提到的那个姓刘的厨师，我大概能猜出他的生产队在“刘家拐子”。这是一处已经拆迁的聚落。南角墩虽然有河流以及行政的办法作为界隔，但事实上仍然主要是按家族聚居的。比如一组是“黎家厍”，十组是“赵家厍”，二组是“居家厍”，四组是“吴家厍”，五六组是“冯家厍”，七组是刘姓杂着高姓的“刘家拐子”—它们的村庄坐落在一处天然的河湾边。周姓是后来搬迁来的，穿插在“冯家厍”之中。血亲关系的聚集非常紧密。他们在日后搬迁新居的时候，仍然大致选择集中居住。小区的某个单元里，可能住着原来一个生产队的居民。他们过去也并不完全团结和睦，但最终还是没能分割开来。
刘家拐子的人非常古怪，大概是因为地形暗示了他们对生活的认识。这里的人据说“人色”不好，而且常常出怪人，就连绰号都显得古怪。比如“大零蛋”的女人不学好，剃头的“大佬倌”喜欢吃劁猪的秽物，“黑鱼”有两个婆娘等等。他们都在稍微高一点的墩子上七零八落地住着。我似乎并没有过和这位后生的交往。或许我见到他的时候其年龄也不大。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像是一部奇书，我道听途说地写过那里的故事，但很少去到那个地方。那里因为地势高耸，草木森森中有一股阴气。那里土地庙中菩萨的笑容似乎都很不一样。后来我想着去看看，但终于没有挖土机来得麻利，那些古怪的村庄就被清除了。
日后我还是拗不过友人的好意，去了那家在东城颇有些名气的“小高鱼馆”。他们那的高姓也很有意思，有个人叫“高长宽”，是开商店的。我上几何课拿着尺子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人。我进门的时候努力想象这个后生的样子，可似乎都是陌生的面孔。见我进来便有人问吃什么菜，我有些慌张。好在友人从楼上下来，朝着厨房喊了一声：“小高，你们南角墩的人来了。”后厨出来一个微胖的年轻人，脸上全是忙碌的汗水，见我时一愣，突然从嘴里爆发出两个字：“哥哥！”我其时笑了笑心里更加紧张，赶紧逃跑一样上了二楼包间里躲起来。
饭店的包间就像是一个个独立而封闭的生产队，关上门就各有自在的狂欢。那一晚生意特别繁忙，小高中途来敬了一次酒，依旧是喊着“哥哥”。我连忙让他自去忙厨房的事情，实在是内心受不了这一声热情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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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拐子的刘姓和高姓中我各有一个同学。高个子的叫高后飞，他有个弟弟似乎总跟着他走。个子矮但长得敦实的叫刘荣峰，他是个话不多的人。我们在村小上学的时候并不十分熟悉。他们的庄台上日子要富庶一点，我们生产队则要困难得多。之前与这个生产队的来往都是因为高先生。高先生的父亲与我父亲交好，日子也都十分艰难，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高先生后来考学出去做了教师，父亲就把他作为我的偶像。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三个同学都拿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且都在高先生所在的学校。那时候大概都是刻意要去投奔高先生的。三个人中我的学习成绩最为一般—很是奇怪，我上了很多年学总是屈居第三。我们是一同去高中报到的，坐的是父亲约来的拖拉机。
后来好像我们在学校并没有什么交集。我后来出去读书，听说高后飞应征入伍。刘荣峰考得并不理想，家里也不愿意他再读书，就去务工了。我很奇怪为什么后来很多同学都会有交往，唯独在村里的两位就失去了联络。再后来听说高后飞的消息，是父亲带信来让我去一家饭店吃饭。这家饭店正是他开的。但我并不愿意吃这样的饭，觉得突兀而不自在。我甚至还想，他做厨师，能做出什么样的山珍海味？这是我的一种自以为是的狭隘。
后来我去小高的饭店吃过几次饭，才知道他和我的这位同学是本家的亲戚。每次我去吃饭，他都是给我安排几个家常菜—好像他那些珍贵的海鲜并不卖给村里人。他倒是说得很实在：“本村本土的人，不要弄些洋盘。”我想不到一个南角墩的后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原来把他们当作南角墩人，是像自己卑微的心理一样，有些不自信的意味。其实，如果我不知道他是南角墩的孩子，这就是一家普通的饭店。在城市里无数的饭店后厨中，这样的师傅们不都大多来自村庄？他们各有自己的“南角墩”，只不过他们和我一样进了城。其实养活我们城市的，不就是这些换了行头的农家子弟？这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浅薄。我突然想去那位高姓同学的饭店里吃几个菜。他肯定也是给我上几个诸如公鸡烧豆米的土菜。他会一样觉得同村人不装样。倒是我读了几本书，突然觉得脚下轻飘了起来。我后来和父亲打听这位同学的下落，他淡淡地告诉我：那饭店早就关门了。
我后来在一次回村时见到了刘荣峰。他站在村口等车，或者只是站着。见到我他似乎有些紧张，从口袋中掏出烟来自己点上，有些木然地问我：“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听说你去了好多地方。”我不大好意思和他解释自己的工作，就用了像是同村出去的瓦木匠见面时那种俗套的说词：“只是到处穷混混。”他显然对我的回答非常不满意，猛吸着烟说：“我不是要找你去借几文的。”
他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谈话。他依旧默默地站在那里，握着那已经变形的烟壳。进城之后的我很害怕这样的场景。人们的心中，城乡之间依旧有一种顽固的对立。我知道自己也有一种古怪的心理。我在城市十多年，并不是不想见到故人。有时候街上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甚至会有一种莫名的喜悦。但我不敢相认，我怕他们不肯认当年那个满身灰尘的我。我当初也并非完全不想见小高以及那位也做了厨师的高同学。但我又有一种古怪的心理：我害怕看见他们在城市里辛劳的样子。我们为了能在城市里有立锥之地，付出了太多代价。最大的代价就是内心的讨好和追逐。我大概也浅薄地认为，没有读过几本书难以有体面的生活。所以我不想听到人们进城的消息。这其中也有一种古怪的穷人心理。我也害怕他们过得太好，会失去当时在村庄里朴实的样子。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在城里为了生活会露出狡诈的面容。事实上他们各有自己的气力和本事。但面对繁华和欲望，他们的奔波显得无比艰辛。
我也反悔过自己并非完全出于本心的奔波。然而城市就像是一趟快车，挤上车后容不得掉头回望。我的这位刘姓同学本也可以读个书有更好的生活，可他的父母没有同意他继续读书。因此他变得抑郁，甚至一度发疯了。他的父母将他锁在家里，最后据说连婚事都无从解决。我们这一辈人到了中年感觉无从回家，才明白一早是自己巴望着离开的。回村再看看那些依旧固守在村庄的同伴，他们也有自己的艰难—但似乎又都是结婚生子，并没有十分的区别。但我们见面了都变得沉默寡言，我们在各自奔波的路上丢失了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不愿承认的朴素而执着的农人身份。
这种事实逼得我们比陌生人还要隔膜。我们经常听到有人一夜暴富的消息，也经常见到致富的农民进城后傲娇的神情。这世上真有贫困的城市人，但只有懒惰的农村人。农村其实有更多简单的机会，就像过去的人们说“有得忙，就有得噇”。城市要是冷漠起来，人们只能绝望面对水泥地面和冰冷的规则。然而在一个村庄，只要两手有愿意付出的气力，大抵是有一条活路的。况且后来，被解放的土地有了更多的机遇。他们进城之后也并不输城里人，一膀子力气比精明的眼神要实诚得多。城里人靠的是生活的差额，农村人仗着直来直去的获得。我心疼那些无助的蛮力，更害怕他们学会了自以为熟练的精明。
我甚至觉得进城来奔波并不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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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城里还有另外一名刘姓同学。他比我在城市的时间要更长。过去我们一起生活读书很长时间。他家族中一户刘姓在我们生产组，当时的情形也算乐观。我们从幼儿班开始就一路来去。他的父亲在农耕之余会去捕鱼，日子还是有滋有味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女人心里总是有种古怪的情绪，不如意起来就要“请死”。男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情绪，总是不屑地说：“大河又没有加盖子，你爬河去就是。”可是大河淹不死一心想死的人。也有人想悬梁自尽，但因为据说死后要做“吊死鬼”难看，所以也没有人敢。最后女人们想出一种很极端的方法：喝药水。那时候的农药都是剧毒的。一个农药瓶漂在水里很多年还有浓烈的味道。那些年岁里喝药水的女人很多，经常听到有人喝药后被送到乡里卫生院用洗衣粉洗胃的消息。但时间长了人们似乎对此变得冷漠，好像对于这种没有结果的折腾感到厌倦。
当然也有人因此殒命的。小刘的母亲之前喝过药水被发现了抢救回来，但最后一次没有了好运气。我深切地记得那天我们在教室里打闹着的时候，村里来人站在门口告诉他母亲走了，他没来得及收拾书本就被带了回去。那一年我们已经面临中考了，我没有去参加他母亲的葬礼。但我记得那个女人的样子。她平素的装扮非常清爽，总是把脸盆架上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我每次上学等小刘的时候，看到那种情形就会很羡慕。可是他妈突然就决意走了。
他的奶奶对此似乎非常不满意，后来经常在院子里跳着脚哭。这位老人的生活也并不如意，我总听见她在院子里和儿子争执。她有一门做“敲糖”的手艺。这是一种很粘牙的麦芽糖。她每次在锅里熬糖的时候都会引来儿子的埋怨。我站在锅边看着那糖的时候，她总是会说：“等熬好了，回头给你分着吃。”可是当那糖熬好了做成圆饼的形状，洒上了一种白面一样的东西之后，她就绝口不提此事。我们等她是因为要一路去另外一个村子的中心校。她抽着烟颠着小脚跟着我们走。我们总是喜欢走超近的小路，但她劝我们说：“宁走大路一千，不走小路八百。”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我并不怎么相信她的话，我觉得她和自己消瘦的身形一样精明。我也买过她的糖。她照样收下钱并不客气，然后用那两块磨得锃亮的铁片去敲打那麦芽糖给我。
那些被击碎的糖像时光的细屑一样难忘。初中毕业之后我们去了不同的学校，辗转多年我进城的时候打听到了这位同学的消息。起初大概并不是为了什么情怀，而是为了一单和他有关的生意。我本是不大相信他能做出什么像样的设计，但他交出的结果令我们欣喜。我当时还担心自己和他的同学关系要被人议论。一位同事的话让我沉思良久：那些写字楼里的白领们对着电脑有模有样，可是回到村庄他们不都还是农民的孩子？
此后，我在城市的生活里牵出了很多同学。年幼的女儿出生在城里，她完全对村庄的生活无感。每次带她回到南角墩，讲述那些曾经的旧事，对她而言似乎并没有河边一条破旧的船来得惊奇。这种惊奇让我觉得她与这个村庄再也没有多少关系。很多进城的人都把孩子与村庄的关系理得很清楚：从城里的家到村庄的老家之间隔着一辆汽车的距离。我曾经有些担心他们忘却村庄。他们在城市里也要学会奔波：上学、辅导班、同学的聚会、游乐场的玩耍、博物馆的游览，这些也是城市生存的必要技能。比起他们的学习能力，我们显得笨拙而胆怯。看看我写的那些书上的故事，她又会觉得很陌生，并反问：你是一位乡土作者吗？这些反问让我忧心忡忡。然而在生活里，她又会这样总结：你的同学之中，最“有用”的是那位会修家电的周同学。
这位周同学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并不熟悉。后来进城了因为家电的事情打扰过几次。他离开校园早，进城的时间也早。我知道他以自己精湛的手艺和精明的思路在城里过得很优裕。我请他做事总不想少一分工钱，可他总是奇怪地看着我说：“我们都是村里来的，为什么这么见外？”其时我知道实际上是我对农村见外了。一次请他帮忙在五楼装一台空调，主机到了，楼下只见他一个人等着我。我摸了摸自己的肩膀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不请一个帮工来，他看了看我有些不屑地说：“都是农村来的孩子，怎么变‘修’了？自己扛一下的事情，还能像城里人骗你的钱？”我眼看他一个人将主机背上了五楼，自己也羞愧地将工具箱拎着走。那次我亲眼见他一个人在悬空的窗户边将外机装了起来。其间我接到了一个应酬的电话，很过意不去却不得不中途出门。他看出了我的焦灼，掸了掸衣服的灰尘说：“你在单位有事就自去忙吧，你们事情多可以理解。”我走的时候将钱放在了玄关的挑台上，留下他一个人忙碌。
在我觥筹交错的应酬中，他打来电话有些责怪地说：“钱我数了，多五百块钱，你什么意思—我只赚我应该赚的钱，你真是见外了。”是我真的见外了。后来提到此事，他总是笑着说：“你们城里人的心眼子多，但是我们也不笨。”他告诉我去城里人家中干活的“秘诀”。天热的时候有人家空调坏了急着修，他上门去会看“脸色”行事。进门时一脸客气的多是农村来的，端茶倒水的少不了。他一检查就会明白地说：“电容坏了，加修理费要五十块。”那种进门就满脸嫌弃的多是老城区的人，这种人家进了门检查后，也不多说：“两百块，不修的话我还很忙。”他说其实也值这个钱。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狡猾”—我们其实都是这样在城市谋生的，是我们农村孩子们养活了斤斤计较的日常。
我们不需要太多相聚，只奔波在各自的路上，因为我们从未曾在村庄里分离。
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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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房里有一个角落堆了好些石头，它们形态与色泽各异。对我而言它们就像一座座山。这些微型的山峰记录着许多年来，不同日色所赋予它们的记忆和情绪。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走过一座山，都会带走一块石头。我并不在意它们的长相，偶然的相逢有时候弥足珍贵。我知道很多地方我们只会走过一次，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毕生都不会抵达。我听人神秘地说过，每一块石头里都住着一个魂魄。我并不惧怕这种传说。即便它们内里有古怪的心思，一定也是藏着永远无法解读的故事。那些年我像是流浪一样奔赴许多山川，穷困让我心里鼓荡着一种莫名的沧桑感与英勇的气概。我知道这些情绪都是虚无而空洞的，但我迷恋这种似是而非的存在，所以我并不畏惧生死之外的事情。
我出生在几乎没有高山的平原。我能见到的高地或许只有坟墓。我所在的南角墩其实也是徒有虚名。它的地势一直被坦荡无垠的平原所纾解和埋没。这里的人似乎也不能容忍高地，就像“一碗水要端平”一样，人们习惯了平坦。这也注定了日子的平庸。但平庸并不是什么可怕的词语，一个人要是认识并坚守着自己的平庸也是可喜的事情。彼时我是有些反骨的，读了几本乏善可陈的旧书，就想着一定要去寻找新的去向。所以我就像流浪一样，一次次地走出村庄。在那些陌生的山川间，我见到了太多的石头。它们在我的心里，映照着平原的庸常。所以，我顾影自怜地捡起那些石头，放在干瘪的行囊里，并且安慰它们—从此让流浪结束。
我害怕自己这些古怪的行为被遗忘，所以又用毛笔郑重地给它们写上各自故乡的名字。西北的那拉提，东南的武夷山，云南的河西镇以及东部诸多山脉的名字，它们组成一个微型的石林。我一度沉迷于这种自以为是的壮观。写字的时候，我用它们镇守着纸张，比那些昂贵的镇纸显得朴素而坦荡。它们一定没有想到有朝一日结束流浪的生活，能够在某间书房里见证吟诗作对。但我又觉得它们会心怀悲切，因为我明确地界定了它们的故乡，却从此让他们再也无法回到故地。一个人如果愿意，就不会总是难以回到故乡。可是一块石头，即便它有磐石般的心念，也没法回到那个最怀念的地方。时光是我的共犯，我让它们失去了家园。
这是无尽的文字也没有办法伸冤的事情。可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石头，早就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了呢？有一年，我去星子县看了一堆石头。我本来对此行非常反感。我并不是畏惧陌生的地方，但我害怕陌生的事情。虽然我早年没有种地，后来也没有务农，但学会了农民的态度和方法。旧的方法显得笨拙，但不会让人心虚。按照日色开始与结束，就是最好的态度。读了几本书以后，这些观念就更加顽固。那一次是要去买石头。这让人觉得像是一场阴谋。过去父亲是用米换回来的石头，那是拯救了它们的流浪。
要去的地方非常遥远，地名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陌生。虽然车速无比迅捷，但始终没有熟悉的土地踏实。我本以为是要去一些庞大的工厂，那里的石头是机器血盆大口下的材料，血腥而无助。不过这完全是我的幻想。等外地的口音引我们进入“现场”的时候，我的心绪一下子又改变了。现场，是一个丧失了古意的词语。很多时候它寓意着嘈杂、裸露与直白。它甚至拒绝任何修辞，用浅白的现实与人们的内心形成对抗。我们虽然无法时时离开现场，但现场确实值得我们警惕。
但星子人倒是很有些风趣的。我们抵达的现场，似乎看不出任何买卖的氛围。
溪水是从不远的山上流下来的。桥改变了固有的方向，横亘着成为落脚点。流水远去的视野里，满是亲切的草木。我可以断定，我的村庄一定有这样的野草。它们无从细分出所有的名目，但那种生机勃勃的情势，是所有村庄都能做到的。掩映在草丛间的，是流水抚摸过的石头。它们精致而又温顺，没有一丝多言与杂念。带路的人努力地用变调的方言和我们解释这些石头的情况。选择和买卖就在语言相互妥协的过程中达成了。这几乎不像是一单买卖，而是像过去的田禾先生观望了一季的生长。我那时突然明白，也就是这些张望和方言杂陈的讨论，让这些石头以后要流浪去其他的地方—抵达陌生的城市或者村庄，总归再也回不到家乡。南角墩的那些石头一定也是这样漂泊而去的。
南角墩也不是突然出现的村庄。在那些说不清界限的“从前”，在海洋与陆地进退周旋的时代，人们就在原始的部落里开始聚集村庄的情绪和办法。那个时候草木鱼兽还是主角，泥土是主要的现场。但人们并没有被现场限制想象力，它们也会抵达其他的现场。这近似于今天人们说的“双向奔赴”。他们带着粮食或者贝壳，远离大地的平淡，到有山的地方寻找机会。山与石并非他们的障碍，而是平原来客想象不到的生计。他们不像我们今天一样等价买卖，而是朴素地交换不计贵贱的有无。
石头原来早就被人们重视。他们从另外的现场交换回石器和玉器，就像引进了科学和信仰。日后许多年，当这些被埋在泥土里的石头重见天日的时候，我才明白流浪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见证，也是一场美好的旅行。从此，我也不再担心南角墩的那些石头以后寂寞无助，它们本就属于沉默的大地，它们就应该是一群流浪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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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的码头是石头铺就的。这在平淡无奇的南角墩简直就是个异数，就像父亲与常人格格不入的性情。我不是一定要刻意要用这些石头寓意自己的父亲，只是因为这堆石头确实与父亲的身世休戚相关。他就曾是一块流浪的顽固石头。他流浪的地方并不遥远—从南角墩后面的三荡河溯流而上不远的另外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作高林，但这个地方并没有一户高姓的人家。这就像这堆石头出现在高林，但周边并没有任何一座石山。
我现在无从知道这些石头本来在高林村的哪些地方。父亲带我去过几次那苍老的村落，他自己也没法十分准确地说明当初的住地。这些地方原本都是草荡，后来村庄像草木一样生长起来，又随着光阴消散而去，把地盘还给了草木，除了泥土，村庄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证据。现在，高速公路和高铁都在逼近，但这些现代化的方法解不了村庄和父亲的谜团。他绝望起来就扔了烟头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其实他并非看不见眼前的一切，是那个世界绝情地消失了。他先后在这里生活过十一年，可时间并没有像石头那样可靠。
那些石头和他一样，也是外来户。它们是村民从外地买回来的。我猜测这些石头主要耗费的是人们的气力，并不会消耗太多的钱财。因为父亲说那时候日子还十分艰难。石头是用来砌闸洞调节内外河水的。这些坚固的外来者确实比水土可靠。父亲“买”了一些—现在看来他还颇有些眼光。那些泛白的石头像是玉石，而那些火山石就像是一块块光滑的砚台，还有那种色泽暗淡的就像沉默的人。他用“三斤米”的付出，换回这些此后一直顽固的记忆。他从高林回到南角墩，除了带回去时就自带的穷困，还有一些和石头一样的穷困信念。他去那个村庄是继承门户，最后得了一句交代：大门和茅缸永世不能卖。这和那些石头一起到了南角墩。
茅缸用了很多年不见了，大门也朽了不知所终。这些也并没有给生活带来什么厄运。那些石头被安放在门前成为码头，养育了很长一段辛勤的光阴。码头是村庄的出入口，肮脏与干净都从这里产生和洗去。这处码头成为一个异数。一般人家不会有这么坚固的材料。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的富足，而是象征了父亲与众不同的倔强。他扯着嗓子站在码头上叫唤那些莽撞的鸭子。大概只有这些沉默的石头才能应付他的蛮横。他心里有一种自得：就像是曾祖父遗言里有古老的道理，这些石头和最终消失的茅缸和木门，成为他的某种寄托甚至信仰。
种地的人家并非没有太多秘密。我本来也不相信，贫瘠的土地除了应付生死之外还有什么高明的本事。土地上倔强而冷漠的生长存不住什么滋味，就像父亲的大喉咙里摆不住一句话。我一直这样看待村庄和自己的父亲。直到有一天午后，我看到一块刻着碑文的石头。那个下午原本像许多日子一样空洞而枯燥。人的心里全是无助的念头。那些从城市运来的书本和作业，在昏沉的脑海里形成难耐的对抗。这并不比父辈们与土地的对抗更为轻省。后来我好多玩伴都丢了书本逃进城里去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那种苦楚。
那天父亲从带着酒味的鼾声中醒来。他就像是在梦中得到什么祖辈或神灵的旨意一样，突然从铺在地上的凉席上站了起来。光裸的皮肤上印痕都没来得及消失。他大踏步地出门往西走去。三叔住在隔壁的屋子里。他的门口与所有人一样，砌着砖墙的猪圈。父亲朝那猪圈走去，伸手从窝棚顶上的茅草里掏出一块汉白玉的石碑。那石碑一看就不是这个村庄的东西，有一种雅致的色泽。三叔从屋子里走出来，就像丢失一个重大秘密一样，脸上全是惊讶和愠怒。但他不敢和自己的哥哥说一个不字。父亲把这石碑拎着往家里走，从此它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他没有解释这块石头与三叔的纠葛。他对这块石头也没有什么准确的说法。只说是从前，上人用一担米换来的。这些模糊的信息使得这块神秘的石头变得诡异。这显然也是一块流浪的石头。它的碑额有着庄重的兽纹，缺角的地方还透露出凶狠。碑的正面有五个柳体正书：泰山石敢当。这些字是我后来将它带进城才认全的。它一直被父亲掩藏在堂屋的神柜脚下，和那些普通的砖头混为一谈。后来有人来询问过，但是因为价格离谱反而让他觉得可疑。我将它带进城里，成了书房的摆设，这似乎才适配它优雅的色泽。碑身下半段是三角形的，利于插进泥土里。上面的泥土不知道是从前哪个地方的，就像是洗不干净的泥腿子，到底还有些村人的气息。
村庄里大概就这么几块可以被记得的石头。它们被遗忘其实也并不可怕。它们已经深深地扎进了大地，即便日后我们自己都被忘记，它们也一定还深深地嵌在某个事实的角落。至于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字，以我之见迟早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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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登长城是为了看石头。彼时的花已经开满山野。但这些华丽的句子与北方的山并不搭调。很多人喜欢的事情往往会成为一种幻觉。明明那么多寓意着坚固与执着的石头在古往今来的时空里铺陈着，人们却总是忽略其间的意境。
长城就是一个巨大的修辞。它在一种与山石、人心以及时光的对抗中，形成一种虚实相生的修辞。这种修辞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科学的依据，及至今日它甚至已经成为人们脚下的坦途。但它一定仍然是一处高妙的修辞。那些悬空的山石，目空一切地与时光对峙。狂妄的人心往往只是虚空，就像诚挚的赞美也不过是幻境。
我在下山的时候，又去捡了一块石头。我颇有些固执地从山体憔悴的地方撕开一片，是想确定这块石头本来生长于此。我疑心很多圆滑的石头也可能是他乡来的。下山的地方石头显得很脆弱，巨大的网像是圈套一样包裹着它们。我徒手撕裂的一块实在平淡无奇，也不至于引发倾覆的灾难。但管理员发出了严肃的警告。我猜度她一定是城里人，因为她不明白乡下人的自卑，不会轻易做出冒失的举动。也许，我若是给这块石头赋予一些修辞，它可能成为一件美好的事情。但就连同行的诗人们，也不理解我滔滔不绝的解释。我把那块石头放在座位上，用手焐热这世间难以理解的薄凉。中途大家下车吃一碗他乡的面条，我慌忙中忘记了这块石头。坐定之后同伴变魔术似的把它拿出来交给我，他似乎理解我对这块石头的重视。但这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我把它彻底遗忘在了那个陌生的面店。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它日后不可能被称为一块来自长城的石头，它将可能永远离开自己名叫燕山的故乡。
一块石头，如果连流浪都思而不得，不如就躲在自己原来的村庄。
我转而又去了颐和园，那里有很多附着了故事的石头。巨大、神秘、典雅等等词语都无从轻易地表达清楚它们的存在。因此，它们也就只能在热烈的氛围中，被淹没为另一种庸常。这就像是那些面孔精致的人，终还是一场陌生的来来往往，各自去惦念或许已经地址不详的故乡。因为失去了那块本来偶得的石头，我转而去寻找板着脸孔的石碑。这些碑当然比南角墩的那块汉白玉要深刻。碑是有古老意境的，哪怕是墓碑都会古意盎然。这是中国人才懂的坚硬哲学。
我在江南走过一处无数碑石铺就的道路。事实上，刀锋与石头的纠缠一直是某种道路。但当它们真的只作为石头成就一条道路时，却是一种无比深刻的隐喻。文字不再有意义，书法不再有美丑，而生死不再有恐惧。那条路走起来，人就永远不会丢失故乡—墓碑也许就是最可靠的故乡。一块石头就像一个人，到了他乡，是离乡也在望乡。所以从人潮中逃脱出来之后，我决意要去福田公墓看一块来自平原的“石头”，同样也在流浪中失去了故乡。
先生的墓地在俗世里，同样要很多现代化的指引才能抵达。我去之前担心自己笨拙，做了许多功课和假设。我甚至想到即使找不到，我也算是去过了。也许是“老家”两个字珍贵，我所有的假设都是多虑了，很快我就站在了先生的墓碑前。之前有人来过，奉着烟酒茶和家乡的食物。这些食物是懂得先生的。那杯茶已凉去，茶色已经酱红如南方岩石一样深沉。但我还是想起来，先生走时想喝一杯龙井。他想喝一杯青绿透亮的龙井。可是茶叶到来之前他就离开了。他离开的是尘世和北京，不是他心心念念的故乡。
故乡是无法离开的，这是石头一样的信念。他也是一块流浪的石头，从十九岁漂泊去云南、上海、北京多地，但行囊里总是背着顽固的乡愁。所以他一写故乡，人们就知道他是个热泪盈眶的孩子。每个人都有故乡，就像每块石头都有来处。只是故乡常常被忘记，因为现实常常没有回头路可走。后来很多人说先生的故乡风物迷人，其实每个故乡都是最可爱的样子。先生的故乡是所有的故乡，人们在他的文字里看到了当初那个背井离乡的自己。这大概是比物产故事更迷人的地方。
先生在故乡时生活于市井，但他写出的最著名的故事却是乡村。那个只住了几十天的村落，比收容一生的驻地还要珍贵。庵赵庄也像是一块古怪的石头，这个村庄就靠着我父亲住过的高林。甚至父亲有一个赵姓的姑父，后来也做了受戒的和尚。这里并没有什么惊人的秘密或者牵连。后来人们找到了小明子出家的那个旧庙的根由，但一切已经像平原般坦荡无存一物，只有泥土和草木是早前的样子。那位姓赵的和尚，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块石头，在上面用俗套的红字记上：旧菩提庵。这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能给俗世留下更多的谜团。
先生的墓碑也是石头的，上面篆刻着深切的乡愁：
高邮汪曾祺 长乐施松卿
有了家乡的名字，乡愁就不再是伤情。先生对老家的牵挂也可以刻在坚固的记忆里，从此不再流浪。人到了墓碑上就不再流浪，况且碑上还可以留家乡的名字。就像我在江南的路上看见的墓碑，它们哪怕是被踩踏磨灭，但那些沉默的石头不再害怕背井离乡，它们永世和故乡牵连在一起。
那些石头上长着老家的草木，却又像汪先生在《徙》开头说的那样悲情：很多歌消失了。
【周荣池，1983年生于江苏高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单厍》《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草木故园》等十多部，获百花文学奖散文奖、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新人奖等。】
